過去一個世紀所發生的三次最偉大的思想革命是與卡爾·馬克思、查爾斯·達爾文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達爾文的革命從根本上重建了自然科學，並且在進化論生物學的狹小的範圍之外，尤其在社會科學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由於其思想和政治的結果，而成為社會科學中（以及社會和政治活動中）的一種革命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宣稱，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而對許多人來說，弗洛伊德的革命是不明確的，因為就它的重要地位，人們並沒有一致的意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科學嗎？或者，它是社會科學嗎？或者，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學？
關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革命的文獻卷帙浩繁，而且是相當混亂和彼此矛盾的。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形形色色的學派不斷從弗洛伊德確立的正統的核心中分化出來造成的。精神分析已經引起了一些哲學家或科學家連續不斷的強烈批評：他們關注使不能忍受弗洛伊德對性的問題的公開討論的男男女女保持謹慎和規矩的方法。這些接連不斷的強烈的批評或抨擊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深遠影響的一個標誌。
除了已經提到的因素外，在分析和評價這場革命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是由於目前無法獲得許多原始的極為重要的文獻（如弗洛伊德與威廉·弗利斯的全部通信）造成的。這些文獻將對弗洛伊德理論，尤其是他的有爭議的誘好理論（參見下文論述）——這是精神分析革命中的一個插曲，一些人認為它削弱了精神分析學和精神分析療法的正確性的基礎——的發展階段作出重要的歷史的闡釋。只能到21世紀，當弗洛伊德的檔案全部公開並且能夠對其進行全面的學術審查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批判地評估弗洛伊德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這一個或其他的插曲或事件以及精神分析運動的其他成員對這些思想的運用。
弗洛伊德的革命與本書中描述的所有其他科學中的革命不同，因為精神分析學的核心幾乎完全是由一個獨立的個人，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創立的（不過，關於這一點還請參看維特，1960；埃倫伯格，1970）。此外，只是在這場革命中，原始的文獻（弗洛伊德本人的書和文章）由於其科學的內容而不是其歷史的價值仍然受到實踐者的高度重視和認真研究。不僅正統的弗洛伊德主義者——精神分析學家，精神病醫生，心理學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等——仍在閱讀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而且他的許多著作對於不一定贊同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對主要的正統學說持有異議的科學家、實踐者和社會科學家來說，也是重要的經典和教科書。精神分析療法（主要集中於精神分析的過程）與弗洛伊德發展和運用的那些療法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批評家們經常指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更近似於哲學甚或宗教，而非真正的科學。
弗洛伊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和有說服力的著作家，是德國散文的真正天才的大師——他的科學體裁的這個方面在英語翻譯中就看不見了。儘管——正如弗洛伊德在許多場合說的——他的目標是創造一種擺脫了其歷史的哲學重負的科學的心理學，但他卻故意選擇「簡單的代（名）詞」描述三種精神動力（1953，ZO：195）——das Ich（自我），das Es（它）和das Uber－Ich（超我）。他說，這是因為，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希望保持與通行的思維方式的聯繫，並且喜歡使它的概念成為在科學上有用的，而不是拒斥或拋棄它們」。運用這樣一些普通的而非深奧的措辭和說法，「沒有任何價值」；原因是很實際的：精神分析學家希望他們的理論被他們的病人「理解」；這些病人「經常是很聰明的，但並不總是有學問的。」他解釋說：「非人格的『它』是與正常人使用的某些表達形式直接聯繫在一起的。人們說，『它擊穿了我』；『那時，在我裡面有某種比我更強大的東西』。『C』etait plus fort que moi』（即比我更強大的某種東西）。」但是，在英文中，這些平常的名詞不見了。它們變成了深奧難解的拉丁語的代名詞『ego』（自我），『Super－ego』（超我）和『id』（以德，即本能衝動）——今天，更多的人是從其弗洛伊德的而非拉丁文中原始的意義來理解這些概念的。弗洛伊德在這裡遵循著在新的特定的和有限定的科學的場合使用普通語言中的術語——工作，力量，能量——的物理學家們的傳統。弗洛伊德還採用了諸如「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和「裡比多（Libido）」這樣一些經典的說法。
羅伯特·霍爾特（1968，3）指出，考慮一下三個例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論」（拉帕波特，1959），它有時被歸為心理玄學（metapsychology）。這一學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體系可以建立於其上的理論假設」，弗洛伊德在1895年的「科學心理學綱要」（1954，347－445），1915年的「論心理玄學」（1953，14：105－235），以及《夢的解釋》（1900；1953，45）中作了詳細闡述。另一個例式被霍爾特稱為「弗洛伊德的種系發生學理論」，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索，這些思索主要是進化論的和目的論的」。這一範疇的著作充滿文學的引喻和隱喻，而不是嚴格的或「明確的心理器官的模式」。諸如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1913）、《超越快樂原則》（1920）、《幻想的未來》（1927）、《文明及其不滿》（193）和《摩西和一神教》（1934-1938）就屬於這一類著作。
最後，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貢獻中，在科學上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的臨床理論，以及它的精神病理學，它對精神方面的性現象的發展和性格結構的解釋」；這些理論和解釋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現實的和幻想的廣構成的論題為基礎的。對於從事實際工作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正是這一理論指導著臨床診斷和治療。甚至那些嚴格說來可能並不是弗洛伊德主義者的人——精神病醫生，精神病學的社會工作者，臨床心理學者——也受到這一理論的強烈影響；這一理論——「被不確切地歸之為『心理動力學」』——「甚至已通過關於性格（人格）的教科書而滲透進一般的學院心理學之中」』『』
在對弗洛伊德產生的影響的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中，戴維·沙科和戴維·拉帕波特（1964）向人們表明，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是多麼深刻地滲透到心理學思想之中；不一定是「它們扎根於其中的特定概念和解釋性理論」（霍爾特1968，4），而是「一般的概念和觀察」。弗洛伊德的主要的根本的創新是他對無意識和超出我們的理性控制的心理學的力量對行為、願望、幻想和動機因素的影響的認識。他使人們注意和重視所有心理現象——從夢和幻覺到純粹的口誤——的重要性，尤其重視性在個人自嬰兒時期以來的心理發展中的作用。
精神分析革命的不同階段
像科學中的所有革命一樣，弗洛伊德革命的開始階段涉及一場思想革命，或自在的革命（revolution－in－itself）。這場革命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那時，弗洛伊德與J．布羅伊爾合作，運用催眠術開始了對□病（歇斯底里）的研究。在巴黎與讓-馬丁·夏爾科共事的一個比較短暫的但富有成效的時期，弗洛伊德已經開始從臨床學出發研究催眠術。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機能的思想，在同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鼻喉專家——進行思想交流期間經歷了一個迅速的和徹底的發展。弗利斯不僅對弗洛伊德的生理學和心理學思想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且他還使弗洛伊德轉變成為一個非理性的生物命理學家（bionumerologist），而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對他的思想發展過程的這個方面只是輕描淡寫，未給予足夠重視（薩洛韋1979，144）。弗洛伊德在與弗利斯交往期間寫作的文獻構成投入的革命，包括「科學心理學綱要」的構思（弗洛伊德1954，355－445）。
1896年5月，在對「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學會」發表的演講中，弗洛伊德闡述了他關於□病（歇斯底里）的原因的學說（1952，62－64）。正如在其自傳中所描述的（1952，62－64），弗洛伊德最初相信年長的女性告訴他的關於她們在幼年時代被一位父親（這是最經常的情況）、叔伯或一位比較年長的兄弟誘姦的故事。後來，他發現，他的雙親的「神經症狀與實際發生的事件沒有直接的聯繫，而是與體現和包含著期望的夢幻聯繫在一起」，而且，「就神經病（精神神經病）來說，心理的現實比物質的（肉體的）現實更重要。」這是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情結——這個概念後來具有如此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最初的隱約的感覺。
幾乎與此同時，弗洛伊德放棄了他關於歇斯底里的誘姦理論，開始了他著名的自我分析。這一過程延續了許多年，但是最集中的部分是在弗洛伊德的父親於1896年10月去世後不久的1897年夏秋之間（瓊斯1953，1：324）。弗洛伊德對他幼年時代對他的父母的受壓抑的情感的分析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年輕的男性對他們的母親有戀母情結的情感，而對他們的父親則持有敵意；這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正常階段。
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寫給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採用了俄狄浦斯的例子（弗洛伊德1954，223），並且在1900年出版的《夢的解釋》中充分、詳細地發揮了這一論題。弗洛伊德到那時還尚未採用「情結」（comdex）這個術語；他運用俄狄浦斯的故事只是證明他的發現，表明這一發現的強有力的根據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古人，可以追溯到關於「深遠的和萬能的力量」的神話。在進行這一描述時，弗洛伊德寫道：「兒童…迷戀一個雙親而憎恨另一個雙親」，這是「大量心理衝動的基本要素之一」。儘管弗洛伊德強調他的患精神神經病的父母的體驗，但是他認為，『精神神經病患者在這個方面與仍然正常的其他人〔並無〕不同。」他斷言，精神神經病患者「只能通過擴大地展示在大多數嬰兒的心智中產生的還不太明顯和不太強烈的對他們的父母的愛和恨的情感，方能辨別出來」（弗洛伊德1953，4：260－261）。在他的自傳中，弗洛伊德寫道，在生命之初，當「被認作俄狄浦斯情結的關係確立起來」時，男孩「把他們的性期待集中在他們的母親身上，並對他們的父親表現出敵意的衝動，把他們的父親看作是一個敵手，而女孩則採取類似的態度」。因此，俄狄浦斯情結從一開始就不被認為是完全而限於男性的（參見924．1）。
在1898年的「論精神神經病病因論中的性的因素」這篇論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公開論述了他關於幼兒性徵的思想。但是，直到1900年他才在他的第一部偉大著作《夢的解釋》中正式宣告精神分析的革命。我認為，這是在一部出版的著作而不是某種科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或在一系列專題論文中公之於眾中的科學中的最後一次革命。1900年在維也納出版的這部著作曾反覆增訂和修改（1901，1911，1914，1919），而且在1913年出版了第一個英文本。
弗洛伊德在隨後幾年中又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1901），《笑話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1905），《性學三論》（1905）。這時，人們已經可以對一種完整的理論和實踐作出科學的評價，因而表示贊成或反對了。最初，醫學界的精神病學者、神經病學家以及學術機構中的心理學家極端反對弗洛伊德的思想。（根據抄科和拉帕波特的說法），那些「直到1910年……仍然表示激烈反對的」人編輯了一部真實的棉神病學和神經病學名人錄》以及在「科學和醫學的其他學科」中的那些人的「反應」都是『稍極的」（見弗洛伊德1913，182，166）。沙科和拉帕波特提出，那些受過教育的門外漢缺乏興趣（即使感興趣，也是表示反對）反映了內行們的強烈反對。他們還發現，在這些早期的歲月裡，弗洛伊德的思想並沒有引起教士們的特別注意。
尤其是弗洛伊德對嬰幼兒性徵的發現遭到廣泛的反對和抵制。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精神分析中沒有什麼發現像性功能開始於生命之初，而且甚至在幼年時期就以重要的性狀表現出來這個主張遭到如此普遍的反對和招致如此強烈的憤怒」（1952，62）。但是，「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分析的結論能夠如此容易又如此完滿地得到證明」。考慮一下那時流行的關於幼年時代的觀點，我們也許就可以明白弗洛伊德的發現是多麼新穎和具有革命性。弗洛伊德明確地解釋說：「幼年時代被看作是『無真無邪的』，是沒有性的渴求的，而且，與『縱慾』的惡魔的鬥爭被認為是到青春期的躁動年華才開始的。在嬰幼兒中不能忽視的這樣一些偶然的性活動被認為是墮落和不成熟的邪惡的證據，或者被視為天生的古怪行為。」
因此，科學中的弗洛伊德革命不是由棄惡從善的既定的職業男女進行的，而是由有吸引力的和自信的年輕人，不受傳統習慣思想的影響的將要開始其職業生涯而在後來成為精神分析學家的開業者進行的。新思想的擁護者們應馬薩諸塞州依斯特的克拉克大學校長G．斯坦利·霍爾的邀請在該校集會。被邀請者包括弗洛伊德本人，A．A．布裡爾（某些弗洛伊德著作的美國譯者），桑多爾·費倫奇（一位匈牙利精神分析學家，是弗洛伊德多年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恩斯特·瓊斯（後來成為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和卡爾·G．榮格。就在一年之前的1908年4月，一批精神分析學家在薩爾茨堡相聚，舉行他們的第一屆國際大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一位美國人（布裡爾〕．二十六位奧地利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奧托·蘭克，威廉·施泰克爾和弗裡茨·維特爾斯），兩位英國人（瓊斯和外科醫生、心理學家威爾弗雷德·特羅特），兩位德國人（包括卡爾·亞伯拉罕），兩位匈牙利人（費倫奇和F．斯坦），六位瑞土人（包括榮格）。會議之後，專門致力於這門新學科的第一本雜誌《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年鑒》創刊。1910年3月，在紐倫堡召開了第二次國際精神分析大會，而且從那以後，定期召開國際精神分析會議。地方的團體作為分會加入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到1911年，即該學會創立之後一年，這個專業團體就已包含106個成員。科學中的一場革命開始了。由於這個團體是由觀點各異甚至嚴重對立的人組成的，所以，不久就不斷有人脫離這個弗洛伊德主義的團體，然後各自形成一個持不同觀點的運動。其中主要有阿德勒（在1911年分裂），施泰克爾（1912），榮格（1913），蘭克（1926）。但是，即使如此，他們也仍然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響，儘管他們作了這樣或那樣的修正。而這正進一步證明了在關於人的精神的思想以及治療精神錯亂的方法中的徹底變革——這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標誌。正統的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的批評家認為，精神分析運動對於弗洛伊德的最初思想並沒有實質性的、足以引起重視的偏移或背離。其他人，包括阿爾弗雷德·卡津（195，16）則堅持認為，「就這場『弗洛伊德的』革命的大部分而言，弗洛伊德本人並沒有起多大作用」。是19世紀的革命，還是20世紀的革命
我把弗洛伊德的革命歸之為19世紀的一次革命，理由是這次革命的最初三個階段——自在的革命，投入的革命，理論上的革命——是在1900年達到的。鑒於弗洛伊德的科學及其推論在我們今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我們也許早就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在發生在20世紀的科學中的革命。
在寫於1923年並於次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1953，19：191），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把這一場運動看作是一個19世紀的現象還是20肚紀的現象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精神分析可以說是隨著20世紀誕生的；因為它在其中作為某種新東西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出版物——我的《夢的解釋》——是在『190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然後解釋說，「精神分析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既成的東西」——「它是從比較舊的思想出發的，並對這些過去的舊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它起源於比較早的提議，然後對這些提議作了詳盡闡述。因此，關於它的任何歷史，必須首先考慮決定它的源起的那些影響，都不應忽視在它產生之前的時代和環境。」弗洛伊德以19世紀中葉對「人們所說的『官能性』神經病」的治療為開端；接著，他又論述了伯恩海姆、夏爾科和雅內的工作以及布羅伊爾所作的推進和發展，這一切導致布羅伊爾和他本人的合作著作《歇斯底里研究》的發表。然後他詳細敘述了自己的貢獻，這些貢獻到1900年達到一個頂峰。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或許要指出的，19世紀或20世紀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明顯地確定的。弗洛伊德在他的論文中強調ZO世紀是因為，他在1923年寫的這篇論文，是一本題為《這些多事之秋：正如它的許多創造者所言，20世紀正在發展中》（倫敦和紐約，1924）的書中的一章。正像弗洛伊德心理學著作的標準版的編者指出的（1953，19：191；4：Xii），《夢的解釋》（如弗洛伊德所言）的確是在1900年出版的，但它實際上早在1899年11月就出版了。在1932年寫的一篇論文中，弗洛伊德（1953，4：Xii）說：「我的《夢的解釋》一書最後擺在我的面前是在1899年冬天，儘管它的書名頁上填遲到20世紀」。而且，在1899年11月5日寫給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告訴說：「這本書[《夢的解釋》]昨天終於出版了」（弗洛伊德1954，302）。
這個例子也許只能用以證明，把思想史和科學史納入到諸如世紀這樣的任意的編年學的劃分是多麼的困難。無論怎樣，弗洛伊德同樣錯誤地認為，1900年是20世紀的開端。因為我們時代的第一年是1901年，第100年（完成一個世紀）是100年，而不是99年。因此，第19組一百年（19世紀）的最後一年或第一百年是1900年而不是1899年，而20世紀的第一年確切說應當是1901年。
弗洛伊德論科學革命和創造性：與哥白尼和達爾文的比較
對弗洛伊德思想，尤其是那些關於性的思想的敵視，自然使弗洛伊德主義者把他們的大師的辛勞與任何勇敢的拓荒者的艱苦相比擬。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恩斯特·瓊斯曾寫道：「哥白尼和達爾文都以極大的勇氣面對關於外部現實的不受歡迎的真理」（1940，5），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為，「面對內部現實的那些真理則要付出某種只有極少人能夠獨立付出的勞動」。弗洛伊德本人敏銳地意識到他在精神（心靈）科學和療法的歷史中的革命地位。他在許多場合把他自己的科學理論與哥白尼和達爾文的理論相比較。弗洛伊德對他們的理論感興趣，與其說是由於他們的科學影響，不如說是由於我們今天所說的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內容。儘管弗洛伊德從未（在有記載的談話中，在已發表的通信中，或者說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援引或提出「哥白尼的革命」或「達爾文的革命」這樣一些說法，但是，他確實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即哥白尼和達爾文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性的，而且對於人類關於自身的概念具有重大意義。顯然，弗洛伊德從來沒有明確說過他是一個革命者，或者精神分析就是一場革命。在《幻想的未來》（1953，21：55）中，弗洛伊德寫道：「科學觀點的轉變是發展，是進步，而不是革命。」
弗洛伊德在1907年斷言，如果有人要求說出「十本最重要的書」，那麼他將把「像哥白尼、相信巫術的老醫生約翰·維爾、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等人所取得的那樣的科學成就算在內」（1953，9：245）。哥白尼、約翰·維爾和達爾文的這個排列並不是隨意的，因為這些人代表著弗洛伊德認為人類自我陶醉的自尊在其中受到重大打擊的三個領域：宇宙論、心理學和進化論生物學。弗洛伊德認為，哥白尼推翻了人類在宇宙中的固定的中心地位，而達爾文則揭示了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密切的親族關係。維爾這位16世紀的沒有多少悟性和非凡膽識的醫生，則勇敢地同迫害巫師的狂熱的暴行作鬥爭，尤其是他解釋了假孕（「虛假的懷孕」）並不是一個婦女與魔鬼交合的徵兆，而是一種醫學生理狀態，它是由我們今天所說的心理或身心原因造成的。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引證的是一個在權威的醫學史（辛格和安德伍德；或施賴奧克；或齊爾布爾格和亨利，1941）中甚至都沒提到的相當不出眾的16世紀醫生，但是，我們也許應當尊重他的現代性、合理性和勇氣（見齊爾布爾格1935）。但是，另一方面，沒有多少研究心靈的人物值得被抬高到與哥白尼和達爾文所享有的同樣高的地位。他也許選擇了夏爾科，因為他曾一再對他〔夏爾科]表示讚揚（1953，1：135；3：5，9－10；6：149；12：335；19：290；24：411），並把他描述為神經病學的「最偉大的領袖」和「每一國家神經病學者」的「偉大導師」。弗洛伊德在這方面選擇的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達爾文的在其《物種起源》之上的《人類的由來》。弗洛伊德是經過深思熟慮選擇《人類的由來》一書，還是他只是匆匆記下他第一次想起的達爾文的書名，我們對此完全不清楚。但是，弗洛伊德也許是有意識地提到《人類的由來》，因為在這部著作中，達爾文斷然提出了人類和動物物種之間的親族關係的學說。鑒於弗洛伊德對人類的自我形象所遭受的打擊的特別興趣，《人類的由來》在當時顯然是一本比《物種起源》更為重要的著作，儘管後者對於進化論生物學甚至對於整個科學來說都可能是一部偉大得多的著作。
在弗洛伊德看來，哥白尼從地球中心的宇宙向太陽中心的宇宙的轉變——就像達爾文的「摧毀了人們傲慢地在人與動物之間豎起的壁壘」的人類起源的理論一樣——是非常重要的，這與精神分析學說所獲得的承認是基本類似的。弗洛伊德揭示了「有意識的自我與一個強大的無意識的關係對於人類的自我憐愛或自大是一個多麼嚴重的打擊」，正如「人類起源理論所給予的生物學的打擊以及哥白尼的發現給予它的比較早的宇宙論的打擊」以前對我們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傷害一樣（1953，19：221）。弗洛伊德認為，接受這三種理論的障礙來自情感的而非理智的原因，這因此解釋了「它們的多情的特點」。他指出，「總體上說」，人們對精神分析理論都表示反對，正如「由於其神經錯亂而接受治療的個人神經病人」所作的那樣。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抵制和反對——類似於從前對哥白尼和達爾文理論的抵制和反對——並不是「通常起因於反對最科學的創新那種抵制和反對」，而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強大的人類情感受到這一理論的主題的傷害。」
弗洛伊德把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影響與精神分析理論所受到的敵視聯繫起來的最著名的例子見於他的《精神分析引論》（1916-1917）第三編「神經病通論」中。弗洛伊德在這一編中論述了「人類天真的自愛和自尊曾先後從科學手中受了兩次重大的打擊」。自哥白尼以來，人們「知道我們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僅僅是無窮大的宇宙體系的一個小斑點」（1953，16：285）。達爾文的研究「摧毀了人類假想的異於萬物的創生特權，證明人是動物王國的成員之一，而且同樣具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獸性。」但是，在弗洛伊德看來，『對人類的自大狂的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擊」「來自現代心理學研究，因為這種研究向我們每人的『自我』證明，就連在自己的屋裡也不能自為主宰；而且能得到少許關於內心的潛意識歷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滿了。」
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似乎從來沒有從革命方面談他本人激動人心地推翻了經典的心理學和傳統的精神療法。但是（在1916-1917）他確曾採用「對我們的科學的普遍反叛」這樣一種說法。他說，這一反叛的特點是「蔑視一切學究式虛假禮儀的考慮，而且使反對者擺脫公正邏輯的一切束縛和限制」（1953，16：285）。這一說法對於革命史學家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為『revolt』（反叛）意味著反對既成的權威的起義和暴動，而弗洛伊德正是一直抱怨他本人的激進的和新的思想的確立和被接受遭到了抵制。
弗洛伊德充分意識到哥白尼並不是斷言地球運動性的第一人。在其《精神分析引論》中，他特別指出，「[與哥白尼的體系]相似的某種東西早已由亞歷山大的科學表示過了」（1953，16：285），而且亞歷山大還清楚地表明，遠在哥白尼之前，「畢達哥拉斯的信徒就已對地球的特權地位產生懷疑，而且在公元前3世紀，薩姆斯島的阿里斯塔爾丘斯就曾斷言，地球要比太陽小得多，而且圍繞著那個天體運動。」因此，「甚至哥白尼的偉大發現……也已在他之前由人作出了。」所以，對「人類的自我憐愛和自尊」的宇宙論的打擊，不是在作出「那個發現」時發生的，而是當它「獲得普遍承認」時發生的。達爾文關於人類並不是「不同於動物或優於動物」，而「他本身……是從動物演化來的…與某些物種有比較密切的聯繫，而與其他物種的聯繫則比較遠」的理論也是與此相似的（1953，17：141）。這些結論並不只是達爾文自己作出的，而是從「查爾斯·達爾文、他的合作者和先驅者的研究」推演和總結出來的。
在如此列舉和說明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先驅者時，弗洛伊德無論如何都不是貶低和誹謗這兩個人的創造性。相反，他正是為了表達一種一般的創造力理論。弗洛伊德認為，我們的許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最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某個比較早的思想家，而通常在我們自覺的思想中我們也許忘記了某個人。弗洛伊德舉出的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路德維希·博爾恩。博爾恩1823年「三天內成為一個創造性作家的藝術」一文對自由聯想的方法作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當弗洛伊德認識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宣佈斯韋登博格教神秘主義者、詩人和醫生加思·威爾金森是自由聯想的「真正的」創製者後，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弗洛伊德，1955，18：ZM）。雖然弗洛伊德完全忘記了博爾恩的論文，但他後來回憶到，「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就有人贈送給他博爾恩的著作集，而在過去五十年後，他仍然保存著這本書，而且這是他少年時代保存下來的唯一的一本書。」此外，博爾恩「是他深入鑽研的第一位作者。」使弗洛伊德尤為驚奇的是他發現，博爾恩在論文中論述了「輿論對我們的理智產物所表現出的潛意識的抑制力」，並且認為這種潛意識的抑制力是比「政府的審查制度」更為壓抑和暴虐的。「政府審查制度」這個概念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使弗洛伊德回想起了「在精神分析中作為夢-潛意識的抑制力重新出現的『審查制度』。」弗洛伊德斷言，「因此，這個暗示也許揭示了在如此許多情況下被猜測隱藏在表面的創造性之後的潛在記憶的片斷似乎並不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在談到「二元（重）論[1937]」時援引了『cryptimnesia』（潛在記憶）這個概念。「根據這種二元（重）論，一種死亡的本性，或毀滅的本性，或攻擊的本能，正像具有展現在裡比多中的愛慾的合作者一樣是真確的」（1953，23：244）——他特別指出，這種理論並未被普遍接受。他說，當他在亞克拉戈斯的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中偶然發現他的這一理論時，他是多麼的高興。弗洛伊德說（pp．245—247）：「我已作好充分準備為這樣一個確認而放棄獨創性的榮譽」。他還說（p．245），「由我早年閱讀書籍的廣度看，當我永遠也不能斷定我認為是一個新發現的東西是否有可能不是潛在記憶的一個結果時」，這尤其如此。
弗洛伊德在1923年曾說，「我在解釋夢以及進行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許多新思想的獨創之處，已證明是其他人曾經思考並明白地提出過的。他說，「我忽視了這些思想中唯—一個思想的來源」，「我把這個概念稱作『夢-潛意識的抑制力」』（1953，19：261－263）。他現在也許會說，「正是我關於夢的理論的這個基本的部分是……「約瑟夫]波普爾-杜克斯獨自發現的」（1953，19：262；此外還請參見4：94－95，102－1O3，308－309註解，14：13－20）。不過，弗絡伊德並沒有接著從這個獨立發現的陳述推想一個共同的來源，他也沒有探究（或思索）一種科學思想的相繼出現中間的不同之處而非相似之處，從而使它成為一個根本上獨創性的創造。（關於這個一般性的主題，請參見科恩著作，1980。）
1956年，奈傑爾·沃克在《聽眾》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電台一次談話的基礎上寫成的，題為「弗洛伊德和哥白尼」。在1957年和1977年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時，他把標題改為「一個新的哥白尼嗎？」這篇文章過分強調約翰·弗裡德裡希·赫爾巴特等人心理學思想對弗洛伊德的影響，並同時指出，弗絡伊德把自己與哥白尼和達爾文相比是沒有根據的，因為被弗洛伊德視為「我們關於心靈概念中的一場科學革命」的東西其實是「一個技術上的進步」，這一進步以一種引人注意的方式使19世紀德國思想家們已經提出的一個概念「通俗化」。因此，在沃克看來，弗洛伊德在歷史上的作用似乎像是「環球航行者」的作用，因為他們「所做的是讓人們相信地球是圓形的，而不是所有『地理學家』的論點。」所以，沃克把弗洛伊德與18世紀英國的航海者和探險者C.庫克而不是哥白尼或達爾文相比。他在1957年把這個比較由C．庫克提高到麥哲倫並已說：「在把弗洛伊德與麥哲倫而不是哥白尼相比時，我並不是在貶低他的成就的價值。」為辯護他的觀點，他斷言，像瓦特和馬可尼這樣的技師「對於他們下一代人的生活人式可能會產生比牛頓或道爾頓更偉大的影響」。
沃克一再發表的這篇文章有許多歷史錯誤（例如，約翰·道爾頓推翻了「聲名狼藉的燃素說」）。這樣一個錯誤也許會使拔們注意對弗洛伊德關於哥白尼和達爾文的論述的一種普遍誤解：弗洛伊德自比這兩位偉大的科學家。事實與此相反，在弗洛伊德討論哥白尼和達爾文的三種場合的任何一個場合中，弗洛伊德都非常謹慎地避免作一種涉及個人的比較，而是強調哥白尼、達爾文和精神分析理論及其影響的相同之處。他的傳記作家恩斯特·瓊斯說（1953，2：45）：「我非常懷疑是否弗洛伊德曾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偉人，或者他曾把自己與他認為偉大的人——歌德、康德、伏爾泰、達爾文、叔本華、尼采——相比」。當瑪麗·波拿巴曾評論說弗洛伊德是「兼有巴斯德和康德特點的一個人物」時，弗洛伊德回答說：「這是非常善於辭令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這並不是因為我謙虛和客氣，而是因為事實上毫無根據。我對於我已經發現的東西有比較高的評價，但是，那並不是我自己的發現或功勞。偉大的發現者不一定就是偉人。有誰比哥倫布更多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他是誰？他是一個探險家。的確，他與眾不同，但是，他並非一個偉人。所以你看到，一個人可以發現沒有其意義的偉大東西，但他是真正偉大的」。
瓊斯（1953，3：304）大膽和直率地「賦予弗洛伊德與達爾文相同的思想人師的地位。」瓊斯實際上早在1913年就賦予了達爾文這個「非常恰當的稱號」（見薩洛韋1979，4），而且在1930年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弗洛伊德的工作即精神分析的創生，是其重要性只能與達爾文的工作相比的對生物學的貢獻。」薩洛韋對此譏諷地評論說（p.5）：瓊斯「後來同其他弗洛伊德的信徒一道，在確立弗洛伊德隨後作為一個『純粹心理學家』的身份和地位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弗洛伊德1917年在《意象》（lmago）雜誌上發表《精神分析學道路上的一個難題》一文。在該文中，他論述了對人的自我形象的三個打擊（1953，17：139-143），並且大膽地提出，『怕我在它自己的屋裡也不能自為主宰。」此後不久，他的朋友和同事卡爾·亞伯拉罕「溫和地作了評論」。他說，這篇論文「看上去是一個個人的文獻」（瓊斯1953，2：226）。弗洛伊德在1917年3月25日的一封信中答覆說，亞伯拉罕說他給人留下了「理應獲得與哥白尼和達爾文同樣的地位的印象」時，他是「正確的」。但是他評論說，他並不想「因此而放棄這個有趣的思路」，而且因此他「至少把叔本華放在最顯著的地位。」弗洛伊德在此涉及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並沒有直接提到他本人，但在最後一段文字中他倒介紹了他的先驅者。在陳述了「認識無意識的精神過程對於科學和生活革命[弗洛伊德用了『momentous』]意義」之後，他接著說，「首先邁出這一步的並不是精神分析學說」（1953，17：143）。應當「視為先驅者的」還有「哲學家中的」那些人——「首先包括偉大的思想家叔本華」。弗洛伊德堅持認為，叔本華的「無意識的『意志』相當於精神分析學的精神（心理）本能」。而且，也是叔本華「告誡人類現在仍然被它如此極力貶低或低估的它的性的渴望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弗洛伊德斷言，精神分析只是「在一個抽像的[即科學的而非哲學的〕基礎上」「證明了」「性的重要性和精神生活的無意識」，而且「從涉及到每一個個人的重要問題上對它們作了說明。」
人們也許會認為，弗洛伊德，以及——在弗洛伊德之後——他的傳記作家恩斯特·瓊斯在否認弗洛伊德自比哥白尼和達爾文這個問題上過於敏感。沙科和拉帕波特（1964）發現，這種「敏感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弗洛伊德曾反覆把精神分析與其他兩個歷史發展相提並論，如果不是把它們完全視為等同的話。」他們推測，「這兩位作者和傳記作家的謹慎和謙虛也許妨礙了他們對這個比較作出客觀的辨明。」而且，對弗洛伊德實際所寫的東西的認真分析表明，就對人類的「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宇宙論的，生物學的和心理學的）打擊而言，他並不關心自己作為一個創造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弗洛伊德關注的是這些對於地球中心說、人類中心說和自我中心論的打擊的革命含義，而且，也許只能通過間接的含義——如果有的話——才能表明，他本人在科學史中的位置可能是與人們給予哥白尼和達爾文的地位相同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