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在18世紀末從事寫作的時候，康德是會熟悉蒙塔克勒、巴伊和其他人闡述的這樣一個思想的：哥白尼引發了天文學中的一場革命。而且，到那個時候，人們已相當普遍地用「革命」這個術語去概指科學、審美以及整個思想領域的激進變革。那時，「革命」還很渺茫。因此，考慮到康德在哲學史中的突出地位，他關於革命、科學中的革命的看法，對於我們研究18世紀的這些概念是特別重要的。但是．由於人們普遍認為康德把他自己在哲學中的創新歸之為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這些看法甚至是更引人興趣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的神話
迪埃克斯特休斯在其權威著作《世界圖像的機械化》（1961，299）中斷言，「自康德以來，『哥白尼革命』這個概念一直是對某種見解或看法的根本改變的一個確定的表達，而且在科學史中，1543年被看作是中世紀與近代之間分界的實際日期」。大量論述康德思想和哲學史的著作都認為，康德把他本人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一場哥白尼革命相比較。幾年前，開放大學（這是英國電視台在群眾教育方面所進行的一項大膽嘗試。它給予那些不能通過正常途徑到某所學院或大學學習的人相當於學士的學位）節目「第二水平線」開設了「革命的時代」這一課程。其中兩個主要的單元就被叫做「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思辨哲學」，另一個單元的副標題是「道德哲學」。在第一個單元中，作者（維西，1972，10）提到「思辨哲學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他從未明確把這個概念看成是康德本人的創造。在第二個單元（漢夫林1972，23－25）中，作者毫不含糊地說，「康德本人並未明確把他在道德哲學方面的努力與『哥白尼革命』相比較，正如他並沒有把自己在思辨哲學方面的成就與此相比一樣。但是，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公正地說（人們也經常這樣說），這個比較既適用於前者，同樣也適用於後者。」
既不熟悉有關康德的文獻，也不通曉哲學史的讀者不可能知道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確信是如何近於普遍（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的著作家中間）。下面是我們隨便選擇的幾個例子：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序言中…談到在我們的思想方式中所計劃的「哥白尼革命」。（伯德1973，190－191）
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學革命與哥白尼發動的革命相比較。（佩頓1936，1：75）
現在我們可以理解當康德聲稱引發了一場像哥白尼在天文學中發動的革命那樣的哲學中的革命時他的含義了。（布羅德1978，12）
康德將這種設想先天知識的可能性的新的方法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起的革命相比較。（林賽1934，50）
他堅持認為，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並不損害經驗世界的經驗現實，就像日心說也不改變或否認經驗世界的現象一樣。（科普爾斯頓1960，6：242）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把自己與哥白尼相比，並且說他已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5，707）
康德說他自己已經引起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羅素1948，9）
康德進行比較的全部意義在於，我們在兩個假說中發現了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很久以前無人表示異議的基本假設的徹底修正。在一種情況下，假想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另一種情況是觀察者的被動性。（韋爾頓1945，77）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康德本人標誌著他自己認為是作為一場哥白尼革命而引起的革命。但是，除了他認為它是一場革命外，在其中沒有什麼哥白尼的東西……因為他的革命，就它是一場革命來說，嚴格地講正是反哥白尼的革命。（亞歷山大1909，49）
…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一個思想為「哥白尼革命」。（波普爾1962，180）
康德相信，他對理性的批判引起了哲學中一場事實上的「哥白尼革命」。（艾肯1957，31）
眾所周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特別提到了「哥白尼革命』，從而對問題作了簡潔的陳述。（盧卡奇1923，111）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1787）第二版序言中將稱他的哥白尼革命的東西……（謝瓦利埃1961，3：589）
我把康德的學說看作是哥白尼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個人的哲學成就。關於這一點，康德本人曾幾次提到。（奧伊澤爾曼1972，121）
關於康德所謂的「哥白尼革命」的根本思想。（德勒茲1971，22－23）
康德對自己完成了一場真正的哲學革命而高興……——這場革命可以與哥白尼在宇宙論和數學秩序中的革命相比。（德沃，1955，434）
康德在思想史中的革命行動，他的「哥白尼革命」。（維爾萊明1955，358）
我們所作的這一系列引證使人們對哲學家的中間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更確信無疑了：（a）曾經有過一場哥白尼革命，而且（b）康德認為他自己在哲學中的根本創新，是那場革命之後的另一場哥白尼革命，或者說像一場哥白尼革命。如果抽出半小時的時間隨便翻閱一下圖書館的書架，就可以發現至少幾十個這樣的說法；這些說法都出自著名學者之口，並且發表在由我們第一流的學術和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之中。此外，《百科詳編》（它是新版，也就是所謂第15版《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一部分，被形容為「詳解」；1973，10：392）的權威說法是：
康德驕傲地宣稱他在哲學中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像近代天文學的奠基人哥白尼由於把恆星的運動部分地歸之於觀察者的運動從而解釋了恆星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康德則通過揭示客體與心靈相符合——在認識中，不是心靈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靈——而證明了心靈的先天原則如何適用客體。
許多論述康德或哲學的著作都包含有關於「哥白尼革命」（弗拉肖斯1962，98ff；杜威，1929，287），「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1962，180）的章節。杜威在1929年主持吉福德講座期間，在談到「尋求確定性」時大膽地斷言：「康德聲稱從有知識的主體的觀點來看待世界以及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從而在哲學中引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演變[原文如此，應為革命revolution]」。杜威最後相當不謙虛地把他本人對哲學的貢獻評價為與康德引起的革命同樣重要的另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卡爾·波普爾在1954年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後來又在他的《猜想與反駁》重新發表（1962，175ff．）〕中，有一部分專門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波普爾在此引證了康德的一句話：「我們的理智不是從自然獲得它的規律，而是把它的規律強加於自然」。對此，波普爾評論說：「這個公式概括了康德本人自豪地稱呼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個思想」（p．180）。一本專門論述《康德的遺產與哥白尼革命》的著作（維爾萊明，1954）也已出版。在1970年召開的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的已經出版的文獻彙編中，至少有三篇論文談到「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貝克，1972，121，147，239），而且有一篇論文的標題就是「休謨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34ff．）。
在我們談了這麼多之後，如果再說康德並沒有把他自己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較，無論對於讀者來說，還是對於我本人來說，看來肯定是令人驚訝的。而且我肯定讀者會充分理解為什麼在最後編寫這一章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發現有必要回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它最初出版時的德文本以及現在流行的三個英譯本L．J．M．D．米克爾約翰，1855；馬克斯·綴勒，1881；諾愛·肯普·史密斯，1929，以及許多重印本）以使我保持確信，在至少三種語言中的如此之多的著名權威可能使這樣一個如此明顯的錯誤繼續存在下去。在1929年吉福德講座的聽眾中，是否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康德的原文，所以可能引起了杜威對他的錯誤的注意？在第三次國際康德大會上，就沒有一個康德學派的學者曾經用德文或英文閱讀康德的著作，並記得他實際上說的什麼嗎？在1974年以「科學與社會：過去、現在和未來」為題的哥白尼學術報告會上宣讀的一篇論文（斯特奈克，1975）對杜威和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作了比較（C．科恩，1975）。有一篇學術評論對這篇論文進行了討論（克羅普賽，1975）。這篇評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卡爾·〕科恩教授…把杜威的哲學說成是一場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產物」（105），但是評論者沒有糾正對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提法；而且，顯然也沒有任何一位讀者這樣做。
那些論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而且實際公康德的所謂類比提供了根據的作者讓讀者參看《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初版於1781年）。我們一會兒將看到，這篇新的序言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它對科學（數學和實驗物理學）中的革命以及知識發展中的革命進行了討論。關於哥白尼康德實際上是這樣說的（引自康德《純粹理性批判》1926年版，第20頁，即Bxvi頁）：
於是吾人之進行正與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設而進行相同。以「一切天體圍繞觀察者旋轉」之假定，不能說明天體之運動，哥白尼乃更假定觀察者旋轉，星球靜止不動，以試驗其是否較易成功（《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2-13頁）。
這裡，人們不必是一位德國學者，甚至也無需對德國語言十分熟悉，就可以看到，在我們所引的這段話中，康德所說的是就哥白尼的「基本意圖」或「基本思想」而言，而不是「就一場革命而言」。在今天人們公認可靠和權威的譯本中，諾曼·肯普·史密斯將康德所說的「哥白尼的最初設想」改為「哥白尼的基本假設」。這也許可以提供對康德的意圖的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它事實上完全背離了康德本人簡單的和明確的表述。因此，肯普·史密斯也給原來德文中的短語加了一個腳注。他的譯文是：
因此我們恰恰應當依據哥白尼的基本假設[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的思路而進行。由於依據「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這個假定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天體的運動，因此他作了這樣一個嘗試：假若讓觀察者旋轉，而星球靜止不動，那麼是否更能取得成功。
但是，在肯普·史密斯的那本註釋（1923）中，讀者沒有得到任何暗示，康德寫的是「mit den ersten Gedanken des Kopernikus而不是「mit der ersten HyPothese des Kopernilkus」。
康德的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意圖。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中，人們假定，行星表面運動的所有複雜性都是現實的。但是，在哥白尼之後的天文學中，人們看到，這裡所說的複雜性有一部分是由於觀察者在一個運動著的地球上的位置而產生的。比較早的形而上學也作了類似的假定：事物的所有外部表徵（現象）都具有超出認知心靈之外的一種現實性，正如行星運動的複雜性在哥白尼之前的天文學家看來也具有現實性一樣。然而，康德的新觀點設想：我們知識的對象不是「自在之物」（thingr in them－selves），而是我們的心靈與我們感覺的對象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康德對『物自體」（things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物（things as they
appear to us）作了重要區分（肯普·史密斯，1968，38）。
康德的做法可能類似於哥白尼革命的傳統觀點，因為在天文學和數學中我們可以看出「長久以來未遭非議的一場革命，或對一個基本設想的徹底修正」（韋爾頓1945，77）。也就是說，「在一種情況下，人們假定的是觀察者的靜止性，在另一種情況下設想的是觀察者的被動性」。許多哲學家指出，康德的所謂革命不是真正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如貝特蘭·羅素（1948，9）所說，「康德說他完成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如果他說完成了一個『托勒密式的反革命』，可能會更準確些，因為他把人重又放回到哥白尼從此推翻人的權威地位的中心」。
無論康德的實際意圖如何，他顯然而且肯定不是說他完成了（或將完成）形而上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上面我們所引證的那一整段話（B xvi）不包含任何這樣的說法，而且它既沒有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提到在形而上學中的任何革命（無論是實際上的或是即將來臨的）。但是，雖然在《純粹理性批判》的任何版本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到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卻存在形而上學中發生一場革命的跡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沒有提及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第二版序言中，他充分展開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以及知識革命的概念。然而，在陳述康德的革命觀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康德提及哥白尼的其他兩個地方——它們都出現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的一個註釋中。在這個註釋中，康德（1929，25＝B xxii）解釋了「天體運動的根本規律」——大概是開普勒的法則——如何「給予哥白尼最初僅假定為一種假說的東西以已證實的確實性，且在同時又產生出聯結宇宙的無形力量（牛頓的引力）的證明。」康德又說，假若「哥白尼不敢於在觀察者中而不在天體中探求所觀察到的運動」，那麼牛頓的萬有引力「將永遠木會被發現」。在這些句子之中我不能發現康德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即他相信曾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它們甚至可能暗示了這樣一個意思：只是到開普勒和牛頓的時代方發生了一場革命。這些句子確實表明了康德本人所認為的「與[哥白尼的」這個假說相似的觀點的轉變」的作用。就[哥白尼的」這個假設而言，康德「在這個序言中只是作為一個假設提出來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對進行這樣一個轉變（它總是假設的）的這些最初的嘗試的特點的注意」。但是——康德又斷言——這個假設將「在《批判》本身之中，從我們關於時空之表象的性質以及悟性的基本概念而證明其為必然的，而非假設的」。
在康德的論述中，哥白尼的名字只是在康德提到「最初的思想」時以及在我們剛剛討論過的段落中出現的。在康德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提到哥白尼，但是都與革命的觀念無關。簡而言之，一場自稱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與歷世紀末所謂的天文學中的哥白尼革命一樣，似乎並沒有多大的現實性。儘管在著名的雜誌上至少有三篇學術文章試圖告訴廣大的哲學家們康德並沒有把他的貢獻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比（克羅斯，1937；漢森，1959；恩格爾，1963），但是，著名的哲學家們在自己的書和文章中仍然給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以一個顯著的位置。
康德對於科學中革命的看法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是值得注意的。18世紀的許多學者認為，革命，以及在科學中產生某種全新東西或直到那個時候才存在的某種東西的突然的、引人注目的飛躍，推動科學向前發展。康德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所談到的第一場革命是找們知識的激動人心的變化。這場革命所包含的「革命」一詞的新的含義逐漸為人們普遍使用。就他使用「革命」這個術語而言，嚴格地說，康德是一個新思想家（現代人）而不是一個傳統擁護者；他所說的「革命」不是指某個循環的變革或某個盛衰，或回到從前的某個更理想的狀態，而是與過去進行完全而徹底決裂的一個根本的、前進的步驟。
在康德看來，第一個革命發生在數學之中並且在於把一種陸地測量的經驗知識轉變成一個演繹體系。「真實的方法」如同「在論證等邊三角形性質的第一人（不問其人為泰勒斯或其他某人）的心中顯現的」「新的光明」而被發現。關於這件事，康德說（1929，p．19＝B xi-xii）：
他所創建的真實的方法，並不在檢驗他在圖形中或在圖形之赤裸裸的概念中所見及的事物，以及由此以理解圖形之性質，而在發現所必然包含於「他自身先天地構成的概念」中的事物，由他所呈現此先天的事物於他自身的構成方法，以把它表現於圖形之中。假若他以先天的確實性而認識任何事物，那麼，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之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在這裡把「科學的蕩蕩大道」與「盲索」作了對比。這個對比或差異並不總是容易理解和把握的。但是，從根本上康德似乎要說，在邏輯中，理性僅論究其自身，但在科學的幾何學中，理性則被用於它自身之外的某些事物——如幾何圖形——尤其是等邊三角形。思想中的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在於認識到，「無論是經驗的觀察，還是對概念的分析都無助於我們證明任何數學的真理」（佩頓，1937，366）。僅用眼睛觀察，或者依靠檢查以確定等邊三角形的性質是不夠的，考察關於這樣一種三角形的概念也是不夠的。相反，「我們必須運用……康德所說的概念的『建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天地展示與我們的概念相一致的直覺。」因此，「康德認為最早的數學家的發現似乎是」（同上）：
必須依據他本人思索的並先天地展示出來的合乎概念的東西構造圖形；而且，為掌握一定的先天的知識，除去必然由他自身依據他的概念所加入於圖形中的東西外，絕不附加任何事物。
康德認為（1929，19＝B xi），幾何學的這個根本的轉變「必定是由於某一個人的高明思想所引起的革命」。因而，這個人指出了「這門科學必須進入的途徑，遵由這個途徑，方可能得到所有一切時代及其無限擴展中的確實的進步。」
康德堅持認為，「這場思想革命「Revolution der Denkart」遠比發現繞行著名的好望角的航線要重要得多」。然後他又提到「這場革命的紀念」。所以，在一頁之上幾行文字之中對革命有三種不同的提法（兩次是作為「Revolution」，一次是作為「Veranderung」提出來的）（p．19＝B xi）。
在緊接在後面的較短的段落（192，19－20＝B xii），康德從數學轉向「自然科學——這裡所說的自然科學，是建立於經驗的原則之上的」。自然科學花費了比數學長得多的時間才進入「科學之大道」的。康德說，「只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培根才「部分地開始」這個轉變並「在一定程度上在那些已經走上」創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科學——這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革命的意想不到的結果——的道路的人們中間激起了新的生氣和活力。
在下一段，康德毫不掩飾地「推溯實驗方法史的正確途徑」。在此，他僅僅提到伽利略、托裡拆利、施塔爾這幾個人的實驗以為例證。他斷言，物理學經歷了一場「其觀點中的仁慈的革命「其思想的有利的革命y』。對於康德來說，「物理學中的『仁慈的革命』所依據的『幸運的思想』是，當理性必須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虛構事實時，凡由理性自身的淵流而不能知而只能從自然學習的東西，理性必須在這個探求之中把它自身置於自然之中的東西作為其指導」。正是在這方面，「自然研究在數世紀的冥行盲索以後才進入科學的堅實的道路」（pp．20－21＝B xiv）。
此神話的起源
在討論了數學以及實驗的或以經驗為基礎的物理學之後，康德轉向了形而上學，「一門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學」（p．21＝Bxiv）。他把這一學科與數學和自然科學作了比較。他指出，數學和自然科學是「由於一場突發的革命而變得今天這樣繁榮的」（pp．21－23＝B xv－xvi）在這個討論的第三頁上出現了「mit den erstenGedankendes Kopernikus」這樣的用語。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說法可以逐字譯為「就哥白尼的最初思想而言」（with the first thoughts ofCopernicus）。在這裡，康德的觀點顯然是，哥白尼已完成了從一個靜止的觀察者的看法向一個旋轉的觀察者的觀點的轉換。他表明，當人們使觀察者的運動脫離太陽、行星、恆星的已觀察到的或表面的運動時，那麼就會出現變化。因此，康德所理解的哥白尼的「最初思想」似乎是在邏輯在先而非歷史連續的意義上說的。而且，如果康德想說哥白尼開始或創始了——天文學中、科學中或思想領域——的一場革命，那麼他又為何不這樣說呢？因為，就在前面幾頁，他還在討論科學中的革命，而在這一頁一開始他又談到科學中的革命，顯然，這樣一場革命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佔據顯著地位。不管康德是否認為有一場哥白尼革命，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肯定沒有這樣說。這個事實在討論康德對哥白尼的評論被置於其中的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時候，似乎是更為重要的。當然，在提到哥白尼的那一段的開始就提到革命也不可能導致註釋者們認為康德提到了一個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說，他認為他的書給予形而上學以科學方法的確定性。他堅持認為，哲學家應當嘗試模擬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進行程序，至少「就它的作為同樣的理性知識類推於形而上學的模擬可能允許的範圍而言」是如此（1929，22＝B xvi）。此後，康德又談到他留給「後人的遺產是一種成體系的形而上學」。他說，「這是一件不可輕視其價值的禮物」，因為「理性將因而能遵循科學的堅固的道路，而不是像以往那樣沒有審查和自我批判地冥行盲索」（p．30=B xxx）。
能說形而上學中的這樣一個變革就是一場革命嗎？康德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他的論述的目的在於「改變當前盛行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並且遵循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做法，由此在形而上學中發動一場全面的革命〔eine ganzliche Revolution]（Bxxii）。因此，康德加入了18世紀科學家——西默爾、拉瓦錫、馬拉——的行列。這些科學家都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引發和製造革命。但是，康德既沒有說這場革命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沒有舉哥白尼或天文學為證。因為，在任何已知的信件、出版的著作或手稿中，康德都不曾提到一場哥白尼革命。所以，他不可能說過，他對哲學的重大貢獻是（或將是）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麼，我們所見到的文獻又怎麼可能是如此錯誤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一個段落開始的時候論述了形而上學中的革命，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有一個比較長的腳注，其中談及哥白尼和牛頓。註釋者們的錯誤可能由於把關於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的句子與前面的那個腳注合在一起了。但是，因為康德用的是「幾何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例子」，而非天文學家的例子，所以在我們看來，任何可能的（儘管是未必有的）聯繫都是與一場牛頓式的革命而非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聯繫。無論最初錯誤的根源如何，作者們顯然是彼此以訛傳訛，而沒有仔細審查其來源。儘管有三個關於康德從未描述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告誡，而區也沒有多少人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發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這個錯誤在哲學文獻中還是年復一年地存在了下來。
正當我完成對這一章的最後修改時，我又見到四本繼續存有這個長期錯誤的書。一本是羅傑·斯克魯頓寫的，作為「昔日名人」叢書之一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書中強調「康德所說的他在哲學中『哥白尼式的革命』」（1982，28）。另外一本是已故的恩斯特·卡西爾的一部偉大的傑作（初版於1918年）。這部著作已譯成英文。書中一篇新的「英文版導言」（1981，vii）一開始就討論了「康德在哲學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我們在其中還讀到：「哥白尼革命是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的基礎之上的，康德把這種新的哲學觀和哲學方法描述為批判的和先驗的」（p.viii）。
在研究歌德、康德和黑格爾的一本一流的著作中，沃爾特·考夫曼寫道（1980，87—88）：「康德聲稱完成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考夫曼認為，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一個反哥白尼的革命。他顛倒和推翻了哥白尼對人的自尊的震耳欲聾的攻擊」，因為他「使人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的地位」。《科學史辭典》（1981）中有一個論述哥白尼革命的非常有洞察力的條目，它強調這個表達方式可以有兩種含義：其一是哥白尼「將一種日心體係引入天文學」，其二是「這樣一種體系以帶有開普勒所提出的橢圓形軌道的經過修正的形式在17世紀牢固地確立起來」。該條目最後評論到：「人們同康德一樣，用『哥白尼式的革命』這個概念普遍描述任何能夠促進思想進步的觀念的根本改造」。但是，在這同一本辭典後面有關康德的條目中，對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沒有任何涉及。
把哲學或形而上學中一場自稱的哥白尼革命歸因於康德並非最近的發明。在1799至1825年期間，至少有四位研究康德哲學的作者——在出版物或講座中——公開說，康德本人期望或者已經著手進行哲學中的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位在德國生活多年的法國人夏爾·德·維拉爾把大量解釋康德思想的出版物獻給了他的同胞。在1799年《北方的目擊者》中一篇關於《純粹理性批判》的文章裡，維拉爾說道，康德對人類知識和推理的沉思「使他認為在形而上學中需要一個類似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完成的革命」（p．7）。然後，維拉爾用與康德本人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哥白尼的最初思想」時（B.xvi）所使用的相似的術語和措詞，解釋了康德革命的性質。在另一部著作《康德哲學》中（1801，PP．Viii－x），維拉爾暗示，笛卡爾、拉瓦錫以及哥白尼和康德已經引起了一場思想革命。
十六年後，維克托·庫辛重新提出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話題。庫辛是他那個時代閱讀最為廣泛的哲學普及者之一，而且他的書有許多版本並一再重印。1817年他在巴黎大學文學院主持講座期間，把康德與哥白尼革命聯繫在一起。他的這些講演直到1841年才出版。編者為此所寫的「按語」說，這些講演是在法國大學中對康德體系的最早介紹（1841，iv－v）。在第二版（1846，1：105－113）中，人們清楚地知道，庫辛在1816年也講授過康德的思想，但是在那時，他的德語水平特別差，故他不得不依靠康德著作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的二手著作。在1817年，當他能夠從德文原文閱讀康德著作時（1：255，n．2），庫辛解釋說，「康德在形而上學中引起了一場與哥白尼在天文學中引發的革命相同的革命」。在他1820年的講演（1842，1846，1857年版；1854年英文版）中，庫辛說，「康德意識到他正在進行的革命；他充分認識了他所處的時代並理解了時代的需要」。然後，他又用與他在1817年的講演中幾乎相同的語言重新概括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1818年，菲利普·阿爾貝·斯特普費爾寫的一篇論述康德的重要文章被收入參考著作《全傳》第22卷中。該文的一個腳註解釋說，夏爾·德·維拉爾本來在寫這篇文章，但他後來又讓斯特普費爾代勞，因為即將離開人世，故他無力賦予這篇論文以預期的形式。斯特普費爾討論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但在第239頁他又稱第三版），並且明確把完成哲學中一場哥白尼革命的思想歸於康德。他說，康德「認為他有責任在思辨科學中引發一場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魯土人哥白尼已在自然科學中完成的革命——這個類比是康德本人的思想」（p．239）。在pp．239－240，斯特普費爾相當詳盡地發揮了這一思想，最後他明確地提到哥白尼：「我們將不再圍繞事物旋轉：由於使我們自己成為它們的中心，所以，我們將使它們圍繞我們旋轉。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類似於庫辛的描述的這個陳述，將使康德具有托勒密而非哥白尼的地位。但是，無論庫辛還是斯特普費爾，似乎都沒有像後來人那樣認識到，可以把這場革命叫做托勒密式的反革命。
1825年，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書》（第20卷）中一論述哲學的條目裡，托馬斯·沃格曼從《全傳》中引證了一段把康德與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相聯繫的文字並譯為英文。雖然這段文字是由斯特普費爾所寫，但是沃格曼卻把這個條目歸維拉爾所為。根據沃格曼的譯法（p．151），康德「認為他注定要在思辨科學中完成一個類似他的卓越的同胞、普魯土人哥白尼在自然哲學中已經完成的革命；這個類比的想法最初是由康德本人作出的」。沃格曼繼續隨著斯特普費爾發揮。斯特普費爾最後得出結論說（同上）：「我們將不再圍繞事物旋轉，而是在使我們自己成為它們的中心的同時，使它們圍繞我們旋轉。這就是哥白尼的革命」。
沃格曼在《朗迪南西斯百科全書》有關哲學的條目及其他條目中把康德與革命和哥白尼聯繫起來。在關於哲學的條目（1825，129）中，沃格曼對康德和哥白尼展開了充分的比較，同時又特別指出：「我禁不住對這兩位偉人進行有希望的類比。康德創立了一種與哥白尼的理論同樣富有想像力的理論；而且，如果它像哥白尼的理論那樣經受住時代的檢驗，那麼它將引發和完成的革命同樣也將是光榮的」。
維拉爾（1799）、庫辛（1817；1820）、斯特普費爾（1818）和沃格曼（1825）並不是在這個比較早的時期把康德與哲學中的一個哥白尼革命聯繫起來的唯一的幾位作者。另外一個人是斯塔爾夫人。在1813年倫敦版的《論德國》（這也許可以看作是第一個版本，因為1810年的巴黎版在法國被禁止發行，那時，該書的印刷尚未完成），她斷言（3：13-14）。
路德說，「人類精神就像是馬背上的喝醉酒的農民；當他在這邊起來後，他又倒向另一邊」。所以，人在他的兩個本性之間不斷地來回變動、搖擺：有時，他的思想使他脫離他的感覺，而有時他的感覺又吞噬他的思想，而且他又企圖把一切都歸於思想或感覺。不過，在我看來，誕生一種堅定的學說的時刻已經到來。形而上學必將經歷一場像哥白尼在宇宙體系中完成的革命那樣的革命。它必須把我們的靈魂重新放回到那個中心去並使之像太陽那樣轉動：外部的客體環繞著它而運動，並且從它那裡獲得光明。
這段話是斯塔爾夫人在談到培根時說的，但是，在《論德國》的同一部分對德國哲學的進一步論述表明，斯塔爾夫人所思考的是整個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一般）和特殊的康德哲學。
斯塔爾夫人並沒有說康德本人期望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維拉爾說康德認為這樣一場革命在形而上學中是需要的。庫辛認為，康德著手在形而上學中引發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斯特普費爾說康德認為自己有責任在思辨科學中造成這樣一場革命。值得人們注意的是，斯特普費爾的討論概括說：「C』est larevolution de Copernic」，沃格曼譯為：「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人們也許注意到，除去維拉爾之外，所有這些作者都把康德對「哥白尼的最初思想」的類比發展成為一個隱喻，這個隱喻遠遠超出了康德在直接談及哥白尼的文字中實際上所包含的鮮明性和含義。
卡爾·萊昂哈德·萊因霍爾德的例子是大為有趣的，因為他是18世紀80年代康德哲學的一個著名的宣傳者和解釋者，而且，他還談到康德著作中對革命和哥白尼的論述。萊因霍爾德似乎並沒有專門就一場哥白尼革命明確寫過著作或文章，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段可能使其他人把康德與一場哥白尼革命聯繫了起來。萊因霍爾德對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探討是比較早地介紹和描述這部著作的輔助材料之一。這個探討見於1794年他的《糾正過去哲學家的誤解》一書第2卷中。在第7部分「論《純粹理性批判》的基本原理」，萊因霍爾德論述了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第2版序言。他說，康德在該序言中以一種非常有趣的方式指明了形而上學迫切需要通過「批判」來進行的「思想轉變」（p．411）。接著，他又相當詳盡地摘引並評釋了康德關於革命的言論（pp.411－415）。在第415頁上，他把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相隔幾頁的兩種陳述並列在一起（見B xvi和xxii頁）：
「這種情形正與哥白尼最初的思想的情況相同。哥白尼假設一切天體都圍繞觀察者旋轉，因此不能很好地說明天體的運動。於是，他假定觀察者旋轉，恆星靜止不動，以嘗試其是否更易於成功」。——「依據幾何學家和物理學家所確立的例證，使形而上學革命化，以改變迄今為止一直流行的形而上學的程序，這種嘗試即純粹思辨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
在此，這些段落是未加修飾逐字逐句直譯過來的，所以，人們也許會明白，它們的並列怎麼可能影響到後來的讀者並使他們稱康德在形而上學中的革命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萊因霍爾德本人並沒有明確說過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儘管他認為康德「創始並引入了現在完全不可避免的革命」（pp．415-416）。
然而，早在1784年，萊因霍爾德（p．6）就認為啟蒙運動是一場革命。而且，在他著名的《康德哲學信札》的第一篇信札——這篇信札寫於1786年8月，因而早於《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萊因霍爾德就已經把康德與革命（pp．124—125）和哥白尼（p．126）聯繫在一起了，但是，他並沒有把兩者合在一起從而使康德成為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發起者。
在19世紀中葉，威廉·休厄爾非常謹慎地對康德本人的論述作了忠實的概括。在他的《歸納科學的哲學》（全稱為《以歸納科學史為依據的歸納科學的哲學》）（1840）中，他寫道：「康德的見解所引起的沉思人類知識的習慣方式中的革命是最全面的。他本人完全不公正地把它與哥白尼的太陽系理論所引起的變革相比較」。休厄爾讓讀者參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序言，第xv頁」，他明確把康德關於形而上學中一場革命的論述與哥白尼所引入的新的觀點區別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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