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初，B．豐特奈爾（1657－1757，法國科學家，文人，伏爾泰稱之為路易十四時代最多才多藝的人）站在一個得天獨厚的位置上評估他那個時代的數學和科學。作為巴黎皇家科學院的常務秘書，他總結了科學院成員的思想活動，並且寫作了一部關於這個群體早年活動的歷史。因此，豐特奈爾關於數學中所發生的革命的看法，對於一部關於科學革命的歷史的著作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豐特奈爾在《幾何學……原理》（1727）一書的序言中討論了牛頓和萊布尼茨新發明（或發現）的微積分，以及伯努利、洛必達、瓦裡尼翁這些偉大數學家在將這一學科「極大地』駐前推進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幾個方法。然後他說，微積分將「一種人們從前不敢對此抱任何奢望的工具」引入了數學，而且「這是一個在幾何學中幾乎發生全面革命的時代」（1790，6：43）。「epoque」（時代）和「revolution」（革命）這兩個詞的連合（conjunction）使我們確信，豐特奈爾期望這樣一個量的體系的變化將完全改變數學的狀況。而且，豐特奈爾同時強調，這場革命是「愉快的」，換言之，它對於數學科學來說是進步的或有益的，儘管伴隨著出現了幾個問題。
豐特奈爾在1720年以常務秘書的身份為數學家M．羅爾寫的頌詞中使用了「革命」這個術語。「革命」一詞在這裡的出現與羅爾本人的工作無關，而是在關於洛必達《無窮小分析》（這是關於微積分的第一部教科書，1696年在巴黎出版，後來又分別於1715、1720、1768年再版）一書的評論中提出來的。（豐特奈爾實際上是洛必達那本書的匿名序言的作者，儘管他運用了一種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讀者認為它是洛必達本人文筆的風格。）豐特奈爾認為（1792，7：67）：
那個時候，洛必達的書已經出版了，而且，幾乎所有數學家都開始轉向新的無窮幾何學「即新的微積分」。——直到那時也沒有多少人知曉。數學家們所使用的方法的驚人的普遍性，證明的極其簡潔，最困難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種特別的、出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數學家的注意，因而，在數學王國中發生了一場非常顯著的革命。
豐特奈爾在為洛必達所寫的頌詞（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這個概念。在這篇領詞中，豐特奈爾再一次談到洛必達的教科書以及『哪些正在成長為數學家的人們對《無窮小分析》一書的渴望」。豐特奈爾寫道，洛必達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數學家」，而且，他滿意地看到，「以前留給那些現在已近暮年、對數學感到憂慮的人們的問題，對於年輕人來說，已經成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了」。「顯然，這場革命的規模將會更大，而且總有一天，我們將會像從前發現那麼多的數學家那樣，發現更多的數學研究者」（1790，6：131）。
上述在談到洛必達的教科書時對「革命」一詞的這兩個用法與以前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微積分引起了數學中的一場觀念的革命，而洛必達的《無窮小分析》一書則鞏固了那場革命，並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對於數學家的職業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應手。換言之，（在豐特奈爾看來）洛必達對於吸引年輕的數學家（幾何學家）進行新的分析並且賦予它們以新的力量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因此，豐特奈爾看來在「une revolution
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幾何學〔數學」中的一場幾乎是全面而徹底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顯著的革命）之間作了區分，如洛必達的書在幾何學界所產生的革命（即幾何學界的一場顯著的革命）。
確切些說，那些研究微積分的人都從經驗中體會到了豐特奈爾所描述的東西——以一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方式解決那些最困難的問題的力量。解決複雜問題的卓越的工具的這種意義通常首先展現在對分析幾何學的研究中，以及後來的微積分中。在經歷了17世紀的兩次偉大革命——笛卡爾和牛頓（他同萊布尼茨共同分享了榮譽）之後，數學的力量和深奧被揭示出來。
正如豐特奈爾充分意識到的，牛頓和萊布尼茨就微積分的發明優先權問題曾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在其《幾何學……原理》一書的序言中談到微積分時說：「牛頓是第一個發現這個奇異的運算的人，而萊布尼茨是第一個將它公之於眾的人。關於萊布尼茨和牛頓都是微積分的發明者這個問題，我們已在1716年加以敘述和說明，而且我們在此也不會再作重複」。
豐特奈爾使用「時代」（「它是一個幾乎全面革命的時代」）表明，「革命」具有創造某種全新的東西的含義（見上文，第4章）。豐特奈爾也寫道「總體的革命」或全面的革命。在思考一場意義極其重大的變革時，「total」（總體的、完全的）和「complete」（全部的，徹底的）這些詞是被用來表明：革命改變了一切。然而這意味著，這樣一個用語的使用者已經忘記了這個詞原來的循環的含義，因為一場全面的或總體的革命（如在三百六十度擺動或繞軌道轉滿一圈時），照字義講意味著回到出發點，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任何根本的變化。
豐特奈爾除了論及數學領域的革命外，還談到人類事務其他領域的革命。在一篇有名的短論——「論數學的有用性」——中，他說，歷史提供了一幅「人類事務中繼續革命的景象」。這些構成了一個接著一個不斷發生的帝國、道德、習俗和信仰的盛衰和興亡（1760，6：69）。在他關於彼得大帝一世的頌詞中，豐特奈爾專門談到在俄國發生的革命，以及馬莫德在波斯進行的一場革命。
在18世紀初，豐特奈爾展現給我們的革命（不帶有該術語的舊的循環的根源的任何遺跡）觀，是把革命看作一種被認可的科學變革的方式——當然，這裡所說的科學的變革是在數學中的變革，而不是自然科學或生物科學中的變革。我未曾發現豐特奈爾談及笛卡爾引發了一場革命，雖然豐特奈爾堅定地相信笛卡爾哲學；在他為牛頓所寫的傳記中，他也沒有援引革命的概念或使用這個術語（見科恩和斯科菲爾德的著作1978，427——474）。我認為，對於數學中而不是自然科學中的一場革命的這個卓越的比較早的論述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表明，無論笛卡爾還是牛頓的自然哲學，正像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新數學一樣，到那時為止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認可。
隨著18世紀的發展，牛頓在自然哲學中的革命才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認識（而且，最終得到幾乎普遍的認可）。我所發現對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革命力量的最早的明確闡述，見於阿列克塞一克勞德·克雷洛1747年11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宣讀的論文的開場白中。克雷洛明確說：牛頓的「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是標誌著自然科學中一場偉大革命的劃時代的事件」。這裡，我們也許可以再次注意到，使用「時代」一詞，在克雷洛斷言一場牛頓式的革命時，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克雷洛的陳述更加重要，因為他在其中進行陳述的那篇文章致力於探討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牛頓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並不是精確無誤或絕對正確的，而是需要修改的。
對科學革命的這兩個比較早的論述都與牛頓有關，這個事實值得注意，因為，正是牛頓在理論數學中的成就和他在萬有引力力學的基礎上對宇宙體系的分析實際上給科學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並使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認識到，一場革命事實上已經發生了。我們也許可以說，牛頓1687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對於認識一場科學革命的發生，發揮了與歷溫年光榮革命顯然對政治革命發揮的相同的作用。
狄德羅和達朗貝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的，在狄德羅和達朗貝共同編纂的偉大的《百科全書》中，對政治革命（在世俗的非循環的意義上的革命）以及作為幾何學、天文學、地質學和鐘表學中的一個術語的「革命」進行了相當多的討論。但是，對於科學中發生的革命——與過去進行徹底決裂意義上的革命——則未作任何涉及。關於這個主題，我們必須轉向《百科全書》中由達朗貝和狄德羅的著作增補的其他條目。在《百科全書》（1751年出版）的「引言」中，在簡短地概括近代科學的興起，或者說與近代科學密切相關的哲學的興起時，達朗貝引入了革命的概念。但是，該篇短論的目的是要概括出對所有知識包括科學的∼種方法論的和哲學的分析——這在他的計劃中佔據了主要位置——而不是描述科學本身。
達朗貝的歷史描述是從「掌璽大臣（大法官）培根」（他被置於一個前輩的位置上）開始的，然後轉向對笛卡爾所進行的根本的創新作簡短的概括。儘管充分認識到牛頓自然哲學的重要性——事實上，正是牛頓的自然哲學推翻和取代了笛卡爾的自然哲學——但達朗貝仍然覺得需要為笛卡爾這位法國人和數學家同行說幾句話。因此，他提請人們特別注意笛卡爾（他顯示了「如何擺脫經院哲學、輿論和權威的束縛的智慧」）偉大的「反叛」。達朗貝非常清楚地知曉政治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而且他把笛卡爾描繪成（1751-1780，I：xxvi；達朗貝1963，80-81）「一位反叛者的領袖，他最先敢於起來反抗一種專橫、獨斷的勢力，而且，在準備一場徹底的革命的時候，奠定了一個更公正、更美好的而他本人不可能看到被確立起來的政體的基礎。」笛卡爾在如此「準備」「革命」的過程中的作用，或他的「反叛」，是「對哲學的一個貢獻，這一貢獻比起他的傑出的後繼者此後所作的貢獻可能是更難以做出的」。儘管達朗貝沒有專門指出這一點，但是他含蓄地告訴我們，笛卡爾所準備的革命是由牛頓完成的。因為，達朗貝不僅同時用可以想像到的最可嘉許的措辭詳細而清楚地說明了牛頓在普通物理學、天體力學和光學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他還特別指出，當牛頓「終於出現」時，他「賦予哲學一種顯然它要保持的形式」。因此，在科學中，牛頓實際上完成了笛卡爾只是對此作了準備的革命。
而且，在指出這個「偉大的天才「牛頓以識到現在正是從自然科學中清除猜想和含糊的假設的時候」（1963，81）之後，達朗貝說，牛頓「幾乎完全迴避討論他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的形而上學」。這個評論的重要性在於，它使達朗貝對牛頓的描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因此，既然他在這裡沒有引起任何革命，那麼我們將不會從這一主題「即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考慮他」。這裡的意思是說，牛頓是從其他的觀點——萬有引力，天體力學，宇宙體系，光學，科學解釋的性質和局限——引發了一場革命。實際上，達朗貝明確地說，牛頓「無疑已經得到整個的認可，因為他用大量真正的財富豐富了哲學」（1963，83）。然後他又作了適當的評論。他說，牛頓「通過講授哲學，也許做了更多明智的事情，並且把笛卡爾迫於環境而不得不給予它的那種大膽限制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1963，8l）。
科學中的革命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見於達朗貝為《百科全書》寫的題為「Experimental」（實驗）的條目中。在該文中，就像在「引言」中那樣，達朗貝對這一學科的歷史作了簡短的回顧，再次強調了培根和笛卡爾並以牛頓為結束。首先，達朗貝認為，培根和笛卡爾引入了「實驗物理學的精神」；不久，意大利的實驗研究院、玻意耳、馬略特等人繼續了這一工作。後來（《百科全書》＜1751－1780>6：299），笛卡爾的科學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科學，也就是說，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註釋者們的科學。他認為，牛頓成功地證明了他的前輩只是預言過的東西——將數學引人物理學的真正的藝術。牛頓把數學與實驗和觀察相結合，創立了一門真正新的科學，這門科學是「精密的、深奧的和有啟發意義的」。達朗貝認為，最初，牛頓的思想並末被充分地欣然接受，但是，「新的一代牛頓式的科學家終於崛起了」。因此，達朗貝幾乎和大約兩個世紀以後馬克斯·普朗克所做的一樣，是最早認識到科學革命的世代特點的人之一。達朗貝寫道：「一旦一場革命的基礎得以確立，那麼這場革命就幾乎總是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革命的完成不太可能更早，因為完成這一革命的障礙是自動消失的，而不是人為地放棄的；當然，它也不會更晚，因為一旦越過了完成革命的障礙，那麼人類精神的發展通常要比它自己期望的快得多，除非它遇到新的障礙，使它不得不長時間地停止下來」。在這段話中，達朗貝不僅表達了一種隨著世代的交替科學得以歷史發展的哲學；他還把科學中的偉大革命集中於牛頓的著作。
在另外一篇與《百科全書》無關的作品——「對18世紀中葉人類思想的概要描述」——中，達朗貝提出了關於思想領域革命的一種一般理論（1853，216-218）：「大約三百年來，自然似乎注定了每一個世紀的中葉都是人類思想中發生革命的時代」。他特別提到，「在15世紀中葉，對君士坦丁堡的奪取，在西方國家引起了文學界的復興」。同樣，「16世紀中葉則經歷了宗教和歐洲大部分國家體制的一個迅速的變革」。最後，「在17世紀中葉，笛卡爾創立了一門新哲學」。
《百科全書》第6卷1756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達朗貝寫的詞條「實驗」。前面的一卷（第5卷，巴黎，1755）收入了狄德羅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討論；這個討論見於他所寫的「百科全書」這個條目中。狄德羅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科學中正在發生變革，所以，在以前的世紀中出版的所有辭典都會缺少科學發明或放在顯著地位並賦予新的意義和重要性的新的詞彙。因此，在「光行差」這個詞條下面，比較舊的辭典不可能給出現時的天文學的意義（這同布拉德雷＜1693－1762，英國天文學家）的發現＜即光行差效應的發現）聯繫在一起），而「電流」這個條目可能只會有一條線或兩個給出的「虛假的概念和古老的偏見」。狄德羅認為，即使如此，「科學和文理科學（包括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中的革命也許並不如在力學中發生的革命那樣有力和被人強烈地感覺得到；但是，在科學和文理科學中都發生了革命」。
狄德羅在其著名的論文「對自然的解釋」（1753年初版，1754年又作了擴充）中也曾述及科學中的革命。狄德羅寫道，「我們正在接近科學中的一場偉大革命」（1818，1：420）。這場革命將完全拒斥幾何學以及科學中的幾何學精神。他說：「依據我們的作家對倫理、小說、自然史和實驗物理學的愛好判斷，我幾乎可以確信，不出一百年，人們在歐洲連三個偉大的幾何學家也列舉不出來。」
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標明「革命」（或「革命的變革」）在狄德羅科學發展理論中的重要性。像達朗貝一樣，狄德羅認為，科學的進步和發展是以一系列連續的革命為標誌的，但是「在這一場革命與另一場革命之間的最大間隔」是一個「固定的量」這個思想顯然是從他發源的。儘管表面看來狄德羅把革命主要看作是激進的世俗的變革，但在前面的段落中也存在著把革命看作是一個循環的革命變革過程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間隔這個術語甚至使人們聽到了在循環的週而復始自然現象之中革命週期的弦外之音。而且，人們應當認識到，儘管政治領域中的革命的循環意味在《百科全書》的「革命」這一詞條中並沒有全然出現，但是，這個意義卻正好出現在達朗貝的「引言」中，在這裡，他談到（《百科全書》1751-1780，1：p．XI）「關於帝國及帝國的革命研究的主要成果」。稍後，達朗貝在「引言」中還論及作為激進變革之要素的革命，但是仍然存有帝國盛衰，腐朽和再生演替進行的思想含義。他開始說到中世紀「那些黑暗的歲月」。在那時，「一場能夠使世界呈現出新的面貌的革命必然能夠使人類擺脫野蠻狀態」（p.xx）。他繼續說：「希臘「拜占庭]帝國被摧毀了，而且它的滅亡使殘餘的知識流回歐洲。印刷術的發明以及梅迪契家族和弗蘭茨一世的保護和支待，使人們的思想重新活躍起來，而且啟蒙運動到處獲得再生」（1963，62）。這段話的循環的弦外之音，盛衰和消長的意義更加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在那個時候，這可能依然是對「革命」一詞的普遍用法。
論述天文學中革命的兩位作者
我們已經看到，在《百科全書》出版的時候，「革命』作為一種世俗的而非循環的重大變革的新的含義已經流行開了，至少在法語中是如此。在18世紀後半葉，這個概念以及表達這個概念的詞彙，越來越多地被運用於思想領域，特別是關於科學的作品中。然而，不同的作者，根據他們的學科來斷定不同時代革命的時間。因此，拉朗德在赫維留之後的時代看到了天文學中的一次革命（1764，l：131）：
這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在為作出新發現以及使這一學科趨於成熟的榮譽而彼此爭論的時代；尤其是巴黎的科學院，倫敦的皇家學會，在這次革命中發揮了最偉大的作用。它們造就了無數傑出的科學家和著名的天文學家。
但是，拉朗德並沒有把「革命」一詞用於說明哥白尼對托勒密權威的反叛，也沒有用於伽利略或開普勒發現或引入的全新的東西；他顯然把「革命」一詞用於稱呼發現和改進的過程——他認為這個過程是最近幾個時代確立和詳盡闡述天文學這一學科的過程的一個部分。當然，我們必須謹慎地設想，在拉朗德的論述中出現的這個差別，來源於一個關於用法的有意識的和清晰的決定。也許最重要的只是：拉朗德的確在科學中引入了革命概念。
在法國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們指明了科學中革命的概念是如何獲得它藉以在19世紀繼續牢固確立起來的形式（當然有變化）的。在其《近代天文學史》一書中，巴伊介紹了幾種重大的革命——從哥白尼宇宙體系和牛頓自然哲學的大規模的詳盡闡述一直到望遠鏡的設計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創新。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天文學家，巴伊企圖附加十字准線，尤其是測距器來改進望遠鏡：「對工具的這個完善，實踐中的這種精確性，以一種非常明顯地產生一場革命的方式對所有觀察或觀測產生影響」。而且，「這場革命，這種巧妙的運用的想法應歸功於皮卡德和奧祖（1785，2：272-273）。
巴伊探討了過去以及他那個時代的革命，甚至預測了即將到來的革命，儘管只是一些小規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計算（無近似值）和積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預言了擺鐘將被取代。巴伊的歷史也引入了一個非常清楚地擬定出的兩階段革命的概念，這個概念適用於大規模的科學革命，在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毀已被認可的概念體系，然後確立一個新的概念體系（見&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週期性的革命變革的陳舊概念與對「革命」這個術語的新的用法，都是用於指稱科學中根本的、激動人心的變革，某一個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響是特別經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經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傳播開來的，儘管他的兩階段革命理論顯然會使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論是伽利略還是開普勒，他們實際上都沒有促成一場他認為哥白尼已經促成的那種革命。他確實堅信牛頓學說所引發的革命，這在他的歷史著作中一再表現出來。巴伊充分認識到笛卡爾所作的顯著貢獻，但是他顯然沒有發現笛卡爾的創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說，天文觀測當然是針對原因而提出問題：「敢於把宇宙的一般運動規律歸結為地球上的物體的運動規律，的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這樣一種膽識和雄心是我們近現代以來的幾個世紀獨有的；這個榮譽和功勞應歸於笛卡爾」。而且，「笛卡爾發現，同一種機理無論在天空中還是在地面上都必定是物體的動力」。巴伊繼續寫道，即使笛卡爾沒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機理，「我們也決不能忘記，這個新的卓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結果」（1781，xi）。他說，「在公正地評判笛卡爾的時候」，我們「沒有減損牛頓這位偉大人物的任何榮譽」。而且，「假若笛卡爾用他在幾何學中的新發現打開了通往最美好的發現的道路，那麼開普勒預見到並且留給我們比他所擁有的更多的自然科學（物理科學）的真理。笛卡爾敢於做的事情比較多，而且他的膽識是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只是不夠精明。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在他那個時代廣為人知的許多事實」（1785，2：192）。
巴伊也從天文學發展中一個循環過程方面著手寫作。因此，一場革命有時可能意味著回到某個比較古老的思想或觀念，或某個比較陳舊的原則。但是，巴伊敏銳地注意到，人們決不能僅僅因為現在使用的某個思想或觀念可能從前曾經出現過就設想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變革。他舉出了一個奇怪的例證：「異教神學設想世界是從一個雞蛋中產生出來的；無知和淵博的知識通過相反的道路達到同樣的結果殊途同歸，這並不是第一次」（2：519）。在他的歷史著作的第2卷的開始，巴伊對由於循環革命所引起的變革作了更完全的表達（2：3－4）：
在寫這部歷史的時候，我們發覺，一方面，人們相信宇宙機理的簡單，因而仍然傾向於這個思想，甚至在無視它的時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個思想是給我們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一個思想。結論自然是我們回到我們由此開始的思想：這就是我們的道路，我們總是在一個圓圈中轉來轉去。然而，這個思想，這個已知世事的第一個開端已使自身變成了一場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談到（如1：bk．8，&1）隨著文明的起落天文學科學的興衰。巴伊認為，古代巴比倫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的天文學是「我們不知道其偉大作用的一種比較早的文明」的科學的「殘骸」，「它們被一場偉大的革命所摧毀」（1781，18）。這種文明喪失了天文學思想，只能是「因為某次大的革命，這次革命毀滅了人、城鎮和知識，剩下的只是殘骸。一切都證明，這場革命是在地球上發生的」（p．59）。在《物質通論》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現代天文學》和單獨的一卷《古代天文學》——對這兩種革命的論述（參見「革命」條）先於對恆星和行星革命的論述。
巴伊認識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環的過程——這對任何職業天文學家來說都是非常明顯的。這一事實並不減低他在論及以一個世俗的而非循環的巨大變革為特點的歷史事件時使用「革命」一詞的衝力。由於巴伊不僅用「革命」來表示科學中的根本變革（這同達朗貝和狄德羅是一樣的），而且事實上把這個詞彙和概念整個引入到他關於現代天文學的歷史著作中，所以我們可以提出結論：到這個時候，「革命」得到充分認可並被引入到科學史的敘述以及對科學思想、理論、方法、思想體系的生成和發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紀末論述科學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紀幼年代，法國出現了許多直接論述科學中所產生的這一場或那一場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況也許尤其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據利特雷說，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這個術語的首創者。科學中的革命這個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詞來表達它的做法）經常出現在已故科學院院士的頌詞中。正像豐特奈爾（Fontenelle）早先曾經做的那樣，孔多塞在擔任科學院常任秘書期間，一直承擔著這些頌詞的寫作和宣讀。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奧的頌詞（1783）中，孔多塞是這樣說的：「他將成為科學史中一個時代的標誌，因為我們發現，他的名字是同那場專門把科學導向公共用處的思想革命聯繫在一起的」。哈勒的頌詞（1778）說：「馮·哈勒在其中公開這些發現的著作標誌著解剖學革命的時代」。達朗貝的頌詞（1783）說：「這個原則是物理-數學科學中一場偉大革命的時代標誌」。歐拉的頌詞（1783）中說：「他以其在數學科學中引發的革命而贏得這一榮譽」。（見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這其中的三個例子中，我們看到孔多塞把「時代」和「革命」這兩個術語並列用於一個世紀之久的傳統，它明確地介定了「革命」一詞的非循環的意義。
孔多塞在其中對革命概念和術語使用最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類精神進步史梗概》。該書初版於1795年。孔多塞在該書中論述了新近發生的美國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國革命，同時敏銳地闡明瞭造成這兩次革命各具不同特點的原因。他對笛卡爾的探討在目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認為，笛卡爾給予「人們的思想以一般的動力，這種動力是人類命運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條原則」（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釋化學的興起時，孔多塞對這一學科作了某些改進，「這些改進擴展了這一學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預示著一場成功的革命並為這場革命作了準備，因此實際上影響到整個既定的科學體系。」孔多塞試圖「發現」收集和分析氣體的「新方法」；為化學物質「編製一種（新的）語言（術語）」；「採用一種科學的符號法」；「親和力的一般規律」；將物理學的「方法和手段」用於「計算具有嚴格精確性的實驗的結果」；而且「把數學運用於結晶現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地說明了他關於我們所處這個時代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的科學的看法。
孔多塞在談到化學而不是物理學、天文學或生命科學時特別使用了「革命」一詞，自然是因為他事實上已經親眼目睹近期發生的化學革命。這場革命是拉瓦錫在雙重意義上引發的，因為他是這場革命的主要設計師，而且為化學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中用「革命」這個特有字眼談論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錫並不是18世紀從「革命」方面來談及他自己在科學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學家。另外兩個人是西默爾和馬拉。至少三位科學家用「革命」這個詞描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這個事實標誌著科學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環、回歸或盛衰的寓意——已逐漸成為一個被認可的理解科學中如何取得進步的方式。
如人們所料，約瑟夫·普裡斯特利——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一位熱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從政治領域移置到科學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關於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認為新化學的勝利是「科學革命』才最偉大、最突然和最普遍的一項革命（見第14章）。
普裡斯特利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科學中的革命並不總是進步的，而且也並不總是引起知識狀態中某個更迅速的發展。他說：「在所有實驗哲學分支的歷史中，沒有什麼是比成功或失敗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這樣解釋他的觀點（1966，300）：
的確，一般說來，當許多有獨創性的人們專心致志於某個已被充分展開的學科時，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進行的。然而，正如在電學的歷史以及現在有關空氣的發現中一樣，從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現出了光明，因此，科學大師們不得不從新的更簡單的原理重新開始他們的研究；所以，對於科學的某一學科來說，甚至當它處在其發展的最迅速或最有希望的狀態之中時，遇到停滯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運用科學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倫，A．－R．－J．杜爾哥和伊曼紐爾·康德，以及那些經歷過生命科學中哈維革命的人們。另外一位曾經論述過科學中的革命的18世紀科學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學家查爾斯·博內。他在1779年寫道：「關於植物的葉子的那本書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偉大的人聯繫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學中進行了孟德斯鳩在政治學中進行的同樣的革命：我所說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內同意孔多塞關於哈勒在科學中的革命影響的看法。
到18世紀末，有許多作者論述了在從牛頓到拉瓦錫和伏打這個世紀啟蒙運動中科學的革命性發展。特別是其中的三位作者發展了研究這樣一些革命的理論基礎和觀點：薩繆爾·米勒，蘇格蘭的約翰譜萊費爾（關於他請參見下面&18．1）以及德國的克裡斯托夫·李希膛貝格（參見下面514．2）。米勒是新澤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個對18世紀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面的考察（《對18世紀的簡短回顧》第一部分）；他在長達兩卷的文字之中，對那個時期在科學、藝術、文學中的革命和改進作了概括（紐約，1803）。顯然，米勒用「革命」一詞概指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強調被認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個世紀期間的規範的科學（以及藝術和文學）的發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認的（2：ix），他的著作是一個彙集，而不是獨創性的原文：「儘管這部著作的較大部分是由彙編組成的，但是作者聲明自己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彙集者。他認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觀點、感想和推論」。米勒在閱讀（包括許多法文著作，這一點在其腳注和附註中是特別明顯的）的過程中可能已經遇到過科學和藝術革命的概念。
在第二卷最後他的「揭要」（p．411）中，米勒認為18世紀的特點在於，它「顯著地是一個自由探索的時代」。人們在一個比以前所知的更大的程度上學會「擺脫各種特殊名目的權威……拋棄被認為是建立在永久基礎之上的所有主張，推翻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的體系」。人們極力推進他們的探索，蔑視一切約束，不受任何舊習慣的限制，同時引起了一場「人類精神的革命」。如此作出的想像是一種陷於猖狂的思想的無套褲漢的形象，而且米勒努力指出，這場「革命……伴隨著許多有利的方面，同時也有其許多有害的方面」，然後，他詳細說明了這兩方面的情況。
稍後，他又回到「科學的革命和進步」，同時他注意到，「剛剛過去的時代顯然是以科學中的革命為特徵的」（2：413）：
各種理論或學說比以前任何時期都豐富多彩，它們的體系更加多樣化，革命以更快的速度接連發生。
在幾乎每一個學科，時尚或原則的變化，及權威的變化是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地接踵而至，以致人們記起或列舉它們可能都是比較困難的。
米勒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是說明這個「科學革命的頻率和速度」。他對這一問題作了一個最時新的回答，因為他看到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科學共同體」出現的首要原因。米勒特別針對「知識的驚人的傳播」；「一大批調查者和實驗者遍佈各個領域」；而且——最重要的是——「科學家們進行了空前的交往和交流」，因此，「每一種新的理論通常都自始至終受到及時的考察和研究」，由此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巧妙和輝煌的組織結構的相繼建立和破壞」。所以，由於「一系列發現、假說、理論和體系的迅速的連續的產生」，「科學界比以往更加清醒和繁忙」（2：438）。當認識到米勒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一個純粹的彙編者的局限之後，他總結了他的「概述」，他說：「18世紀顯著地是文學的和科學的交往的時代。」
在米勒十多年的著述中，對科學革命的存在有一個更進一步的認識。在《法蘭西語言研究院詞典》（由該研究院自己審查、修訂和增補）第5版（1811年）中，我們發現了最初的循環的和天文學的定義：
一顆行星或恆星回到它原來由此出發的同一個點。行星的革命。天體的革命。週期的革命。在同一意義上。世紀革命，時代革命，季節革命。
同時也提到一種「性情的革命」（Revolution d』humeurs）。這個條目最後談到「使這些國家產生動搖的重大的、激烈的變革」，「古羅馬的革命，瑞典革命，英國革命」。在狄德羅和達朗貝編纂的《百科全書》關於革命的詞條中提到這三種革命。在《詞典》的這個版本（1811年）中，沒有提到法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雖然在1793年版本中曾舉法國革命為例。法蘭西語言研究院的詞典編纂者們指出，在說革命這個詞時，人們往往想到建立一種新秩序：「當人們在談論這些國家的歷史簡單地說革命時，他們指的是重大的革命，即帶來一種新秩序的革命。因此，在說到英國時，革命指的是1688年的那場革命」。
但是，在目前條件下，最重要的是專門論及人們有所比喻地使用「革命」一詞的方法的段落：「關於在公共事務中發生的變化，在言語問題中的變化，看法的變化，等等。」其中所列舉的例子有：迅速的、突然的、出人意料的、奇異的、驚人的、愉快的革命。
時間引起事務中的不可思議的革命。
這個世界的事物都將經歷大的革命。
藝術、科學、思想和時尚中的革命。
因此，在正式進入到符號文字的記錄中以後，對「科學中的革命」的表達被公認為指稱一個表示科學變革特性的被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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