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以兩場大規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稱。這兩場革命確立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革命」一詞的含義——導致產生一個全新的並且與過去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或政治組織形式的激烈的社會或政治劇變——這就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北美獨立戰爭）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然而，作為激進變革——作為一個突變點或同過去的決裂，而不是向已逝去的更美好歲月的循環式的回歸——的革命這個概念的出現不僅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時期社會和政治思想及行動的領域，而且還可以在這一時期文化和知識問題的討論中找到它的來源。
我們已經看到，豐特奈爾早在18世紀初就把「革命」一詞的這個新的含義運用到數學之中。1728年，帕拉切爾蘇斯（1493-1541，生於瑞士的醫師、煉金術士）對醫學的重新概括被人們稱作醫學中的一場革命，而在1747年，牛頓的力學體系也被歸結為一場「物理學中的革命」。但是，在18世紀，正如在中世紀末或文藝復興時期一樣，「革命」一詞原有的含義往往是同其新的內涵同時存在的，甚至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幾十年的作品中，人們是否在現在的意義上明確使用「革命」一詞這一點也並不總是十分清楚的。為了確認我們所討論的革命真正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真正不朽的變革，而不僅僅是循環式的變革中的一個階段，我們或許應當進行一番認真的分析。而且，我們還有這方面的一些例證，通過這些例證我們將會發現，真正把握作者所說的革命的含義是不可能的。
「革命」一詞的多義性
18世紀論述革命主題的最多產的作家是阿貝·德·維爾氛他的歷史學著作不斷用法文再版，而且此後又被譯成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俄文。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馬耳他制度史》（1726）、《羅馬共和國革命史》（1719）、《葡萄牙》（1689）和《瑞典）》（1695）。關於葡萄牙的那一卷是豐特奈爾鼓勵維爾多寫的。顯然，這本書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受歡迎的；國家圖書館（巴黎）陳列了本書的不下35個版本或版次，而且英國圖書館（倫敦）則記載著本書英文版的八個版本，第一版出版於1700年。
在維爾多關於羅馬共和國的著作最近一個版本（1796）的序言中，人們知道了他關於葡萄牙歷史的著作以如此快的速度一版再版的原因：人們發現，這本書的主題正好是同那個時候（1689）在英國完成的革命相關聯的。維爾多最初把這本書的名字定為《葡萄牙反叛史》，但在22年後（1711），當他出版經過修改和增補的版本時，維爾多將標題改為「葡萄牙革命史」。本書新版的序言解釋說，「革命」（revolution）這個詞要比「反叛」（conjuration法文，作「謀反」、「陰謀」解）更適合新的版本，因為現在在書中加進了許多其他事件（「革命」）。此外，主要的論題是這樣「一項事業」，「在這個事業中，領導者們把僅僅將王冠歸還給他們認為是王權的合法繼承人的王子當作他們的目標」，而且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要比「反叛」更合適。儘管這個特別解釋的言外之意是將王權從西班牙篡奪者手裡「歸還」給葡萄牙的合法的統治者，但是，在本書的其他地方以及在他的其他歷史著作中，維爾多仍然傾向於用「革命」一詞去指稱那些引起重大政治變革的重要事件。甚至在冠以「反叛」標題的葡萄牙史的第一版中，維爾多用「革命」這個術語去指稱1640年葡萄牙那場成功的起義，通過這場起義，葡萄牙從在布魯甘扎斯家族的約翰四世統治下的西班牙的控制中獨立出來。維爾多在該書第一版序言中說：「這是一場值得我們注意的革命」。他還寫道：「就皇族的權利、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傾向，甚或大多數謀反者的動機而言，我們在歷史上也許從未看見任何其他的反叛能夠像這次反叛那樣稱得上是公正的」。而且，我們也從未看見人民「不分年齡、性別，不分社會地位」而進行的如此廣泛的參與。
當我們轉向斯威夫特1704年與他的《書戰》這篇短論一同發表的散文《一隻澡盆的故事》時，那麼我們將發現，在「革命」一詞的含義中有不少模稜兩可之處。在《一隻澡盆的故事》的第四部分的開頭，斯威夫特告訴他的讀者：現在，他們「必定期望聽到偉大革命的事」。這些顯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但是並沒有什麼已知的線索幫助讀者確定這些事件是否可能是一個循環過程中的階段，或者說是標誌著世事興衰的事件，或僅僅是一些不尋常的偶然事件。如果理解了這些革命同「戲劇之神」彼得——他經常受到崇高的描述——聯繫在一起，那我們或許會得到些許幫助。彼得需要基礎（「一個比他生來就擁有的更好的基礎」）以「支撐這個崇高」，而且，這樣，斯威夫特可能使彼得「終於設法轉向設計師和藝術鑒賞家——在這裡他獲得了如此成功——因此目前在世界上極為流行並被廣泛使用的許多著名的發現、設計和機器，應完全歸功於彼得爵士的發明」（斯威夫特1939，I：65）。
然而，一個現存政權或社會形式的一般性的垮臺，而不是有預謀的、激烈的顛覆的意義，出現在斯威夫特在第四部分稍後段落（p．75）就「這一切混亂和革命」所寫的一個評論中（在這個評論中，斯威夫特談了宗教改革的混亂和令人不安的結果）」。隨後，在對宗教改革的兩個方面進行隱喻的描述時，斯威夫特對路德和加爾文作了比較。後者不免輕率和粗魯，而「馬丁」（路德）——在他最初的熱誠的舉動之後——「決心在其餘的事業中比較有節制地進行。」斯威夫特最後對路德的活動進行了概括：「這是我迄今能夠收集到對路德在這場大革命中的活動的最近的記錄」（p．85）。
斯威夫特寫了一本小冊子，即《關於一個國家中瘋狂的原形、習慣和改良的離題話》。而革命就是在這本小冊子中的第九部分一種多少有些不同的情況下提到的。在斯威夫特看來，在對任何「在單身漢的影響之下在世界上進行的最偉大的行動的考察和概括中」，我們都會發現，這些傑出人物完全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自然理性已經從他們的飲食、教育、某些情緒的盛行以及空氣和氣候的特殊影響中接受了偉大的革命」（p．102）。這樣一些「偉大的行動」可以劃分為三類：「依靠征服建立新的帝國」，「創製並傳播新的宗教」，「新的哲學綱要的發展和進步」。顯然，這些革命決不是循環式的，也決不是某個盛衰過程的一個部分。它們是導致產生激進變革（即使算不上大規模的政治革命）的事件。斯威夫特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瘋狂是「所有那些在帝國、哲學和宗教之中已經發生的人革命的根源在這裡，人們也許明自了開始類似於1789年之後的「革命」一詞的意義的重大變革的內涵。從斯威夫特的下述論斷看，也許更是如此：「想像能夠創造出更崇高的場景，而且產生出比命運女神成造物主將會給予的更美妙的革命」（p．108）。
斯威夫特的同胞和繼承者並沒有始終把革命這個新興的概念看作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且也仍然在一種比較陳舊的循環的意義上說到革命。薩繆爾·約翰遜在他1755年編輯出版的《英文辭典》中對1688年的光榮革命作了介紹。他在《漫步者》（這是約翰遜在1750-1752年獨自編寫和發行的每週兩期的報紙——譯注）（1751年2月2日第92期；《巴特和斯特勞斯》，1969）中聯繫布瓦洛（163－1711，法國詩人，當時文學批評界泰斗）的下面一段話，運用了這個比較古老的概念：「經過時間檢驗的，而且通過人的精神在各種各樣的知識革命中所經歷的所有變化而受到讚美的書……比任何現代能夠誇耀的更值得我們尊重」。在科林·麥克勞林（1698-1746，英國數學家）的《論牛頓的哲學發現》（1748）一書中，我們看到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表述。他在書中說：「追溯在以後的歲月裡通過各種革命而學習的歷史似乎並不值得」（p．39）。麥克勞林也提到了亞里士多德在「學習的革命」與「星辰的升落」之間所作的比較（P．42）。在此，「革命」的意義近似於麥克勞林在討論籠罩歐洲的烏雲散後學習的復興——「自由的藝術和科學得以復興，而且，它們從這場愉快的革命中都不比自然哲學獲得的多」（p．41）——時所使用革命一詞的含義。在這種場合下，這種革命看上去似乎是一個類似循環的復辟而非創新盛衰過程的一個階段。
即使到18世紀中葉，也仍然沒有關於「革命」一詞的單一的明確的含義。這一點我們在盧梭《社會契約論》（1762）一書中就可看到；在該書第4卷第4章中，盧梭談到「各個帝國的革命」以及這些革命的「起因」。在這裡是一種循環的用法，即革命被視為帝國的興衰或接續。盧梭注意到民族或種族的延續現象，這可從下述一個限定從句清楚地看到：「可是，現在卻已不再有民族在形成著了，因而我們就差不多只有憑推測來解說他們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該書第2卷第8章《論人民》這篇論文中，盧梭談到發生革命的「暴力時期」，在這裡，革命一詞顯然具有非循環論的意義。盧梭還說，「被內戰所燃燒著的國家——可以這樣說——又從死灰中復活」，這樣一個舉證使上述把「革命」看作是政治領域中的激烈變革的解釋更為清楚明瞭。在稍後的段落中，盧梭預言：「俄羅斯帝國想要征服全歐洲，但是被征服的卻將是它自己。它的附庸而兼鄰居的韃靼人將會成為它的主人或我們的主人的；在我看來，這場革命是光盯避免的」（p．37）。盧梭這裡所說的不可避免或必然性，連同各個帝國的演替，帶有濃重的循環論色彩，雖然俄羅斯帝國的「臣民」「將要變成它的主人」的暴力方法也許同樣預示著1789年後革命概念的可能性。在盧梭「內閣的一次革命便引起國家中的一次革命」這樣一個論斷（bk．3，ch．6），肯定有一個循環的關係條件。但是，盧梭至少在這裡試圖表達激進變革的一個意義，因為他在解釋前面那段話時提到「一切大臣而且差不多一切國王所共有的準則，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採取與他們前任相區的措施」。
在1754年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盧梭在描述人類從第一個或原始的（自然的）階段向有組織的社會的第二階段的過渡時，使用了「革命」一詞。盧梭把這場「革命」歸因於冶金術和農業的發明。他在該書中寫道：「冶金術和農業這兩種技術的發明，引起了這一巨大的變革。」而且，他注意到，其中的第一階段是「最少革命或變革的」。
18世紀中葉的許多著作家乞靈於循環論的革命觀——在他們那裡，革命通常是指文化的盛衰或者「帝國的革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法蘭西學院常務秘書讓·弗朗西斯·馬蒙泰爾。他承擔了狄德羅和達朗貝共同編纂的《百科全書》中所有關於詩歌和文學條目的寫作。在其《文學概論》（1737）「詩歌」部分中，他說歷史學家已寫過「帝國的革命」。然後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從沒有人想到要寫藝術的革命，並且在自然中尋找藝術產生、成長、輝煌和頹廢的物質和精神原因呢？」（1787，9：297）哲學家孔狄亞克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階段和「帝國的革命」也作了類似的比較，因為他曾經說：「信仰革命源於帝國的革命」（1798，14：17)。
但是，在1755年，孔狄亞克曾敏銳地指出：「培根提出了一個過於完善的方法以至不可能成為一場革命或變革的動力；相反，笛卡爾可能是比較成功的」（1947，l：776）。在這裡，孔狄亞克也提出了非循環論的革命現。在經濟學家A．R．J．杜爾哥（1727－178）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我們也發現了「革命」一詞的多少類似的用法。在18世紀50年代的「論通史」這篇論文中，杜爾哥對科學思想（哲學）的歷史作了簡短的考察。他述及亞里士多德、培根，還有「伽利略和開普勒。正是由於他們的考察，因此奠定了哲學的真正基礎。然而，卻是比他們更大膽的笛卡爾沉思並進行了一場革命（1973，94）」。把一場革命歸功於笛卡爾這樣一種做法，在18世紀著作家中間是相當難得的，儘管法國科學家和哲學家必然會稱讚他所進行的根本的創新。在1750年寫於索邦神學院的另一篇文章（《對人類精神連續發展的哲學評論》）中，杜爾哥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他慨歎道：「偉大的笛卡爾，即使你並不總是喜歡發現真理，至少你已經摧毀了謬誤的專橫和暴虐」（1917，58）。在後面（&13．1）我們還將看到，這個時候，人們相信有一場兩個階段的革命。笛卡爾完成的只是第一個階段——根除謬誤——但尚未完全發展到第二階段，即創立一種新的學說以取代舊的理論。
伏爾泰
當新的概念發展時，尤其是當一個新的概念是對一個舊的概念的改造時，總是要有一些模糊和混亂的時期。18世紀中葉曾反覆出現過這種現象，但是也許沒有比伏爾泰的著作中所清楚表現出來的更典型的例子了。伏爾泰最早的著作包括他的《哲學通信》或《關於英國的通信》（1733）。在該書中討論反三位一體主義者時（第七封信），伏爾泰表達了我們剛剛在孔狄亞克那裡所遇見的同樣的思想：「您看，在輿論中，像在帝國裡那樣，起了何等的革命」。關於這個循環式的革命過程的例子是：「出了三百年風頭、又被遺忘了四個世紀，阿里烏派死灰復燃了。」伏爾泰在這些「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向人們指出17世紀科學和哲學（尤其是伽利略、培根、牛頓和洛克）的偉大。但是，他從來沒有用「革命」這個術語，他也沒有用比較容易地轉換成激進的「現代」科學觀的術語來表達新科學的偉大。
在《哲學通信》出版近對年後，伏爾泰出版了他的《路易十四時代》（1751）。這是一本歷史文學的經典，而且也是一本以將思想史與政治歷史相結合而引起廣泛注意的著作。在第二節中，伏爾泰介紹了革命的含義：「每個時代都產生了它的英雄和政治家；每個民族都曾經歷過革命；所有歷史對於那些僅僅希望記住事實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也許，這裡所說的「革命」一詞的含義是指在「四個幸福時代」達到其類似循環的頂點的盛衰，「在這四個幸福時代之中，藝術趨向成熟」；而它們都分別開創了「一個人類思想崇高的紀元」。另一方面，伏爾泰可能贊成革命作為一個在其中產生某些全新的東西的事件的新的含義。後者更多地同他在幾段文字之後討論什麼「我們叫作路易十四的時代」這一問題時的說法相一致。伏爾泰認為，在這一時期，「產生了理性的哲學」，也就是說，「從C．黎塞留的晚年到路易十四死後的那些歲月這一段時間，與在我們的政體方面一樣，在我們的藝術、精神和習俗等領域發生了一場全面的革命」。在這一例證中，並沒有任何真正想回到法國任何先前的狀態的意思，儘管伏爾泰可能早就記住，這個偉大變革的階段具有與其他三個偉大時代（菲利普和亞歷山大的時代，愷撒和奧古斯都的時代，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代）開始時的共同的特徵。因此，在這個句子中我們也許會理解，為什麼「革命」的兩個含義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為什麼關於創新和變革的世俗的或非循環觀念是從關於盛衰的循環的觀點或觀念中產生的。
在論述路易十四時代的著作中，伏爾泰用「革命」一詞來描述發生在英國的光榮革命（ch．15，pars．9，20），但是並沒有「光榮的」這個形容詞。作為一個法國人，伏爾泰只能表達這樣一種觀點：在歐洲大多數國家，威廉被看作是「英國的合法國王和民族的解放者」，然而，「在法國，他被看作是他的岳父的王國的篡奪者」（1926，140）。通過對「經歷了人類思想的革命」的這個幸福時代的描述，伏爾泰引入了科學——這是第對章的主題。我認為，既然這樣，那麼這裡關於「革命」的非循環的含義就沒有什麼模糊之處了，尤其是因為伏爾泰此後開始介紹伽利略、托裡拆利、居裡克（1602－1686，德國物理學家、工程師和自然哲學家）和笛卡爾在科學中所進行的新的創造。但是，對哥白尼的討論引入了一個復興的概念。伏爾泰沒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卻提到「一位苦惱的聖徒」。他確實「把長期被人們忘卻的古代巴比倫人的古老的太陽系復活了」（p．352）。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伏爾泰提到一場「人類精神的革命」，以及「在我們的藝術、精神和習俗中發生的全面的革命』，但他似乎從末使用「科學的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科學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science）這樣一些表述方法，他甚至也沒有引入與某一門單獨的科學——譬如說天文學或力學——或某個單獨的科學發展或個人（如哥白尼或牛頓）或日心說的引入相聯繫的「革命」一詞。這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伏爾泰認識到像伽利略和牛頓這樣一些重要的開創者在科學中進行的創新的是多麼重要，又是如此根本。
在伏爾泰1756年出版的最富雄心的歷史著作《風俗論》一書中，革命的概念頻繁出現。該書的序言是從討論地球本身業已經歷的變遷開始的；而且他一開始就談到「我們這個世界所經歷的變化也許與國家經歷的革命一樣多」（1792，16：13）。這裡所說的「革命」的確是指某個偉大的（甚或天翻地覆的）變革事件，這一點似乎是沒有什麼疑問的。隨後對在我們的地球上發生的這些「偉大革命」的討論使這一解釋確定無疑。例如，伏爾泰斷言，「所有這些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或許是「阿特蘭提斯洲（大陸）的消失，如果世界的這個部分確曾存在過的話」（p．15）。而且，對「革命」一詞的這個顯然非循環的用法出現在第197章對整個歷史的總結中；這個總結一開始就談到「查理曼時代以來〔整個地球所經歷的〕革命的這個大舞台」——天災和破壞——以及「千百萬人慘遭殺戮」。
革命是不連續性和變革
除去這麼多的可作多種解釋的例子之外，到18世紀中葉，「革命」一詞開始主要用於指稱某一次偉大的變革，不再具有某一次盛衰或循環延續的必要的、特定的言外之意。狄德羅和達朗貝編纂的《百科全書》，雖然是一部自封的「科學藝術和貿易辭典」，但在「革命」這個條目中把革命一詞作為「在一個國家的政體中發生的重要變化」的政治含義放在首位：
1：REVOLUTION，s．f．signifie en terme de politigue un change－
ment considerable anive dans Le gouvernement d'un etat
（也就是說，「革命」是一個陰性詞，以政治性的措詞說，它
表示「在一個國家的政體中」發生的「重要的變化」）
對該詞的註釋包括三個句子。首先，「這個詞來自拉丁文詞revolvere，指滾轉、移變、歲月之週而復始、回歸」；其次，「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未經歷過某些革命」；第三，「維爾多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兩三部關於不同國家的革命的傑出的歷史著作。」緊接著的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國。該辭條指出，「儘管大不列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曾經歷過許多革命」，但是英國人使用這個詞時特指1688年的革命。關於光榮革命的這個條目後面的署名是「D．J．」（即謝瓦利埃·德·讓古）。
在這些關於政治革命的討論之後，對科學中發生的革命又作了三個表述。這三個表述沒有專門討論科學發展中已發生的革命（關於這方面的內容，請參看下面第13章），而是專門探討了作為幾何學（革命的動力）、天文學（在天文學中，證明存在兩種形式的「革命」：一種是軸向的旋轉或循環，一種是軌道的革命）和地質學中的專門名詞的革命。在這三個表述中，最長的是由「O」（達朗貝）所寫的對天文學的描寫。關於地質學的條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這一標題。這些被認為是「博物學家」（自然主義者）給予這樣一些「自然事件」的稱謂：「在這樣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們地球的面貌由於火、空氣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發生了改變，而且現在仍然在變化著」。最後，還有一個更長的條目，要比論述政治學和科學的條目加在一起的內容長出三倍多，這個條目就是「鐘表學中「所運用」的革命」。這篇論文（署名為「M．羅米利」）探討了鐘表機構中傳動裝置的齒輪和組合。
在地質學中使用「革命」一詞具有特別意義。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
revolutions這樣一些表達方法主要見於市豐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論》的第二篇論文中，他寫道（布豐1954，IO4）：
由於海水的自然運動，以及下雨、冰凍、流水、風、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作用，地球的表面曾發生過數以萬計的革命、劇變、特殊的變遷和蝕變。我們不可能對此表示懷疑。
因此他認為地球表面所發生的變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續」的結果（p．105）。對「革命」一詞這同一用法還見於布豐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紀期》（Epochs
of Nature）（1779）。該書開始是這樣說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們圖謀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尋求自己的榮譽，並且解釋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類革命的紀元，確立人類的或公民的（civil）事變[精神的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們運用的也是同樣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鑽研世界的檔案，從地球的內部獲取古代的遺跡，收集它們的碎片，並且把所有能夠使我們回到自然的不同時代的物質變化的線索彙集到一系列的證據之中。
G．居維葉在1812年極其明顯地運用了布豐對歷史學家和地質學家的比較。居維葉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時學習如何復原過去革命的遺物並且解釋它們的意義」。布豐論述在那些極為久遠的年代所發生的變化，論述完全被人們遺忘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記憶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豐看來，革命顯然是連續發生的，但是這些革命——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自然史領域——決不是循環的。
布豐對「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後來極大地影響到德國哲學家J．G．赫爾德。赫爾德的從類歷史哲學大綱（1784-1791）》一書第1卷第3章的標題就是：「我們的地球經歷了許多革命以後才變成它今天的樣子」。赫爾德被公認為人類學研究和原始文化科學研究的先驅。他運用一種「進化論的」觀點說明為了人類而存在並且表現出人所沒有的缺陷的低級生命形式。但是，這些低級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類演化的生物的先前的狀態。他的人類進化論不是人的生物學發展，而是人的文化發展。他的著作把人類歷史解釋為「關於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的人的力量、行動和愛好的一部純粹的自然史。」人類的文化發展被看作是一個完全自然的過程，是人與它周圍變化著的物質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赫爾德遵循布豐的做法（見索特，1910），從由於水、火和空氣的作用而產生的革命方面論述了地球的歷史（1887，13：21）。他特別指出，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進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見關於最初創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論」（1887，13：22）。他說，市豐「只是這門科學的笛卡爾」，而且，他的假設終將被駁倒，就像開普勒和牛頓這樣的人被笛卡爾的假設超越和取代一樣。在談到「關於熱、空氣、火的新發現以及它們對地球一物質的結構、合成和分解的各種影響」，以及電學和磁學的新的「簡明的基本原理」時，赫爾德可以設想一個時間，到那時，地球的結構將會「像開普勒和牛頓解釋太陽系的結構那樣」獲得完全而確定的解釋。
赫爾德相當自然地追循布豐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動地球發展的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人類歷史哲學大綱》第1卷第3章）。他斷言：「今天，這種可怕的變化並不「像在地球歷史之初那樣」頻繁了，因為地球已經停止了它的發展」，這個地球「已經老了」。但是他認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這樣一些革命並未完全終止（1887，13：24）。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影響
當18世紀進入其第三個四分之一時間的時候，出現了自光榮革命以來最著名的單一的社會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國、俄國和中國的革命之後，美國革命——就像它的先驅光榮革命一樣——看來也許並不十分激進，甚至還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還有一種保守的政治傾向將美國革命稱為獨立戰爭，或者折衷地說，是革命的戰爭。在它自身所處的那個時代，美國革命具有一種雙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場激進變革（主要是回到光榮革命的條件和狀態以及它的《權利法令》或《權利法案》——意義上的「革命」。保守主義者可以支持一場旨在回到或者——如B·貝林喜歡說的——「循環到」（revolvemnt）一個世紀或者更早以來所有英國人都保證擁有然而卻主要受到沃波爾（1734－1742任英國首相）政府侵蝕的權利。但是，某些激進分子，包括像托馬斯·傑斐遜和托馬斯·潘恩這樣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東西的確立。這就是革命之後不久即被採納的美國國寶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時代的一種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釋時所說的——一種「新政」——的意義。
革命，而不是回歸到某個比目前好的古老狀態的新的內容，體現在傑斐遜《獨立宣言師亮的語調中：「當處於人類的事件之中時，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解除把他們同其他人聯繫在一起的政治束縛，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設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確立的獨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就變得必要了」。這裡不是眼光落後地維護古代權利，而是關於目前狀況的明確陳述。此外，傑斐遜所說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從天啟之神那裡尋找根據，也毋需基督教聖經的辯護，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傑斐遜並沒有像他原來打算做的那樣，繼續乞求「神聖的和不可否認的」真理，而是仍然斷言，在特定意義上說，某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牛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設想他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建立於其上的公理是不證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處在下述激進的主張中也被立刻斷言：「人類的創造者賦予」人類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法國革命比較早地採用了它的美國前輩使之確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綱領無論與光榮革命相比，還是與美國革命相比，都前進了許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國革命之後，「革命」這個詞本身一般說來已經失去了任何殘餘的循環論的意義，而保留了其純粹天文學的意義。法國革命不僅爽快地贊同這個詞的新的意義；革命中的事件也影響到以多種方式對革命進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極端手段和暴力導致人們對無論哪種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帶來的不幸結局以及它們的正常的、有益的結果產生憂慮。第二，法國革命確立了一個典範，人們依此典範把深刻的社會變革看作是政治行動的∼個附隨物。第三，事實證明，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帶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圍繞太陽轉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樣』「
雖然法國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說來不被看作是向一個先前狀態的回歸，但是，仍然存在過去歲月的許多重要成分，這在禮儀和標誌中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是一頂垂尖圓錐「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紀叨年代的無數雕版印刷品上看到。這頂帽子傳統上是由一位希臘奴隸獲得他的解放證書時戴的，而且它是已經獲得自由的一個顯著的標誌（見插圖8和9）。另外一個標誌是一捆棍棒，古羅馬的「法西斯」，在美國革命中也用了這一標誌。這裡是對法國革命的新的綱領與現在受到新生活（也許還有一個新的或擴展了的意義）感染和影響的遠古傳統之間的密切關係的一個象徵性的表達。
已故的漢納·阿倫特特別指出，舊的天文革命觀以及回歸的含義是法國革命的一個特點。她把傳說中的國王路易十五與羅會福科爾-利昂古爾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監獄剛被攻佔之後）的一次談話作為自己的主要例證。據說，國王是這樣說的：「這是一次起義。」而利昂古爾則說：「不，閣下，它是一場革命」。當然，我們無法知道利昂古爾當時在想什麼，而事實上我們也無法從任何同時代的材料中知曉他究竟有沒有這樣說。H．阿倫特對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會相信她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遠見。她認為，在這個傳說的談話之中，「革命」一詞是「最後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說，在把它的意義從天上帶到地上的舊的隱喻的意義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紀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發現了對H．阿倫特思想的一個獨立的更進一步的證實。作為本書的插圖再版的，這個同時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國革命的天文學體系」。而且，根據利昂古爾的說法，H．阿倫特推測：「重點從一個循環運動的合法性完全轉向其必然性，這也許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來自「星體的運動」，但是「現在所強調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運動的，而且，它已變成「一條自然規律」。人們傳說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談話指出了起義和革命的區別，這在18世紀是一個規模和目的的區別。起義被認為是叛亂或暴動，而革命則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和社會體制的根本變革。在現時代的條件下，利昂古爾也許會說，的確不存在反對目前的政權領導人的暴動，而只有改變政治制度的運動。換言之，他可能會設想對既定的政權形式而不是僅僅對執政的政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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