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歷史學家，其中包括羅傑·B．梅裡曼（1938），H．R．特雷弗-羅伯（1959），E．霍布斯鮑姆（1954），以及J．M．古利姆特（1975）等，已經注意到了17世紀中葉在歐洲的不同地區——美國，法國，荷蘭，加泰羅尼亞，葡萄牙，那不勒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幾乎同時發生的起義、暴動或革命。顯然，這是一個充滿了危機和不穩定因素的時期，並且，看起來似乎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革命，而不同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只不過是這一革命特定的表現形式。那時，正如特雷弗-羅琅所指出的那樣，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危機」，這對於當時思維敏捷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led3年1月25日，傑裡邁亞·惠特克在眾議院的一次講道中宣稱：「這些日子是令人戰慄的日子，」而且，這種「戰慄是世界性的：它出現在帕拉坦，波希米亞，德國，加泰羅尼亞，葡萄牙，愛爾蘭，以及英國」（參見特雷弗-羅珀1959，31，62n．1）。
17世紀也是科學革命的時代。1642年英國的第一次內戰，恰恰始於伽利略的《兩種新科學》這部運動學的奠基性著作發表四年之後，笛卡爾的《方法談》和《幾何學》發表五年之後。牛頓的《原理》是科學革命最有意義、最有影響的著作，它出版於1687年，亦即光榮革命的前一年；事實上，這本書是奉獻給詹姆斯二世和皇家學會的。與17世紀的政治革命相比，科學革命在許多方面更為徹底、更富有創新性，而且業已證明，它的影響更為深遠。不過，據我所知，還不曾有人把科學革命與在同一世紀發生的其他革命聯繫起來，也不曾有人推測說：在政治領域發揮作用的那種革命精神也許與導致科學巨變的那種精神是同一的。
確定科學革命的深度和廣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17世紀已經初具規模的科學學科與其在中世紀末最為相近的學科作一番比較。我們來考慮一下重要的運動問題吧（因為「忽視運動就是忽視大自然」）。中世紀的學者們，按照通常的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把運動理解為從可能到現實的任何一種變化。因此，運動規律並不僅僅限於位移（位置的變化），它還要涉及任何一種能夠作為時間的一個函數加以量化的變化，其中包括隨著年代的變化而增加或減少的重量，甚或天惠的獲得與喪失。在14世紀，當學者們對位移加以特別考慮時，他們就充分意識到了，運動既可能是勻加速的，也可能是非勻加速的，而且這些學者還能夠從數學上證明，如果勻速運動速度的大小與加速運動速度的平均值相等的話，那麼，在給定時間裡，勻加速運動與同一時間內的勻速運動是完全等效的。然而，14世紀的數理哲學家以及15世紀討論他們工作的那些人，從來沒有把這些數學原理應用於物理事件例如落體運動上，以便對它們加以檢驗。另一方面，伽利略在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中並未把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原理看作是純數學的抽像，而把它們看作是在實驗中制約著實際的物理過程和事件的定律。伽利略甚至用著名的斜面實驗，對自由落體定律進行了檢驗和確證，他在《兩種新科學》中對此進行了描述。伽利略對這些定律的闡述，與其14世紀的前輩們的闡述相比，在數學方面沒什麼差別，不過，他的數學是在物理學語境中表述的，而且用物理實驗進行了檢驗。斯蒂爾曼·德雷克（1978）發現，伽利略的一些難以理解的筆記，原來記的是一組當時所做的實驗，這些實驗使伽利略發現了這些定律。
這類例子向我們表明，通過與數學分析結合在一起的實驗來發現原理，在經驗的關係域中建立起科學定律，以及通過實驗檢驗來考察知識的有效性，這些是多麼新穎和富有革命性啊。在傳統上，知識是以信念和直覺、理性和天啟為基礎的。新科學不再把所有這些作為理解大自然的手段了，而是把經驗——實驗和批判性觀察——作為知識的基礎和對知識最終的檢驗。推論像學說本身一樣具有革命性。這是因為，不僅新的方法把知識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之上了，而目，它還意味著，無論對什麼人來講，名人的話未必就是非信不可的了；人們可以用所掌握的經驗對任何一種命題和理論加以檢驗。因此，17世紀新科學所考慮的，並非是著者或呈報者的身份。地位或學識方面的情況，而是其呈報中的正確度，是他對科學方法的正確理解，以及他在實驗和觀察方面的技能。現在，就連最普通、最卑微的學生也能對最偉大的科學家所提出的理論和定理進行檢驗（甚至能指出其存在的錯誤）。因此，知識所具有的是民主性而不是等級性，並且，知識更多依賴的不是少數精英的洞察，而是某種適當的方法的應用，這種方法，任何具有足夠才智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而且能用來掌握新的實驗和觀察原則、瞭解從資料中得出恰當結論的途徑。由此可見，對科學革命期間整理這種方法的人們理應給予很多重視，這樣做不足為怪。這些人，加培根、笛卡爾、伽利略、哈維以及牛頓等人，都曾著書立說，闡述了科學研究的方法。
16世紀末和17世紀的科學家們，充分意識到了他們這種直接求助於大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新穎性。這種思想方法在16世紀末有關植物和動物方面的著作中是顯而易見的。這些著作不僅展示了一種新的、源於觀察的運用的實在論觀點，而且還明確地闡明，書中的那些說明都是根據生物實例作出的。例如，富克斯1542年的植物標本集中有這樣一整頁的插圖，它展示了藝術家和木刻家依照擺在他們面前的植物進行工作的情景。在維薩裡的偉大著作《論人體的結構》中（1543），有一幅插圖展示了進行解剖所需的所有必要的工具。該書的獻詞樸實無華：「自己動手。」維薩裡不但希望他的學生一讀者們能重複得出他的結果並證實他的發現，從而豐富我們的知識；他還表明，他的革命性著作是建立在實驗事實和可檢驗的事實之上的。
16世紀對大自然的這種迷戀，在人們對發現新大陸、尤其是對發現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反應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令人感興趣的恰恰不是陸地的形狀或地質沉積物，而是植物和動物等各種生命的形式。這些動物是否是挪亞時代的洪水沖到那裡去的呢，是否是與歐洲的動物截然不同的呢？也許，它們與那些動物並無關聯，是大洪水後特殊的創造物？這兩個問題都會令人困惑不解，因為看起來，它們的答案似乎與《聖經》是背道而馳的。而在美洲出生的人們的起源這一問題，就更會令人疑雲難消了。
在17世紀初的10年中，伽利略製造的望遠鏡使人們第一次知道了天空是什麼樣，這使得整個世界都為之興奮。馬喬裡·尼科爾森為我們記述了全歐洲的人懷著渴望的心情期待著伽利略望遠鏡的每一次新的發現，他還借助詩人們所用的形象化的比喻，記述了伽利略是怎樣迅速做出發現的。1620年，本·瓊森發表了一部題為《來自新大陸的消息》但並非論述美洲大陸的著作，此書討論的對象是天空，尤其是月球，書中論述了望遠鏡——而且總是與伽利略的大名連在一起，以便說明林利略的發現，該書還提到了《星際信息》或《信使》。瓊森的著作是一部傳播新生事物的著作，它像莫納德的那部描述美洲藥用植物群的題為《來自新發現的世界的喜訊》的著作一樣富有幽默感。具有革命性科學的新生事物即將來臨的預兆出現了。因為伽利略不僅宣佈了新的事實、新的信息，而且很快得出結論說，通過望遠鏡獲得的新的觀察資料否證了托勒密體系（這點確實做到了），並且證實了哥白尼體系（這點並未做到）。
許多富有創造性的科學革命的著作，其書名中都使用了「新」這個字。開普勒（1609）出版了一部以物學原理為基礎的著作，題為《新天文學》。伽利略最後一部著作（1638）的題目是《兩種新科學》；雖然，這題目也許並不是他選定的，但在談及他已經發現的許多新的值得注意的事物時，他確實提到過這第三部關於運動的著作。塔爾塔利亞給他的書起名為《新科學》（1537）。馮·居裡克把他用來闡述新發明的空氣泵所取得的革命性實驗結果的著作定名為《馬德堡的新實驗》（1672）。玻意耳在他許多著作的書名中都使用了「新」這個字。1600年，威廉·吉伯發表了一部題為《論磁石……一門被許多論據和實驗證實的新的生理學》的著作，此書的書名可謂意味深長。他在獻詞中寫道：「謹以這部幾乎是全新的前所未聞的」關於「自然知識」的著作獻給「你們，唯有你們，真正的哲學家，高尚之士，不僅能夠從書本中而且能夠從事物的本身獲取知識的人。」吉伯知道，在當時，只有一小部分人致力於「這種新的哲學探討。」
科學革命產生了一種新的知識和獲得這種知識的新的方法，同時也產生出了提倡、記錄和傳播這種知識的新的機構。這類機構就是那些由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們（以及那些對科學非常感興趣的人們）組成的協會或學園。他們會聚一堂，一起做實驗，他們去參觀別處所進行的實驗工作和對實驗的檢驗，聽其成員所做的有關科學工作的報告，瞭解其他的科學組織或其他的國家正在從事的事業。科學共同體的出現，是科學革命的顯著標誌之一。到了17世紀60年代，在法國和英國都有了固定的國家級科學院，它們都有了官方的雜誌，以便於它們各自的成員發表其研究成果。
以伊薩克·牛頓為例，我們可以看出，入選成為這種學會的成員有著多麼重要的意義。1671年，伊薩克·巴羅（盧卡斯講座的教授，牛頓的前任）把牛頓新發明的反射式望遠鏡的樣品帶到倫敦，呈交給皇家學會。牛頓的發明受到「稱讚」，沒過多久，牛頓就被選為皇家學會的成員。牛頓很高興得到倫敦的科學家同行們的如此賞識，他不久就寫了一封信，尋問學會何時聚會，以便他能夠提供一份報告，闡述他所做的與光和顏色有關的一系列實驗，這一系列實驗是新的望遠鏡發明的基礎。牛頓年輕氣盛，他寫信給已經竭盡全力使他成為其會員的那家學會，他對幹事說，他的發現是迄今為止對大自然的運行所做的「最為奇妙的」探索。牛頓渴望立即向他新的科學家同事們展示其發現的這種心情，與他後來不願發表（或勉強同意發表）他的任何發現這種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它向我們暗示著，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正式獲准成為常設的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是何等重要。
牛頓論光和色的論文有著好幾個第一：它是牛頓第一次發表科學著作；它是顏色物理學的第一篇或奠基性論文；它是第一次以文章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重要的科學發現。此外，它之所以令人矚目，是因為它描述了牛頓的實驗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理論結果，而沒有為某個宇宙論體系或神學教條進行辯護；它是純科學，這也就是從此以後直至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這個詞的含義。
不斷出現的科學共同體所具有的一個革命性特徵，就是正式的信息網的建立。這種信息網的確立，部分是依靠個人的出訪和相互的書信往來，但主要還是依靠科學雜誌和科學報告來完成的。短命的伽利略西芒托學院（實驗學院）在一卷本的《智者》（saggi，1667）中用意大利文發表了其成員的成果。1684年又出版了英文版，在一卷本的英文版書中有一幅具有象徵意味的卷首插圖，以表示意大利科學院是怎樣把其傳統傳播到倫敦的皇家學會的。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既有用英文發表的文章，也有用拉丁文發表的文章。為了方便歐洲大陸的讀者，把用英文發表的文章也全部譯成拉丁文的學報，不久便問世了。《哲學學報》的文摘或摘要都是用英文出版的，但很快就被譯成了法文，而法國科學院的各項發現，也可以從英文版的材料中得知。17世紀發表的偉大的科學著作的數量是令人驚訝的，但它們並非像人們通常所料想的那樣都是用拉丁文發表的，它們是用各自國家的語言發表的。例如，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意大利文版，1632；英譯本，1661；拉丁文譯本，1635），笛卡爾的《幾何學》（法文版，1637；拉丁文譯本，1649，1659），牛頓的《光學》（英文版，1704；拉丁文譯本，1704），等等。其他此類的例子還有，笛卡爾的《屈光學》（1637），惠更斯的《光論》（1690），以及胡克的《顯微術，或對微小生物體的生理學描述》（1665）。
從皇家學會的首任秘書亨利·奧爾登伯格大量的書信往來中，我們可以看到信息網所起到的作用。1668年，奧爾登伯格在寫給當時在巴黎的惠更斯的信中，表述了學會想與他建立通信聯繫的願望，並希望他向學會介紹「他在有關運動問題方面所做出的發現，」即使他「認為還不適宜用書面形式發表的〔成果〕」也行。奧爾登伯格還問惠更斯，是否「願意向他們透露他的有關理論，以及作為其理論根據的有關實驗。」惠更斯同意了，「勿庸置疑，他的成果寄來時，學會將在他們的登記簿上備案，以便使其發現權得到保護。」幾個月後，惠更斯的原文送來了，克裡斯托弗·雷恩對其中的一部分進行了研究。隨後「進行了一些實驗」，用以檢驗惠更斯的理論和雷恩的理論，由於實驗設備的工作不甚理想，實驗又被安排在以後的一個星期聚會上重做了一次。過了不久，惠更斯與雷恩的發現何者居先的問題就出現了。惠更斯把一份用「密碼或變位字」寫成的關於新的研究成果的陳述送交給皇家學會登記備案，以此作為「今後保護他的發明或發現的方式」，等到有朝一日「他認為適當時再用普通的語言對它們加以解釋。」20多年以後，愛德蒙·哈雷力勸牛頓把一份對他的發現的說明遞交皇家學會備案，以保護他的領先權。時至今日，仍然可以從登記簿上查到牛頓1684年秋天所寫的小冊子《論運動》，牛頓著名的《原理》，就是後來在此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
科學社團和科學院在建立發現和發明的領先權的記錄製度方面的作用，是科學革命另一個重要的標誌。科學革命是有史以來第一種致力於連續的發展過程而並非某一目標的革命。如前所述，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即建立某種形式的國家政權或社會制度，儘管人們也許並未料想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建立這樣的國家。然而，新的科學卻被看作是一種發現過程，一種永無止境的研究過程。為了發表和傳播各種發現，為了建立能夠用來從事發現工作的實驗室和天文臺以及動植物園，準備工作一應俱全。出版雜誌以發表新的成果、為保護發現的領先權而建立備案存檔系統、對最富有革命性的進展予以獎勵，通過這些活動，持續的變革過程得以制度化。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革命或革命運動能使即將到來的持續的革命進程如此制度化。的確，太陽底下還是有新東西的。
雖然，科學有可能是一種對真理永無止境的探索，但人們普遍希望，在有效地醫治人類疾病方面，科學進步能導致具有實用價值的發明和改進。這類記述出現於17世紀初，培根和笛卡爾有關方法論的專題論文也有這方面的論述。笛卡爾在他的《方法談》中寫道：要是有個富人能向他證明，在醫療和衛生保健方面也能開發出類似於像農業機械化那樣的實用技術，那該有多好呀。培根也反覆論述過同樣的問題，他論證說，科學——有關自然的知識——將會導致對我們的環境的控制，將會給予我們新的力量。培根很明智地接著指出，這種實際應用與其說是增加舒適的生活用品的手段，莫如說是具有更多的「預示真理和保衛真理」方面的價值。培根這樣講的意思是說，由於新的科學革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它的原理也就有可能在實際的設計工作中體現出來。那些體現著新的原理或以新的原理為基礎的正在運行的機器，為這些原理所包含的真理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所有這些革命性特點暫且不談。是什麼使得科學革命通過基本的科學進步真正得以實現了呢？我們已經看到，抽像的運動定律被枷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取代了。再進一步，把自由落體——一種典型的加速運動——與勻速的水平運動過程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像伽利略指出的那樣，勾勒出拋射體的拋物運動的軌跡。磁學萌發於17世紀。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這些定律以後均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還全面闡述了現代的宇宙日心說體系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哥白尼學說。牛頓不僅創立了顏色學，而且創造出了一種同時包容地球物理學和天體物理學的數學體系。他的萬有引力原理，既可以說明開普勒定律和自由落體定律，又可以解釋海洋中的潮汐運動和地球的形成。它甚至還可以提供依據，從而在管星出現四、五十年以前便可成功地作出預見。在其解釋的簡潔性方面，在其應用的深度和廣度方面，牛頓物理學無疑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
當然，在對大自然的理解過程中，並非只有物理學會遇到革命。生命科學也很有活力，正因為如此，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這導致了一場生理學的革命。在這裡，就像在運動學中一樣，革命也具有明確的無可爭辯的否證色彩。如果不是亞里土多德本人那就是亞里士多德派的什麼人預見說，在空氣中，重的物體比輕的物體運動得快，它們的運動速度與它們的重量成正比。很容易用實驗證明，這是錯的。與此類似的是，蓋倫曾經認為，血液在靜脈中有漲有落，而且還可通過心室隔膜或中隔上的微孔，從心臟的一邊流入另一邊。然而，正像上述預見被證明是謬誤一樣，蓋倫也完全錯了。
同時代人的科學革命觀
儘管很難否認，在16世紀機17世紀中已經產生了具有重大意義的科學進步，但有些評述者卻寧願把這些發展看作是改進而不願把它們看作是革命，有些人甚至根本否認這種確實偉大的進步曾經發生過。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論戰亦即著名的書戰或古今之爭中發表的那些著作，就是一個例子。由豐特奈爾、格蘭維爾、佩羅、斯威夫特、坦普爾以及沃頓等人寫的著作，甚至在科學和醫學領域中也傾向於使用知識的「改進」這一概念，而不使用「革命」。下面的事實更令人驚訝：豐特奈爾和斯威夫特在別的著述中卻使用了革命這個詞，豐特奈爾還把這個詞和這個概念用於新數學之中。在談到厚「今」薄「古」和我們稱之為科學革命的偉大成就時，這些作者（除一人外順乎都避免使用「革命」這個詞。托馬斯·斯普拉特為皇家學會所寫的辯護（1667）幾乎與此完全相同，他的這部書致力於展示新科學所取得的成就，科學將會帶來的——甚至會給語言帶來的種種變化。書中主要討論的是創新和改進之事，而不是革命。
17世紀末，科學革命開始被人們承認。儘管吉伯、伽利略、開普勒、哈維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強調他們著作的創新性，但我尚未發現，在問世紀末以前有過什麼明確而清晰地探討科學中存在著革命的論述。不過，有一封1637年用意大利文寫的信中卻引人注目地提到了哈維著作的革命性。
對於科學革命史的研究而言，這封信確確實實是一份非同尋常的文件。它清晰地說明了科學中的新發現是怎樣被人們發覺具有革命性的，不過它也說明了，用單一的一個詞來描述這種革命性是何等的困難。這封信寫於笛卡爾的《方法談》和《幾何學》出版的那一年。寫信的人是拉法埃洛·馬吉奧蒂，羅馬的一位牧師和科學家。他將此信寄給他的一位牧師同行，佛羅倫薩的法米亞諾·米凱利尼，他向他的朋友們，包括上了年紀的伽利略在內，通報了哈維做出並於1628年公佈的生理學方面的新發現，他寫道，「這就是血液在我們的身體中所進行的循環」。這一發現「足以推翻整個醫學體系，就像望遠鏡的發明已經使整個天文學顛倒了過來，以及指南針（已經）對通商、火炮對軍事技術的影響那樣」（伽利略1890，17：65）。
在1637年，只用「革命」這個詞或這個概念來描述哈維發現的激進性還為時過早。也許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才能說，血液循環的發現，將會使一場「醫學革命」由此開始。馬吉奧蒂使用的動詞是「rivolgere」，其意為「使轉變」、「熟思」（如「再三考慮」），有時是指「推翻」。為了確保他的讀者能得其要領，他解釋了他使用這個詞所指的意思，因為在當時，對某一門科學有如此「毀滅性的（亦即革命性的）作用的發現並不常見。所以，馬吉奧蒂把它的影響與技術上的兩個重要突破——黑色火藥和指南針的發明作了比較。培根曾說，這組技術上的革新以及活字印刷術，已經使現代世界發生了最為根本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培根並沒有馬上使用「革命」這個詞，也沒有使用這個詞公認意義上所謂的革命概念。）馬吉奧蒂實際上是在說，就把一門科學學科顛倒過來這一新的現象而言，既沒有適當的名稱也沒有清晰的概念，這種新現象也不是某種已被認定的事件，它很像已經使世界性的貿易、探索和戰爭等狀況發生了變化的那些非同尋常的發明。截至1637年為止，在科學的任何分支業已做出的發現中唯一最富有戲劇性、並且從推翻舊的學說的意義上講最具有革命性的發現，就是伽利略所揭示的新的天體現象。為了有效地闡明他的觀點，馬吉奧蒂又把哈維的發現與伽利略的發現作了比較。伽利略給了托勒密體系致命的一擊，他證明，托勒密體系是錯誤的，而且，數千年以來天文學家所寫的論述天空的著作中，沒有任何一個有關天體的概念是正確的。同樣，哈維指出，蓋倫的體系是錯誤的，因此，以蓋倫的生理學為基礎的所有醫學體系應予更換。正因為這樣，馬吉奧蒂說，血液循環之發現的作用可以與「望遠鏡的發明」相媲美，望遠鏡的發明已經使「天文學顛倒了過來。」在這一事例中，馬吉奧蒂沒有（像他剛才那樣）使用「rivolgere」這個動詞，而使用了「rivoltare」，這個詞的意思不僅是「背叛」，而且還意味著「顛倒」，「翻過來」從而「走向反面」，「拋棄」等。
真正把「革命」這個詞與哈維發現連在一起的，是威廉·坦普爾爵士在17世紀下半葉所寫的一篇論文。從作者使用這個詞的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的革命概念出現初期時的情況。坦普爾的這篇論文大約寫於1686年以前（見伍德布裡奇1940，212），題目為《論健康與長壽》，作者在文中談到了希波克拉底和蓋倫創立的古代醫學體系，談到了帕拉切爾蘇斯「廢除全部蓋倫模式」的嘗試以及他在引入「化學醫學療法」方面的工作，隨後他討論了哈維和血液循環。坦普爾（他對，I：73）把這一系列事件稱之為「生理學帝國中的」亦即「醫術」或醫學帝國中的「偉大變革或革命」。「帝國」這個詞的使用暗示著，坦普爾在這裡意指的並不是某一獨特的戲劇性事件的出現這一新的含義，而是「革命」這個詞在「帝國革命」這個短語中的那種傳統的含義。很有可能，坦普爾在別的著述中（《英雄的美德》，1821，1：104）把帝國革命想像為逐漸展開或前後相繼的事件。此外，坦普爾本人並非真地相信哈維革命，他認為，對於循環學說，「人們期望著它能夠使整個醫學事業煥然一新」，但是實際上，它「並沒有產生這樣的作用。」
在《古今學問論》[1690（1963），71]中，總的來看，坦普爾所持的是一種厚古的觀點。他論證說，古書是最好的，而且，用阿方索·埃爾·薩比奧的話來講，生活中值得追求的只有「燃朽木、飲陳酒、會舊友、讀古書。」他問道，「哪些是我們自認為技高一籌的科學呢？」在1500年的時間中，「除了笛卡爾和霍布斯大概可以自封為哲學家外」，再沒有什麼新的聲名顯赫的哲學家了。他發現，在天文學中「除了哥白尼體系外，沒有什麼可與古人相競爭的……新東西了，在醫學中，除了哈維的血液循環的新發現外，情況也是如此。」坦普爾堅信不疑地認為，「即使它們是真的，」「這兩項偉大的發現也沒有改變天文學或醫學事業的結論。」因此，儘管這些發現使「發現者獲得了很高的榮譽，」但它們「對世界的用處並不大。」（pp．56－57，71）
豐特奈爾在其1683年出版的《死者的新對話》一書也討論了醫學中的革命問題。該書中有一段古希臘後期的醫生和生理學家埃拉西斯特拉塔與威廉·哈維（書中稱之為埃爾韋）之間的對話。對話開始，由埃拉西斯特拉塔首先發言，他簡要地概述了哈維所報告的奇跡：血液在身體中循環，靜脈血管把血液從末端輸送到心臟，然後，血液離開心臟進入動脈血管，由動脈把血液送到末端。他承認，去代的醫生以為，血液只是一種非常緩慢的從心臟到身體末端的運動，這是十分錯誤的；他還敘述了世界多麼感謝哈維「消除了那個古老的錯誤。」接下來，埃拉西斯特拉塔在對話中承認，現代人能比古代人成為更好的科學家，而且，他們能獲得更多的有關自然的知識；不過，他宣稱，他們「成不了更好的醫生」，因為古代的醫生能像現代的醫生一樣，為人們醫治疾病。
哈維反駁說，許多病人的死亡都是由於對血液循環的無知造成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答覆說，「你相信你的新發現確實有用，那麼有什麼用呢？」在哈維作出肯定的回答時，埃拉西斯特拉塔問，為什麼現在還像以前一樣有那麼多的死者走入極樂世界呢？「哦！」哈維說，「如果他們死了，那是他們的錯誤，而不是醫生的錯誤。」在回答結束時，哈維對未來作了一番樂觀的解釋，他說，到那時世界就會「有閒暇充分利用新近的發現，」因為「巨大的效益」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人們發現。在約翰·休斯所譯的英文本中（豐特奈爾1708），埃拉西斯特拉塔有這樣一句粗暴的評語：將來「不會有這樣的革命，相信我的話吧。」這就是說，人類以前就有了「一定的斷定有用知識的標準，」儘管對它又做了少量的補充，但它永遠不會被超過。豐特奈爾在結束這篇對話時作了一番悲觀的解釋：無論科學家在人體方面做出什麼樣的發現都是徒勞的，因為「大自然是不可戰勝的」，而人們還會不斷地在既定的時刻死去。
從目前的情況看，這篇對話是極有意義的。首先，豐特奈爾把像哈維（「在人體中發現了新的管道」）那樣的發現，與天文學家發現「天空中的一顆新的恆星」加以比較——這類發現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其次，儘管豐特奈爾十分信奉笛卡爾的哲學，但他卻直截了當地反對笛卡爾在《方法談》中所說的那段大話，即如果得到資助，醫學研究將會使生命週期無限延長。最後，我們會注意到，豐特奈爾（借埃拉西斯特拉塔之口）提出的醫學中沒有革命這一主張，與豐特奈爾本人的這一認識即數學中存在著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這樣看來，對革命的可能性的否認，也許可以說是法國醫生普遍反對哈維的偉大發現的一個標誌（參見羅傑1971，13，169）。雖然笛卡爾熱心支持血液循環學說，但豐特奈爾可能並不認為，對醫學事業來講，這一發現算得上是什麼偉大的成就。事實上，豐特奈爾似乎並非相信，在醫學中曾發生過革命。埃拉西斯特拉塔所說的「不會有這樣的革命」這句話，無疑已經表白了豐特奈爾的信念，不過，他本人所說的話略有不同。在約翰·休斯的譯本中，埃拉西斯特拉塔說的是：「不會有這樣的革命，相信我的話吧。」而豐特奈爾是這樣寫的：「Sur ma parole ，rien ne changera」（「相信我的話吧，什麼都不會變」）。
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羅伯特·玻意耳在其1656年11月所寫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革命：
我告訴您一件很平常的事，您就會瞭解愚蠢入的輕率的
推斷有可能使他瘋狂到什麼程度：某些寡廉鮮恥之徒竟然把
不可思議的荒謬的事物歸咎於神靈，而毫不為之臉紅。談到
消息的公開性，最近全面而完美的成功的消息僅僅限於在議
會的大牆之內傳播，以致於我現在只能抄錄報紙，至多只能事
先根據報紙去猜測。對於我們新的代表們將會證實什麼、或
者我們將會得到什麼，我不敢妄加猜測，更不敢白紙黑字地寫
下來；我不會有所顧忌的只是承認，我的希望和恐懼都是有非
常特別的動因的；我還可以無所顧忌地說，我據以預計會有時
雨或猛烈的暴風雨來臨的雲彩，尚不是看不見的未凝結的水
氣。至於我們的思想方面，我的確可以信心十足地預計，會有
一場革命，通過它，神將會成為一個失敗者，而真正的哲學繁
榮也許會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7003，fols．179／80〕
在科學範圍內，我沒有發現玻意耳有過什麼類似的陳述〔在詹姆斯·雅各布把玻意耳看作是革命者的那部著作（1979）中，也沒有提到這類情況]。不過，綜觀玻意耳那些行文繁冗的論著，如果有人斷言說，這些書連提都沒有提過這類問題，那麼他一定是一個冒尖的學者。
我已經指出，許多17世紀的科學家都意識到了他們的成果具有的創新性，而且在他們自己著作的標題中都表明了這一點，一些17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們（吉伯、開普勒、笛卡爾、哈維、牛頓）對他們各自著作的非傳統的特性作了明確的陳述，他們指出了古代和中世紀的作者的錯誤，並採取了革命的態度。亨利·鮑爾在其所著的《實驗哲學》（1664）的結尾部分，對新的應用科學作了豐富的闡述。「這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他寫道，「哲學伴隨著一場大潮來了。」「消遙學派的信徒們也許希望阻擋這一潮流」，就像「阻止自由哲學的氾濫』哪樣。他斷言，「一定要拋棄所有陳腐的垃圾，推翻腐朽的建築，」這是因為，「不得不為一個更為宏偉的、永遠不會被推翻的哲學專業奠定一個新的基礎的時刻來到了。」他說，這種新的哲學，「將以經驗和感知為基礎，詳細討論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從自然界事物的本源那裡推究其原因，就像我們所觀察的事物可以被藝術再創造出來和力學證明確實可靠那樣。」
我發現，在18世紀初的數年中，豐特奈爾的著作中就有了相當早的關於數學革命的陳述，此陳述完全是現代式的而且十分清晰。當時，豐特奈爾正在伏案撰寫論述微積分的著作，微積分是牛頓和萊布尼茲發明的，它無疑是17世紀最富有革命性的知識成果。豐特奈爾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用革命這個新的概念，以此來說明這種數學理論是多麼不同凡響。它給予科學家的力量，遠遠超出了前人「難以想像」的範圍。革命只是剛剛開始，但這已經使那些開創者們與在此不久之前還可謂是最聰明最有經驗的數學家們相比，能夠更巧妙地解決數學問題。
在醫學領域中我們發現，1728年牛頓去世後不久，W．科伯恩醫學博士在談到帕拉切爾蘇斯時，曾明確地在新的意義上使用了「革命」這一術語，甚至還暗示，革命的發生是醫學體系發展的一個特徵。
三十多年以後，數學家克雷洛為牛頓在理論力學領域中開始的一場革命而歡呼，理論力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包含了數學和物理學兩個領域。值得注意的是，牛頓為純數學和數學物理學做出的偉大貢獻，其革命方面那樣明確地得到了承認，這是因為，牛頓的成就標誌著科學革命的頂峰。現在的證據證明了我們的判斷，而且更加強調了這一點：17世紀最富有革命成果的領域是純數學和理論力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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