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通常被認為是一種突發性的、劇烈的而且是全面的變革，它常常伴隨有暴力活動，或者說，至少要動武。這樣的根本性變革富有戲劇性的特點，它往往能使旁觀者看出一場革命正在發生，或者剛剛進行過一場革命。現代初期的階級革命，例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都以其改變政治體制而聞名於世，法國大革命則比美國獨立戰爭來勢更為猛烈。在這兩個例子中，政府或統治者都被推翻、被拋棄了。通過被統治的人民或他們的代表們的活動，一個新的政府取代了舊的政府。從一定範圍上講，光榮革命也是如此。
到了19世紀，革命和革命活動開始超出政府形式這種純粹的政治考慮範圍，並且開始涉獵那些基本的政治或社會經濟領域。結果，「革命」這個詞不僅能用於那些導致劇烈的政治變革或社會經濟變革的事件上，而且還能用於那些想要實現這種變革的活動（不管它們已經失敗還是尚未成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一個革命藍圖，並且發出了進行「一場共產主義革命」的號召，一年以後，馬克思指出了「1849年的一些徵兆」（1971，44）：「法國工人階級的革命起義，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戰爭。」
自比世紀以來，革命多於武裝起義，多於向已被確認的權力的挑戰，多於反對或主動放棄對政府的忠誠或服從。也就是說，革命的數量超過了那些未必會導致一個新型的政府或新的社會經濟體系的反抗活動和造反活動。
一個統治家族替換另一個統治家族，或者說改朝換代，這種情況已不再被看作是一場革命了。一般來講，僅僅與當權者的對立，特別是公開的和訴諸武力的對立，只會被看成是造反——當奮起反抗當權者的活動被證明無論在短期或長期之內都是失敗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例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美國內戰，以前曾被稱之為南北戰爭或造反，而在口語中，南部聯邦的士兵則被北方人稱之為南軍士兵。（南方佬式的喊叫，則用來指南部聯邦士兵拖長腔的尖聲喊叫。埃國內戰是指保王黨人的軍隊與圓顱黨人的軍隊之間的衝突，以及查理一世被判處死刑、共和體制的建立，而與這場內戰有關的那些事件被18世紀的歷史學家和編年史家克拉倫登稱之為「英國的造反和英國的南北戰爭。」
革命這個概念的歷史，不能與這個詞本身使用方式的歷史分割開。因為使用方式的歷史有著許多與科學革命這一課題密切相關的問題。首先，「revolution」（革命）這個同本身來源於晚期拉丁語，作為一個名詞，它源於拉丁文的動詞「revolvere」，意為「使後退」，從而「展開」，「讀完」，「重複」，以及「仔細考慮」；由此，其進一步的意思為「回歸」，「再發生」。其次，名詞「revolutio」（「繞轉」）作為一個專業術語用於天文學（以及數學），始於中世紀的拉丁語。第三，「revolution」這個詞逐漸在政治意義上使用，以表示一種同期性的過程或興衰，它意味著恢復某種以前的狀態，而最終則意指一種「推翻」過程。第四，「revolution」這個詞與政治事物領域中的推翻過程聯繫了起來，而後來，「推翻」之意不再帶有「revolution」一詞表示週期性的那些涵義了；同時，「revolution」這個詞開始用來意指遠非通常意義上的事件了。在對革命進行反思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很早就認識到英國已經發生過一場革命（1688年的光榮革命）以及科學中正在進行著一場革命，這一點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18世紀初，（與我們今天使用革命這個詞意義十分相似的）革命在人們看來不僅與政府有關，而且與思想領域和文化事業領域尤其是科學的發展有關；人們意識到，到了牛頓時代，一場革命已經在科學中發生了。這個時期值得注意，因為至少有三位不同的科學家認識到，他們個人的研究有可能導致（或正在導致）一場科學革命。
在18世紀的最後的25年之中，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用事實證明，革命是連續的政治進程和社會進程的一部分，同時，拉瓦錫宣佈了科學中的一場新的革命：化學革命。到了這個時候，人們也開始普遍承認，曾經有過一場哥白尼革命，還曾有過一場牛頓革命以及相繼而來的一些小的科學革命。
在19世紀和對世紀，「revolution」這個詞被用來指一系列的社會革命事件和政治革命事件，無論它成功與否。伴隨著革命運動的形成，革命理論本身也得到了發展，通過獻身革命的那些人有組織的集體活動，理論在革命運動中被付諸實踐。首先產生的是「持久的」（或持續的或正在進行中的）革命的概念，而不是這樣一種革命概念，即由一系列在相對來說較短的時間間隔中一個接一個地聚集起來的事件構成的革命。在20世紀，接連發生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已經使每一個人強烈地意識到，革命是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變革的一種規律，而且在今天，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它們同樣也是科學變革中的一種規律。
古代的革命
研究政治理論的學者對革命的歷史分析，至少要追溯到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土多德以及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那裡。儘管古代有不少事業也許可以被稱之為革命，但是，希臘人並沒有一個同樣的專門的詞可用來描述它們。希臘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喜歡用許多不同的詞來描述我們會稱之為革命起義和變革這類事物。因此，「儘管希臘人的革命有許許多多，但他們卻沒有一個專門描述革命的詞（哈托1949，498）。簡而言之，那時的「革命」一詞，與我們自1789年以來對這個詞的理解相比，還是一個尚不明確、尚未充分闡述清楚的概念。阿瑟·哈托曾對這個詞和這個概念早期的歷史進行過重要的研究。對於柏拉圖，哈托指出，「他的理想國會退化成榮譽政治，而榮譽政治又會墮落成寡頭政治，如此等等，然後通過民主又退化成僭主政治」（同上），從這種意義上講，他的「革命」更恰當地說是一種演變。顯然，柏拉圖本人實際上並沒有構想出這麼一個完整的循環，而且他也並不相信這些事件會接連不斷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因為這要求俗主政治再次讓位給理想國。波利比奧斯做到了這一點。波利比奧斯稱，他把柏拉圖所說的作了總結。其實並非是柏拉圖而是波利比奧斯認為，帝王政治轉變成「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轉變成貴族政治，貴族政治轉變成寡頭政治，寡頭政治變成民主政治」；然後，「民主政治變成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又會轉變成原始的狀態，而這種狀態……無疑不可避免地導致帝王政治和一場新的循環」（p．499）。用波利比奧斯自己的話講，「這就是政治革命的循環，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在這一過程中，政體會發生變化、會消失，最後則會回到它們的出發點上。」被利比奧斯使用了「anakykloois」這個詞（來源於kyklos這個詞干，意為環或輪，是英文「cycle」一詞的詞根），用旋轉中的輪子來表述這種循環觀；「在它的旋轉背後起推動作用的是命運之神」（或「命運女神」）。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第五篇討論的就是革命問題，其中含有對革命的循環理論的批駁和抵制（V，12，Vii）。亞里士多德用來描述「革命」的「慣用語」是「metabole kai stasis」（伴有暴動的變革）；對於沒有暴力行為的過程，只用「metabole」(「新陳代謝」)這個詞來表述。哈托（p．5O0）得出結論說，希臘人顯然思考過革命這一概念，而且經歷過革命。然而，雖然總能找到一個詞來描述這個概念或立的某個詞組，可是希臘作者「卻不總是選擇同一個詞，有時要選擇兩個或更多的詞。」其原因也許在於，儘管他們經歷過許多革命，既有近期的革命也有早期的革命，但從歐洲「正處於1789年的革命之中」這句話的意義上看，他們並非是「古代革命」的見證人（同上）。
羅馬人也沒有一個專門的用來描述「革命」的詞（哈托1949，500）。在拉丁語中，與我們的「革命」較為接近的說法是「novae res」（新生事物，革新），但實際上，它所表示的是我們大概會稱之為革命成果的東西。在用來表示革命活動的短語中有：「novis rebus studere」（為革新而奮鬥），或「res novare」（革新）等。另外兩種源於古代的說法是：「mutatio rerum」（事物的變化）和「commutatio rei publicae」（政府的變動）；這些語句，在文藝復興時期亞里土多德《政治學》一書不同的拉丁文譯本中保留了下來。
西塞羅採用並推廣了柏拉圖-波利比奧斯的制度循環變化論（Rep．1．45）：「這種循環以及也許會被稱之為政府的變動和交替中的革命的那種事物，令人驚訝不已（Mirique sunt orbes et quasicircuitus in rebus publicis commutationum et vicissitudinum）。」在這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西塞羅用「orbis」（意為輪子，環狀物，圓形物，循環）把這種變化概念描述為一種循環出現的情況。按照M．L．克拉克的觀點（引自哈托1949，501），西塞羅把這些變化看作是「自然而然但並非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博學多才的政治家可以對它們施加影響並阻止它們。」西塞羅既把這種循環變化的概念應用於過去的事件上，也把它應用於他那個時代正在發生著的政治變化上，他說：「不久你們就會看到車輪的轉動（Hic ille iam vertetur orbis）」（Rep 2．45），或者「政局的車輪已經轉動了（orbis hicin republic est conversus）」（Att．2．9．1：cf．2．21．2）。在他晚年的一部著作中〔De divinattione（《占卜論》）2．6〕，西塞羅談到「也許可以稱之為政治革命的事物（quasdam conversiones rerum publicarum）。」在這裡，西塞羅使用了這麼一個名詞「conversio」，它的意思是「轉變」，由此，在與我們的「政治革命」相類似的徹底變革甚或是動用武力進行變革這種意義上，就有了「旋轉的」或「週期」（如四季中週期性變化）等含義；他還這樣把「conversio」這個詞與「mo－tus」（Sest．99）或「perturbatio」（Phil．11．27）結合在一起使用。在其著作《天體運行論》的前言中，哥白尼提到他在西塞羅那裡發現的一個命題「西塞塔斯假設地球在運動」（1978，4）。所參考的材料是西塞羅的《學園派哲學》（Academica，prior．2．123），在那裡，西塞羅記述了泰奧弗拉斯托斯所說的一段話，泰奧弗拉斯托斯說，按照西塞塔斯的觀點，地球「圍繞著其中軸飛速地運動，」因而在地球上的觀察者看來天空是運動的。西塞羅的原話是「quae〔terra〕cumcircum axemse summa celeritate convertat et torqueat，」在這裡，動詞「converters」（作為反身動詞使用）意為繞著一個軸線轉動或旋轉，因此類似於循環這個詞。
在以後的拉丁語中，「revolutio」這個名詞有了古典拉丁語中的「conversio」的含義。可以舉出公元五世紀的兩個例子：一個是馬蒂安努斯·卡佩拉（9．22）筆下的「周天過程〔sidereae revolutionis excursus〕，」另一個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22．12）中把靈魂的轉生描述為許多「通過不同身體的循環[per diversa corporarevolutio－nes]。」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
在中世紀，雖然有時起義和某個王朝統治者的被迫下台會在政府中導致一些變動，但從完全徹底且富有戲劇性地摧毀社會政治統治集團的體制這個意義上講，中世紀算不上是革命的見證。1381年英國的農民起義具有許多初期革命的特點，其中包括「火燒莊園，毀掉有關土地使用權、獵園等等的記錄，暗殺地主和律師，以及[1
0（？）人進軍……倫敦，「在那裡，律師和官員被殺，他們的住宅遭到洗劫，薩伏依〔（岡特的）約翰的宮殿〕被焚燬」（蘭格1968，290）。然而，從革命這個詞現在的意義上講，它還不是一場革命，因為它尚無富有生命力的綱領，甚至並不想終止君主體制或廢除貴族統治，即使有綱領，在消除異常的不滿或制止暴行方面也是十分有限的。有些學者（羅森斯托克1931，95；哈托1949，502）曾經說過，「revolution」這個詞現行用法的起源，可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初期，例如，在14世紀馬泰奧·維拉尼的《編年史》中（4．89=維拉尼1848，5：390），他曾提到過1355年間的「la subita revoluzione fatta per i cittadini di Siena」（「錫耶納的市民引起的急遽的革命」）。顯然，這裡所說的是一場人為的政治事件，而且，這一事件的發生並非是超出人類控制能力的結果。不過，鑒於在另一節（4．82＝5：384）維拉尼提到這同一事件時使用了這樣的表述：「lenovita fatte nella citta di Siena」（在錫耶納市引起的變革），而且，他還用rivoluzione（9．34＝6：223）和「revoluzioni」（5．19＝5：413）來描述一般的政治動亂，所以，正如哈托告誡我們的那樣，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切不可把這種據說是人類活動結果的單一的革命看得太重了。
學者們已經發現了另外幾個早期使用「rivoluzione」這個詞的例子，不過，從那時流行的用法上看，這個詞並不是作為一個政治名詞或政治概念來使用的。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中表明，他的確開始探討我們所說的政治革命的概念了，他喜歡將習慣上用拉丁語表述的「commutatio rei publicae」或「mutatio rerum」用意大利語的「mutazione di stato'來表示，儘管至少有一次〔在《君主論》（ch．26）中〕他寫作時是在更為一般的變革的意義上使用了「revoluzoni」（哈托1949，503）。到了16世紀初，佛羅倫薩的歷史學家圭恰爾迪尼（1970，81）把政府中的一次變動寫成是一場「rivouzione」。一般似乎認為，revolution這種新的表示政治變革的含義產生於中世紀末和文藝復興初的意大利，以後便向北傳播開了。
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revolution」這個詞的本義是天文學方面的，因此，也許是聯想出來的也許是派生出來的，這個詞還有占星術方面的含義。但丁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喬望用英文，愛耳弗勒根納斯（主要由他為但丁提供天文學方面的信息）和梅薩哈拉用拉丁文譯文，另外還有薩克羅伯斯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明確的意義上用這個詞記錄了所觀察到的恆星、太陽、月球和各個行星每天的運動，還記錄了行星（或者被認為是它們所隸屬的天球）軌道上的表現運動。在科學革命初期，這個詞被大膽地用在了哥白尼的名著《天體運行論》（1543）的標題中，而且還不時地出現在伽利略1632年發表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在一些歷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它；在印了許多版並有數種外文譯本的勒雷雄的《趣味數學》中（該書的英文本是由威廉·奧特雷德譯的），在文森特·溫類似的通俗易懂地概述天文學和占星術的著作中，以及斯特裡特的《卡羅來納天文學》（1661）中（牛頓年輕時就是從這部書中記錄下開普勒第三定律的），都可以發現這個詞。換句話說，從12世紀到問世紀以及後來，revolution這個詞經常而且顯著地出現在（既用拉丁文也用本國語撰寫的）有關無文學和占星術的專業論文中，並且出現在《神曲》這樣的非專業性著作中，以表示天體（或它們的夫球）旋轉360度並且完成∼次環行運動或按某一單位計量的這種週期性的（週期循環的）運動。不過「revolution」的含義也擴大了，它可以表示任何旋轉或週而復始的情況——從車輪的轉動這種物理事件，到象徵心中反覆考慮某件事的概念。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繼而在17世紀中，「revolution」開始獲得了比其原有的天文學和占星術上的含義更寬的意義，其含義大大超出了所例舉的數學和物理學的範圍。Revolution可以是任何一種週期性的（或半週期性的）事物的變化，最後，它可以用來表示任何一些經歷一系列有序的發展階段的現象——循環（意指「轉一圈」）甚至文明事物或文化事業的興衰，也像漲潮和落潮一樣，被稱作是一種循環。所有這些含義顯然與該詞本來的天文學上的意義有關。
有一個類似的詞，這就是「rotation（自轉）」，有時候，人們會把「revolution（公轉）」與它混為一談。今天，我們喜歡明確地去區分物體圍繞其軸線的運動（自轉）與物體沿著一個封閉的路線或軌道的圓月運動（公轉）；所以我們說，地球既圍繞其軸線進行著週日的自轉，又在其圍繞著太陽的軌道上進行著週年的公轉。不過，直到問世紀末，這兩個詞還時常被相互替換地使用著，例如，在牛頓的《原理》（1687）中就是這樣。「Rotate」這個詞來自拉丁文動詞「rotare」（意為旋轉或回轉）；拉丁文名詞「rota」意指車輪（從而後來也就有了馬車的含義），甚至還可以有在比喻時表示變化和無常的含義。在當代英語的習慣用法中，「rota」這個同保留了下來，以表示輪班或輪流工作的固定秩序，甚或用來表示花名錄或人名單。晚期的拉丁文名詞「rotatio」使我們有了我們的詞「rotation」。
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算命的「tarocchi」（紙牌）像今天的紙牌一樣，其中重要的一張牌就是「rota di fortuna」或命運之輪。人的命運被假定是由這種命運之輪或「rota」及其轉動決定的。這樣，也許就有了兩種主要的「轉動」的根源，人們相信它們影響著甚至決定著人生的進程和國家的進程：一種是命運之輪的轉動、旋轉或疾馳，另一種是天球的繞轉。大概，「revolution」這個詞的出現可以與命運之輪因而也可以與天球聯繫在一起（亨利·格拉克已經發展了這一看法）。從政治語境中的「revolution」或「rivoluzione」出現的頻率與命運之輪或「rota di fortun」的關聯中，有可能發現這種聯繫的證據。在但丁那裡，「revoluzione」作為一種表示天國的圓周運動的詞出現在《神曲》中；但他並不需要「rota di fortuna」這種想像。儘管輪子的旋轉是圓周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輪子的轉動從何處開始結束時還將止在何處。因此，雖然對於天球的運動而言，回轉、返回或完成一次循環等都有著實際的意義，但對命運之輪來講卻並非必然如此。
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在中世紀末和文藝復興時期，有一種普遍流行的信念認為，政府的事物是受正在運行中的行星的控制的。尤金·羅森斯托克-休伊斯（193，86－87;參見哈托1949，511）發現了一個德國16世紀時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人類歷史中的事件，與「在最初的運行中」（「in der ersten Revolution」）關係到黃道十二宮的行星有關。維拉尼（哈托1949，510）對1362年有過一段記載，其中有占星術所提供的佛羅倫薩人將要出兵攻打比薩的準確時間。開普勒和伽利略都把用占星圖為統治者算命當作他們專業工作的一部分。開普勒（1937，4：67，參見格裡萬克1973，144）曾認為，參星的出現是與那些延長了的災禍有關的，這些災禍「不僅由於君主的去世，而且由於隨之而來的政府中的變動〔nicht ebendurch Abgang eines Potentatens und darauf erfolgende Neuerung im Regimen〕」導致了一些苦難。在1606年的一封信中，開普勒（1937，15：295－296）批評了占星術「以宇宙的運行為基礎〔ex revolutione mundi〕」對人類歷史所作的淺薄的預見。有些圖片證據可以表明，伊麗莎白女王和路易十四的皇權及其君主政治的基礎是與占星術聯繫在一起的（參見圖1、圖2和圖3）。
生活在文藝復興時期或者生活在16-17世紀的人，一下子就會把「revolution」這個詞與巨大的時間之輪的展現這一思想聯繫在一起。時間之輪及其運行這一概念，不僅被用來作為一種純粹的思想的隱喻，而且還可以用具體的實物形象和物理客體為例對它加以說明。例如，在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物的鐘樓上，誰都能看到標誌著時間進程的表針（表針只有一個，即指示小時的時針）連續不斷的運行。時間消逝的另一個形象化的比喻，大概就是在包括太陽、恆星和月球在內的夫球運行的過程中每天的表觀運動。對於時間之輪，也可以根據太陽每年在其視軌道上穿梭於固定的恆星之間的運動作出形象化的描述。天球每天的運轉（我們今天把這稱之為自轉）會帶來其從早晨到中午、傍晚直至夜間的變化，並且標誌著一種每24小時為一天的週期。在一年的進程中，太陽在其軌道上的運行所帶來的變化有回升和日落的位置變化，白晝與黑夜的時間長度的變化，以及季節的變化等。
這些週期性變化的重要性質不僅僅在於，從「revolution」這個詞本身意味著「轉回來」這個意義講它們是一系列現象的循環或重複，而且在於，在每次這類時間循環的過程中，總有一些戲劇性的重要變化。有什麼差別能比得上日夜之間或冬夏之間的差別呢？！它們的差別就像是這樣：生命產生，進入成熟階段，然後死亡，腐爛，最終又復活——亦即地球上生命的循環和生命無窮無盡的延續。天文時的循環週期包含著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太富有戲劇性了，用「突變」這個詞來定義它們是十分恰當的，蒙田及其他一些文藝復興時期的作者都曾用它來表示某種巨大的變化，而我們則會把與這類變化相似的事件稱之為革命。到了17世紀，一場revolution所指的就是人類事物和民族命運變化的大潮中的一系列事件、一次循環或一種漲落興衰，或者（或多或少）是以前的某種狀態的再現，而依次單獨發生的事物和特別的事件往往被稱作是突變。不過，即使某個重大的事件或變化並非必然就是某一固定順序的組成部分，但由於它隨著偉大的歷史車輪的發展及時地發生和形成了，因而，用revolution來形容它也還是可以的。revolution也可以用來指某一改變了歷史的正常進程的事件，例如一個使歷史車輪稍稍加快前進的事件，或者一種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或「epoca」）、標誌著新紀元開始的事件。在16世紀和17世紀，甚至在18世紀，巨大的變革都被稱作是revolution，這反映出了對占星術事業、對命運之輪、對事物的興衰或循環以及對歷史車輪的前進等進行思考的背景情況。
這種「revolution」的出現，其最有趣的地方也許就在於，它暗示著有些事件是由超出人的意願和力量的一些因素決定的——或許是由占星術業、或許是由有關（歷史車輪的運行導致的）循環演替的規律決定的。因此，人類事件和歷史的進程，大概也像恆星、太陽、月球以及行星等的運動那樣，遵循著同一個不可抗拒的固定的程序安排，上帝的直接干預能使它們發生變化，就像奇跡中發生的那樣。也許，人的干預也可以引起一場革命，從而超越或在瞬息之間取代由那些恆星的運行所決定的固定的順序。
17世紀
除了這些用法和含義外，作為表述非循環的巨大變化事件的revolution概念，漸漸地出現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我們務必要牢記的是，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revolution」這個詞含有兩種顯然對立的一般性意義。一種所指的是這樣一類要經歷循環的全過程的具體的活動，它最終能導致一個與以前的某一狀態同一或類似的狀態，或者，導致這類循環的一種繼續或一種不需具有嚴格週期性的漲落興衰過程。另一種所指的是，顛覆，推翻，「mutatio rerum（事物的變化）」，在國家大事中、在王朝的繼承中或者一個政體中具有相當重要意義的變革等。第一種所要借助的是一個完整的週期或轉動360度這樣的概念；第二種所要借助的則是18O度的大轉彎這樣的概念，這種大轉彎只不過是一種短時間內的激進的變革，聽起來很像是我們1789年以後的revolution（即政治革命）概念。不過，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也許未必像看上去那麼大。因為在此時，人們普遍相信，正如大部分有記載的歷史所表明的那樣，進步的方式就是回到早些時候那些更好的時代之中。
自古以來，人們就把一次重要的進步想像為是回到以前的某個狀態，即回到某個黃金時代去。把時鐘或日曆向後撥就構成了進步這種信念，是與世界本身或生活的環境不斷惡化這一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宗教思想來看，這樣一種衰退可以追溯到人類的墮落、被逐出伊甸園之時。在我們當中，有誰的父母不曾對他說過「以前的」情況更好？我們的父母是對的。食物在新鮮時顯然比冷凍後、比用化學染料和防腐劑摻了假、比裝在缺少新鮮空氣的塑料袋中味道更好、更有營養。很清楚，在輪船男女服務員的照顧下坐在平安寧靜的包艙中漂洋過海，要比八個或十個人坐在一排擁擠不堪的寬體噴氣客機中舒服得多。毫無疑問，在談到孩子們小的時候更尊敬他們的長輩、舉止更有禮貌時，我們的父母也是對的。今天，像我們這樣生活在化學戰、生物戰以及核湮滅的不斷威脅下的人，沒有誰在回顧以往時不把過去的某些最黑暗的日子看作是從某種意義上講比我們現在要好的時代。16世紀、17世紀和18世紀的社會政治的改革者們，也以同樣的方式期待著回到某個更美好的或類似的時代，回到符合聖經宗旨的環境中，回到受登山寶訓中宣佈的正義原則所支配的世界。因此，從回到某個更美好的時代、建設起「一個天堂」、恢復——如1649年平均主義者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樣的（艾爾莫1975，153）——「〔存在於〕原始的基督徒〔自發的〕公社」的那些原則等意義上講，劇烈的變革被看作是一「revolution（回返）」。直到美國獨立戰爭時，「revolution」這個詞的確定的含義仍然是恢復，在這裡是指恢復《權利法案》（1689）的原則，這項法案對在美國的英國殖民地上的英國人並不適用。
在16世紀、17世紀甚至到了18世紀，要想說出某位作者心中所想的「revolution」是哪種意思：是一種明確的復歸（一種循環現象、一種漲落興衰），或是（可以導致某種新事物的確立的）某一大規模的事件，還是某個順次發生的事件，並不總是那麼容易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603年約翰·弗洛裡奧所譯的蒙田的《隨筆集》（p．74）中有這麼一段具有現代意味的話：「綜觀我們內部的和國內的這些爭鬥，有誰不會驚訝地大喊：這個巨大的世界框架正在接近毀滅，審判之日即將降臨，別再念念不忘業已看到的許許多多更糟的revolutions了吧……？」孤立地看，這段話似乎很像是具有1789年以後意味的一段評論，弗農F．斯諾（1962，169）就是這樣解釋的，但是，「許許多多更糟的」這一修飾語的出現暗示著，弗洛裡奧所想的只不過是以前循環出現的事件，甚或僅僅是以前的一些事件；這一解釋得到了以下事實的證實：弗洛裡奧的「revolutions」指的是蒙田的「Choses（事件）」（1595，「97」＝88；19O6，204），而斯諾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指我們會稱之為「革命」的那些事件時，蒙田是用「mutation d'estat（政府的更迭）」來表述的，此語源於拉丁文的「commutatio rei publiCae」。
在斯諾提出的另一個例子中（以及他沒有提及的一部分譯著中），無疑大都具有循環的意味。在1614年版的威廉·卡姆登的《文物雜論》中，有一章是討論「服飾」的，在1605年的第一版中沒有這部分內容。在這一章即將結束時（p．237），卡姆登說：「據此看來，對於那些厭惡當今流行的小手提包的人，就讓他們記住塔西佗的話吧。世間萬物都是週而復始的，就像一年的四季那樣，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也有其週期性。」顯然，這段話包含了塔西佗在類似的情況下說的另一段話中的類似的內容，當然，塔西佗這段原話中沒有「revolution」這個詞〔Annals（編年史）3．55．5〕：「Nisi
fort rebus cunctis inest quidam velut ortis，ut quem ad modum temporum vices，its morum vertantur 」。
在《哈姆雷特》（5．1．98）著名的「墓地」這場戲中，有一個在涉及到人類事物和生活時把「revolution」當作循環講的引人注目的例子。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對小丑掘出的骷髏說：「從這種變化上，我們大可看透生命的無常。難道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麼多的教養，死後卻只好給人家當木塊一般拋著玩嗎？想起來真是怪不好受的。」莎士比亞是否〔像斯諾（1962，168）指出的那樣〕把「revolution等同於恢復某個人以前的狀態，或等同於回到生-死循環過程以前的某個位置」呢？也就是說，這裡是否含有漲落興衰的意味、或某些作者歸之為「命運倒轉」的意思？莫裡哀所寫的「殘忍的命運會使我們面臨所有大變革」（《普緒喀》611－612行）中，就含有這種意向。
17世紀上半葉，在一般的或非科學的意義上使用「revolution」這個詞時，往往是指類似於某種天文學意義上的循環或半循環現象。因此，在1611年的一部詞典中，「revolution」只被定義為「旋轉一周，環行，回到最初的位置或出發點；循環過程的完成。」不過，「revolution」漸漸有了表示某一重大的事件和變化的含義。以下這段話摘自詹姆斯·豪厄爾1646年所寫的一封信，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瞭解到「revolution」一詞的這兩種含義是怎樣同時出現的：「我想，後來萬能的上帝與全人類產生了不和……因為在這12年的時間裡，不僅在歐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最奇怪的變化（revolution）和最可怕的事件，我敢冒昧地說，在亞當死後，它們就已經在如此短暫的一段時間週期（revolution）內落到了人類的身上。」在「如此短暫的一段時間週期內」這個短語中，豪厄爾（1890，I：512）是按照傳統的含義和詞的本義來使用revolution這個詞的；但是在「最奇怪的變化」這個短語中，他也許想到了、也許沒有想到那些動盪的歲月中的政治事件。
16世紀沒有經歷過我們今天使用這個詞所表示的任何重大的或大範圍的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中的革命。因此，在16世紀或17世紀初，也就沒有什麼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可用來作為革命理論的具體事例，或者，可為人類具有創造性的工作範圍中的（激烈的甚至是突發的長期變化意義上的）革命提供事例或概念模型。不過，到了17世紀中葉，政治變動使得革命理論和革命概念有了實際發展的跡象，在這些變化中，有著名的1688年的光榮革命——第一個被承認的現代革命（關於宗教改革運動請參見本章補充材料4．l）。
在今天，人們對17世紀中葉的光榮革命（參見下文）出現前幾十年的一系列事件的討論，使得光榮革命的意義不怎麼明顯了；對於這些事件，人們今天有時候把它們統稱為英國革命——在史學家中，這一普遍的用法由來已久，而其中的許多史學家並不認為這些事件就是一場革命。有的史學家，例如阿克頓勳爵（1906，219），把後來出現的光榮革命歸屬於英國革命，這種情況造成了更多的混亂。對這一所謂的英國革命，幾乎從未有人給它下過定義，甚至那些認為有過這樣一場革命的人也未定義過。這場所謂的革命的主要特點是，不時地被戲劇性事件打斷的一些政體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大動盪：內戰（1642—1646），查理一世皇帝受審並被處決（1649），聯邦的空位期和奧利弗·克倫威爾控制下的攝政政體。19世紀著名的立憲史專家塞繆爾·羅森·伽德納把歷史的這一幕看作是「1625－1660年的清教徒革命，」並且，他編纂的那部歷史資料巨著（1906）就是以此為題的；但在其中（例如，pp．X，xi）他也提到過「英國革命。」儘管這場英國革命以暴力活動（內戰，弒君）為特徵，而且在政體的外在形式（聯邦制而非君主制）方面導致了暫時的變化，但是，並沒有出現「具有永恆價值的」根本性的政治變革或社會變革。甚至基本的王權神授問題和（建立在選民基礎上擁有真正至高無上權威的）議會的權力問題，在光榮革命之前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解決。
伽德納（在1886年以及其它的著作中）提出的清教徒革命這一專有名詞，是以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依據的，即與國王作對的主要是清教徒，但他們對立的問題是些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反對皇室運動的參與者包括許多新興的商人階級和工匠階級的人士，他們要求在政府中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促使政府減少在財政和貿易方面所加的限制）。在清教徒運動中，有一些真正的革命黨人，其中最極端的派別就是那些所謂的平均主義者（對他們的這一稱呼具有貶義，因為他們篤信民主和平等）。平均主義者曾兩度敗在克倫威爾手下，而「他們所希望的『革命』一直沒有發生（艾爾莫1975，9）。他們想廢除壟斷和特權（但不廢除私有財產權），他們要確立的是普遍的「男人作主的家庭選舉權」，但不是「無條件限制的男人的選舉權」（p．50）。他們的目的是要通過激進的議會改革，地方行政官員和其他官員的選舉，政府部門的更迭，政府的分權和其權力的嚴格限制，以及君主政體和貴族院的廢除等一系列步驟，使政府的模式發生革命。
當今最重要的論述英國革命的作者克裡斯托弗·希爾在《革命的世紀》（1972，ch．11，pp．165ff．）中斷言：在「1640－1660的20年中……
許多方面都可以與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相比擬的」「一場大的革命發生了。」它之所以是一場「大革命」，是因為「法國式的君主專制制度一去不復返了。」「專制政府的工具，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物委員會，被永遠地廢除了」，而「議會對稅收的控制則被認可了。」不過，希爾又指出，這「是一次很不完整的革命，」「在1640年到1660年期間，曾經有過兩次革命，其中只有一次成功了。」希爾還堅持認為，曾經有過一場「偉大的人類思想中的革命」——一項「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就……即政治問題也許可以通過討論和辯論來解決，」「實惠和權宜之計比神學和歷史更為重要，」而且，「無論是文物研究還是在《聖經》中尋章索句，都不是導致國家的和平、秩序及繁榮的最佳途徑。」由此看來，我們應當同意希爾的這一觀點，即它構成了「一場如此偉大的思想革命，以致於我們難以想像在此之前人的思想活動是怎樣進行的。」在這本書中，希爾總結了一下自1640到1660這20年的影響，他把「受挫失敗的」「清教徒革命」與「無法毀滅的思想中的革命」進行了對比。後者包括王政復辟後組成皇家學會的那些人導致的科學革命和「這一皇家學會要為之獻身的散文革命。」
19世紀以前，人們一般不把這場所謂的英國革命稱之為革命；在其出現的世紀中，人們把它稱作「大叛亂」和「內戰」。19世紀的史學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撰寫了一部十分有影響的六卷本的《英國革命史（1826-1856）》，在這部著作中，他把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二者都以弒君為特徵）進行了對比，並且對英國相對溫和的革命學說大加讚賞。這部書特別令卡爾·馬克思怒火中燒，他在1850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對基佐進行了抨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著作中討論了英國革命（當然也討論了光榮革命）。到了20世紀，許多有關英國史的著作都把英國（清教徒）革命和光榮革命一併提及。
光榮革命
儘管17和18世紀許多歷史和政治書籍的著者把英國革命稱之為一場革命，但在當時，它並沒有被普遍認為是漸漸形成的政治革命概念的具體體現，我們這裡所要追溯的正是這種概念的歷史。確切地講，思想主流中的第一次現代的革命是光榮革命，這也許是因為，它所導致的變化是持久性的。18世紀中葉，在《法國百科全書》關於革命的條目中，光榮革命被列為典型，而英國革命甚至沒有被提及。在第一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1771，3：550）中，據說「政治中的」革命被定義為「政府中的重大變化或轉變。」有人說從這種意義上講，革命這個詞被「顯著地」用來表示「1688年英國的重大事件，這一年，詹姆斯二世國王放棄了王位，奧蘭治親王和王妃被宣佈為英格蘭的國王和女王。」40年以後，在出版第四版時（1810，17：789），《不列顛百科全書》列舉了四種含義的政治革命：「所謂英國發生的革命」（光榮革命，1688），「美國獨立戰爭」，「18世紀末左右波蘭發生的革命」（這場革命使波蘭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瓜分了），以及「法國大革命」——「無論從伴隨它所發生的事件或由它產生的結果來看，它是所有革命中非凡無比的革命。」
光榮革命由兩大事件和導致它們的兩個階段組成：詹姆斯二世的遜位，威廉和瑪麗的即位。與後來歷史上的大部分革命不同，儘管這場革命也伴隨有大規模炫耀武力的情況，但相對來說它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革命使君主國的天主教路線改為新教路線，並且使王位繼承人永遠是新教徒有了保證。不過，十分有意義的重要之舉是，證明了國王的權力並非絕對是神授之權，它需經過被統治者，至少是議會所代表的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認可。據說，當王位因詹姆斯已經——據宣佈如此——「放棄了」統治權而出現「空缺」時就發生了這種情況；「並沒有宣佈他已經被『廢黜』，或已經『forfaulted』亦即『喪失了』王權」（喬治·M．特裡維廉1939，145）；「『空缺』這個詞從理論中已經打破了神聖的世襲權，」而往位繼承法 把王位共同授予威廉和瑪麗，則從實踐上打破了這種權力。在1689年的一年裡，英國人的一些權利和特權在構成《民權宣言》的一系列「條款」中得到了詳細的說明，這一文件提出了一些威廉和瑪麗要當國王和女王必須接受的條件。除非他們承認已公佈的對皇權的限制，否則他們就不能登上君主的寶座。在威廉和瑪麗同時接受王權和《民權宣言》時，他們在形式上同意了一項契約，該契約無需進行根本性改動已有三個世紀了。英格蘭已經「有了一部憲法草案」，它已經在發揮作用並且已經奏效了。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民權宣言》「並沒有引入任何新的法律原則，甚至沒有提及對不信奉國教者的不容和法官的終身制等問題，儘管大家完全同意，立即進行這兩方面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特裡維廉1939，150）。
今天，光榮革命所具有的革命性看起來也許是微乎其微的，尤其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相比，更是如此。但在隨後的18世紀中，像保守的大衛·休謨和約瑟夫·普裡斯特利這些具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一致承認，君主的統治者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認可這一原則很有意義。在普裡斯特利看來（1826，286—287）：
我們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就是威廉國王統治下的革命
時期。正是在那時，在經歷了多次動盪、經歷了政權機構的不
同成員為爭奪權力所進行的頻繁的爭鬥（參與者中有些人付
出了很大的血的代價）之後，我們的憲法終於確立了下來。像
這樣非凡並且取得了如此可喜成就的革命，直到近年來美國
和法國發生了更加非凡的革命之前，恐怕在世界歷史上都可
謂是獨一無二的。正像休謨先生所說的那樣，這場革命割除
了一些以世襲權為依據對權力的要求；當一位王子被選中時，
他要在一些明文規定下才能獲得王位，並且把他的權威建立
在與人民權利相等的基礎上。
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講，這是一場慈善的革命。毫無疑問，光榮革命因此有助於在思想上把革命與進步觀點連在一起。
在光榮革命中，進步與保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題為《英國革命》的一篇文章中，阿克頓勳爵（1906）用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描述了這兩個方面。阿克頓在文中介紹了伯克和J．B．麥克萊的觀點，他說，麥克萊「煞費苦心地指出，1688年的革命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它遠遠不如對近代錯誤的糾正，而且又回到了古代原則那裡。」這場革命「基本上是君主政體方面的，」「統治階級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也就是說，「沒有出現社會的貴族勢力向民主勢力的力量的轉換。」無論是非常議會中還是隨後的《權利法案》中都沒有提到「自由政府，宗教自由，國民教育，解放奴隸，貿易自由，救濟貧困，出版自由，政府團結，辯論公開等。」儘管如此，阿克頓依然認為，這場革命是「英國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所做的最偉大的事情。」因為「它在契約基礎上建立起了國家政權，並且訂立了這樣一條原則，即違背契約就會喪失王權。」既然是「議會授予王權，並且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授予王權，」議會「在行政方面和立法方面就成了最高的機構」：「這一切並不是恢復原狀，而是轉化」（P．231）。
在把革命的兩大部分——具有重要意義的政府形式的改進和恢復更為古老的原則或狀態——連在一起時，光榮革命使本意為循環的「revolution」這個詞的用法有了發展，即它可用來表示變化所具有的非凡性。最終，隨著這個世紀的消逝，revolution結果成了這樣一個詞：它主要是指某種全新的事物的輸入，就像美國的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那樣，而且不再指重新肯定或復辟了。
光榮革命所帶有的恢復舊狀的色彩，在第16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1823，17：789）的關於政治革命的綜合條目中闡述得很清楚。文中說，這場革命不僅規定（重新規定）繼承人應為新教徒，而且憲法要「恢復其原有的純潔性。」此外，這一「重要事件」「鞏固了」——而不是規定或首次提出了——「不列顛人的權利和自由。」這類似於克拉倫登（d．1674）在其所著的《英國叛亂和內戰史》（bk，11，&207）中對「revolution」這個詞的使用。克拉倫登把1660年復辟後的那段局面，描述成這樣一種情況：「王室中許多受排斥的成員良心泯滅，義憤皆無，他們忍氣吞聲，許多年沒有對王室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一直到革命時為止。」
在托馬斯·霍布斯有關長期國會的歷史的著作中（1969，204）可以看到，作者的論述很有說服力，在他的筆下，恢復或循環幾乎有著相同的政治含義：「我發現，在這場革命過程中，最高權力在循環運動，這一循環是在一父一子兩個篡位者之間進行的，從已故的國王開始」到他的兒子為止。最高權力的循環「從查理一世國王到長期國會；又從長期國會到殘餘議會；再從殘餘議會到奧利弗·克倫威爾；然後又從理查德·克倫威爾（即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長子）回到殘餘國會；隨後由此到長期國會；再從長期國會到查理二世國王，循環在這裡有可能滯留很長時間。」克拉倫登伯爵在1660年9月13日《論軍隊的遣散》的講演中，曾求助於另一種循環，即行星的週期性運行：「占星學家進行了似是而非的辯解（但願它是真的），即過去20年間的所有這些運動[！]已經成了非自然的運動，而且它們都是由一顆邪惡的星星的罪惡影響引起的；儘管存在那些邪惡的星星的影響，但對我們沒有多大的妨礙。上述占星學家向我們保證，星星的邪惡被排除了；天國仁慈的守護神逐漸佔了上風，並且制服了邪惡勢力，而我們原來那些仁慈的星星們又重新統治我們了」（《國政短論集》，1692，3）。
我不知道，人們首次把歷用年的革命稱之為「光榮的」是什麼時候，不過我知道，在當年，約翰·伊夫林在寫給塞繆爾·佩皮斯的信中問道，究竟怎樣「我也能在這場驚人的革命中為您效勞呢？」在第二年，一本教科書中提及了「這場偉大的革命。」早在1695年，人們就用「revolutioneer」（「與革命有關的人」）這個詞來指支持1688年訴諸革命解決問題的那些人。據說《國政短論集》（1692）中1660－1669的那卷曾打算「說明後來的那場革命的必要性和明確的合理性。」18世紀初的幾十年中，也曾有過許多關於1688年革命的論述；在塞繆爾·約翰遜博士的《英語詞典》中，「revolution」的第三個定義為：「政府或國家狀況的變動。我們用它來……表示在承認威廉國王和瑪麗女王后所產生的變動。」
在法國，支持保守的天主教觀點的人並不認為訴諸革命是件有益的或光榮的事。人們所看到的只是一種循環，以及被處死刑的查理一世和倉皇潰逃的詹姆斯二世之間的一種相似，他們二者都曾是信奉天主教的君主，並且都失去了各自的王位，他們都被新教徒取代了：一個被克倫威爾取代，另一個被奧蘭治的威廉取代。有人擔心，在法國也會出現類似的革命循環，這種擔心是很自然的。法國耶穌會會上皮埃爾·約瑟夫·奧爾良公爵所著的《英格蘭革命史》的一個主題就是，在這些事件中並不存在什麼不可抗拒性。誠如他將此書（1711年譯成英文，1722年又印行了第二版）題獻給路易十四時所說的那樣，「『過去之事（美國革命）……未能制止，並非陛下之過。」若路易之「忠告得以採納，」且其「繼承人也接受這些忠告，則英格蘭國王仍會雄居在他的寶座之上。」
然而，法國的新教徒們在1688年的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那一年的年底，皮埃爾·朱利奧在《牧人寄給巴比倫監獄中呻吟的忠於法國的人們的信》中，表述了他這位新教徒的希望：這場「偉大而驚人的革命無疑將導致其他一些革命，這些革命毫不遜色於」（引自古利姆特1975）威廉和瑪麗通過革命繼承王位。朱利奧發現了希望，「無需流血、刀光劍影和火焰，反基督教者（即路易十四）的暴政就會垮臺。」1691年，在討論查理一世被處決和克倫威爾的飛黃騰達時，天主教徒雷岡納特產生了這樣一種想像，「那些無所事事的和不安分的靈魂討厭過持續安定的生活，他們喜歡革命；簡而言之，所有那些希望在變革或普遍的動亂中獲利的人，都加入了這個陰謀集團，並且不遺餘力地促使其成功。」
概念的擴展
讓一瑪麗·古利姆特在他的《語詞、革命和歷史》（1975）中曾經指出，在17世紀最後的10年中，法國人在談到1688年的英國革命時，相當廣泛地使用「revolution」這個詞和這個概念，當然，他們談及這場革命時並不是把它當作什麼「光榮的」事情，而是當作新教徒對已經建立起來的君主制的一種威脅。古利姆特特別探討了17世紀末18世紀初文學作品（悲劇和浪漫作品）中的革命思想以及史學著作中的革命思想。他所發現的豐富的事例表明，「revolution」這個詞和這個概念正在民間逐步流行起來，這些例子有助於解釋人們為什麼在這些年間接受了數學和科學中發生過革命這一看法。遺憾的是，這部傑出的著作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作者有關17世紀的革命觀念的主題，但由於受到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種政治事件強有力的和公認的影響，它卻沒有堅定不移和始終清晰地區分17世紀的觀點和作者本人的解釋。在涉及到「revolution」這個詞的實際出現時，尤其是這樣，（正如20世紀的思想家們所看到的那樣）作者的觀點不同於他所分析的那些著作中的某種關於revolution的觀念。即使在所舉出的例子中，也並非總是要進行真正切實的嘗試，以便揭示出「revolution」實際出現時究竟是指一種循環現象，還是指某一件獨特的具有相當意義的事件。
然而，那些說明「革命」確實發生的例子的數目，為這個含有劇烈變革意思的詞和概念的逐漸流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費奈隆的《特雷馬克的奇遇》（1699年4月出版）就是一例；在1719年以及後來出版的註釋本中，該書「涉及了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事件，其中包括查理一世的死，查理二世的復辟，克倫威爾的獨裁，以及詹姆斯二世的倒台等」（參見古利姆特1975）。費來隆在好幾章中討論了「造反」和「造反的原因」（尤其是「政府中的那些達官顯貴們的野心和不滿」）。有三場「虛構的革命」，每一場都是在其王子已成了暴君的君主政體中發生的；在其中的兩場革命中，暴君被殺死了，在另一場革命中，暴君被流放了。正如古利姆特注意到的那樣，其中有兩場革命中出現了暴動（「revolte」），人民揭竿而起，以便獲取他們的自由，但他們未能擺脫君主制、建立共和制。他們根據繼承的合法性思想或有傾向的投票，選擇了新的國王；所以有人說，這種「革命根本沒有創造出一種新的秩序，甚至沒有對現行的君主模式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恢復了一種專治政治已經致使其墮落的舊的政治秩序。」費奈隆說，「只有突然出現的暴力革命才能使這個行將倒台的政權回到其合乎自然的正常軌道上」(引自古利姆特1975）。1697年，在一部題為《紳士考特尼——英國伊麗莎白初戀密史》的小說中，勒·諾布耳描述了英王詹姆斯二世的一位擁護者對英國革命的看法，他寫道：「英格蘭是一個沒有間歇的、革命的大劇場，轉瞬之間一片寧靜就會變成最猛烈的狂風暴雨，而狂風暴雨又會立即變為一片寧靜。」17世紀末許多法國小說中都充滿了革命的精神，這些小說竟然是些「（涉及歷史和風流韻事的著作）」。勒·諾布耳在《阿布拉·繆勒——馬赫麥特五世退位的歷史》中講了一個故事，敘述了「1687年11月奧特曼帝國發生的革命，蘇丹馬赫麥特被廢黜，他的兄弟索裡曼被推上了王位。」
原為天文學概念的「revolution」轉而被用在了有關政治事物甚至生活狀況的領域之中，這種新的用法，在17世紀弗朗索瓦·波米編著的一部法語-拉丁語詞典中得到了說明。他的《皇家詞典》（3rd ed，1691）有兩個各自獨立的關於「revolution」的詞條，第一個詞條的含義是技術意義上的，指傳統的循環運動和天體的運行：「tour，coursdes Astres .天體的運行、公轉、旋轉、運動週期（AstrorumCircurmactus ，circuitus，circuitio，conversio）」。關於「revolution」的第二個詞條專用於政治變革方面，指一般性變化；甚至還被用來指時間的推移和命運的變遷：「changement d』etat．國事的變化、變革、變動。世態炎涼，命途多舛（Pubicae rei commutatio，conversio，mutatio．Temporum varietas，fortunaeque vicissitudo）」。
在約翰·歐文頓的《蘇格拉特之行1689》（1696）一書中，可以看到revolution這個詞新的含義的擴展。在書的四個附錄中，第一個是「戈爾康達王國近年來革命的歷史。」所討論的革命看來已經使政府發生了變化，一個傀儡國王從他的政府那裡奪回了權力，沒有訴諸武力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君主。在引言中，歐文頓描述了他從格雷夫森德啟航的過程，那是「1689年4月11日，威廉國王陛下和瑪麗女王陛下加冕的紀念日。」他說，船被派往東印度群島，「船作為信使去傳播這場非凡的革命的喜訊：通過這場革命，二位尊貴的陛下榮登寶座，全國上下普天同慶。」歐文頓談到「查-埃格伯反對他父親的造反」時（new ed，1929，pp．1O8－109），也使用了「revolution」這個詞，以暗示一種復辟。他「日復一日地盼望著出現一場如意的革命，」歐文頓說，「那時他就有可能重返印度，他所希望的是父親的去世會把他召回故里。」
在革命的新時代，早期的一部關於英國革命的著作很有新的現實意義。安東尼·阿沙姆的《政府的混亂和革命》（1649；參見扎戈林1954，Ch．5）是在其1648年出版的著作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他是在一般意義上而非特殊意義上使用「混亂和革命」這個詞組的，在光榮革命之後他的這部著作之所以看起來很重要，是因為他從政治上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君主制政權進行了探討。
再介紹一F托馬斯·霍布斯和約翰·洛克對「revolution」的用法，我們的討論大概可以就此為止了。霍布斯完全熟悉「revolution」這個詞傳統上的科學含義，他在關於幾何學和自然哲學的著作中，也就是在這種含義上使用這個詞的。他在著述中曾談到過「逆運轉」，「本輪」，以及意指完整循環運動的公轉。在其對「英格蘭內戰的研究」或Behemoth（pt．4，conl．）中，霍布斯把這個科學術語轉用到政治方面，他（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寫道：「這場革命」就是「最高權力在循環運動，循環是在一父一子兩個篡權者之間進行的，從已故的國王開始，到他的兒子為止。」
不過，當霍布斯著手「描述一場突然的政治變革」（斯諾1962，169）時，他——像培根、柯克、格雷維爾和塞爾登一樣——「使用了『造反』、『叛亂』、『顛覆』等詞。」洛克在《自然法則論文集》和《人類理解論》這兩部著作中都使用了「revolution」這個詞，用來指地球圍繞太陽的週年運動（她的「每年一周的公轉」），並且把太陽說成是行星「公轉」的中心（斯諾1962，172；拉斯萊特1965，55）。在政治領域中，洛克曾對弗朗索瓦·貝尼埃《最近一次國家革命的歷史》進行過認真而細緻的研究，他倣傚貝尼埃用「革命」這個術語來指已經完成的改朝換代。他的著名的《政府論（下篇）》，因其為光榮革命辯論和對以契約為基礎的政府理論的介紹而享譽天下，「revolution」這個詞他在書中只使用了兩次（bk．2，&&223，225），每次都是用來指一種政治上的循環，通過循環，恢復某種以前的涉及憲法問題的狀態，因此他提到了「人民遲遲不肯放棄他們的舊的制度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我國發生的許多次革命中，在現代和過去的時代，仍然使我們保留由國王、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的我們的舊的立法機關，或者經過幾番毫無結果的嘗試後仍然使我們重新採用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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