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霍金
我父親希望我去研究醫學，然而我覺得生物學太偏重描述而不是基礎學科。我要學數學和物理，但是我父親認為數學除了教書別無出路。所以他叫我學化學、物理，只學一點數學。
另一個反對數學的原因，是他希望我上他的母校——牛津大學的大學學院，而那個時候該學院不教數學。1959年我如期到那裡學物理。由於物理制約了整個宇宙的行為，所以我對物理最感興趣。對我而言數學只不過是研究物理的工具而已。
我那年級其他大部分學生都在軍隊中服過役，所以他們的年齡大了許多。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有時候會覺得相當孤單，直到在牛律的第三年才真正地感到快樂。那時在牛律流行的態度是非常厭惡用功。你要不就是毫不費力得到優秀成績，要不就接受自己能力太差乾脆拿四等成績。經由用功而得到好成績則被當作灰人的行為，這是牛津詞彙中最壞的諢名。
那時牛津物理課程的安排，使得大學很容易逃避用功。我上大學前考了一次，然後在牛津過了三年只在最後考一次畢業考。我有一次計算過，在牛津的三年中，我大約總共學習了一千小時，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時。我並不以那時的不用功為傲，我只不過是描述當時的想法而已，這就是我和大部分同學共同的態度：一種百般無聊的心態，而且覺得沒有任何事情值得爭取。
德瑞克·鮑尼
德瑞克·鮑尼是史蒂芬·霍金在大學學院時的四個物理學生
之一；他離開牛津之後在伯裡斯特爾大學作研究，現為離倫敦很
近的埃薩克斯的聖十字學校校長。
我在大學學院的那一年共有四名學物理的：史蒂芬、高登·貝瑞、裡查德·佈雷安和我自己。我記得對史蒂芬的第一印象是，當高登和我在晚飯後到他屋子裡找他時，他正坐在一箱啤酒前，慢慢要把那箱喝光。那時他才十七歲，當然不能合法上酒吧。因為他很年輕即上牛津，他比慣例早一年就參加了獎學金的考試，當時只是想見習一下。但是令學校驚異的是他通過了考試，因此他們決定接受他，同年十月他就上了牛津。
我認為那時我們沒有人知道史蒂芬到底多聰明。直到第二年我們才發覺到這一點。我們在個人指導時被分成兩對，這兩對的進度完全相同。有一次四個人做同樣的作業。我們被指定讀《電磁學》第十章。這是由很特別的作者組合布裡尼夫婦合寫的。該章結尾附有十三個問題。我們的導師玻比·伯曼說：「盡可能完成。」
我們嘗試一下以後，我很快就發現一題也做不出來。裡查德是我的工作夥伴，那個星期我們一起設法解出了其中的一題半，為此我們感到很得意。高登拒絕任何協助，自己設法解出一題。史蒂芬和往常一樣還沒有開始。他上學時不甚用功。
我們對他說：「這習慣不好，史蒂芬，你早晨應該起床吃早飯。」他從來不吃早飯，這對他來說似乎是件大事。他沉思地盯著我們，第二天早晨他真的起床吃早飯。那天上午我們這些乖小孩跑去上九點到十二點的三堂課，史蒂芬沒去。我們走時大概九點或者差五分九點，因為從大學學院到實驗室去上課只要五分鐘的路，史蒂芬也在那時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我們十二點左右回來時，史蒂芬剛好下來。我們在學院的門房相遇。
「啊，霍金！」我問道：「你做了幾題？」
「哦，」他說：「我只來得及做這前面的十題。」
我們所有人都大笑起來，而他卻滿臉狐疑地對我們凝視，這使我們全都呆住了。我們立刻意識到，他的的確確做了這前面的十題。我想，這時大家才意識到，我們和他是不可能同行並進，我們就像來自於不同的星球。
派卻克·沈德斯
派卻克·沈德斯是大學學院的研究員，也是史蒂芬·霍金的
導師。他現在是牛津克拉倫頓實驗室的實驗物理教授。
史蒂芬對規定的作業興趣不大。有時候更加沒興趣。我們有一回必須教到統計物理學。這是期終考的理論部分。我讓他看一下那學期要讀完的書。他瞥了一眼，似乎一開始就不喜歡。儘管如此，我堅持我們必須在第一周學完第一章，而他必須完成我指定的兩個問題。
同一周在第二次輔導時，他並沒有帶來問題的答案、而是把他標出所有錯誤的那本書帶來。他把書放下後，我們對此課程進行了短暫的討論。我在那時就很清楚，他對這課程比我瞭解得還多。
羅伯·白曼
羅伯·白曼曾在劍橋學習，後來在牛津的物理系得到一個教
職，在牛津時為史蒂芬·霍金在大學學院的學監和物理學導師。
我第一次見到史蒂芬時，他大約還不到十七歲。他的父親是學院的老成員，他把史蒂芬帶來見我，我們泛泛地談論進學院和讀物理等等。事實上就我所記憶的，多半是他父親講話；史蒂芬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入學考試很出色，尤其是物理學。那時的一般面試是有院長和高級導師以及各種其他的學院權威參加。大家立即一致同意，他作為一位未來的大學生絕對適合，所以無異議給他獎學金並讓他讀物理。
他顯然是我所教過的學生中最聰明的。我從那時開始教過大約三十名學生，他的最後考試並不比其他學生好，當然考得好的學生不僅是聰明而且非常用功。史蒂芬不僅僅是聰明，他甚至不能用聰明來衡量。按照正常標準不能說他非常用功，因為這實在沒有必要。他每一周都完成輔導的作業。我想我真正的作用只是監督他學習物理的進度。我不能自誇曾經教過他任何東西。
高登·貝瑞
高登·貝瑞是史蒂芬·霍金在大學學院物理輔導的夥伴和好
朋友。他和霍金一樣，也是一名舵手。貝雷畢業後轉到美國攻讀
高級學位。直到最近他一直被芝加哥大學的核子物理系和阿貢國
家實驗室共同僱用；現在他只為阿貢工作，在那裡管理一個四人
的研究小組。
史蒂芬也許是我在大學學院時期最瞭解的人。我們在一起接受指導，一周裡有六個下午上河邊去，晚上還一塊玩橋牌。
我們有一位極好的物理導師玻比·伯曼，他的領域是熱力學。我想，玻比對於我們沒有學到什麼一定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努力用功，而史蒂芬是分明不在乎。作為大學生，我們絕對談不上學到很多物理。重要的事情是遊玩和社交。我是說，這是我上牛津的原因。我想，我們的導師對於我們從未做過任何建設性的事，必定感到很沮喪。儘管如此，我所學到的熱力學影響了我日後的研究，也對史蒂芬的黑洞研究意義非常重大。
諾曼·狄克斯
賽船俱樂部是大學學院的主要活動。當史蒂芬·霍金在那裡
念本科時，諾曼·狄克斯是學院船長。他在牛津工作了四十多年，
現已退休。
我們過去有稱作召集網的方法，就是以這種方法網羅到他。我們組織啤酒聚會或者諸如類似的事盡可能去吸引新生來參加賽船俱樂部。
但是對於史蒂芬的問題，是讓他擔任前面八周還是後頭八周的舵手。你知道，有些舵手非常愛冒險，另外一些則非常穩重，而史蒂芬是屬於冒險型的；你永遠不知道當他和這些水手出去時究竟會闖出什麼禍來。我想有時他會把功課帶到船上來；他的思維會在不同的水平上進行。
但是他有一副相當嘹亮的好嗓門，雖然不是軍官的嗓門，但也夠威風凜凜的。
賽船俱樂部在那個時期的活動十分活躍。他們很喜歡河流，這就夠了。他們默默埋頭去幹，不像現在人那樣——現在划船最糟糕的事是沒人輸得起。他們所有人集中在一起，並且需要心理專家去分析失敗原因。我覺得輸掉就是因為有人比你強一些。
高登·貝瑞
關於我們怎麼加入賽船俱樂部，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但是我想大概是他們在地窖裡聚會，而我們下去喝飲料。他們說服學院裡的大個子到河上試劃——不管這些人以前劃過船沒有。然後他們再去找一些小個子。我個子不很小，但是非常瘦。而我認為史蒂芬的個子剛好小到可以當舵手，又不夠大到可以划船。我們倆人都很想去試著掌舵，就這樣去了。
整整三年期間，我們對河流留戀不已，且視之如命。按規定，我們每週必須有三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待在物理實驗室裡做實驗。但是，史蒂芬和我理所當然一週六個下午都在河上。如果總得放棄一些東西的話，那肯定是物理實驗。史蒂芬和我成為收集數據極快的能手，收集最小量的數據並進行最大量的數據分析，我們顯得真像做了實驗似的。這就需要花些心思，我們必須使那些改實驗的人相信，我們按部就班地做過了，儘管他們明知道我們沒待在實驗室裡。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完成實驗報告。我們從未欺騙，但是做了大量的解釋。
德瑞克·鮑尼
史蒂芬和我們其他人相比是如此之聰明，以至於我們和他相處很困難。我認為，史蒂芬和那些按照他的標準而言並不聰明的人相處之道，是尋找自衛術，巧妙地用它來應付這些人。但是按照他的標準，甚至在牛津，我們這些人都是相當愚蠢的。而和比你愚蠢許多的人朝夕相處是十分困難的事。因此我想，你必須使自己成為非常內向的人，甚至為了自衛幾乎把自己化為漫畫人物。
伊莎貝爾·霍金
因為他沒有任何異常之處，在我們看來似乎一切都很好。他走路很正常，並不用枴杖。我們從印度回來不久，在他上牛津之前，我開車帶他和他弟弟一道去渥本公園。他在公園攀登樹木。我想，他是在檢驗自己。但是我沒有意識到為什麼。他爬上一棵樹並沿著一根樹枝走，然後再下來。
高登·貝瑞
大學學院有一種方型的樓梯，它們既方又圓。有一次史蒂芬在下樓時跌倒在樓梯上，並一直彈到最底層，他撞傷得很厲害。不知他是否失去知覺——也許暫時失去了知覺——可是他的確失去記憶；他甚至不能記得自己是誰。
於是，我們把他抬到我的房間裡來，讓他坐在沙發上，而他的第一句問話當然是：「我是誰？」
我們告訴他：「你是史蒂芬·霍金。」
他緊接著又問：「我是誰？」
「史蒂芬·霍金。」我們說。
兩分鐘之後，他記起了他是史蒂芬·霍金。但他對問過「我是誰」這件事已經記不住，而卻記得他家一年前的生活。然後他問：「這是什麼地方？」我們告訴他：「你在大學學院。你剛從樓梯上跌下來，」等等。他一面聽，一面問不同的問題，他開始講：「哦，我記起來了，我是1959年上大學學院的。」而且他記得所上的課程，但是他不記得一年前發生的事，後來是不記得一月前發生的事。這樣子，我們試著告訴他大學學院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事，而他說：「哦，是的，我記得那些。」然後他記起了一個月前發生的事，再是一周前發生的事。
他的記憶逐漸在恢復，他本人以及我們所有人都明顯看出來了，而我們只要耐心一些就是了。我們問他一些問題，看看他是否記得一周前所發生的事。
我們問：「嘿，你記得星期天晚上去過酒吧喝酒嗎？」或者「你記得星期一在河上劃過船嗎？」我們一直問到他記住為止，然後再往後一天。越往後花費的時間越長。我想大約花了兩個鐘頭他才記起了從樓梯上跌下的事。
問題在於，他也許因為這樁事件而失去一些腦力。史蒂芬決定：「我要把這一點弄清，看有沒有發生嚴重的損害。我要進行智力測驗。」因此，他參加了智力測驗並理所當然通過了。他大約得了200或250分，所以一切都沒問題。
德瑞克·鮑尼
我們到了畢業考時的確有些嚇人，為獲取榮譽學位，要在四天之內從早晨到下午不停地把三年來所有功課考完。我們四人決定每天晚上去不同的飯館吃飯，我們只吃飯而不談功課。
我記得，我們之中三人在最後一個晚上非常沮喪。史蒂芬認為他不會得到一等。裡查德認為他甚至連三等都撈不著。我核計自己得不到二等。高登則顯得興高采烈，他想他得到了一等。
這樣，我們之中三個人很沮喪，一個人極其快樂。而實際上，我們所有人都錯了。史蒂芬得到一等；我得到了二等；裡查德得到了三等；而高登沒得到一等，他得到了二等。所以四個人全都錯了。
第二天大清晨我收拾好箱子， 非常匆忙地坐上9點10分的火車離開牛津。因為在牛津的日子是我的黃金歲月，所以我不想見到曲終人散的結局。
史蒂芬·霍金
因為我很疏懶，所以預備只回答考試中理論性的物理問題，而避免需要死記硬背的問題來通過大考。我考得不是很好，處於一等和二等的邊緣。
我還得參加口試才能決定最後成績。他們詢問我未來的計劃。我回答說要做研究。如果他們給我一等則上劍橋。如果給二等則留在牛津，他們給了我一等。
伊莎貝爾·霍金
我記得他在牛津的第三年，自己就開始注意到手不像過去那麼靈活了，情況變得有點困難。但他沒有告訴我們。我對他很憂慮，我們把它歸因於考試壓力以及年輕人的一般困難，所以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
我想那是發生在夏季學期的事，在他期終考後正要回家之前，他頭朝下從樓梯跌了下來。他總是頭衝下摔跤。我告訴他必須去看醫生並做反射試驗，看看摔壞了什麼沒有。這樣他看了一次病。
後來他要和一位朋友去伊朗（波斯）。那時候必須二十一歲才算成年，我們其實有點擔心。他雖然還不到二十一歲，實際上已經長大了，而同行的朋友經驗豐富，以前還去過波斯。這位朋友的父母寫信給我們說，他兒子瞭解一切並請我們完全放心。
我們就這麼同意了，於是他們出發去了當時還叫做波斯的地方，他們玩得非常愉快，史蒂芬還寫了兩封信回來。他在最後一封信中告訴我們，他正要離開德黑蘭去塔伯裡茲。我不知道這封信在路上耽擱了多久，但是他告訴我預定到家的日期，他準備從伊斯坦堡搭學生火車回來。
此後便音訊全無。接著在德黑蘭和塔伯裡茲之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地震，我們有三周時間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我們和外國機關接觸，他們只告訴我們這次地震沒有涉及任何英國人。但是，我們知道地震正好發生在史蒂芬要上車的地方。
三周以後，他回到了黎巴嫩前線。他搭的公車顛簸得很厲害，所以史蒂芬通過這段地震地帶時竟然沒注意到地震。但當他到達塔伯裡茲時，病得十分厲害，以至於必須下車。他的朋友和他待在一起，並且在塔伯裡茲看了一次病。可是他們仍然沒聽到地震的消息，由於他們是陌生人，大家認為他們不會對此感興趣。所以他們一直不知道。
他終於回到家時顯得病懨懨的。然而這次病並不是他後來的病因；他在很久前已經病了。他只是不知道，至少我們都不知道。但是這次病是一大挫折，他的病情無疑因此而惡化了不少。
瑪麗·霍金
我們有一次談論到為什麼不能沿著直線走，也許是前夜喝了太多啤酒的現象。史蒂芬說他曾經試過而他從來走不了直線。他不認為那會是什麼問題。
1962年秋天，史蒂芬·霍金上了劍橋，但是他的健康在往後
幾個月中更惡化了。
史蒂芬·霍金
我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之後不久就進醫院檢查。他們從我的手臂取出肌肉樣品，把電極插到我的身上，把一些放射性不透明流體注入我的脊柱中，一面使床傾斜，一面用X光來觀察這流體上上下下流動。我被診斷得了ALS病，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或者英國人稱作運動神經細胞病。
我意識到我得了一種可能在幾年內致死的不治之症，這確是一大打擊。我怎麼會那麼倒霉呢？怎麼這種病會發生在我身上呢？
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在美國被叫做廬伽雷病，這是以患該病而死於1941年的紐約洋基隊一壘手命名的。該病引起神經細胞逐漸瓦解，這些神經細胞位於脊柱和頭腦內以控制隨意肌肉的活動。頭腦思維不受影響。通常固呼吸肌肉失效，導致肺炎或窒息而死。
伊莎貝爾·霍金
那一年非常寒冷，委魯拉明水池也全結冰了。我們都去滑冰。史蒂芬滑得不錯，不過那時候他和我滑得很靠近。他的技術不是很高超，我也不是。
後來他摔倒下去，並且爬不起來。他很明顯有某種嚴重的毛病。我把他扶到咖啡廳取暖，他告訴了我一切。
我堅持要去見他的醫生。因為我覺得不管還能活多久，總有人能做些什麼，至少應該使人感到好過一些。
我現在不想提到這位醫生的名字，我是在倫敦的診所見到他的。他對我居然會不辭辛苦去拜訪他而感到驚訝。我畢竟是史蒂芬的母親！雖然他相當和善，並且非常客氣招待我。他說：「是的，這是非常令人傷心的。這麼一位優秀的青年，在他的生命顛峰橫遭不幸，真是令人惋惜。」
我當然問他：「我們有辦法嗎？我們可以對他施行生理治療或者任何有助的方法嗎？」
這位醫生說：「我毫無辦法。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當然，當我丈夫得知此事，他必定要去找和他不同專長的醫生來診斷。他們確認二者必居其一，也許是可以切除的腦腫瘤，也許是這種病。
他們診斷的結果是：「他也許活不到兩年半的時間。」
德瑞克·鮑尼
史蒂芬總是非常笨拙，但是我認為大家不以為這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他在牛津第三年快結束時，有一回在宿舍從樓梯上跌下來。然而，沒有人認為這有何不尋常。
我後來有一次到牛津，想找人共進午餐，但是都沒有人在。然後正巧，史蒂芬剛好進門來。他慷慨地去買飲料回來，並放到桌子上。在放下他的啤酒時把它潑出來了。
「天哪，」我說，「怎麼這時候喝啤酒！」
然後他告訴我，他在醫院裡住了兩個禮拜，做了一系列檢查並被診斷出了什麼毛病。他非常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他的身體將逐漸運轉不靈。他們還告訴他說，最後他的身體會像植物一樣，只有思維仍然是完好的，但是他將不能和外在世界溝通。他說最後只有他的心臟、肺和頭腦仍能運行。此後他的心臟或肺也會失效，他就會死去。
他告訴我，這是不治之症，它是完全不可預見的，可能在短期或長期內穩定下來，但是永遠不可能變好，根本不知道會在六個月內或二十年內死去。可是他得這病時年齡比大多數病人更年輕得多，他們懷疑他會更早而不是更晚死亡。
這個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但是我的反應對於霍金而言卻無濟於事。我很清楚知道，他沒有信仰，這使我更加難過。因為我知道霍金會質問自己：「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得這種病？為什麼是現在？」
他只能淡然接受這即將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我所知他在那時開始進行一些研究。大約十八個月後皇家學會發表了他的一篇論文，在該文中對霍伊爾教授的最新引力理論做了些微改正。後來霍伊爾為此表示感謝。這是他研究生涯的開始。那時他仍然是一名研究生，尚未取得博士學位。
伊莎貝爾·霍金
愛德華當時只是一個小孩子，我想他並不十分留意。但是由於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地方，愛德華就沒得到他那個年紀應得到的關心。他因此而受苦，儘管他是沒感到痛苦的受苦者。而瑪麗和這件事接觸較多，史蒂芬患病時她待在醫院裡，所以她也受了苦。
而我的丈夫深受折磨。但是我們終究戰勝了它。雖然我丈夫還是死了，但他不是因此事而死去。其他的人也都健在。
我不知道史蒂芬是否意識到，當他患病之初他父親如何苦思焦慮。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當然沒有告訴史蒂芬，諸如和卡爾頓·伽茲杜塞克聯絡。他因為研究一種叫做庫魯病而獲得諾貝爾獎。庫魯病發生在婆羅洲之類的地方，這是由食人肉而傳染的，英國根本不會發生這種事。
史蒂芬·霍金
我在那個時期的夢想受到不小的干擾。在診斷出病之前我對生活已經非常厭倦了。似乎沒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但是在我出院後不久，我做過一次自己被處死刑的夢。我忽然意識到，如果我被緩刑的話還有許多事情值得做。
我得病的一個體驗是：當一個人面臨早逝的可能，就會體驗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德瑞克·鮑尼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那裡，他問道：「你讀過約翰·但恩的哀歌沒有？」我認為但恩的哀歌是我一生中讀到的最美的情詩，而且極其坦率。如果不是約翰·但恩的作品，則毫無疑問會被歸類成色情類。所以當史蒂芬開始談論這些時，我記得當時心裡想道：「好孩子，是什麼原因使你變成這樣子？」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忽然對但恩的詩這麼有興趣。原來，大約在這個時候，他邂逅了他的妻子——簡，儘管我們還被蒙在鼓裡。
1963年1月， 在聖阿爾班斯的新年酒會上，史蒂芬·霍金遇
到了畢業不久的簡·瓦爾德。這正是在他要進醫院檢查之前。次
年秋天，簡開始在倫敦學習語言。
史蒂芬·霍金
因為我估計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論文，所以看來做研究已沒有什麼意義。然而，疾病隨著時間流逝似乎緩和了下來。我開始明白廣義相對論，並在研究上獲得進展。但是真正使我生活改觀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簡·瓦爾德的女士訂婚。這位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我要結婚就必須有一份工作。
1965年史蒂芬·霍金申請劍橋凱爾斯學院，他得到一份研究
獎學金。 同年7月他和簡·瓦爾德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兒子羅伯
特出生於1967年，女兒露西出生於1970年，而第二個兒子提莫西
出生於1979年。
伊莎貝爾·霍金
史蒂芬已經病了。簡知道這些，這是史蒂芬的又一次好運：適逢其時遇到適當的人。史蒂芬曾經極其沮喪。他被告知最多只能再活二年半後，並不想繼續用功。可是結識了簡使他真正奮發起來。他開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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