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科學雜談》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生物學史是一個思想鬥爭的歷史。達爾文的著作，特別是《物種起源》一書，當然不會不是從事論爭的著作（一般所謂「達爾文主義」，主要就是指稱這部書裡所講的道理，也稱作達爾文的學說或進化學說）。事情的確是這樣，他徹頭徹尾地和物種神造說（即特創說）及目的論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並戰勝了它們。
生物有進化，即物種有變化，本不是達爾文首先發現的；進化學說，也不是達爾文創建的，在他以前已有著漫長的歷史。不過達爾文加上他觀察所得的新材料，總結和發展了進化學說，提高了它的科學性，發揮了它的戰鬥力，徹底地擊毀了科學思想界中的宗教統治，建立了生物學的真正科學的基礎。這是達爾文的真正勞績。達爾文的進化學說中雖含有不完善的缺點和雜有唯心論的錯誤，但進步性和革命性是主要的。達爾文的宇宙觀主要是唯物的，但還不是有系統的辯證唯物論，只有些觀察得深切一些的要點，反映出一些辯證唯物論的見解，但也只是不純熟的、不自覺的。我們學習達爾文主義的時候，這些關節是應當儘先瞭解的。
達爾文在建立唯物論的生物學同時，和物種神造說及與此有關的目的論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在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裡，流行著一種反科學的宗教信仰，它是和科學真理不可調和地相對立著。上帝創造萬物之說，便是宗教主要謬論之一。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包括人類由猿猴進化來的學說發表後，在英國的牛津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反動方面是牛津的所謂當時名流維爾伯爾福斯主教，他開始了誹謗性的講演。擁護達爾文學說的有當代有名的學者、動物學家赫胥黎教授挺身和他論戰。主教的誣蔑性的狂言完全無用，反而暴露了他對於生物科學的無知。主教完全失敗了，勝利在赫胥黎方面。
進化論在古希臘時代已初具胚芽，到了18世紀，法國的布豐（1707-1788年）更具體地提出了進步的見解，說明生物能因生活條件改變而發生變化，特別可因馴養和栽培而改變。不過他這樣說了一說，即受到宗教的逼壓，1751年布豐不得不公開宣佈放棄這種科學的信心。
到了19世紀，法國拉馬克（1744-1829年）在1809年出版了他的《動物學的哲學》，他宣講了生物進化的理論，確切地說明生物的種是會變異的。拉馬克的進化理論主要方面是進步的、革命的。
但拉馬克的學說不是全部健康的。他說動物的器官不使用即退化，多使用則發達的話是有理由的，但他認為「願望」這種心理作用在進化中占重要地位。例如他解釋像鶴一類長項頸、長脛腳的鳥時，他說它們不喜歡浮在水面上，又不願意讓身子沒入水邊的淤泥裡，經常竭力伸長它的腿部，遂形成了踏「高蹺」的樣子的長脛。同樣，因為這類鳥不願意把身體浸濕，遂伸長了項頸去捕魚，項頸遂伸得很長了等等。顯然這種解釋是不對的，是唯心主義觀點的。
講到進化學說時，不能不講到法國的居維爾（1769-1822年），他是反進化論者，但在進化學說的發展史上卻需要說到他。居維爾專長比較解剖學，很瞭解動物個體各部分間相互關係。他認為動物體是統一的獨立的系統，每一部分決定著另一部分甚至於全體。因此他相信只要根據一塊骨頭就可以推斷整個動物的體形。這種道理是重要的，但他的這種見解不是和真正的科學原理相結合，卻和神造說相結合的，他以為這種結構是不變化的。
對於進化論發生最壞影響的是居維爾的激變論。他認為地球上已經過多次激烈的災變，災變一來，大部分生物都死亡了，只有少數能殘存下來。災變過去之後，他雖不說重新創造，只說又有生物從別地方移來。這樣，他就表示該地新生的生物和早先的生物沒有什麼關係。到他的學生和繼承人時，索性把他的激變論改為每激變一次，上帝重新創造一次新生物的謬論。這種殘存思想亦成為達爾文攻擊的重要目標。
在達爾文以前，即在18∼19世紀之間，俄國產生過不少進化論者，有如18世紀的羅蒙諾索夫、卡維茲聶夫等，19世紀的赫爾岑、郭良尼諾夫、路裡那等，他們都是當時俄羅斯生物進化論的卓越代表者，並且在以後的拉馬克和達爾文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和他們相同的觀點和實驗方法。
達爾文主義是英國資本主義興盛起來時期的產物。英國很早就利用蒸汽機發展工業，生產提高了。並為了向海外找尋工業原料、商品市場，英國就積極地找尋新的殖民地。當時英國的「貝格爾」號軍艦的周遊世界就是為了這目的。許多自然科學家就在這情況下進行了許多研究工作。資本主義同樣侵入了農村，許多農民破產了，產生了大型的資本主義農場，畜牧業也發展起來了。為了滿足工業發展中原料的要求，為了繁育和改良家畜，許多飼養和選種家就在這方面努力。不僅如此，整個自然科學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有了很大的成就。在19世紀上半葉，細胞的理論、胚胎學、古生物學和地質學都有了巨大的成就。這一些社會的和科學的條件都為產生達爾文學說準備了條件。同樣，資產階級為蒙蔽欺騙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企圖把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無產階級的飢餓、貧困、死亡和無權，說成是自然界的不能改變的法則，因此當時在英國非常風行著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這在達爾文的進化學說中亦得到了反映。
達爾文（1809-1882年）是資產階級出身的一個進步學者。他求學很虛心，鬥爭很穩健勇敢。但因為他不能完全脫離那一階級，所以他顯然具有不徹底性和某種畏縮的情緒。他強烈地反對物種神造說，分明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不贊成別人稱他無神論者，自己寧願稱為不可知論者；他是很欽佩馬克思的工作的人，但他又不贊成馬克思引述他的學說等等，都是軟弱的表現。他的學說中含有一些缺點和錯誤，亦是和他沒有和資產階級脫離聯繫有關係的。
達爾文的進化學說主要是從實際考察得來的。以前，達爾文雖然愛好自然史，但他並不相信進化說，反而保存著宗教的觀點。在他乘了「貝格爾」號軍艦作環球旅行時，在南美洲紅黏土的沉積層中發見了動物的化石，看出和現今生存的犰狳、食蟻獸等很相像。事實叫他相信古代生物和現存的生物是有關係的。並且達爾文看到島上的動物，特別是加拉巴哥斯群島上的動物，各島彼此之間雖不同，但和最靠近的大陸上的動物卻相近似。這一類事實，使達爾文不能不反對神造說，相信進化說了。從此他轉了方向，不再和神造說站在一起，他成了神造說的堅強不可戰勝的敵人了。他在他的主要著作《物種起源》裡，每章列舉了許多例證，壓迫得神造說者無法翻身和否認，再加以沉重而犀利的徹底的打擊，神造說遂宣告慘敗和潰滅。
達爾文的進化說，簡單地說：
（一）他首先肯定生物有變異性和遺傳性。例如同一窩裡孵出來的小鳥，各有微細的不同；從一隻蝴蝶所產生的卵孵化出來的毛蟲也是這樣。如把普通的捲心菜（甘藍）種在熱帶地方，長大起來會不包心；馬如生活在養料缺乏、食料粗雜的山上，身體會變為矮小；把綿羊養在熱帶地方，數代以後，身上的毛就生得稀薄。這些差異和變異都是和生活條件的變化有關係的。達爾文說明生物的變異不但和無機的生活條件如溫度等關係密切，而且亦和有機生活條件，即生物和生物之間的關係也極密切的。他說明紅翹搖的花和土蜂極適應，花粉依靠土蜂傳播，土蜂如衰落，紅翹搖也衰落了。此外，如生活條件改變，生物的習性亦改變；使有的器官多使用，有的器官少使用或不使用，生物也會發生變化的。例如家鴨多走不飛，脛腳便比野鴨發達，翅膀則比野鴨退化。還有生物體的這部分和別部分之間有關係。例如長脛的鳥常有長項頸；長脛的獸常常面孔也很長（例如馬）。生物不但有變異性，同時還有遺傳性。它不但能把祖先的性狀遺傳於後代，也能把變化過的性狀遺傳到後代去。
（二）人工選擇。達爾文認為生物雖會發生變異，但使變異向一定的方向累積起來，則須靠人工的選擇作用。他認為塊根塊莖供食用的植物，會生巨大的塊根塊莖，葉供食用的植物能長出肥大的葉，花供觀賞的植物能開美麗的花，都是許多年來人工選擇的效果。賽跑的馬跑得快，拉車的馬能拉重物，乳牛能分泌出很多的牛奶，也是飼養和選擇的效果。
（三）自然選擇。人是有意志的，自然沒有意志。人工選擇有人的目的，自然選擇則須生物的變異適合於牛活條件，即有利於自身時才起作用。達爾文看到海洋中有的小島上的昆蟲沒有翅膀或翅膀很不發達，原因是由於島上多風，能飛的昆蟲常被吹到海裡去，只有沒有翅膀或翅膀不發達的適於生存。自然選擇的結果，也就是最適合於環境的生物得到生存。
（四）但達爾文在自然選擇項下加了一條「生存競爭」。而且他特別強調種內競爭，這一概念今日有爭論，本文下面將談到這一點。
達爾文對於各種不同的種的看法，認為各個體既有微小的變異，這變異如適合於生活條件時，就能生存下去，生殖後代，每代再受自然選擇的作用，積微成著，到了和個體表現顯著不同時，就成了新種。
為了駁斥從居維爾的激變論和他的繼承人說的上帝創造行為而殘留下來的意見，達爾文在《物種起源》裡論到地層連續的時候，一貫強調了量變說。並反覆引用了「自然之中沒有飛躍」這一句成語。達爾文應該也見到自然界中有質變，例如從猴類變化為人時，性質不會還是相同的。但他要駁斥激變論，就得強調各種生物先後代的一系相承，結果把質變一面放在一邊了。但如果只是量變，就意味著物種的變化只由於量的增減，而沒有本質的變更了，這種進化觀就成為庸俗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看法了。達爾文單刀直入地只拿量變說去力辟神造說，忽略了質變一方面的闡明，遂發生這一不小的缺點。
達爾文觀察生物的實際生活狀況，獲得了進化概念。但這狀況只告訴他生物會變化，沒告訴他如何發生變化的原因。於是他不得不借助於家養動物植物的觀察，結果獲得了生活條件改變則生物亦起變化，加上人工的選擇作用，使變異有了一定方向的結論。他並把這一情形推論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達爾文看出變異和環境即生活條件的變遷有關係，但他又人為地把變異分為不同的兩類，給它們起了兩個不同的名詞。他把比較容易看出由於某種或某些條件有關聯的變異，如生於寒地的動物毛茂密些，食料豐美則動物長得肥胖些，他叫它為一定變異；把關係和作用不明顯的變異叫做不定變異。生物體因外界變遷而發生微細的差異，開始往往是無一定目的和作用的「偶然」差別。這種差異，從生物的作用或目的上來說不是適應一定生活目的而生的。但偶然變異亦是和外界一定的條件和體內各機構間的關係有關的，不是沒有原因的，因此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達爾文的變異學說，不管後人看來精密性如何，當時這一學說卻盡了擊毀目的論的作用。所謂目的論是這樣一種東西，它說：貓創造出來就是為了吃老鼠的，老鼠創造下來就是為了給貓吃，整個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證明了造物主的智慧的。生物的各種器官或特性，亦用同樣道理來說明它們的用處。達爾文的學說恰好針對著這種有害的目的論說明了生物的變異本來並沒有目的性，有合目的性的作用僅僅是自然選擇作用亦即適應的結果。他把目的論完全打破，把生物學從神秘的鐐銬裡解放出來，給予了發展的自由。恩格斯讚譽達爾文這一功績，他說：「它（指達爾文的著作——作者注）不僅對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帶來了致命的打擊，而且還以實驗方法解釋了它的合理意義。」
達爾文的學說傳播開去後，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即相反的主張，一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反達爾文主義的「新達爾文主義」；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米丘林學說。
德國的魏斯曼（1834-1914年）把選種作用推廣到種質即生殖質上去，說種質間亦有自然選擇作用。他主張種質永世不變的，它對生物體作獨立的看，雖然生物體會受外界條件的影響，而種質卻不受外界影響的。他反對物體在其生活過程中所獲得的性質能夠遺傳的話。所以，魏斯曼學說的所謂「新達爾文主義」本質上是「反達爾文主義」。美國摩爾根主義和魏斯曼學說相聯合起來，反達爾文主義色彩更加顯著了。
蘇聯的米丘林真正接受了達爾文主義和發展了達爾文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發展了達爾文主義中正確的部分，批判了錯誤的部分，使它健康地發展起來。達爾文僅提出生物因生活條件的變遷而影響生物體起變化。米丘林的生物學，說明生物體和周圍的環境是統一體，生物在活著的時候不斷進行著代謝作用，生物身體構成的質料都是從體外吸收進來的，外界物質條件的變化必然會影響著代謝過程的進行，代謝作用的類型如發生變化，生物體也就發生變化了。這道理是非常明顯的。
達爾文的時代僅僅觀察家養動物植物的變異去解釋自然界中的動物植物的變異。米丘林進一步長期地實驗著家養生物，主要是栽培植物，進一步掌握了生物生長的規律，遂獲得了改造生物的方法。人們不必等待自然發生有用的變異才加採用，而可用人力改造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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