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月31日。下午3時。
羅新華一直站在大理石樓梯的第三層階梯上，默默地俯視著熙熙攘攘的大廳。此刻，華盛頓的所有記者幾乎都湧到這座新聞大廳，等候採訪美中首腦在這裡舉行的簽署各種協定的儀式。其實，這種「儀式」對他們來說已沒有什麼新聞價值，許多記者在走進白宮大廈之前已將這一消息的電傳稿發往報社或電視台。可他們還是極其耐心地等待著，希望能得到一些新的爆炸性信息或令讀者感興趣的花絮。
懸掛在大廳兩側的四部超大型屏幕閉路電視正播放著簽字儀式的實況：「1號首長」和卡特並排站在插有中美兩國國旗的長條桌後，笑瞇瞇地望著各自的下屬代表各自的政府在一份份擬好的協議書上簽字。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滿意和友好的微笑。
羅新華雖然並不清楚這些協議的具體條款和內容，但他知道這每一份協定都關係到國家的利益和前途，都凝結著「1號首長」的心血和膽略。連美國國務卿萬斯昨天晚上也在電視台發表講話，稱讚由於中國領導的訪問而達成的美中兩國科技、貿易、文化交流協定的簽署，不僅標誌著美中兩國在廣泛領域的合作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而且也顯示著中國人尋求發展、強盛的意志和氣魄。經過三天的緊張會談，年邁的中國領導人對取得的成果顯然很滿意，神態也顯得很輕鬆，他對身邊的卡特說了句什麼，引得美國總統開懷大笑，露出一對雪白的虎牙。這使羅新華不由想起剛在《每日郵報》上讀到的一篇文章：有位記者說卡特是羅斯福的私生子，因為羅斯福夫人也長了一對虎牙。他很反感這樣的嘲諷，也很不理解美國的報紙怎麼會刊登這樣的文章。
簽字儀式進行得熱烈而平靜。這使等候在大廳的記者們不免有些失望。他們可不願意讓這件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件就這樣平淡地結束，總希望能發生點出人意料的情節，最好是突然有名殺手衝進白宮連開數槍或扔兩顆炸彈。因為許多記者都從不同渠道得到一條可靠的消息：在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將發生流血事件。每個記者都極想成為這一「事件」的見證人，那樣不僅會在一夜之間名揚天下，腰纏萬貫，也許還會得到一筆普利策新聞獎的獎金。
但這個刺激人的「事件」一直沒有發生。
羅新華估計簽字儀式就要結束，按照日程安排，「且號首長」將由卡特總統陪同參觀白宮，然後返回下榻的布萊爾大廈。他正準備到停車場查看一下，忽然發現密集的記者群中湧起一陣騷動，有些人還急急惶惶奔出大廳。他週身的神經驟然繃緊，忙疾步跨下樓梯，奮力擠過人群朝外衝去。
羅新華衝出大門才看清，原來是有幾十名抗議者衝進了白宮前的草坪。他們舉著一條「美國軍團聲援台灣」的橫幅，亂哄哄地呼喊著口號：「打倒卡特政府！」「不許廢除《共同防禦條約》！」「反對同中共簽定任何協定！」……為首的是位身材瘦高、頭髮灰白，臉上戴著副寬邊墨鏡的老者。羅新華雖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掛在胸前的一塊大紙牌上的幾個大字卻看得清清楚楚：「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
值勤的軍警臂挽臂組成一道人牆，向草坪外驅趕著示威者。由於面對的是一位老資格的參議員，因而動作顯得拘謹，收效不大。一些喜歡捕捉花邊新聞的記者也奔過去拍照錄相。這使戈德華特越發精神抖擻，慷慨激昂。
2
對巴裡·戈德華特和他的「美國軍團」，羅新華並不陌生，數年前就有所耳聞，這次赴美之前他又特意調閱了與此人有關的檔案資料。
戈德華特原本是俄羅斯人的後裔，1912年生於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父親是一家小雜貨店的老闆，為人忠厚，善良，依靠微薄的收入撫養五個子女。在戈德華特考人亞利桑那大學的第二年，父親不幸在一場車禍中喪生。身為長子的戈德華特只得中途輟學，繼承父業。他生性狡詐，處世圓滑，在生意場上顯露出超人的才華。幾年工夫便將自家的小雜貨鋪發展成為亞利桑那州最大的百貨公司，他也由一位寒酸的小老闆一躍成為亞利桑那州最富有的董事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棄商從戎，曾任遠東地區美國空軍司令部教官。到1952年退役時已晉陞為空軍少將。這時的戈德華特對經商已不再感興趣，他把商人貪婪的目光盯住了政治和權力。他利用自己在亞利桑那州的財力和勢力，輕而易舉地就當選為聯邦國會參議院的議員，從此躋身於美國高層政界。1964年野心勃勃的戈德華持又把目光盯住了白宮橢圓型辦公室。他在好友、副總統尼克松的大力扶助下，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四處遊說，競選總統。結果卻慘敗在民主黨人林登·約翰遜的手下。這次較量使戈德華特大傷元氣，也徹底喪失了爭奪總統寶座的雄心壯志。雖然沒當上總統，但他卻時常以美國的頭號大政治家自詡。不僅喜歡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更喜歡著書立說，一口氣出版了好幾本自傳和回憶錄，還寫了多部政論文集，如《保守派宣言》；《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為何不選擇勝利》；《挽救美利堅》等。這些論著，都被美國資產階級保守派推崇為「綱領性文件」，「治國大綱」而廣泛流傳。
戈德華特參議員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把反共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是參議院最強硬的親台分子。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胡佛曾讚美他為「始終站在反對信仰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鬥爭最前線的勇士。」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是極右組織「美國軍團」和「約翰·伯奇協會」的重要成員。由於這兩個組織公開打出「摧毀共產主義勢力」的旗幟，得到台灣當局的大力資助。戈德華特因此也同蔣介石關係特別密切，連同眾議員沃爾特·賈德和克萊爾·李·謝諾爾特（陳納德）被美國人戲稱為蔣總統的「三大高級顧問」。他曾多次率團赴台灣參觀訪問，每次都受到蔣介石國家元首般的款待。1971年10月，總部設在紐約的聯合國通過投票表決，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廢除了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的會員國資格。戈德華特對此極為震驚，怒不可遏，他一面組織人上街遊行、張貼標語，一面向國會提交議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退出聯合國機構，停止向聯合國交納會費，並公開提出要把聯合國總部趕出美國。吵吵鬧鬧很是折騰了幾天，最終見大勢已去，難扭乾坤，只好草草收場，不了了之，但他對台灣國民黨政府仍一往情深忠心不渝，每逢蔣總統臨危遭難，一聲呼喚，他便赤膊上陣，挺身而出。1972年，他的同黨摯友、新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力排眾議，毅然訪華，飛到北京同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好，並親自簽署了美中《上海公報》。戈德華特恨得咬牙切齒，竟同合作了幾十年的尼克松先生徹底決裂，分道揚鑣。他不僅在報刊上公開發表文章大罵尼克松「背信棄義」、「屈膝投降」，「出賣美國人民利益」，而且還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彈劾總統的提案，欲將尼克松置於死地。無奈失道寡助，應者寥寥。他雖使出渾身氣力，也沒給蔣總統幫上多大忙。不久，在孤島苦苦奮掙了二十多年的蔣介石終於心力交瘁，壽終正寢。臨死前他特意給戈德華特寫了一封信，懇求這位大名鼎鼎的美國參議員「永遠做自由世界的忠誠盟友」，「與後人共創反共復國的未竟事業。」
老蔣死後，小蔣子承父業，接班掌權。戈德華特果然不負重托，對台灣的新總統一如既往，情有獨鍾。因而也深受蔣經國的信賴和敬重。
1978年七、八月間，卡特總統順應美國朝野的呼聲和世界局勢的變動，特別是同蘇聯在中東和歐洲的爭鬥中連連受挫，使他開始把注意力轉向中國。連續兩次派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秘密訪華，並帶去他給中國高級領導人的親筆信，表示願意在《上海公報》的原則下盡快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即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國高級領導人和中國政府對此迅速做出積極反應。兩國高層人士開始頻繁接觸，磋商建交的具體事宜。卡特總統對這個代號「象棋」的戰略行動雖然嚴密設防，滴水不漏，但嗅覺靈敏的戈德華特在國會山上仍有所察覺。他知道為台灣效力的時刻又到了。於是，他聯合眾議員沃爾特·賈德，成立了一個「中國之友委員會」，又匆匆趕寫了一本六十多頁的小冊子散發給參、眾兩院的五百多名議員人手一冊。他在這本小冊子中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喋喋不休地反覆聲稱卡特總統如果擅自廢除1954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同台灣當局締結的《共同防禦條約》，將以違反憲法的行為而遭到國會彈劾。他寫道：
「任何總統，除非首先得到國會的同意，就不能終止一項條約。憲法要求國會在廢除條約方面起決定性作用。任何總統在國家按條約承擔義務方面背信棄義，從而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違反憲法，就會有被彈劾的危險。……」
的確，美國憲法規定的新總統就職誓詞中確有這樣一句話：「將盡最大努力維護、保護和捍衛美國憲法。」總統如果違反了憲法，當然「有被彈劾的危險」。
戈德華特不愧是一個聰明老練的政治家，他認為只要揮起捍衛憲法這根魔杖，就一定能降伏卡特總統。然而，他精心撰寫的小冊子並沒引起多少人注意，更沒能阻止卡特總統的「象棋」行動。種種跡象表明，白宮和北京的熱線聯繫越來越密切。憂心如焚的戈德華特只好使出了更強硬的殺手鑭。10月10日，也就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慶節」。就在這一天，戈德華特趕到國會山向參議院提交了一項提案：要求卡特政府在廢除美國和台灣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之前，必須得到參議院的批准。他振振有詞地指出：「總統不能自己廢除一項條約，就像他不能廢除一項法令一樣。」「如果政府屈從北京的要求，就會形成對我們國家同任何別國簽訂的一切防禦條約的穩定性感到懷疑的危險先例。……」這位資深的參議員先生在這份提案中沒有再使用「彈劾」一類的威脅性字眼，可他緊緊抓住美國同台灣的那一紙《共同防禦條約》大做文章。因為他很清楚，按照美國法律，總統無須經過國會審議或批准就有權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也有權下令撤出美國在台灣的駐軍。但如果要廢除一項條約就不那麼容易。他只有用《共同防禦條約》這條繩索捆住卡特的手腳，只要保住了美國同台灣的這項「條約」，北京領導人就不會同卡特在建交聲明上簽字，美中關係就不可能實現正常化，台灣大使館的「中華民國」國旗也就能繼續在華盛頓飄揚。
戈德華特的這份提案果然得到二十多位參議員的附議。
但卡特對此仍置若罔聞，不予理睬。
經過幾個月緊鑼密鼓的秘密談判，1978年12月15日晚9時（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10時），美中兩國政府在各自的首都向全世界宣佈美中兩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同時，卡特還用他那特有的佐治亞洲人的溫和和語調代表美國政府就美中建交發表了一項單方面聲明：
「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將給予美利堅合眾國以類似的承認。美國從而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同一天，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堅合眾國將通知台灣：它將終止外交關係，美國同中華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將按條約的規定予以終止。美國還聲明，它將在四個月內從台灣撤出美國余留的軍事人員。
「在將來，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也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保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
「美國深信，台灣人民將有一個和平與繁榮的前途。美國繼續關心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並期望台灣問題將由中國人民自己和平地加以解決。
「美國相信，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將有助於美國人民的福利；有助於對美國有重大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亞洲的穩定，並有助於全世界的和平。」
卡特的聲音，通過電視屏幕和無線電波即刻傳遍整個美國，也傳進了戈德華特參議員的耳朵。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使他震驚、悲哀，更使他惱怒。12月18月，戈德華特從亞利桑那的大本營風塵僕僕地趕回華盛頓，給仍在外地度假的聯邦國會參議院議長羅伯特·伯德和共和黨領導人雅各布·賈維茨各發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特別會議，討論總統關於同中國建交和同台灣「廢約」的決定。
他在電報中說：「我堅決要求你們敦促卡特總統召開國會特別會議，制定美國在今後對台關係方面可資遵循的指導方針。……總統要對一項條約採取行動，而我認為，他是沒有合法的權力來對這項條約採取這種單方面行動的。這就表明，他對國會不尊重。……」
精明的戈德華特試圖利用卡特「對國會不尊重」的行為煽起議員們的義憤和反對。但他的這份電報發出數天後，竟如石沉大海，沒有一點反響。因為此時正是國會的休會期，參、眾兩院的議員們都不在華盛頓，國會大廈人去樓空，根本無法召開會議。卡特總統選在這個時機提前宣佈美、中建交聯合報，這在他的「象棋」戰略中的確是走了一步高棋。當然，兩院議長有意「藉故推辭」的因素也不能排除。
在國會遭到冷落的戈德華特更加氣急敗壞，盛怒之下他竟使出了令國人嘩然的絕招：到法院告狀。12月22日，戈德華特參議員親自向美國聯邦設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地方初審法院送交了一份起訴書，狀告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吉米·卡特未經國會批准，擅自宣佈終止美國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是違反憲法的行為。
在這份起訴書上簽名的還有那個沃爾特·賈德等十三名國會參、眾兩院議員。這種陣勢使戈德華特極為振奮，膽氣也壯了許多。
哥倫比亞特區初審法院雖然受理了此案，戈德華特也一再催促，但法院卻總以「案情不清，正在調查」為由，遲遲不予開庭審理。
為了打贏這場官司，卡特也頗費了一番心思，親自點將由國務卿萬斯、副國務卿克裡斯托弗、國防部長布朗、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商業部長克雷普夫人組成一支極具權威性的宣傳班子，在法院內外展開一場強大的攻勢。就卡特政府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對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獲得的重大利益大造輿論，廣泛宣傳，用大量事實駁斥戈德華特等人對總統的無理控告，藉以爭取國會與法院的理解和支持。同時，卡特總統還聘請司法部長格裡芬·貝爾任自己的辯護律師，決心用法律的手段擊潰戈德華特的挑釁。
為了減輕卡特總統的壓力，緩解由中美建交引發的這場「內部衝突」。中國領導人在中美建交公報公佈後，曾很有禮節地主動邀請戈德華特訪華，並表示願當面同他討論這個問題。但這位參議員對中國人的善意和盛情卻表現出一副不予理睬的傲慢態度。1979年1月1日，新建成的中國駐美聯絡處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慶祝中美兩國建交生效。上午8時，伴著一輪紅日，一面五星紅旗在華盛頓康涅狄格路懸掛著四隻巨大鮮紅宮燈的中國駐美聯絡處門前冉冉升起，迎風招展。大門入口處擺滿了美國朋友和愛國華僑贈送的花籃和花束。在熙熙攘攘前來祝賀的各方友人中，既有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白宮的高級官員，也有羅伯特·伯德、弗蘭克·丘奇等近百名參、眾兩院的議員。相形之下，戈德華特難免有些孤獨的淒涼之感。
1月5日，中國高級領導人在北京的釣魚台會見了美國的27位新聞記者。當美聯社記者羅德裡克問他訪美期間是否要同戈德華特商談中美關係問題時，他真誠而友善地答覆道：「不在華盛頓討論這個問題，我如果有機會見到他，我會當面邀請他訪問中國，主要的是，我們希望戈德華特先生瞭解中國。」
美聯社在當天就向全國播發了中國領導人的這番談話。
但戈德華特仍裝聾作啞，沒有任何反應。大概他覺得如果接受了中國的邀請，就實在對不住台灣的大小蔣總統了。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形容，這就叫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得了人家好處，當然就要替人家賣力。現在，中國領導人果然來到了華盛頓，以國家首腦的身份同卡特總統舉行會談，使中美關係得到空前鞏固和發展。台灣當局對此恨得咬牙切齒，戈德華特也急得坐立不安。他只得抖擻精神，披掛上陣，在國會內外組織各種力量反對卡特總統的對華政策。反正台灣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他總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
今天，當戈德華特得知卡特要同中國高級領導人簽署美中兩國政府在各個領域交流合作的協定，竟不顧年邁體衰，親自掛著大紙牌帶領一夥「美國軍團」的鬥士湧到白宮前抗議示威。可惜號稱有百萬之眾的「美國軍團」卻僅來了寥寥數十人跟在他屁股後面，且大部分還是年輕的台灣留學生。雖然個個聲嘶力竭呼喊的挺凶，也顯不出多大陣勢，倒有點陷入冷冷清清、淒淒惶惶的尷尬情境。這使得戈德華特參議員不免有些喪氣，鬧騰了一陣自覺沒趣，便息鼓堰旗，四下散去。
3
站在白宮大廈門庭石階上的羅新華輕輕吁了口氣。他倒不是擔心這伙示威者會衝進白宮對「1號首長」的安全造成什麼威脅，而是對這些人的舉動感到厭惡。雖然他從小生長在美國，但他仍不理解，這個國家的法律怎麼會允許一個參議員公開聚眾反對自己的總統。他也由此聯想到卡特為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所承受的非難和壓力，似乎也更加明白了「1號首長」為什麼這樣迅速就作出訪美決定的良苦用意。在美國，特別是在白宮和國會裡，反對卡特總統拋棄台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絕不止戈德華特一個人。他們反對的方式也絕不僅是抗議示威或印發幾本小冊子，毫無疑問，還會採用更隱蔽、更有效的手段。這使羅新華不由又想起殺手托尼和他的「刺殺迪姆虎計劃」。看來歐安娜的分析和泰伯森的擔憂都是有道理的，在托尼的背後一定躲藏著某些大人物，在他的刺殺計劃背後也一定掩蓋著更大的政治陰謀。不論托尼受雇於什麼人或出於什麼目的，一旦他的行動得手都會將卡特總統置於死地，也會重新挑起美中兩個大國之間的對抗情緒。更會導致這兩個國家最高權力的重新組合和世界局勢的分裂動盪。泰伯森顯然是想到了這一切，也顯然是想利用對托尼的監控查清安全委員會的內奸，然後再順籐摸瓜揪出隱藏在白宮或國會的幕後操縱者。但他能成功嗎？對手會上當嗎？羅新華總有點將信將疑，也總有點忐忑不安。他明白泰伯森面對的可不是一般的危險分子，這些人不僅藏得很深，而且手裡握有很高的權力。他們就像一隻隻巨大的毒蜘蛛在華盛頓，在美國，無聲無息地編織出一張張錯綜複雜的大網，任何敢於冒犯他們的人稍有不慎都會觸網而亡。其實，羅新華也同意泰伯森的說法，他是特工，對那些搞陰謀詭計的政治家並不感興趣，他關注的只是像托尼這類的殺手。對他來說這些亡命之徒才是最危險，最可怕的。羅新華眼前倏地又浮現出托尼那凶狠冷峻的面孔，渾身的神經不由一陣緊張。雖然泰伯森已派人將這條「綠色幽靈」監視起來，但他總有些不放心，也總感到有些疑惑；托尼從格林參議員的住宅逃脫後，明知已暴露了為什麼卻不肯離開華盛頓？為什麼還要住進「紅色風暴俱樂部」？又為什麼遲遲不見他採取行動？從歐安娜提供的情報分析，他是在等待一個選定的時機，等待「卓婭」的配合。王楓說的對，這個「卓婭」不是一個人，很可能是一種新型的殺人武器。會是什麼呢？炸彈？手槍？還是別的什麼暗殺器械？現在托尼也許已經得到了「卓婭」，已經開始行動，或者已經察覺了歐安娜。
一想到歐安娜，羅新華心頭又猛然湧起那種沉甸甸的焦慮和不安的感覺。自托尼逃走後，他一直在為歐安娜的處境擔心。他知道狡詐凶狠的「綠色幽靈」一定會引起警覺，一定會對歐安娜產生懷疑，甚至下毒手。他真有些後悔，當初接到情報後就該阻止歐安娜回到托尼身邊去，或者應該早點將她的真實情況告訴泰伯森，請求安全局採取一些必要的保護措施。但他沒有這樣做。一是他仍然希望這個美國姑娘能繼續盯住托尼，以便及時掌握這條「幽靈」的行蹤；二是他也不想讓美國特工知道自己情報的來源，何況歐安娜也對聯邦安全局表示出極大的不信任。可現在，他覺得自己的這兩個想法都有些偏誤，甚至有些冷酷。萬一歐安娜真的遭到什麼不測，他的良心將會永遠受到自責。
羅新華決定立即找到泰伯森，將歐安娜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並請求他盡最大努力保護這位姑娘的安全。他打開握在手中的高頻無線電話，剛摁了幾個鍵鈕又停下來。他忽然覺得自己其實對歐安娜也並不瞭解，確切地說他對她的來歷和行動並不清楚，她怎麼就取得了托尼的信任？她眼下又住在什麼地方？她會不會已經離開了托尼獨自躲了起來？如果是這樣那就沒必要再找泰伯森。但願她會這樣做。
羅新華收攏思緒，正欲返回大廳。忽黨肩頭被人輕輕拍了一掌。扭頭看時，見丹尼爾笑吟吟地站在身後。羅新華衝他禮貌地點點頭：「你好。」剛才，他看見這位高級特工指揮一隊軍警衝進草坪，毫不客氣地驅散了闖過警戒線的由戈德華特參議員統帥的「美國軍團」。可能是剛剛經過急促的奔跑，他瘦削的臉上還浮著一層細碎汗珠，寬厚的胸脯像一隻鼓風機將黑色的牛皮茄克衫吹得忽起忽落。
丹尼爾朝羅新華攤了攤兩隻佈滿汗毛的大手：「羅先生，實在對不起，竟發生了這種不愉快的事。不過請你相信，在美國反對你們的人很少，很少。」他將食指和拇指捏到一起，做了一個滑稽的動作：「嗯，只是一小撮。」
羅新華表示理解地笑笑。他同丹尼爾雖然接觸並不多，但印象頗佳。也許是多年特殊職業養成的習慣，他很少講話，那沉穩的氣質和安詳的神態，絲毫不像一個久經風險的老特工，倒像一名文質彬彬的老教授；無論什麼人，一見面就會從他那和善的微笑中得到一種親切感和信任感。儘管這也許是一種假象，但羅新華仍覺得他的模樣總比泰伯森那種鋒芒畢露，盛氣凌人的架勢要令人舒服得多。從查閱的有關資料中，羅新華也覺得丹尼爾的經歷要比泰伯森的光彩，至少他沒有跑到朝鮮戰場同中國人打過仗。他雖然是泰伯森非常信任的下屬和助手，但在聯邦安全局他的資歷卻比泰伯森要長，貢獻也比泰伯森要大。他曾擔任過三屆總統的貼身保鏢，還在一場刺殺事件中為保護杜魯門總統負過傷。
關於這件事「資料」中是這樣記載的：
1954年6月。由於白宮的西廳要進行修繕，總統和家人只好臨時搬到與白宮相隔一條馬路的國賓館。那是一幢臨街的紅磚樓房，不大的門庭連接著數米寬的人行道。每天早晨6點30分，杜魯門總統都要從國賓館的小樓內出來到馬路上『跑步。6月3日的這一時刻，當穿著運動服的總統剛跨出樓門時，便遭到埋伏在馬路一側的兩名殺手的槍擊。緊隨總統的保鏢即刻挺身衛護，拔槍還擊。結果，兩名殺手一死一傷，杜魯門總統安然無恙，皮毛未損。三名保鏢卻全部中彈負傷，其中一個就是丹尼爾。事後，杜魯門總統親自向他頒發了一枚金質「獨立勳章」，以示褒獎。在聯邦安全局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能得此殊榮的特工並沒幾個。僅此一舉，就足以令同仁刮目相看，也足以令他終身引為自豪。
可使羅新華不解的是，有著如此光輝業績的丹尼爾並沒因此而受到上司的器重和提升。他苦苦奮爭了三十多年，才得到一個局長助理的職位。而業績平平，毫無建樹，原本是他下屬的泰伯森卻升任副局長，成為他的頂頭上司。是什麼原因使他受到顯然並不公平的待遇呢？羅新華不好推測，也不便探問。但從幾天的接觸中可以看到丹尼爾對這些權勢榮耀似乎很淡漠，給人一種超然處之，與世無爭的感覺。他同泰伯森相處得很融洽，配合得也很默契。泰伯森對他更是非常敬重和信賴。連歷來喜歡挑剔的布熱津斯基也認為總統任命的特別執行小組組長和副組長是一對難得的好搭檔。羅新華曾聽泰伯森說過，他本來正在得克薩斯州休假，因為中國領導人突然來訪，才被白宮緊急召回。當然，泰伯森也確實很需要這位助手。
丹尼爾看了看手錶，輕聲告訴羅新華再有20分鐘簽字儀式就要結束，為了避開「美國軍團」的騷擾，中國客人將由白宮後門返回布萊爾大廈。
羅新華對這種改變並不感到意外。為防發生不測，安全特別小組事先已在布萊爾大廈與白宮之間選定了三條往返路線，且全部進行了A級警戒，中國代表團的車隊可隨時更改行進路線。
「沒問題吧？」話一出口，他便覺得問的有點多餘。
丹尼爾自信地笑笑：「放心吧，我將沿途的警戒又全部檢查了一遍，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
羅新華望著對方因過度疲倦而顯得有些蒼老的面容，由衷地說了聲：「謝謝你。」
「不，我應該感謝你。」丹尼爾稍稍拉開皮茄克頂部的銅鏈，靈巧地轉動了幾下脖梗。「是你的中國藥膏治好了我的脖子。」
羅新華關切地問：「還痛嗎？要不要再換一塊？」
「不用了，已經徹底好了。」丹尼爾彷彿想起什麼：「哦，泰伯森讓我告訴你，那個托尼仍沒有任何動靜，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羅新華也覺奇怪：「是啊，這小子總躲在『紅色風暴俱樂部』裡幹什麼？」
丹尼爾解釋道：「據我們掌握的線索，他可能是為了復仇，因為他發現俱樂部裡有人出賣了他。這傢伙對內部的叛徒歷來極端仇恨，也極端殘忍，不久前，華盛頓支部的哈森因不願參與『刺殺迪姆虎計劃』，就被他在俱樂部裡活活勒死。」
羅新華驀地又想到歐安娜，想到她面臨的危險，也想到了自己剛才反覆思索後做出的決定。他望著丹尼爾，語氣鄭重地說：「請你和泰伯森先生盡快派人到『紅色風暴俱樂部』查找一個叫『特麗絲蒂』的舞女，如果她還在那裡，務必幫她離開，請你們盡一切努力保護她的安全。」
丹尼爾點點頭：「明白了。」
這時，大廳內傳來鮑威爾那優美的男高音式的聲音：「我非常高興地告訴各位，卡特總統和來訪的中國高級領導人剛剛完成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他們分別代表各自的政府簽署了幾項極為有意義的協定，這標誌著美、中兩國之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合作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有記者問：「美中科技協定是否包括加強軍事方面的合作？」
鮑威爾回答：「對不起，這個問題我無可奉告。」
又有記者問：「卡特總統對這些協定的簽署有何評價？」
鮑威爾回答：「總統認為，這是美中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一個良好開端，一個非常務實的、有建設性的新方針。它們不僅有利於雙方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生存條件的改善，也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事業。」
一個女記者尖聲問道：「卡特總統是否知道戈德華特參議員在白宮前的抗議？對此他有什麼評論？」
鮑威爾語調溫柔地說：「總統當然知道。他問我『有多少參議員同戈德華特先生在一起？』我說：『只有戈德華特一個。』總統說：『哦，那還有五百三十四名參、眾議員沒有來。』」
大廳中掀起一片哄笑聲。
女記者接著問：「如果國會不贊成這些協定，卡特總統將採取什麼措施？」
鮑威爾高聲回答：「總統已帶著全部協定副本上了國會山。我相信國會的絕大多數議員會支持他的。」
三年後，羅新華在卡特的自傳中看到這樣一段描寫：
「……充滿愉快氣氛的簽字儀式之後，我們面臨著一項艱巨的任務，要爭取國會立法執行此協定。支持我們的人不少，但是也遇到一批目的十分明確的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他們仍然堅持認為美國應該幫助蔣介石的子孫後代收復大陸。在這些人看來，台灣就是中國，沒有辦法使他們不這麼看。他們要通過一項法律，以扭轉我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採取的行動，或者在行動中包括一些中國無法接受因而會推翻整個協議的條款。幸運的是，我們處於支配局勢的地位。……」
羅新華知道，卡特總統在這裡講的「一批目的十分明確的政治上的右翼分子」就是參議員戈德華特，但顯然又不僅僅指他一人，因為總統在回憶錄中憤憤譴責的是「一批」，而不是「一個」。當時卡特總統在國會中還發現了哪些「政治上的右翼分子」？竟使他感到如此氣憤和不安。羅新華直到今天也沒琢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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