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位友人寄來的羊城晚報的副刊《花地》上，讀到了在《詩人伍禾十五週年
祭》的標題下刊登著的紺弩前幾年寫的追念伍禾的三言詩，和賀蘇、周敏新寫的悼
詩。我的心感到沉重。真是歲月如流，伍禾離開我們已經有十五年了。我早已應該
寫下我的悼念，卻一直拖延著沒有動筆。這些年來，如果要寫哀悼的文字，那是不
止兩篇、三篇的。我都沒有寫。不是對於戰友的忘情，而是我想逃避，不願讓自己
又一次沉入哀痛的心情中。但我也並不能得到心的安寧，每一念及他們，就感到愧
疚和不安。特別是對於伍禾，以我們的友誼，不應該默無一言，而且他是在那樣悲
慘的情況下去世的，身後又是那樣地寂寞。友人將關於伍禾的悼詩寄來，當是好意。
我卻從中感到了無言的責備：「難道你不應該寫點什麼嗎？」是的，我應該寫一點
什麼，雖然，只能是簡短的……抗戰以前，當我還是一個初中學生，剛剛開始在報
紙的副刊上投稿的時候，已經知道伍禾的名字，他當時在武漢已經是一個頗有名氣
的詩人了。我沒有機會結識他。抗戰期間，他在桂林為一家文藝刊物編詩。我在重
慶。他寫信來約稿，這樣我們開始了通信。我們見面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國
民黨軍隊的湘桂大撤退中，他和妻子聶碧蓮帶著一個不足一歲的嬰兒，在極其艱困、
危險的情況下，到了重慶（他在《抗戰文藝》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記述逃難途中的情
況），在一家從桂林遷來的出版社工作，名義上是經理。但那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就
只有他一個，除了編輯之外的一切事務：校對、跑印刷廠、發行……以至勤雜，他
都必需擔當起來。我當時住在重慶郊區，每當進城時，就去看他。出版社在一個小
小的木板樓上，而那裡也就是他的家了。在堆滿書、紙型和雜物的空隙中，有一張
床和一張破舊的三斗桌。他熱情地接待我，但難得安靜地坐下來，往往是一面和我
談天，一面處理著出版社的工作或是家務。他的工作繁重，做每一件事又都極其認
真，因而就異常忙碌。而生活是清苦的，他沒有時間寫稿，靠一點微薄的工資負擔
一個家。有幾個友人認為他得到的待遇不大公平而憤憤。我卻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的
怨言。他說：「一切為了事業……」他常常滿懷喜悅地將他們出的書給我看，讚揚
著那些作品。我們交往密切起來是在武漢。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夏初，他脫離了那家出版社，回到了武漢。我不久也
回到了武漢。他主編一家報紙的副刊《長江》。我則從葛琴手中接編大剛報的副刊
《大江》。我們都住在武昌，經常見面，談天、談大局，也交換一些工作上的意見。
有時，兩人一道過江到漢口發稿。
那幾年，正是解放戰爭時期，在國統區，進步的文藝運動已經被反動派扼制得
近乎窒息狀態。在武漢，更是一片荒涼。而伍禾所在的那家報紙是國民黨的省報。
他是在「虎穴」裡工作，處境就更為險惡。
然而，在他所編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現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
情緒和願望的。當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們有時也勸他不要「赤膊上陣」。有
一次，他對我說：「是的，應該注意策略。但退讓只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否則，
編這個副刊還有什麼意義呢？冒一點風險，也是必要的。現在做什麼工作能不擔當
一點風險呢？除非躺下來睡大覺。」他在一則編後記中寫道：當千軍萬馬奔騰在幾
乎是一整個亞洲大陸的時候，當壯健的騎者在冒死犯難用生命創造歷史的時候，我
們卻伏在一個靜如死水的斗室中，吮筆編寫。
……
壯健的讀者無需祝福，更何況「北風吹斷馬嘶聲」。我的親愛的友人，能發光
麼？一點螢火，一支燭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請把這個瑰奇的時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間小廂房，是名副其實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話說：「像棺材那樣狹
長，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紙窗前，埋頭在破舊的條桌上，他的
心和「壯健的騎者」的心一同跳動。而且，他呼喚友人們做螢火，做燭光，做炬火，
來照明這個瑰奇的時代。——我們應該想到，他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裡，在刀槍劍
戟叢中，這樣來公開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時，他也注意在文學創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傾向。當時氾濫成災的黃色文
化當然是為他所厭惡的，而他也不滿意於那些主觀公式主義的作品，那些顧影自憐
的感傷主義的作品，那些淺薄的樂觀主義的空洞的叫喊……。而對於真正從生活中
來的，反映了現實生活的真實的作品，雖然在技巧上比較差，他卻樂於推薦給讀者。
他堅持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
伍禾不止一次地對我談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話：做任何工作，即使看來是小小的
工作，都應該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這樣的精神來做
副刊編輯工作的。他認真閱讀來稿，發現了一篇較好的作品就異常高興，他用毛筆
一絲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們寫信。他聯繫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聶紺弩、駱
賓基、鄒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輕的作者，如田野、蘇汜、何鐘辛、葛珍……。他
對他們進行了具體的幫助，為他們的成長付出了心血。在當時當地，《長江》受到
許多傾向進步、要求進步的讀者的關注和愛護也正是必然的。伍禾正是從讀者中，
從「聲氣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從對自己工作意義的認識，從對人民、對時
代的責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艱危的處境中，在清貧的生活中，勤勞地而且是樂
觀地工作著。誠然，《長江》上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作，即使從當時整個鬥爭的
形勢看，《長江》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經團結了一批作者，
它曾經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經溫暖和鼓舞了許多讀者的心……武漢終於解放了，
全國終於解放了。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能夠暢談的機會不
多。偶爾見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體也比過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開始擺脫
了貧困。
沒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們都被捲入了一陣突然而來的旋風中。我們
完全被隔絕了。兩年後，我才知道原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鄭思已離開了人間，那麼，
伍禾的命運呢？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呢？我無從打聽。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們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醫院的門診部裡。分手兩年，
卻恍如隔世。有多少話要傾吐，卻只是簡單地交換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告訴我，
他現在一家出版社當普通的編輯，即將下鄉去勞動。那以後不久，我卻偶然聽說，
在鄉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時「反右」的高潮早已過去，他是「補劃」
的。
我們再見面已經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從鄉下調回武漢，工作關係轉到了省圖
書館。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審查期間，房間當西曬，又不通風，他就只有
睡在潑過水的水泥地上，這樣度過了酷暑，卻因而得了風濕性心臟病。在鄉下勞動，
使病加重了。現在不能上班，就在家裡整理關於魯迅的資料。他還是那樣認真負責，
一絲不苟地工作著。
他的問題並未解決，所以來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處境當然不會比他好，只能
偶爾到他家去坐坐。雖然我們在態度上還是親切的，但卻又可以感到某種無形的距
離，我們不能也不願深談，只是一般地聊聊天，從中得到一點溫暖。這也是「相濡
以沫」吧。他當時開始研究圍棋。當我們相對無言時，他就要我和他對弈。我完全
是外行，而且對此道並無興趣，但為了不讓他掃興，有時就陪他下一盤。同時我感
到了他內心的深深的寂寞……
後來，就是那動盪混亂的時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過他一次，他已病
得很嚴重了，不能出門走動。我簡單地談了談自己的情況和一些見聞。他流露出對
現狀的某種困惑和迷茫，後來激動起來了，說：「看來，我要戴著『帽子』去見馬
克思了。哈哈！……」我打斷了他的話，提議來下一盤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
下棋時心不在焉，一下子談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談到對某個友人的不滿。
後來，他突然說：「你看需不需要我再為你寫一點材料？那對你或者有點好處的……」
他的話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實說，我不相信材料可以決定或改變我的命運，因
為，我以為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裡。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覆了他，而且立即轉變了話題。兩三年後，我在「牛棚」
中，從一個審訊我的「小將」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訊。又過了幾年，我才從一位友人
那裡得知他死的詳情：他不但心臟病嚴重，而且由於受到各種摧殘，死前已經精神
失常了……
在一九八○年，他的問題得到了平反。我參加了他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哀樂聲
中，在他的遺像前，過去交往的種種情景都浮上了心頭。我從他的親切的目光中感
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經以他的生命的熱發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點螢火，一支
燭光」吧，但已融合在時代的光華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從他親切的目光中，感
到了他對我——一個老朋友的期望：為了珍惜倖存的生命，要讓它更旺地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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