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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化在重慶復旦中學


  在上海的友人陳必智來信,說王大化同志的公子最近找到他,想瞭解王大化當 年在重慶復旦中學任教時的情況。必智那時也是復旦中學的學生,但和王大化私人 接觸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我寫一點什麼。

  在我讀到的紀念大化的文章中,沒有人談到過他在復旦中學的那一段經歷。可 能因為他在那裡的時間比較短,僅只有四五個月,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當時是該 校高中一年級的學生,與他相當接近。為了使人們瞭解這位「人民藝術家」生平中 的這一段生活,也為了我們的情誼,我當然是應該寫一點的。

  只是過去了近五十年,一些記憶已比較模糊了。

  但是,他當年的形象還清晰地閃現在我的眼前:高高的個子,瘦削、微黑、顯 得剛勁的臉,兩眼很有神。初到校時,他留著長長的頭髮,不久後卻剪成了平頭。 穿著一件黑白格子的土布襯衫——他當然還穿過別的樣式的衣服,但留給我印象最 深的是這一件,因為當時我也仿做過一件。

  他是1939年3月到重慶復旦中學來擔任音樂教員的。他第一次上課就使同 學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一任音樂教員姓楊,年紀不大,音樂素養可能不錯,只 是教學方法有些呆板,教的又大都是三十年代早期的歌曲。他的嗓子不行,只能教, 不能唱。同學們對他缺乏應有的尊敬,對音樂課不太感興趣,課堂秩序總不太好。 而大化一上講台就將學生們「鎮」住了。那是由於在我們眼中他是一個有名氣的人, 是當時在重慶相當活躍的木刻家(我們還不知道他是劇專畢業的,主要從事話劇活 動),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過作品。得知他要來校的消息時,傾向進步的同學曾 高興地奔走相告。現在他微笑著站在我們面前,有著瀟灑的風度和在別的教員中少 見的那種青春的生氣——他原也大不了我們幾歲,只是二十出頭一點。他教學的態 度很富於激情。而他又有一副很嘹亮的嗓子。他教的是抗戰歌曲。這一切就使他對 學生們產生了吸引力。音樂課堂從此有一種熱烈的氣氛,激盪著雄壯、熱情的歌聲。

  他的寢室就在男生宿舍的下面,一間不到十平方的小房。傢具只有一張木板床, 一個三屜桌,一把靠椅,所以還是顯得有些空蕩。那裡成為一些男同學們愛去的地 方。有幾個同學,其中包括我,是校內一個歌詠隊的主要成員,而主要的,我們是 懷著對一個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敬慕心情,到他房中去的次數就更多一些,他對我們 很親切,很熱情。我曾將我發表的一些習作向他求教。

  不久,我們的關係就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那時,復旦中學已建立了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廖臨川,宣傳委員是我。上 級派來領導我們支部的一位同志告訴我們,不久將由另一位同志來接替對支部的領 導工作。有一個晚上,大化約廖臨川和我到他房中談話,他說出了接頭的暗號,我 們才驚喜地知道,新來的領導同志就是他,立即撲上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他說上 級考慮到他在學校任教,與我們接近比較方便,所以才將領導任務轉交給了他。他 要我們匯報了支部工作和支部成員的情況,學校裡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情況,然後 我們商談如何進一步開展工作。

  重慶復旦中學是一所私立中學,它不像一般「國立」中學在政治上卡得那麼緊。 但校內情況也還不是那樣簡單。學校中有三青團的組織,還有幾個軍統特務學生 (其中有一個叫但家瑞,後來在復旦大學曾經毆打洪深教授。順便說一下,由於他 有一次向學校當局打我的「小報告」,我曾讓別的同學走開,關起教室門,揍了他 一頓。這是轟動了學校的大事。可見我當時政治上的幼稚。這是我後來被學校勒令 退學的一個原因)。訓育主任張某是校內三青團的負責人,可能與中統有關係。不 過,當時國共關係還不像後來那樣緊張。同學們大都是從外地流亡到重慶的,抗戰 熱情很高。大化同志指示我們,可以通過群眾組織團結更多的同學。我們決定擴大 原已建立的「復活歌詠隊」,在此基礎上成立「復活社」,再創建話劇團、口琴隊, 還成立了籃球、足球、排球隊,並定期出版牆報,成為一個相當龐大的群眾團體。 另外還組織了秘密的讀書會。通過這些活動,支部先後吸收了七、八個新黨員,進 一步擴大了我們黨的政治影響,活躍了校內(有時我們還到校外)的抗日宣傳工作。 大化親自擔任了歌詠隊的指揮。每個星期都定期進行活動。在校內演出過幾次。他 還為我們排演了一個話劇:冼群的《反正》,並飾演了其中一個偽軍角色。另一位 年輕老師季耿也參加了演出——我們過去也在校內演過話劇,但這是第一次師生同 台演出,所以在校內產生了轟動。而且,過去的話劇大都是由我擔任導演,我實在 沒有什麼經驗。而這次則經過了大化的嚴格的正規排練,演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而在排演過程中,我們也學習到了很多東西,使以後的演出質量有很大的提高。

  在我的記憶中,大化沒有直接參加過我們的支部會。主要是通過廖臨川,有時 也找到我,傳達一些上級的指示,分析政治形勢,並談談如何開展支部工作。他的 態度當然比平時嚴肅,但也還很親切。

  由於我們不僅是師生,還是同志關係,在接觸過程中產生了友誼,我們的談話 就很自如,天南海北,社會見聞,文學藝術,什麼都談。現在我能夠記起的,有這 樣幾件事。他談到在復旦中學之前,在成都演員業餘劇團的一些工作情況。他說他 主要是擔任舞美設計並兼舞台裝置工作,條件很簡陋,人手也很少,有一次他裝置 舞台時從高梯上摔下來跌傷了腿,仍坐在椅上指揮工人們工作。他談到抗戰前他哥 哥在山東從事地下工作的情況,他說他就是在哥哥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的。其中很有 一些驚險的故事,可惜已記不清了。但他當時繪聲繪色熱情地講說的姿態我還記得; 自己當時激動、神往的心情我也還記得。

  還有一件事更值得我紀念,有一個晚上,在他的小房裡,在燭光下面(學校是 有電燈的,但常停電),他向我介紹了天藍的長詩《隊長騎馬去了》,那是剛發表 在延安出版的《文藝戰線》上的。他極為讚賞這首詩,說感情真實,深沉而悲壯。 他站起來懷著激情用他那渾厚的嗓音大聲朗誦著。最後那句:「你想單騎渡黃河, 黃河有不測的風波,你奈黃河何?!」他幾乎是含淚傾吐出的。他說,如果能配上 電影畫面來朗誦這首詩,那效果一定很好。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藍的名字,以後就 很注意他的詩作,並受到過他的影響。

  重慶的政治形勢漸漸劣轉。我們的活動原就受到學校的注意。大化突然被學校 辭退。幾個月後,廖臨川和我都被學校勒令退學。但在大化指導下的「復活社」卻 一直在地下黨支部的領導下,在困難的處境中堅持了下來,一直到重慶解放。

  在大化離校前的一個晚上,我們幾個比較熟識的同學聚集在他房裡。大家感到 氣憤,又為他的離去感到依戀和惆悵。他的情緒卻還是很好,微笑著淡淡地說了一 句:「我知道在這裡呆不久的,我也沒有打算久呆。」問他將到哪裡去呢?他還是 微笑著說,到我想去的地方去。他將兩箱他的木刻的底版托負給一位四川籍的同學 劉之俊保管(劉之俊是「復活社」的負責人之一。後來,這兩箱木刻底版由大化的 親密女友賈如珍取了去)。

  他走後就沒有消息,約一個月後,有一個黃昏,我在學校附近的化龍橋街上碰 到了他。他告訴我說就住在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不久將到「那邊」去,只匆匆說 了幾句話就和我握別了。後來我得知他已成行,就寫了一首送給他的詩:《寄D. X——一個木刻工作者》,發表在靳以先生編的《文群》副刊上,詩相當長,靳以 作了一些刪節。幾年前,友人為我查找了舊報,抄寄了來。我曾考慮收入集中,卻 終於沒有。因為那是寫得太粗糙太幼稚了。但從中還是可以反映出我和同學們對他 的感情。這裡我就摘引幾句:「幾片木頭,幾把刀,披一身風沙,你來了……你教 我們唱歌,教我們演戲,教我們認識人間的真理……我們愛你,敬你,在我們眼裡, 你是一顆亮星……你走了,我們的心也生了翅膀,飛到遙遠遙遠的你生活和戰鬥的 地方……我們記住了你留給我們的話:『不要珍惜過去的珍珠的日子,珍珠的夢, 吹開新生花朵的,你們是春天的風』。」最後那一段所寫的他留給我們的話,我想 未必他真是這樣說的,只是,他的確熱忱地表示過對我們的期望。我看見過兩份內 部材料,都說他是1940年春到延安的。但我這首詩的末尾註明了是寫於193 9年12月12日。那麼,他離開重慶的日期應該是在這以前。

  後來,我們知道了他在延安主演《兄妹開荒》的盛況,深以他曾經是我們的領 導人、我們的老師、也是我們的朋友為榮。我相信我們還會見到的。但在解放戰爭 時期,卻得知他在東北翻車遇難的消息,使我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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