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犯錯誤的人。我的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的確，在解放以前，個人英雄主義對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時我正處在社會
主義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環境的矛盾中。依靠黨對於我的領導，也依靠我那不
與當時環境同流合污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才能脫離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
我曾經批判了我的個人主義。我認識到：即使它在舊時代曾經對我有用，今後是無
論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認識到：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是恰好對立
的。在以後的三年多的時間內，我的個人主義有所克服。但，從一九五六年春蘇共
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我的個人主義又有所滋長。更因為自恃不爭名奪利，沒有什
麼個人利己主義，反而助長了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自由主義 憤體表現在同許多方面
的工作關係上甚至家庭關係上，都發生了不協調的情況。而這次在言論方面所以發
生的錯誤，正是同我的個人主義和片面樂觀觀點分不開的。那就是說：我把民族資
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估計得太樂觀了；同時，由於文章是從一系列反教條主
義的爭論當中發展起來的，帶來了許多個人主義的意氣，也就帶來了片面性；還有，
發表而不慎重估計影響，又犯了自由主義的作風。
在學習了毛主席的講演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後，又得到許多同志的熱情
幫助，我在思想認識上有所提高；現在先就以下幾個論點，加以檢查糾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我本來說：定息從私方人員的個人來說，
是不勞而獲，而不是剝削；從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則是剝削的殘餘。這是根據
過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對抗性的矛盾，而
引伸出來的。現在毛主席的講演分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被剝削階級和剝
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之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這一分析是十分
正確的。從而，他在下文所說的：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也是十分
正確的。我應該否定我本來的錯誤說法。
二、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我的原文把「本質」解
釋為「本能的、先天的」，「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的」。這種解釋是片面誇張、脫
離實際的。因而，根據這種錯誤解釋而得出沒有本質區別的結論，當然是錯誤的。
一般對於「本質不同」的解釋，應該是剝削同不剝削、反剝削有本質的區別。這種
本質的區別當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並沒有說，社會主義必然帶來
官僚主義。恰恰相反，我認為「只要肅清『三害』，就成為標準的社會主義的企業、
機關」。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經把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甚至「三害」之間畫上了等
號，我的說法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來。我應該否定我的說法。
四、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沒有這樣說。我說它有兩面性，但內
容已經改變。我的說法還會有錯誤，當繼續檢查改正。
五、工商業家不經過改造就可以愛社會主義——這不是我說的。我在《關於中
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文內，單在（二）、（三）兩段內，就有三次提到
了黨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勝利，而且還強調提出，「存在決定意識」，要看到「大
存在」——人民力量的強大、社會主義經濟力量的強大、祖國史無先例的統一與興
盛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日益團結與繁榮。
其他還有需要糾正的錯誤論點，容我繼續檢查。對於理論上的錯誤，一經搞清
楚，是可以毫不顧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認，我極力主張縮短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以利於團結和工作
隊上了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社會主義改造的過分樂觀的估計， 片面強調提
高他們的積極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帶來混淆階級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絕對不會愚蠢
到認為資產階級比工人階級高明，資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貫主張工商業家需要在長
時期內進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總的是四句話：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長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說它在我們的時代裡能夠發揮一些有益
的作用，最後能夠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消滅自己；這是好的。我不認為這是美化資
產階級。我始終認為它是比工人階級落後的階級。一個犯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
義的人，他在思想戰線上肯定是屬於右派的。但我經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許多同我接近過的人都可以證明，我經常是一個革命樂觀主義者。我曾向許多
人說過，解放以前，有三種威脅經場防纏著我：一種是政治威脅——反動派隨時可
以殺害我；另一種是社會威脅——反動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還有一種是經濟威
脅——企業隨時可以破產，陷於失業。解放後，這三種威脅都完全消失了。我現在
只有一條心——做好黨和國家交給我的工作；學習也是為著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學
習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小時，為的就是社會主義。
八年來，我的言論和行動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確是毫無相同
之處的。第一，我從來沒有誇大國家工作的缺點，抹煞國家工作的成績。剛剛相反，
我經常為每一點一滴的國家工作成績而引以為榮；因為那當中有我的極其微末的貢
獻。第二，我堅信黨和國家的強大，絕不相信匈牙利事件會在我國發生，而且從來
也不打聽學生可能鬧事的消息。如果要檢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樂觀，
而絕不是什麼悲觀。第三，我參加各項工作、各種會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
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幫助領導上解決問題，而絕不遇事生非，到處點火。第四，
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我一貫表示最友好、最真誠的態度，沒有絲毫違背「一邊
倒」的精神。第五，我從來也不搞什麼小組織，從來也不爭取私人的權利；對於國
家和人民給我的榮譽和待遇，經場孵得已經過高，從來沒有絲毫不滿。因此認為必
須夜以繼日地勞動，做好工作，才能對得起黨和國家。第六，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我
對黨所提的意見，沒有超過批判「三害」的範圍，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黨員的缺
點，而絕沒有涉及全黨和黨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對於我的流言，都會逐
步得到澄清。
八年來，我對黨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懷疑的。不但沒有懷疑，而
且往往還覺得是出於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體工作的做
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見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與黨員
的合作共事關係，絕大多數也是和諧的；但對於少數黨員的態度、作風是有批評的。
我願意問清楚道理，要求講清楚道理，態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覺得許多
黨員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自外。態度的直率也自以為是從黨
員那裡學來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個人主義，就不夠端正。
自從學習了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文件，展開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以後，我提了
一系列有關非黨人士對黨員態度不夠正常的意見。我認識到，中共是一貫反對個人
崇拜的；但，我們一部分非黨人士卻違反了黨的意旨進行個人崇拜。如政協全國委
員會，就曾經通過一個設立毛澤東大學的議案，當時我也是舉手贊成的；這個議案
是因為毛主席的反對才沒有實行的。一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
的基礎上的黨，一個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的
黨；它被迫進行戰爭，為的是永遠消滅戰爭，它實行專政，為的是最後消滅專政。
這一系列大公無私的偉大精神是容易使許多人體會不了或者體會不夠的。對革命領
袖以至對黨員的尊敬是應該的，這是經過鑒別基於理智的事情。這同神化革命領袖，
以至對黨員進行盲目的個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公報
要求黨員警惕資產階級的無原則的捧場，認為那是糖衣炮彈。我曾經批判了那些用
無原則的捧場和個人崇拜腐蝕黨員的現象。顯而易見，這與所謂「醜化黨員」是完
全不同的兩回事。本來，我有什麼理由醜化黨員？我每天和黨員在一起工作，怎能
醜化黨員？坦白地說，我的確醜化了一些對黨員進行阿諛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
在這上面態度又有些過火了。
我絕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死都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的。立志、下
決心，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可以決定的。哪能設想，一個在黑暗時代，在敵人千方百
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黨？不能設想，一個在資
本主義的泥坑裡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在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
的時候， 反而要反社會主義？8年來，我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要依靠什麼政治資本搞
爭名奪利的勾當。我一心依靠黨，願在黨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說我參加了章伯鈞、羅隆基在全聚德召開的會議，而且答應在他們所
策動的未來的反動組織中擔任職務。我必須聲明，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近兩年來，
我一共只到過四次全聚德餐館，都是有關方面宴請外賓的場合。我的行動是眾目共
見的，是可以調查的。王造時上次來京的時候，我曾和他談過一次話。當他提到要
恢復救國會，徵求我的同意的時候，我即一口回絕。我說，第一，我在重慶時就離
開了救國會，救國會解散我也沒有與聞，今天沒有資格主張恢復它；第二，我對民
主黨派工作沒有興趣，參加了一個民建已經嫌多，屢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
個？第二，我和救國會的某些同志過去合作得不好，今後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
能談得到什麼擔任職務呢？
某些人相信： 「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了3次，慈母也為之動
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產
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只是理論上的錯誤。當然，
如果我的理論錯誤已經造成了超出時代思潮影響所可能引起的波動，那我應該負責。
我請求領導上結合動機和效果，加以檢查，給我以應得的處分。
顯而易見，會有許多人帶著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進入社會主義，但我，作
為一個國家幹部，卻不應該再有個人主義思想。我一定堅決克服我的個人主義思想。
希望同志們繼續幫助我！
（原載《人民日報》195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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