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裡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
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於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後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
「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
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後突然噎
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乾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
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乾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
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伕，拉塌車
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裡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
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
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
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
糕一樣在鍋裡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麼字，除非是「燥」？其實「燥
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乾燥的？
《八千歲》裡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麼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
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裡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
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後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著的籃子裡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
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隻。白布洗成了勻淨的深灰色，看著有點噁心。
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彷彿是個蒼黑瘦
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
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
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ｎ）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
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裡俏，女生
背後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
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
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麼個「墨半濃」的
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麼一隻籃子，怎麼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
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隻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裡全是住
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佔，想必也要走門路，
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
天賣一籃子餅，聊勝於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裡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麼一剎那，此後聽
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
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
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於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
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托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麼來。也不知道我姑姑
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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