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在您的詩歌散文和詩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激動過無數的湖湘人。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來湖南，我想請問您，當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現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書院給我們大家講學，此時的感受與您以前神遊湖南的種種猜想有什麼不同嗎？
答：我雖然是第一次來到湖南，可是因為中國文化，因為古典文學的關係，湖南對每一個中國的讀書人說來都是那樣神秘、美麗而又親切。從最古代的《離騷》一直到現代的小說，比如沈從文的《邊城》，湖南都給人一個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這次來到湖南，雖然開頭是下雨，我希望以後會有晴天。我還有一個多禮拜的機會可以到岳陽、常德甚至於洞庭湖邊、張家界的山上，去領略湖南各種美景。不過，到現在為止，我已經非常領會到湖南朋友的熱情以及湖南聽眾的熱情，風雨都無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動。尤其今天是在岳麓書院，每一個讀書人都會悠然懷古、肅然起敬的書院。想到當年朱熹夫子在此講學，我覺得我也能站在這兒是非常榮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並個是第一次福建人從台灣渡海來到岳麓書院。（掌聲）同時，朱熹夫子也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個「活水」就是中華的文化，也就是每一個作家的同情與想像力。不過，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點，而且是從天上下來。我要特別感謝剛開始時候，湖南大學的同學們很精彩的朗頌以及剛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頌。（掌聲）
聽眾：您的學術報告，引發我的忍考。因為我寫詩也是多年。您滿頭的白髮如果說是引發人們純潔的嚮往，那麼您深色的西裝就是引發我對人類命運的深層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問題是，您的詩歌裡面散文裡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運，你是怎麼通過自身的命運來深層地思考民族的命運和人類共同的命運的？
答：謝謝2您剛才等於寫了一首優美的小詩，您的讚美我覺得不敢當。我想我的聰明，像所有中國作家的聰明一樣，都是從汨羅江開始的。（掌聲）《詩經》當然是一個源頭活水，不過那是集體的。而一位個人的詩人，像屈原這麼偉大的詩家在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出現，那確實就在汨羅江。所以我認為汨羅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藍墨水，不論你現在用什麼，用電腦，用網絡，總之汨羅江是一個上游，是一個來源。至於您後來那個問題很龐大，也非常複雜，我只能簡單地說一下。請你再講一下（您的問題的最後一句）。
聽眾：就是您如何通過自身的命運來思考民族的命運和人類共同的命運？
答：我想每一個作家他當然會放眼全人類，認同整個民族。不過他的作品必須從個人的經驗出發。我的命運也是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命運。不過呢，海峽兩岸曾經有幾十年的隔離，50年的隔離。希望將來能夠再度結合，不要因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拋棄掉五千年的文化。（掌聲）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分裂或者隔離有長於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夠堅定民族的信念，擁抱中華文化，那麼一定可以渡過難關。所以我的命運只是千萬、億萬中國人命運的一個例子而已。所以我歷年來寫那麼多詩跟散文，像剛才湖南大學學生朗頌的《鄉愁四韻》，或者《民歌》，或者《鄉愁》，這些都是我在詩裡面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來，把我的漢魂唐魄喊回來；否則，在這個西潮，在世界的整個亂局之中會喪失我的自我。講中華文化比較空泛一點，對於一個作家講來，把握中華文化的把手，應該就是中文。無論政治怎麼改變，無論形態如何差異，中文，美麗而悠久的中文，是結合所有中國人心靈的一條長河。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用中文來寫作，都負有重大的一個任務，要把中文寫好，不要讓李杜的中文到我們手裡淪落為過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瑣的一種語文。有記者有一次問德國的作家托馬斯·曼——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流亡到美國去——你離開祖國有什麼感想？他說，凡我在處就是德國，那裡就有一個作家的抱負。凡一個作家到什麼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語文，能夠擁抱自己的文化，那個地方就是中國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語文之中。我在詩中懷鄉，我在詩中喚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詩中向李白說話，向蘇東坡訴說我的心情，這都是一種懷鄉表現。
餘光中：有一位朋友問（回答紙條上的問題——編者注），記得您寫過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對五四文化的評價有揚有棄，他問我，台灣、大陸對五四新文化的傳承有何異同？並讓我展望一下世紀之交的發展等等。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世界上任何題目都是內行覺得太大，外行覺得太小。我年輕時候是寫過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寫的了。那時候我只有30歲，是少年氣盛。那篇文章裡我說五四那個時候，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不夠徹底，輸入西方的新的文藝的風格還不夠地道。那時候我是一個參加甚至推行中國文藝現代化的一員猛將，勇往直前。當然，後來因為我自己的看法變了，年齡也增長了，對於五四的評價也改變了。我後來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夠徹底西化引為憾事，反而覺得五四的現代化提倡的幾樣東西：德先生，賽先生，白話文，值得肯首。白話文的影響一直到現在，賽先生比較容易接受，因為科技的發展拿來就可以了，可以迎頭趕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較複雜一點，我認為兩岸都還可以努力，在這個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這三樣東西，當時把孔先生丟掉了。當然孔先生後來的遭遇就更多，我們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賽先生之外，在白話文運動之外，回頭再來重新認識孔先生。這孔先生並不意味著一成不變的傳統的孔孟，意味著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於中國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結合成為一個新的中華文化。這一點在海外有很多學者，包括我的許多朋友，他們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種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經舉辦過一系列的活動，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樂」。其中有一個晚會——五四晚會，副標題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賽先生」。我想新的世紀就要來到了，我們現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紀念意義的岳麓書院，讓我們在接受賽先生、追求德先生之餘，來重新認識孔先生。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夠好好地思考一下。（掌聲）
聽眾：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歡您的詩文，特別是那首《鄉愁》，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個離家的遊子，剛好是出差經過長沙，有幸在這個秋風秋雨的時候來聆聽您的講演。我想這會給我一個比較愜意和別緻的回憶。在您的字裡行間，飽含著濃濃的鄉愁和深深的鄉戀，以及對祖國大地的熱愛。這使我想起聞一多先生的一句話。他說，詩人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灣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詩人，當初您是以浪漫主義詩人的姿態來轉入現代派的這一類，然而後來，就是您在美國的那段時期，逐漸地向傳統主義回歸。那麼現在您在創作的時候，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您會不會構成矛盾呢？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余先生您經常去一些地方，對國內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應該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您能否談一下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體會？記得在本世紀初的時候魯迅先生曾提出拿來主義，那麼在本世紀末，在這個千年庭院，腳踏著這黃土地，您能不能談一談您的體會？
答：我想寫現代作品，必須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傳統的修養，不過這個修養並不是我們守株待兔，一再重複，而是如何能夠發揚，如何來跟現代的生活結合。其中當然有矛盾，不過現實之矛盾可以在作品裡面來處理。我想現在在大陸也有這種情形，若干年前台灣留學成風，很多人到美國去留學，然後男女朋友分散。當時我寫過一篇散文，裡面有這樣一個句子說，當你的女友已經改名為瑪麗，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掌聲）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麼的，改名做瑪麗，那你這個時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詞《菩薩蠻》，還有用嗎？這就是文化的差異。有人已經在西化了，你還在堅守古典的傳統。這當然是指中西之間是有矛盾的。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訴說，可以提出來讓讀者警覺。您問我在這兒有什麼感想，我剛才已經講過了，我現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點，不要讓大家淋雨。（掌聲）
聽眾：我是湖南師大新聞系學生，請您談一談對大陸文化界的整體印象如何？
答：其實當年離開大陸，是從廈門到香港去，那時候我是廈門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已經有21歲了。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讀過很多新文學的作品，比如說在散文這一方面，從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讀到後來的40年代的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後來，大陸開放之後，我也接觸到大陸更多的作家，包括柯靈的散文，汪曾琪的、賈平凹的散文我也讀過。我希望我能夠讀更多大陸的作品。
聽眾：記得以前讀過您的一篇散文是關於您三個女兒的。（余：四個）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還是讓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經出嫁了。（余：沒有。主持人：看來這位女讀者，信息搞得不很準。）記得您曾經在文章裡表示過，您就像一棵參天大樹，歷經多年，培育了四顆果實，哪個小伙子想不勞而獲的話，活該他絆一跤。那麼您現在對女兒們有什麼期望？她們是否都在您的潛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答：我們有四個女兒，當時我寫了一篇《我的四個假想敵》，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個壞男生會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後，竟然把我們１的女兒給搶走了。我想天下做父親的都有這種隱憂。不過，其實是虛驚一場。只有兩個結婚，所以只出現了兩個假想敵。所以我女兒的結婚率是50％。現在在台灣——我不知道在大陸怎麼樣？——獨立的女性越來越多了。她們經濟上能獨立，知識上非常豐富，結婚不是她們唯一的歸宿，所以，遲婚的現象非常普遍。我當然尊重她們自己的選擇。其實我後來又寫過一篇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是寫於20年前，那時我的幾個女兒都是十幾歲。我前幾年又寫了一篇，也還是寫那四個女兒，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這個題目很怪，因為那個時候香港快要歸還祖國了。香港曾被（英國佔領）。英國曾經叫做日不落國，因為它是個大帝國，當然，（現在）英國已經不是日不落國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個女兒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兩個，在歐洲有兩個，所以我的家就變成了日不落家。我寫了第二篇寫女兒的文章，那裡面父親也老了，女兒也大了，所以我有點感傷，充滿了滄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個假想敵》比起來，前面的一篇比較幽默、自嘲，後面的一篇就有一點滄桑之感了。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興趣追蹤的話，不妨去找來看看。
１因為餘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場，所以提到女兒時，用「我們」。
網友：記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經說過，最具震撼力的藝術是搖滾樂和電影這兩種形式，當時這使我感到很詫異，印象特別深，那麼該怎麼理解先生的這種說法？我們注意到在今天電視和網絡已經構成城市文化的一個絕對的主流，余先生對此又怎麼看？
答：說搖滾樂與電影是最能夠震撼人的藝術，我說這句話，而且寫在文章裡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國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嬉皮的時代過去不太久，搖滾樂仍然在美國青年一代中很有影響，我大概是一個比較晚的中年人，還在聽搖滾樂。其實後來我寫《鄉愁四韻》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國聽美國的民歌或者搖滾樂的一點影響。在當時我覺得搖滾樂不但節奏很強烈。當然搖滾樂分好多種，有一部分是從美國的西部民謠或者黑人的鈴歌慢慢發展而來，加上現代的各種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並不僅僅是熱烈的節奏，熱鬧的音樂而已，這裡面還很有思想性，對於現代的很多的問題都提出來了，可以進行討論，就像崔健的，或者台灣的羅大佑這樣。所以對青年的衝擊是很大的。電影不用說，是一種綜合的藝術。所以我在美國的那幾年，有點覺得寫詩是比較平面的藝術，不像電影跟搖滾樂有一種強烈的、多元的撞擊。不過現在我們面臨一個網絡的時代，電腦的時代，很多人在網絡上發表他的作品，這個趨勢愈來愈強烈，可是我自己還是在手工業的時代，我並沒有上網，當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網。這次來，在網絡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問題來問我。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跟文字的關係變化越來越大。以前的讀書人要抄書，要寫，現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現在上網的話，聲音相同的別字越來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這個字的結構，中國的象形文字，方塊文字，它的特色已經越來越被人忽略。然後資料越來越多，古人的記問之學，像錢鍾書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記憶力這麼好，現在好像電腦可以取代了。可是電腦一按，資料固然是來了，資料都到你面前來，並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來了。（掌聲）這還是兩件事情。所以我們有最完備的資料，可是電腦還是要靠人腦來吸收，文學還是要靠人心來創造。
聽眾：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員，剛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個關於命運的問題，接下來我也想向您提一個關於命運的問題。有人說，在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個尋找詩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國大陸詩歌已經處在邊緣的位置。讀詩、寫詩和愛詩的人越來越少，所以我特別想瞭解一下，在我國的寶島台灣，詩歌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它的命運又是如何呢？您作為一名詩人，覺得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是否還需要詩歌呢？
答：這個問題很多人問過我，聽說大陸早年因為朦朧詩的關係，詩歌曾經盛極一時，近幾年來詩歌這種門類讀者比較冷落。這個情形台灣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個現象。不過也不完全如此。大陸的市場大，詩集如果銷得好還是不錯的。在台灣一本詩集大概是印2000冊，一般詩人如果能再版就蠻高興了。據我所知，像英國大概有6000萬人，英國的名詩人出一本詩集如果能銷到3萬冊就是很好的，就算是暢銷了。台灣是2000萬人，所以台灣銷到1萬冊也就不錯了。可是像鄭愁予，像席慕容都會銷到10萬冊以上。我的一本《餘光中詩選》也已銷到四五萬冊。所以也不能算讀者很少。不過，一般說來，詩歌，尤其新詩的讀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過這個問題，大眾要不要詩？我們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還是有很多人在讀古典詩。不見得沒有人讀古典詩，中國的詩、詞、曲還是有人在讀。在台灣曾經有一位記者問我，他說這都什麼時代了，你還在讀蘇東坡的詩？我說為什麼不可以讀？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語裡面都缺不了蘇東坡。他說為什麼？我說，你會說，哎，某人啊，我沒有見過他的廬山真面目，這就是蘇東坡的詩啦。（掌聲）你說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鴻爪，那不是蘇東坡教你的嗎？你說這位女子啊，絕色佳人，淡妝濃抹總相宜，這些都是蘇東坡留給我們的遺產。《詩經》《楚辭》的優美的詩句都已經進入了我們日常的成語。這就是民族的遺產。沒有這些成語，沒有這些名句，我們的生活會暗淡得多。剛才有一位聽眾說，秋風秋雨，我馬上想到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所以王爾德說，不是藝術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藝術。（掌聲）這個話說來有一點武斷，可是我們不妨想一想，我們說這個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尋求精神勝利，我們說這個人是阿Q。沒有魯迅的阿Q，我們對這種人怎麼形容呢？我們說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優柔寡斷，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羅亭，我們說這個人思慮多端，不知道該採取什麼行動，我們說他是哈姆萊特——丹麥王子。這些都是文學教我們如何來看人生。如果沒有林黛玉，如果沒有哈姆萊特，如果沒有《水滸傳》的李逵，如果沒有文學裡面的這些角色，我們對人生的瞭解，對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說人生模仿藝術還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過西洋的畫，你參觀過巴黎藝術館，（以後見到別的畫的時候，就會說）這簡直像比加索的畫或者莫奈的畫，這正是畫家教我們的。是他們把眼睛借給我們看肚界。所以講到詩的問題，大眾要不要詩呢？有一部分人在讀古典詩，另外有些人在讀新詩。大眾有沒有詩呢？不見得沒有詩。不過不一定是我們認可的詩。聽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詞就是他們的詩。可是那些詩應該怎麼樣將境界提高，歌詞寫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應該是音樂家、作家的任務。同時媒體要提倡更好的文藝，也是我們的希望。（掌聲）
聽眾：我是來自長沙閥門廠的一位朋友，曾經讀過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您說您是與永恆拔河。我想問您現在是否處在一個與永恆拔河的階段？您是否很反對寫傳記或者說您是否認為在有限的一生中這場拔河比賽還沒有結束呢？
答：我有一首詩，後來一本詩集用這首詩的題目為書名，叫《與永恆拔河》。那意思就是說，任何藝術家要進行創造的話，一定是跟永恆拔河。也就是說，用有限的生命來跟無限的永恆抗爭。在有生之年，在人力範圍之內，如何能夠趁著這個繩不注意的時候，或者注意力鬆懈的時候，能夠寫出一篇好作品來。所以這中間的關係好像在拔河。中間的界線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繩拔過去的，不過繩有時候也會被我們拔過來。於是我們的作品就可以留傳後世，我是這個意思。至於問我現在是不是還跟永恆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藝術，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這一天就是跟永恆拔河。（掌聲）
（答問結束）
主持人語：
朋友們，由於時間和天氣的原因，我們不可能滿足現場觀眾的每一個提問，在這裡我們表示抱歉，不管怎樣，我們感謝現場觀眾的熱情參與，也感謝餘光中先生給我們帶來一頓如此豐盛的精神大餐。朋友們，今天在雨中，我們在這千年學府和餘光中先生一起來為世紀末守歲，來與永恆拔河，讓我們寫一段不朽永遠留在「藍墨水的上游。」
餘光中：最後我還是要謝謝岳麓書院提供這麼富有歷史文化意義的講壇，尤其要謝謝各位朋友冒著風雨來聽講的盛意、美意，我們現在其實是跟氣候「拔河」。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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