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 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 九二三年，我剛到北
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慾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
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
真、焦菊隱、顧千里、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等。
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裡我見到了司徒喬。他
穿件藍卡機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
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
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
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
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牆上，桌上，這裡，那裡，到處是畫，
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
卻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
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
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
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牆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
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
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因國共
破裂，武漢局勢動盪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
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
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
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
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裡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
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
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餘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
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
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
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瞭解，一種認識，從瞭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瞭解與認識
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髮、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
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
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
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
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
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
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盪，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
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不久他就主
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
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
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像，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
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
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
蘆溝橋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在昆明集中。司徒喬先生為
我畫的肖像隨同我到了昆明， 整整八 年，抗戰勝利後，我隨北大遷回北京，仍舊
帶著這幅十分珍貴的畫像。聽說司徒喬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臥佛寺附近買了
所小小的畫室。 我和家中人去拜訪他，見到了相隔十 多年的老友和他這段時期的
許多作品。給我印象最深處，是他還始終保持著原來的素樸、勤懇的工作態度。他
不聲不響的，十分嚴肅的把自己當成人民中的一員去接近群眾，去描繪現實生活中
被壓迫的底層人物，代他們向那個舊社會提出無言的控訴。他依舊保留著他的誠實
和素樸。這誠實，這素樸，卻是多年來一直為我所欽佩和讚賞的。而在同時「藝術
家」中，卻近於希有少見的品質。
司徒喬先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到了可以好好為他熱愛的祖國人民作畫的新社會，
卻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為我畫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遠不
會失去的，將是許多崇敬喜愛他的人對他的記憶！他的工作態度既曾經影響到我的
工作，也還必將為更多的人所學習。他在世時從沒有過什麼得意處，也沒有赫赫顯
要的名聲，但他雖死猶生。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至今還不曾淡漠，永遠不會淡漠的！
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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