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沙裡看出一個世界
一朵野花裡一座天堂
把無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恆在一剎那裡收藏
梁宗岱譯勃萊克：天真的預示
詩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冊他作序的小書：《宗岱和我》。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
人甘少蘇女士的回憶錄。甘少蘇女士原是粵劇演員，她謙遜地自稱「半文盲」，和
梁宗岱先生結婚以後，才開始學文化。或許是由於她天資穎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
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鍾，這位「半文盲」記述的名震一時的詩人和學
者生活經歷的書，寫得異常質樸、動人。當然，論述梁宗岱先生著譯成就、學術思
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對一些文化史實的論述與鑒別，也非她所長，讀者自不會
在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為地被中國的詩壇和翻譯界遺忘了。還在一九八○年，湖南
人民出版社譯文編輯室規劃出版《詩苑譯林》叢書時，我曾參與了這套叢書的規劃
設計、選題審定等方面的討論。其中除冰心先生、羅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許多
名家都有專題的譯作外，出個人譯詩集的那時暫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
湘、孫用、戈寶權、施蟄存等先生。討論選題時，有人問：「梁先生還在世麼？」
一位畢業於廣州外語學院的青年編輯說：「還在。在廣外呢！不過，病得不輕。」
譯文編輯室其他同志，對梁先生近況，則一無所知。結果，決定委託彭燕郊教授和
他聯繫。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蔭蓀兄擔任責任編輯的《梁宗岱譯詩集》，除去
毀於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幾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譯詩，印了二萬七千五
百冊。書出版後不久，梁先生就辭世了，但他總算親眼看到了那集子，雖然那書也
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務出版的《一切的峰頂》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學史料》發表了張瑞龍同志的長文《詩人梁宗岱》
之外，可以這樣說，《梁宗岱譯詩集》的出版，使讀者重新記起了這位「五四」以
後頗有些影響的詩人和翻譯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則使讀者們比較系統地了
解到這位詩人和翻譯家的坎坷際遇，閱後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淚。甘少蘇女士記
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華橫溢，奮發有為，十八歲時，由於在文學創作上嶄
露頭角，得到了鄭振鐸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讚賞，被邀參加「文學研究會」；隨後
到歐洲留學七年，在法國，同時得到了兩位思想、藝術傾向迥然不同的大師保羅·
梵樂希(今譯瓦勒裡，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後，法國曾為他
舉行國葬)和羅曼·羅蘭的賞識。梵樂希與他結為至交。羅曼·羅蘭非常欣賞他法譯
的陶淵明的詩，在給他的信中稱這種翻譯是「傑作」，「令人神往」；並在瑞士的
寓所，破例接待過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這兩位大師給予他不可磨滅的影響。
一九三一年回國後，他先後在北京大學法文系、南開大學英文系擔任教授，抗戰時
期任復旦大學教授。那時，他生氣勃勃，努力想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甘少蘇女士這些記述，與溫源寧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知半解》一書中，
對梁先生的記述，大體吻合。溫源寧這樣寫道：
「萬一有人長期埋頭於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著是什麼滋味，他應該看
看宗岱，便可有所領會。萬一有人因為某種原因灰心失望，他應該看看宗岱那雙眼
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濕潤的雙唇的熱情顫動，來喚醒他對『五感』世界應有的興趣；
因為我整個一輩子也沒見過宗岱那樣的人，那麼朝氣蓬蓬，生氣勃勃，對這個色、
聲、香、味、觸的榮華世界那麼充滿了激情。」(溫源寧著《一知半解》，南星譯，
第56—57頁)
溫著作於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寫的，中譯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
時，梁先生去世已過五年，我估計，甘少蘇女士不一定讀過，可是他們兩人的記述
不謀而合。
後半生的遭際與前半生就頗不相同。這位雖不服膺共產主義，但卻頗想在共產
黨領導下，為中國做些有益事業的著名的知識分子，卻屢遭打擊，以至一蹶不振。
先是在廣西的一個專區，蒙受近三年冤獄，經黨中央干預後，才得平反。平反後，
為了謀生，也為了濟世，潛心研究中草藥；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學教書。不久，
又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鬥，罰跪，被
打，致傷，幾乎送命。他性情剛烈，寧折不曲，在這樣的處境中，當然就也只能選
擇了一條自我麻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為「草包教授」，棄若敝屣
的時候，在海外，特別是在法國的知識界，卻把他作為一種智慧的象徵在懷念著他
呢。彭燕郊教授為甘少蘇女士此書作的序言，頗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從樂
觀向上到痛苦幻滅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寫得悲涼、沉
痛，讀後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顆沙裡看出一個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裡明睿地提出的一
些問題外，對這場看似是個人，其實是中國眾多知識分子的悲劇，還應該反思些什
麼呢？
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導中國革命獲得最後勝利的那兩場國內革
命戰爭，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統治，但它自身卻不能不帶著農民革命戰爭的色
彩與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戰爭的一切軌跡和傷痕，光焰和陰影，喜劇和悲劇，都不
能不在這以後的歷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個人的遭遇和悲劇，反映了一
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戰爭過後的遭遇和悲劇。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
三年冤獄，正是這種狀況的反映。那時，他生活在廣西一個邊遠的專區，正積極地
擁護新政權，為新政權獻力獻計獻策，由於對「左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見，
得罪了這個專區一個頭頭，一個「最高權力的代表」。(其實，代表那個地區的最高
權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那個頭頭只是一個公僕呢。)這就種下了構成冤獄的禍根。
那正是一個被譽為「和尚打傘」的時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其危險程度，不言
自明；而這個「權力的代表」當然不可能知道什麼是詩的價值，精神的力量，什麼
文學研究會，什麼羅曼·羅蘭，梵樂希。以後，還是梁先生在監獄中偷偷寫了一封
長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長私下遞給甘少蘇女士，再用雙掛號由最高法院副院長張志
讓轉呈毛主席，最後，才由黨中央，中南局，廣西省派了調查組，查清了這是冤案，
下令放人，派人到監獄裡向梁先生道歉了事。這時，近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讀
到甘少蘇女士的這些記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信沒有送到毛主席那裡去
呢？這就不堪設想了。這實在可怕。應該特別說明的是，在製造這場冤獄的過程中，
確也有一些愛護知識分子、敢於主持公道的共產黨幹部，挺身而出，保護這些社會
上的寶貴財富。據甘少蘇說，梁宗岱還曾得到胡喬木同志的關照。但在某一領導者
的意志就能體現法律時，他們提的意見，又能起多大作用呢？這大概就是多少知識
分子的悲劇在農民戰爭中醞造出來的癥結所在。
梁宗岱先生的遭遇還使我們想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個口號，是新的
歷史時期的新的口號，是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後提的口號。它是總結了
多少歷史上的痛苦的經驗和教訓得來的，但實現這口號又何等不易！許多深刻的見
解，往往貌似異端而實是真理。壓制一時不同的意見，並不能使不同方面趨於一致，
趨於和諧。沒有和諧又如何能發展呢？這應該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核心所
在。
可敬的巴金先生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橫濱曾寫過一篇名為《繁星》的散文，記述
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那時，梁先生也在日本。在橫濱，他們一起從木下走到
了逗子車站，在滿天繁星之下，在寬闊安靜的馬路上，梁先生一路上起勁地談貝多
芬，談尼采，談悲劇與音樂，談夢與醉。巴金先生寫道：「我和他在許多觀點上都
站在反對的地位，見面時也常常抬槓。但是我們依舊是朋友，遇在一起時依舊要談
話。」時過半個多世紀，我們仍然覺得表現我們民族良知的巴金先生，在處理這類
問題上樹立的典範，仍然值得我們好好地想一想。
由於梁宗岱先生的遭遇，還使我們想起了如何重視文科知識分子問題。所有的、
各種門類的知識分子都重要。沒有各種門類知識分子的努力，社會就不能發展，國
家就不能強盛，人們就不能生活富裕，精神充實。記得聖西門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
假如法國不幸失去國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長，大財主等等，並不會因此給國家
帶來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國的優秀的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學者，優秀的
詩人、作家，優秀的工程師等等，突然各自損失了五十名，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
沒有靈魂的殭屍。聖西門說的是知識的價值，說的是社會需要各種門類的知識分子。
從實用主義的見地看，需要從事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還容易理解。因為他們中間
除了從事基礎理論等研究的以外，所有科學技術活動的成果，往往容易直接在物質
生產領域很快生效。容易增加社會物質財富。(不過，也不要忽視，即使是比較有價
值的科研成果，獲得了公認，在落後的體制中也不一定會立即被採用。)而文科知識
分子從事的活動則不是這樣，他們活動的潛在的、巨大的影響，在一個短見的社會
裡，不容易一下子被覺察。應該客觀地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影響的程度
在不斷縮小，現在，當然很少人再相信主要是只辦理工科大學(連醫科、農科大學也
不要？)而不要辦文科大學的主張了。能夠設想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裡，缺乏出類拔萃
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教師、文藝理論家、詩人、作家、建築
師、畫家、音樂家、書刊編輯、新聞記者、導演和演員……等等、等等麼？精神上
的無知當然不能建成現代化。從梁宗岱先生後半生的遭遇中，不能不使我們又認真
地思考這個問題。
據在北碚夏壩和梁先生接觸過的朋友說，那時沉櫻女士大約與他已經分居。春
去夏來，常見梁先生身穿短袖開領汗衫、短褲衩，赤腳著涼鞋，雄赳赳地走進課堂，
用咬字清楚的粵調講授法國文學。也見他不時出現在男女學生們組織的詩歌朗誦會
上，聽著女學生高唱他的譯詩：「要摘最紅最紅的玫瑰……」興致勃勃，不讓青年。
調皮的學生看他那股勁兒，戲稱之曰「性細胞」，顯然是源於弗洛依德的「裡比多」，
代表一種力量的說法。歸真反璞，質樸自然，表現了他的生活態度。到了晚年，甘
少蘇回憶錄中寫道：「宗岱還是有一股倔強脾氣，像年輕氣盛時一樣，想爭強，不
服『輸』。」(第237頁)說到秋末初冬的廣州，已微露一絲涼意，他卻仍然光膀子，
短褲衩，右手搖著大葵扇，和來客談古論今。這種個性和必須學會撒謊的風氣當然
是相衝突的了。而他卻又總是充滿樂觀精神，甘少蘇說：「宗岱已經七十三歲了。
他相信打倒了『四人幫』經過一段時期的恢復，中國會走上正軌，從此尊重知識，
尊重人材，經過長期文化饑荒的中國人民，會像渴望陽光和空氣一樣渴望書籍。他
把製藥贈藥的事全部交給我，自己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譯工作上。」(第221頁)然而，
歷盡各種磨難之後，生命很快達到了盡頭。這位在文壇上沉默太久的人，最後得到
的是他不能看見的一大堆慘白的花圈。
一九九一年元月，我和我的妻子到了廣州，特意去了外語學院，有機會瞻仰梁
宗岱先生的故居。甘少蘇女士亦已於去年謝世。門扉緊閉，人去樓空。我在窗外只
見屋裡仍到處懸掛和堆滿中草藥，據說，這是甘少蘇女士為繼承她丈夫的遺志，生
前仍孜孜不倦地繼續這項研究。梁先生製作的叫做「綠素酊」的藥物，據說對治癌
有效，不知經國家醫藥部門鑒定了沒有？據說，法國方面早些年還給他寄來了關於
藥學和植物學方面的書籍。在法國和日本，在他旅居過的地方，朋友們還在想念著
他，羅曼·羅蘭的親屬打聽過他，象徵派大師瓦雷裡的兒子小弗朗索瓦，女作家瑪
塞爾.奧克萊在懷念他。然而，詩人和學者梁宗岱已經成為歷史的過客，他一生先是
輕快後是艱難的步履引起人們的深思。
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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