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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生》俄譯本後記
〔蘇〕謝曼諾夫


  還在我去中國旅行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讀了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那時就知道,路遙是「文革」之後登上文壇的中國作家。中篇小說《人生》是他在中國引起熱烈反響的第一部較大的作品。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對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的描寫,反映了當代尖銳的生活衝突,圍繞這部中篇小說,無論在讀者中間,還是在評論家中間,都引起了爭論。但是,爭論的最終結果是新作者被承認了,而且成為一九八三年度全國文學評比的獲將者之。

  以後,我看到過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電影,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國放映,電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別是對農村婚禮的精彩描繪),但是,中篇小說始終揭示了社會衝突,在描繪否定人物、反映城鄉生活中展開。最後,我在中國和作家路遙本人會見了,他是一位純樸的、同時又是一個聰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像的要稍稍老一點,他已經是陝西作家協會的副主席。這個陝西是中國北方的一個省。而這個北方已經為中國和全世界輸送了許多優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趙樹理,他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和其他一些描寫中國農民的作品在我國已廣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遙不久之前寫成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獻給農村的。這部長篇小說使讀者轉向「文革」時期。作家趙樹理正是在這個時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對歷史現實進行了廣泛的概括,積極地運用了民族傳統。同時,路遙既和歐洲文化,也和俄羅斯文學遺產聯繫著。

  現在,中國的社會生活正在發生著廣泛的變化,吸收歐洲文化已是一個現實問題,而路遙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認為創作自由和民族責任感對於一個作家同等重要:「我們不能容忍社會上的某些低級的審美觀點」,「作家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一旦消極地對待勞動人民,那麼,我們的作品就會成為無根的草。」

  人這裡流露出路遙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農村。中篇小說《人生》像中國當匠其他許多作品一樣,在這一點上,接近我們的「農村」散文。作者沒有把農民理想化,既寫他們熱愛勞動、儉樸和正直,同樣又寫出他們缺乏文化、怯於和鄉村領導幹部鬥爭。正是這些農民——借助各種必要的條件——終究成為中篇小說裡道德原則的薈萃所在。

  近來年,全面的「尋根文學」在中國發展起來了,但是,這並不完全是路遙向我們提供的內容,而更準確的是以中國鄉土主義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精神對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遙帶著譴責的態度談到這種文學:「令人費解的是,為了『尋根』,是不是要號召所有的作家和藝術家深入到『原始森林』裡去。」

  當然,年輕作者的中篇小說是在中國文化長期衰退的時期以後寫出來的。因而,中篇小說無論在藝術思想發展方面,或者是在風格表現手法方面,都絕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人生》以對中國當代文學不尋常的關注熱情,在十分溫柔的形式裡所傳達的鮮明的社會性而吸引著人們。中國的評論家不是毫無緣由地說道:「中篇小說描繪出複雜的生活衝突。城市和鄉村,社會和家庭,奮進與沉淪,希望和悔恨,愛情和苦悶交相錯綜在一起,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當代社會生活真實的畫面裡展示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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