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
「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
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歎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
紊亂之害，鹹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
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
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
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
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
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
重複湧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
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
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
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
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
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
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
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當時任暨南大學教授和
《濤聲》週刊主編。
〔３〕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
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後竊
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職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復辟帝制，稱「洪憲」
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後，蓄謀復辟，破壞《中華民國臨
時約法》，殺害革命黨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討袁戰爭，稱為「二次革
命」，但不久被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所打敗。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更加瘋
狂地捕殺革命黨人，並頒布「附亂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國民公僕」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曾自稱是「國民一分
子」，並說過「總統向稱公僕」等話。〔６〕「軍政執法處」袁世凱設立的專事捕
殺革命者和愛國人民的特務機關。
〔７〕舊皇帝指清朝宣統皇帝溥儀（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後，南
京臨時政府與清廷談判議決，對退位後的清帝給以優待，仍保留其皇帝稱號。袁世
凱復辟帝制時，曾「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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