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
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
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
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
「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
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
〔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
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
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
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
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
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
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
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
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
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
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
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
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
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
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
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
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
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
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
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
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
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
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
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
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
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
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
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
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
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
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
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
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
「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
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
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
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裡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
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
行。這裡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系樂府古辭（舊題諸
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
「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遊》。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
《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
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
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范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覆女師大學生雷榆等
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
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裡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
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難道四
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 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七日）《閒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
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
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
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
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
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系軍閥裡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凌晨，駐守北京
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
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
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
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
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 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
一再鼓吹什麼「農村立國」，如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
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
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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