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儒，培良〔2〕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
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歷史的中州〔4〕，傳來了青年的聲音，彷彿在豫告這古國
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
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
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
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
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
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
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
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
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
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咧，什麼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5〕竟有父母
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
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為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
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
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
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
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
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
武門外的空地裡，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
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裡面，
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
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
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
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
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
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裡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裡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裡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
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著。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6〕，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
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
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開封《豫報副刊》。
〔2〕蘊儒 姓呂，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學生。
當時他與向培良、高歌等同在開封編輯《豫報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陽人，文學團體狂飆社的主要成員。當時常為《莽原》周
刊寫稿，後來墮落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走卒。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3〕《豫報》 在河南開封出版的日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創刊。
〔4〕中州 上古時代我國分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於九州中央，
所以又稱中州。
〔5〕「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 語出《孟子·盡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巖牆，危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語見《史記·袁盎傳》。意思是
有錢的人不坐在屋簷下（以免被墜瓦擊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
見《孝經·開宗明義章》。
〔6〕指北京學生紀念國恥的集會遭壓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
學生為紀念國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要
求承認「二十一條」）和追悼孫中山，擬在天安門舉行集會。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
部已訓令各校不得放假，當日上午警察廳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後門戒備，禁止學
生外出。因此各校學生或行至校門即為巡警攔阻，或在天安門一帶被武裝警察與保
安隊馬隊毆打，多人受傷。午後被迫改在神武門開會，會後結隊赴魏家胡同教育總
長章士釗住宅，質問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理由，又與巡警衝突，被捕十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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