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
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２，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
「治國平天下」３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
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
任務。４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並不談什麼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後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
終於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現在可要闊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
帝呢。５而在上海，又以「蔣召見胡適之丁文江６」聞：「南京專電：丁文江，胡
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十月十四日《申報》。）
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的稱呼。
為什麼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
外，７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麼。
為什麼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並無「國民黨
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
論８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新月派」的羅隆基９博士曰：「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代表
各種政見的政府，……政治的意見，是可以犧牲的，是應該犧牲的。」（《瀋陽事
件》。）
代表各種政見的人才，組成政府，又犧牲掉政治的意見，這種「政府」實在是
神妙極了。但「知難行易」竟「垂詢」於「知難，行亦不易」，倒也是一個先兆。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頭》第一期，署名佩韋。
２「偃武修文」語見《尚書·武成》。
３「治國平天下」語出《禮記·大學》：「國治而後天下平。」
４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清帝溥儀（宣統）於二月二十日
被迫宣告退位；但按當時訂立的優待皇室條件，仍留居故宮。關於胡適見溥儀的事，
見《努力週報》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載胡適的《宣統與胡適》一文。其
中說：「陽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
三十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
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
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
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
５溥儀於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進駐北京後，即被趕出清宮，搬進天津日
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他作傀儡，於十一月間把他
從天津送往東北；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時，他充當「執政」，一九三
四年三月改稱「康德皇帝」。
６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政學系政客。一九
二一年與胡適同辦《努力週報》，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孫傳芳任命為
淞滬商埠總辦，後又投靠蔣介石。
７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等職。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學學潮被蔣
介石召見時，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被蔣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
拘押，同年十二月獲釋。
８「知難行易」是孫中山提倡的一種學說，見於他一九一八年所寫的《孫文學
說》之中。這一學說認為「行先知後」，「不知亦能行」，批判了當時革命黨人中
的畏難退縮思想；但也誇大了所謂「先知先覺」者的個人作用。後來蔣介石等人利
用這一學說，作為他們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學論據。《新月》第二卷第四號（一九二
九年六月）轉載了胡適所作的題為《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批評「知難行易」學
說，提出所謂「專家政治」的主張，要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聲言「此說
（按指『知難行易』）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當時胡適一派人的目的是
要參加蔣介石政府。
９羅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員。曾留學美國。
他寫的《瀋陽事件》，是評論九一八事變的小冊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圖書公司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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