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說過：「纍纍的創傷，便是生命給予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面，都標誌著前進的一步。」
自然是好話，可作為座右銘。
但，那種「只有歷盡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寫出優秀作品」的說法，顯然是片面的。德國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質生活優裕，生活狀態平穩，卻寫下了一系列傳世之作；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契訶夫，在動盪的社會中一直過著相對安定的小康生活，無論小說還是戲劇都碩果纍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自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也一直安居樂業，斯大林的大規模「肅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也好，赫魯曉夫時代以後的政局變幻也好，都未對他造成什麼坎坷，然而他卻寫出了一系列文學精品，並在1965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過度的坎坷，只能扼殺創作靈感，壓抑甚至消除創作慾望，如胡風的坎坷，「胡風集團」重要「成員」路翎的坎坷，都使他們後來幾無作品產生。因此，我呼籲，那種「人生坎坷有利創作論」發揮到一定程度後便應適可而止，否則，製造別人坎坷遭遇的勢力似乎倒成了文學藝術創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處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絞刑台上又改判為流放，這以後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創作，有了特異的發展和特有的內涵，但我們總不能因此感謝沙皇，頌揚對陀氏的迫害，或認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寫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窮人》就寫得很好。
不要頌揚逆境，頌揚坎坷，頌揚磨難，頌揚含冤，那樣激勵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難中和被冤屈、被損害的人。要做的只應是幫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應是盡量減少社會給予人生的坎坷，只應是消除不公正給予人的磨難，只應是盡快為含冤者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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