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的發現的呼聲迴盪在當代中國的天空的時刻，蟄伏多年的人們騷動起來了。這裡，又一幅圖景呈現在眼前：喧囂的都市，開放的潮流，蠱惑的紅顏，自愛的君子；古老的靈魂踱著方步去赴幽會，大膽的情慾披上愛的偽裝；「官本位」的盤算暗暗嘲笑虛假的清高，靈與肉的分離把女性意識的覺醒化為笑柄；曾經為了拯救靈魂犧牲過太多塵世的歡樂，如今追求起塵世的歡樂卻又發現靈魂依然故我；立足未穩的「自我」，又迷失在白色的渦流中了……這就是小說《白渦》展示給我們的繽紛意象。要問：這部關於當代知識分子靈魂的報告，究竟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當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即使在新時期文學短短十來年中，也經歷了多種多樣的變遷和幻化；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審美眼光投射到他們身上，他們也就像「化身博士」似的，會凸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大體脈絡還是理得清的：最初是洗去臉上的污垢，恢復他們的傳統正劇角色，後來，稍稍多樣的形象改變了表現知識分子的單一化模式，卻也還是在社會歷史的高度上，勾勒不同的政治化人生態度，再後來，憂患意識和懺悔意識的參與，使他們的形象變得複雜起來，變得敢於正視自身的歷史痛苦和傳統負擔了。可是，若從揭示民族靈魂的高度來看，若拿知識分子形象與農民形象比較，不能不說，知識分子在文學中的表現要略遜一籌。好像「自我」最難認識，自己總寫不好自己。我以為，其薄弱點在於，對於從古代的「士」衍變為近現代的知識分子——這傳統極深厚的相對獨立自足的群體，群體中的各色人物，還缺乏從文化形態和心理結構意義上的深刻揭示。我們似乎總是習慣於依傍一般社會價值來評價人物，總在本體世界的周圍打轉，很少從自我異化的角度把握人物。《白渦》在社會相的展開上當然不及許多作品來得廣闊，但在諦視知識分子的雙重人格和本體矛盾上，在尋找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自我上，卻顯出一種獨特的深度。據我所知，近來它的讀者很不少，不脛而走。這與它著力寫了兩性關係的變態固然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它伸向了隱匿在無意識狀態中的靈魂的無情真實。
正如《白渦》這略感拗口的題目所暗示的，主人公周兆路與華乃倩是在肉慾的漩渦裡陷溺著，掙扎著，掩飾著也暴露著，他們既想在性的狂熱中認清對方的真實面孔，同時又在不尷不尬的境遇中返觀自身。雖然，他們始終不敢正視真正的自我，但借了作者的眼睛，我們還是看到許多隱藏很深的東西。由於大量篇幅涉及到婚外兩性關係，容易造成誤解，以為它只是一部社會性淡化，僅僅訴諸道德倫理的消遣讀物——果真如此的話，我就不想研究它了。應該說，它是一部非常嚴肅的社會心理小說，在不戳露外在評價的敘述風格中，暗藏著咄咄逼人的「拷問」性質。它寫的不是「性」，而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某類人的文化性格。透過一場愛慾的騷亂，一個又一個疑問旋踵而至：這裡的一切、究竟曲折顯示了新人格的蘇生，還是隱伏著千年不變的士大夫人格原型？究竟是「愛」的萌動，還是愛的能力的喪失？究竟是自我實現，還是「自我」的迷惘？究竟是女性意識的覺醒，還是披著現代服飾卻更可悲、更不堪的「物化」？究竟是銳意改革，積極進取，還是「官本位」幽靈的復活？一旦從對愛慾的善惡判斷超越出來，我們會感悟到一種較深沉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四周流溢。
《白渦》不是那種任何時代都不缺少的艷情小說。注意到這一點尤為重要。也就是說，它寫的是經歷了長久封閉、抑壓之後，突然開始了個體意識新覺醒，也就難免萌發了情性騷動的今天這個特定歷史時刻的事。女主人公華乃倩吃過不少苦，「她覺得青春被耽誤了，想撈回來」；男主人公周兆路，這「穩重了半生的正人君子」，則忽然發現自己「骨子裡早就積壓了罪惡的快感」。小說裡有一細節是耐人尋味的：華乃倩與周兆路的「偷情」場所，是華借用她的同學——一位老姑娘的房間。他們在這個無辜者的床褥上做愛，偶然瞥見「相框裡的老姑娘正用淒楚的目光望著他」。這一筆委實太殘酷了，寫出一瞬間無情的歷史。假如老姑娘得悉她房間裡的一切，說不定會暈倒，然而，在今天，「老姑娘淒楚目光」的道德威懾力顯然愈益微弱了。男歡女愛自古皆然，但以如此，「積壓的惡」的形式表現出來，正如與商品經濟俱來的某種「惡」一樣，都帶有今天的鮮明時代印記。這，就是小說《白渦》中的「時間」。
為了強調「現在時」這個前提，小說還在環境描寫上故意採取一種「反小說」的筆調。時間、地點、背景事件，似件件可考；公共汽車線路，單位名稱，甚至公園、街道、飯鋪的位置，也與時下的北京城無不貼合。這讓人想起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者的口號，「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去」。這種「類攝影」手法，既在誘使讀者進入情境，又在提醒讀者：這一切雖系隱私，卻全是真的，我不過照實紀錄而已；因為，生活比戲劇更有戲劇性。當然，作者強調「現在時」的根本意義，還在於「現在」無論對小說中的男女抑或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個精神上騷動不寧、價值指向不無紊亂的活躍期、多變期，而對小說作者來說，卻又恰恰是洞入知識分子靈魂的良機。就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真實」面前，作者拿起了他的手術刀。
事實上，作者對他的人物並沒有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也沒有出於傳統道德的譴責，相反，作者抱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承認態度，承認這就是某些知識分子的生態與心態，這是一種斷難改變的、既成的文化性格。在現實的、理性的、分開的層面上，作者甚至也承認周兆路是各方面堪稱優秀的人才，他的步步晉陞，穩操勝券帶有與社會心理密契無間的必然性，他是我們社會最樂於接受的一個角色。在小說裡，周兆路「為人謙謹」，任何場合也不驕傲。他懂得「謙虛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虛心者本人」。在事業上，由於他的業務本領，更因為他的做人本領，他是破格擢升的研究員；在私生活上，「大家都說他是個好丈夫」，若無華乃倩的闖入，他的確是「一輩子只愛一個女人對他來說並不困難的人」。重要的是，他比誰都清楚社會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於是，他「幹什麼都不露聲色」，他知道本領高強性格怪癖的人決不是他的對手。最後，他幾乎含著微笑就擊敗了那個直率、躁動的競爭者「老劉」，躊躇滿志地登上副院長的位子。就職演說贏得了一片掌聲，他有種「身輕如燕的感覺，想飛到哪裡就能飛到哪裡」。的確，在現階段的社會裡，他取得了某種「自由」。但他果真是一顆自由的靈魂嗎？他的「自由」究竟是建築在什麼基地之上的呢？
從這裡，我們發現了作者的真正命意，一方面，他是承認作為一種「過程」的現實的，另一方面，他對此提出了深刻的懷疑。《白渦》的全部題旨，就在於打破這種虛幻、麻木的自由感，攪亂這種高度和諧、穩固、中庸的氣氛，摘下周兆路們已經戴了幾千年的、無比沉重的「人格面具」，超越膚淺的善惡評價，探究古井般的文化心態「人格面具」這個概念不愧是心理學家榮格的絕妙概括，它的作用是，「保證一個人能夠扮演某種性格，而這種性格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性格。它是一個人公開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於給人一個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會的承認」。榮格還指出，一些中年的社會上流人士，往往是人格面具過份膨脹的人，他們為此付出昂貴代價，犧牲了自然活力和創造精神。周兆路的情形不也如此嗎？當然，中國自有「國粹」，周兆路全力揣摩、倣傚、寶愛、使之得以暢行無阻的「人格面具」，也只能是中國式的，且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作為一種面具，周兆路得益於它，作為一種文化模式和心理積澱，它是超個人的，遠非周兆路個人負載得起。
還是看看他與華乃倩始亂之，終「和」之的悲喜劇吧。是的，自從有了艷遇，捲進了「白渦」，這位一貫平衡、調適的謙謙君子就開始失去平衡了。從形式上看，這也許是他對自己刻板生活方式的一次最大的反叛；從實質上看，由於並無什麼嶄新的內容，它也就不可能提供新的動力。新的理由、舊的道德全都無法解釋他的行為，他於是陷入窘境了。他的人格面具畢竟很有份量，在一切公開場合，他仍不失其鎮定、謙和和風度，可是，他終覺一時很難彌合言與行、靈與肉、理智與情慾，「官本位」與享樂欲之間的衝突，也即自我與本我，「面具」與「陰影」的衝突。他不得不在上級、同事、長輩、情婦、妻兒面前，頻繁地更換面具，以至原本就分裂的人格一度快化成碎片了。面具不可須臾摘下（包括在華的面前），誘惑又難以抗拒，如此兩難境地，怎不叫他格外彆扭、尷尬和不安呢？然而，奇妙的是，這個善於掌握「和諧」的人，最終還是尋出「逃路」，重歸心平氣和了。傳統的文化心理機制於此表現階驚人的消解力。
那麼，他究竟是怎樣具體消弭了種種難以克服的衝突的呢？試看，華乃倩，這美麗妖冶的少婦，新分配到他手下的研究生，正欲通過他的提攜取得碩士學位；是華，率先向他發出了挑逗。儘管他有點惶遽，還是兩頭撒謊後準時赴約了。他以一連串發澀的僵硬語言護住了他的面具，同時正像他早已預感到結果似的完成了幽會。然而，良心的譴責也來臨了。當他叩開家門後，發現妻子「比早上蒼老多了」，妻的「拖鞋啪啪地打著水泥地，就像在打他的嘴巴」。——這描寫是根精彩的。這一夜，他在對自身罪惡的體味中「想哭」，「但他很快就睡著了」——這反諷又是何其微妙。事實上，「如果不給正常生活造成威脅，他樂於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不過，假若就此把他看成一個十足的偽君子，那又未免太不公平。他不是個沒有道德感的人。從北戴河回來，「他有一種自我毀滅的感覺，自以為那個優秀的人已不復存在了」。其中的真誠倒也無須懷疑。他之所以很快歸於平衡和調適，首要的原因是，周、華關係一開始就帶著靈肉分家的「無愛之性」的性質。如果他的行為勉強可看作「人的發現」（對壓抑的曲折反叛），那麼同時就又是「自我」的失落（還原為單純的性慾）。這是所謂「沒有年齡，沒有身份，只有性別」的一場遭遇戰，自然無「自我」意識可言。按他的話說就是：「這種事……沒有愛也可以」。既然如此，何來靈魂的痛楚？另一方面，在道德與情慾，自我與本我的衝突面前，他又有種自我開脫，文過飾非的平衡術，我們看到在其身後佇立著一長串封建士大夫的陰影。他或者以自己俘獲了對方的優勝自慰；或者在發現對方的污點後，大感輕鬆，把她當作「賞心悅目的曲子」，認為自己「有權享受她」，重彈「尤物」老調；旋即想到此事或會危及名聲地位，便又「語氣穩重得像談一樁買賣似的」拋棄她；等到危險消失，又能心安理得地容受她……從內心的愧怍到「醜惡感」的蕩然無存，從開始的不適應到納入其心理機制後的適應，從獵奇到厭倦，從人格面具始到人格面具終，這就是周兆路一場性的騷亂的始末。原先是什麼還是什麼，他那超穩態的文化性格紋絲未動。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決不僅僅是個既要這麼做卻不這麼說的怯懦者、雙重人格者；作為較為深刻的精神悲劇，真正令人驚異的，是作品涉及到愛的能力問題。如果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寫出了在極左路線殘虐下章永磷性的能力的喪失，那麼，《白渦》則寫出了在傳統文化的鎖鏈的絞殺下周兆路愛的能力的喪失。同是寫人的異化，後者比前者的悲劇性將更深刻。（不是指兩部作品的具體藝術成就）。我想，一個人有可能在愛慾的道德選擇上誤入歧途，倘若他真有如癡如狂的激情，清新的感官，執著的追求。那麼即使走迷了路還有希望，因為他還不是被毒化，被閹割了的人；可是，倘若是被舊文化、舊傳統浸透了骨髓，成為「鄉願」、「冬烘」、「中庸」的象徵的人，儘管無可挑剔的「正確」，那也決不是一個富有生命活力的完整的人，那可真是掉入無物之陣的深淵了。周兆路是決不會產生「愛」的。小說寫他與華乃倩的「分手」，貌似莊重，其實滑稽，他的吻有如「在臉上啄著兩瓣濕潤的桔子皮似的感覺」，可謂反諷的極致。
的確，我們從周兆路身上感受到的唯一色調是冷漠。如把另一情節線上他的競爭副院長歸並來看，對他的雙重人格會把握得更完整。我們也許會過於注意他的高明手腕，一趟又一趟跑到錢老家裡，不是為了索取智慧，不是因為尊敬長輩，而是為了「求得老傢伙們的支持」；也許我們還注意到，他那恰到好處的謙遜，「好像自卑似的」躲閃，反而贏得了更多的擁戴者。這些自然都是他的人格的雙重性的表現——「道」的外表，「儒——法」的真面。但更深刻處卻在於，「官本位」的觀念如何深深浸染了這位研究員的靈魂。「地位畢竟是個很實在的東西，任何人都難以拒絕誘惑」，這是他的心聲。在他身上，小說揭示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另一傳統痼疾——非學術化性格。如果在與華乃倩的關係上，他竭力掩飾的是他的「無愛之性」，那麼，在事業上，他竭力掩飾的就是身為學者卻並不愛好學術的本相。這就是周兆路文化性格的兩面。有同志說，他是現代個人主義者。其實，他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特點，他沒有「自我」、也更沒有成為他自己。他不過是個穿著現代服裝的古典的靈魂罷了。小說最後寫他當上副院長後的散步，「他的背比平時駝了一些，從後面看上去陰森森的，有一種殭屍的味道」。大概是作者唯一禁不住愛憎之情的點睛之筆吧。
與周兆路形象的突出成功相比，作者對女主人公華乃倩的把握不很準確。華乃倩被作者的主觀臆測弄得面目模糊。所謂「一隻母獸戴上了人的面具」，所謂「某些方面亢進的女人」，還有「抹防蚊油」之類的描寫，都是些誇張失度，損傷作品深度的敗筆。我不敢說現實中一定沒有這樣行為的女性，只是說強調這些方面反而淹滯了她的悲劇的深刻性。儘管如此，她的悲劇依然有跡可循。她有個美麗的軀體，有爭勝好強的脾性，還有機警的頭腦（北戴河之夜），但命運待她太不公道，丈夫懦弱無能，於是「苦惱瀰漫在這個家庭的每個角落，含有絕望的色彩和自暴自棄的味道」，她要起而向生活索取、追回。她自稱的「奢望」並非奢望，是正當的欲求。她是應該被同情的。比起周兆路的陰沉，她倒坦率得多，她說「我是女人，你是男人，這就夠了。」倘僅聽其言，她頗有些以女性為本位、追求「第二性」的獨立自由的女權主義氣息。然而，可悲的是，她也戴著雙重人格的面具，衣服簇新，骨子裡卻很舊。她把自己的悲劇歸結為所遇非人，周「太自私了」。其實，真正的悲劇在於，她的「女性意識覺醒」一開始就以靈肉分家的面目出現，她一開始就把自己作為富有蠱惑力的「性對像」展覽出去，她貌似自強，實不自重。這才是悲劇的根因。周兆路拋棄她時，她流淚了。正如小說所寫：「眼淚可能是愛的證明，也可能是因為承受不了自身遭到的損害」。她的淚屬於後者。使人不無驚駭的是，她的淚光中又「有一種譏笑意味」。譏笑什麼呢？我以為這既是清醒，又是沉淪。無非表示，她固然只是玩物，他呢，也一樣。如果這也叫女性意識覺醒，未免太陰鷙，太慘淡了。還是喬·治桑講得深刻：靈與肉的極度分裂，一面產生修道院，一面產生妓院。這不可不為華乃倩戒。最後一次，她從周家走出，「美麗嫻靜，嘴角邊甚至掛著一絲羞怯」。她已從被拋棄時的「羞憤」滑到玩世不恭的「羞怯」。由於沒有愛的支撐，只能導致一種更殘酷更麻木的依附。透過她洋洋自得的表情，我們看到的只能是一個昏睡的靈魂，一場人性泯滅的悲劇。
讀完《白渦》，憂思難禁，我忽然想起狄金森的詩句：「太陽出來了，它改變了世界的面貌，車輛來去匆匆，像報信的使者；昨天已經古老」。然而，在這變革的歲月，翻新的世紀裡，我們古老的靈魂又改變了多少呢？《白渦》便是在新穎的背景上對古老靈魂的一次觀照和批判。不錯，周兆路、華乃倩們已從幽暗的胡同來到開放的、滿眼繚亂的十字街頭。但是，在周的身後，還有「士」的幽靈，在華的身旁，還有「妾」的鬼魂。人的解放的道路是多麼漫長啊，這一對男女，還有我們大家，現在是走到哪一站了呢？
1988.3.5寫於京郊
4.9修改
（原載《小說選刊》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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