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後,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我說:「請上午來。」因下午廠內放「觀摩影片」,屬於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下星期內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掛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原以為只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著厚厚一封掛號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歷數我的罪狀。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髮衝冠」了,就要將那封信撕個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別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將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著,將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瀆職行為?
眾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將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眾編輯聽了,面面相覷,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於北影大門之外。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態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確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討,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淒風苦雨中徘徊於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並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於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討,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討!我沒什麼可檢討的,要檢討你們自己檢討!」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討,莫如讓我檢討。」副主任問:「檢討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並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討,誰也不必檢討。要是這也值得檢討的話,莫如我檢討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著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討。」
我說:「這可以。」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忽而想到,並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著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著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他隨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內看完,並當面向他談意見。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聽到意見。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麼?說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將三個劇本全部看完。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只好找保衛科了。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併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規矩得可憐。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刮得乾淨。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鉤也扣著。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並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內除了他再無別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誤會了。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他打量著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我說:「你錯了。」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出劇本,雙手捧著,鄭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彷彿將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內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著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於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著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著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於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只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將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產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內,一併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歸趙」。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詬於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輒:「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
文學藝術的圈子裡,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佈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隱藏著我這麼個人。
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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