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時候，我因家貧而身體很弱。我九歲才入學。因家貧體弱，母親有時候想
叫我去上學，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學費，所以一直到九歲我還不識一個字。
說不定，我會一輩子也得不到讀書的機會，因為母親雖然知道讀書的重要，可是每月間
三四弔錢的學費，實在讓她為難。母親是最喜臉面的人。她遲疑不決，光陰又不等待著
任何人，荒來荒去，我也許就長到十多歲了。一個十多歲的貧而不識字的孩子，很自然
的是去作個小買賣——弄個小筐，賣些花生，煮豌豆，或櫻桃什麼的。要不然就是去學
徒。母親很愛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學徒，或提籃沿街賣櫻桃而每天賺幾百錢，她或者
就不會堅決的反對。窮困比愛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我說「偶然的」，因為他不常來看我們。他是個極富
的人，儘管他心中並無貧富之別，可是他的財富使他終日不得閒，幾乎沒有工夫來看窮
朋友。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他的聲音是
那麼洪亮（在酒後，他常以學喊俞振庭的金錢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麼華麗，他的眼
是那麼亮，他的臉和手是那麼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麼罪。我們的小屋，
破桌凳，土炕，幾乎受不住他的聲音的震動。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
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和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
學是怎麼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這位闊人去入學。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
在離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廟裡。廟不甚大，而定滿了各種氣味：一進山門先有
一股大煙味，緊跟著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製糖球糖塊的作坊），再往裡，是廁所味，
與別的臭味。學校是在大殿裡。大殿兩旁的小屋住著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裡很黑，
很冷。神像都用黃布擋著，供桌上擺著孔聖人的牌位。學生都面朝西坐著，一共有三十
來人。西牆上有一塊黑板——這是「改良」私塾。老師姓李，一位極死板而極有愛心的
中年人。劉大叔和李老師「嚷」了一頓，而後叫我拜聖人及老師。老師給了我一本《地
球韻言》和一本《三字經》。我於是就變成了學生。
自從作了學生以後，我時常的到劉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兩個大院子，院中幾
十間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後，還有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宅子的左右前後全是他的房產，
若是把那些房子齊齊的排起來，可以佔半條大街。此外，他還有幾處鋪店。每逢我去，
他必招呼我吃飯，或給我一些我沒有看見過的點心。他絕不以我為一個苦孩子而冷淡我，
他是闊大爺，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轉入公立學校去的時候，劉大叔又來幫忙。
我記得很清楚：我從私塾轉入學堂，即編入初小三年級，與莘田同班。我們的學校
是西直門大街路南的兩等小學堂。下午放學後，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
義》或《施公案》。出錢總是他替我付。不久，這個小學堂改辦女學。我就轉入南草廠
的第十四小學。
劉大叔的財產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闊大爺，他只懂得花錢，而不知道計算。人們吃
他，他甘心叫他們吃；人們騙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財產有一部分是賣掉的，也有一部
分是被人騙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聲照舊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學畢業的時候，他已一貧如洗，什麼財產也沒有了，只剩了那個後花園。
不過，在這時候，假若他肯用心思，去調整他的產業，他還能有辦法叫自己豐衣足食，
因為他的好多財產是被人家騙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請律師。貧與富在他心中是完全
一樣的。假若在這時候，他要是不再隨便花錢，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園，和城外的地
產。可是，他好善。儘管他自己的兒女受著饑寒，儘管他自己受盡折磨，他還是去辦貧
兒學校、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忘了自己。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和他過往最密。他辦貧
兒學校，我去作義務教師。他施捨糧米，我去幫忙調查及散放。在我的心裡，我很明白：
放糧放錢不過只是延長貧民的受苦難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攔住死亡。但是，看劉大叔那
麼熱心，那麼真誠，我就不顧得和他辯論，而只好也出點力了。即使我和他辯論，我也
不會得勝，人情是往往能戰敗理智的。
（1924年，）劉大叔的兒子死了，而後，他的花園也出了手。他入廟為僧，夫人與
小姐入庵為尼。由他的性格來說，他似乎勢必走入避世學禪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習
慣上來說，大家總以為他不過能唸唸經，佈施佈施僧道而已，而絕對不會受戒出家。他
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他也嫖也賭。現在，他每
日一餐，入秋還穿著件夏布道袍。這樣苦修，他的臉上還是紅紅的，笑聲還是洪亮的。
對佛學，他有多麼深的認識，我不敢說。我卻真知道他是個好和尚，他知道一點便去作
一點，能作一點便作一點。他的學問也許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見諸實行。
出家以後，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沒有好久就被驅逐出來。他是要作
真和尚，所以他不惜變賣廟產去救濟苦人。廟裡不要這種方丈。一般的說，方丈的責任
是要擴充廟產，而不是救苦救難的。離開大寺，他到一座沒有任何產業的廟裡作方丈。
他自己既沒有錢，還須天天為僧眾們找到齋吃。同時，他還舉辦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
窮，他忙，他每日只進一頓簡單的素餐，可是他的笑聲還是那麼洪亮。他的廟裡不應佛
事，趕到有人來請，他便領著僧眾給人家去念真經，不要報酬。他整天不在廟裡，但是
他並沒忘了修持；他持戒越來越嚴，對經義也深有所獲。他白天在各處籌錢辦事，晚間
在小室裡作功夫。誰見到這位破和尚也不會想到他曾是個在金子里長起來的闊大爺。
（1939年，）有一天他正給一位圓寂了的和尚唸經，他忽然閉上了眼，就坐化了。
火葬後，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許多舍利。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
麼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苦行是
與佛極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
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
他是宗月大師。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
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學，
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飲食，書籍，宿處，都由學
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圓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
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
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
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
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
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
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
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
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
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
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中學的時期１是最憂鬱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
改用陽曆，舊歷的除夕必須回學校去，不准請假。姑母剛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
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
只剩母親一人。
１老捨小學畢業後先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學。半年後因經濟困難退學。後來才考
入花費少的北京師範學校。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它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
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嘩。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
每逢除夕，母親必把它從個神秘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裡。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
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
愣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著走到街門。摸著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
知道走了多少時候，才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
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著。他先問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
他點了點頭，笑著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
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著一枝紅燭坐著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
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你買的雜拌兒，
剛才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
也沒精神。
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１。方先生的字與文造詣都極深，我十六七歲練習古
文舊詩受益於他老先生者最大。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
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他給我一副對子。這一副對子是他臨死以前給我寫
的，用筆運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傑作。在抗戰前，無論我在哪裡住家，我總把它
懸在最顯眼的地方。我還記得它的文字：「四世傳經是謂通德，一門訓善惟以永年。」
１方唯一（1914—1917），名還。北京師範校長。時有江南文壇巨匠之譽。三十年
代初逝世。他待老捨如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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