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年來，我們的諷刺劇的運氣比悲劇的好一些。蘇聯曾供給了我們一些
諷刺劇的理論和作品實例，我們自己也寫了一些諷刺劇。從觀眾的反應來看，大家
是喜愛諷刺劇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愛它：有的呢是因為諷刺的對象和自己有些相
似，心中難免不大舒服；有的呢雖然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諷刺的對象是他
的同行，為了同行的義氣，他不能不聲明：在我們這一行裡，沒有那樣的人，也沒
有那樣的事；還有的呢以為諷刺就是暴露，積極性不夠，所以諷刺劇，甚至於連相
聲，都該取締，不准再浪費筆墨。
不管怎樣吧，我們到底有了諷刺劇和對它的爭論。它的運氣總算不錯，即不在
話下。
至於悲劇呢，可真有點可悲。沒人去寫，也沒人討論過應當怎麼寫，和可以不
可以寫。
是不是悲劇還可以照老套子去寫，不用討論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
劇總是表現命運怎麼捉弄人，擺佈人；天意如此，無可逃脫。我們今天已不相信這
套宿命論，自然也不會照著這個老調兒去創作悲劇。後代的悲劇主要地是表現人物
（並不是壞人）與環境或時代的不能合拍，或人與人在性格上或志願上的彼此不能
相容，從而必不可免地鬧成悲劇。今天我們是可以還用這個辦法寫悲劇呢，還是不
可以呢？
我們還沒有討論過。這只是未曾討論，不是無可討論。
是不是我們今天的社會裡已經沒有了悲劇現實，自然也就無從產生悲劇作品，
不必多此一舉去討論呢？我看也不是。在我們的社會裡，因為人民生活的逐漸改善
和社會主義的建設等等，悲劇事實的確減少了許多，可是不能說已經完全不見了。
在我們的報紙上，我們還看得到悲劇事例的報道。
是不是我們在生活中雖然還有悲劇，可是人民已經不喜歡看苦戲，所以我們就
無須供應呢？也不是。我們天天有不少人到戲園去，為梁山伯與祝英台掉些眼淚。
是不是人民只愛為古人落淚，而不喜為今人落淚呢？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我們還
沒有演出過新悲劇。《雷雨》很叫座兒，但它已二十多歲了。
不錯，我們的確寫出了《劉胡蘭》、《董存瑞》等傳品，可是，用傳統的悲劇
定義來看，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劇。這些作品是歌頌殺身成仁，視死如歸的英
雄人物。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榮，雖然犧牲了性命，而流芳千古，不是悲劇。
假若這些作品也該算作悲劇，悲劇的範圍即當擴大。我們也沒討論過。
上述的「傳統」是西洋的傳統。我們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獨創一格。可是，
這一格應當是什麼樣子呢？我們還不知道。在我們的民間戲曲裡，有不少出戲是一
開頭很像悲劇，可是到末尾總來一個大團圓。是不是這種先悲後喜的戲應當算作我
們的悲劇程式呢？這也沒有討論過。
為什麼我們對悲劇這麼冷淡呢？
我並不想提倡悲劇，它用不著我來提倡。二千多年來它一向是文學中的一個重
要形式。它描寫人在生死關頭的矛盾與衝突，它關心人的命運。它鄭重嚴肅，要求
自己具有驚心動魄的感動力量。因此，它雖用不著我來提倡，我卻因看不見它而有
些不安。是的，這麼強有力的一種文學形式而被打入冷宮，的確令人難解，特別是
在號召百花齊放的今天。
我們反對過無衝突論。可是，我們仍然不敢去寫足以容納最大的衝突的作品，
悲劇。是不是我們反對無衝突論不夠徹底，因而在創作上採取了適可而止與報喜不
報憂的態度呢？假若這是真情，那麼，誰叫我們採取了那個態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們可以不可以把這樣的事——一個心地並不壞的幹部而把好事作壞，以致激
起民憤，鬧出亂子，寫成悲劇呢？或者，我們可以不可以把幹部不關心子女，以至
子女犯了罪，寫成悲劇呢？
我並不偏愛悲劇，也不要求誰為寫悲劇而去寫悲劇，以使聊備一格，古代有過
的東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劇的確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現在要寫
一部關於幹部不關心子女的悲劇，我的動機是熱愛我們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幹部怎
樣盡到作父母的責任。我取用悲劇形式是為加強說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
既不是攻擊幹部，也不是不滿意社會主義制度；反之，我是要熱誠地保衛我們的第
二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鑒於過去幾年來我們對於悲劇的冷淡，我懷疑我的
願望能否實現。
也許有人說：民主生活越多，悲劇就越少，悲劇本身不久即將死亡，何須多事
討論！對，也許是這樣。不過，不幸今天在我們的可愛的社會裡而仍然發生了悲劇，
那豈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寫，使大家受到教育嗎？
這幾天，毛主席教訓我們應當怎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治國安邦的大道理。
我們作家都應當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盡到宣傳教育的責任。可是，是不是就
有人會說：描寫人民內部矛盾不可用悲劇形式，因為雖然悲劇中不一定把人物寫死，
可是究竟有些「趕盡殺絕」的味道。這個說法對不對呢？
我一時想不清楚這些問題，所以誠心地請求大家指教！
載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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