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大會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難題，讓我來作關於語言規範化的報告１。我
的發言，因為沒有時間寫出來，只好想起什麼說什麼，其中有些好的意見，是我聽
別人說的，在這裡傳達一下；不成熟的意見是我自己的。語言規範化的問題很難談，
因我不是語言學家。
今天有兩個大運動，一是漢字改革，一是語言規範化。
簡單說幾句關於文字改革問題。在文字改革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作家
們一致擁護。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規範化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文字改
革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將來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塊字難處很多：難認，難念，
難懂，難記，難寫。過渡期間，消滅漢字不行，那麼辦就天下大亂了。文字改革就
是讓漢字簡單一些，讓它容易認些，容易記些，容易寫些，省一點力氣，這是必要
的。一個外國小學生學了五年拼音文字可以差不多能認、能念、能寫一點簡單的話。
我們的文字既是那麼難，小學生讀過五六年書，還不易寫好簡單的文字。不是有一
度要把小學六年制改成五年制麼，結果沒有改，主要是文字不易掌握，非六年不可。
漢字非常頑強，怎樣記也記不住。看到它不認識。這是知識傳播的很大障礙。有些
生字，甚至大學畢業生，甚至我自己也是見到不認識，瞎蒙，常常念錯。一個「斤」
字加上「走」旁念「近」，加三點水就壞了，不能念「近」音了。
因為漢字發展的歷史是複雜的，所以簡化漢字就應原來怎樣現在還怎樣，不要
硬造一套新字。如「雞」、「難」、「觀」等字，一個「又」加一個「鳥」念「雞」，
「又」代表「奚」；「觀」字一邊是「雚」，與「奚」並不一樣。可是我們人民自
古以來，只要寫不上來就寫個「又」，我們今天不必再去改正。又如「擬」現在改
成「擬」，要是規範化的話，凡是有「疑」旁的就都應變成「以」。可是「癡」簡
寫為「癡」，「礙」簡寫為「礙」，相沿已久；如果力求規範化，把「癡」寫成
「□」，「礙」寫成「石以」，誰認識呢？不要勉強統一起來，用不著，行不通。
文字改革不規範化，因為漢字歷來就不規範化，誰也說不清楚漢字是怎麼回事。
人民用慣了的就對，不可硬改。所以文字改革是一種革命的改良，而不完全是革命，
假如革命會引起混亂。
簡字實行以來，成績很好，首先是小學生高興，因為第一課「開學了」的「學」
字的上半隻要三點就行了。工人也是非常高興。簡字穩步前進，一批一批發表，假
如一下子都來了，人們認起來就有困難。可能有些人不大喜歡簡字，覺得不美觀，
看起來彆扭，這沒有關係，看慣就不彆扭了。
語言規範化是一個很大的運動，它有一定的目的。文字改革是過渡的辦法。在
沒有實行拼音文字之前，不能讓漢字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簡化一些。為推行拼音
文字，我們要創造條件，忽然用拼音字是不行的。
語言規範化就是為拼音文字創造條件。這包括三方面：（一）語音，假如不預
備下標準音，實行拼音文字便沒有用處。我拼北京音，你拼福建音，他拼廣東音，
各人拼各人的一套，拼音文字便沒有多大用處。（二）語法，一句話怎樣說，動詞
在哪兒，名詞在哪兒，必須有個規矩，要不然寫出來就費解。（三）詞彙，玉米又
叫包谷或棒子，如果不解決這個紛歧，拼出來還是彼此不懂。所以，只有這三方面
都規範化，我們才有實行拼音化的可能。
現在說語音，政府已決定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這不是說北京音比其它地方音好，
而是必定得有個標準音。世界上都是這樣：蘇聯以莫斯科音為標準，法國以巴黎音
為標準，英國以倫敦音為標準。五六百年來，相沿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這是歷史事
實。如讓全國人民投票，大家一定投北京音。屬於京音區域的範圍也廣，它是唯一
的「候選人」。現在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北京音實在是全國人民的聲音。推廣
北京音，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是一個極偉大重要的任務。我們在政治上
有了空前的統一，語言也應該這樣，這才能配合上社會主義的建設。所以在這個問
題上大家無須爭論到底北京音好不好，北京音完全不完全。我們要有信心推廣它。
語音似乎與作家沒有多少關係，其實不然，因為一個作家一方面也是公民，應該學
習。所以，今天我發動我們大家學習北京音，這是政治任務，我們應該帶頭。
在詩歌需要押韻，這就須用標準音。如「陳」「程」二字用京音讀，有顯然的
區別，在南方就不分。現在不分沒有關係，但以後小學生都學了標準音，你仍「陳」
「程」不分便行不通。所以作為一個公民，和作為一個詩人，我們都應該開始學習
標準音。我希望全國各省市文聯和文藝團體都應該發動學習，特別是搞戲劇的。這
次話劇會演，有許多演員語言不標準化，語言不規範化，仍說他們本地方言，受到
批評，觀眾聽不懂。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
學北京音並不是說學北京話，所以現在不說推廣北京話，而是推廣以北京音為
標準的普通話。所謂普通話，已經存在好幾百年了。我們許多有名的著作，是用這
種普通話寫成的。我們現在的報紙刊物是用這種普通話的，而不是用廣東話或福建
話的。普通話不是北京話。北京話是普通話裡的一部分。過去，如要進京見皇帝，
首先要學官話，大家往往拿《紅樓夢》做課本。現在的以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話，
是用國家法令來推行的。這是件大事情。為什麼這樣辦？因為漢語在某些方面是進
步的語言，有力量的語言，它簡單，說的人多，約有五萬萬左右；但另一方面，它
又不很成熟，因為它有很多方言，不統一。語言紛歧是建設祖國的很大的障礙。我
們要衝破這個障礙。
說普通話應注意語音，不要拿自己的方音來說普通話。
普通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還在發展，所以我們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去推廣。念
北京音是絕對的標準，而基礎則與標準有別。這就是說，普通話還在發展，音要固
定，話卻還在發展。剛才說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即拿我自己京話來說吧，幾十年
來，它天天在變，愈變愈普通。我小時說的北京話，與現在說的可以說很不一樣。
我們在運動中也不強禁方言，我們只是應該大力宣傳。讓大家認識學習普通話的好
處和必要。
方言中能作為普通話的即可提升，純粹土話就慢慢消滅。大家公認的詞彙就存
在，不公認的慢慢就消滅。就是說，普通話應該與書面語言聯繫著發展。我以前寫
的作品土話很多，現在我不那麼亂用土語。不要捨不得土語，珍惜土語對我們民族
語言的發展不利。
普通話有幾百年的歷史，逐漸吸收了各地來的營養，所以成為全民族的，能夠
共同使用。現在報刊所發表的東西都是用普通話寫的，而不是用蘇州話或廣東話。
這種普通話通行全國。《人民日報》通行全國。這種話是普通話，不見得是北方人
寫的，但大家公認這種東西。小說和劇本裡用的方言土語還很多，應該力求規範化。
我們不應該把方言的價值估計過高。以前我就是這樣，覺得方言土語表現力強。事
實上，這並不正確。《龍鬚溝》裡土話非常多。《西望長安》裡土話就少得多了，
而並不見得表現力就薄弱。
我們不預備強迫消滅土語方言，但它一定會消滅。我們對普通話的推廣努力越
多，方言土語消滅就越快。
規範化是不是強迫大家按一個公式說話呢？這是誤會，不是的。特別是我們作
家，我們要保存自己的風格。規範化是要遵循語言的法則，不說錯話。我們根據法
則說話，擴大規範化的影響。「五四」以後，有的作家摹仿歐化語法，這不妥當。
我們今天應根據我們語言的法則來寫作。這樣一說，我們若再亂用方言土語，問題
就嚴重了，因它不符合民族利益。現在有些作家喜用方言土語，這是與規範化背道
而馳的。作家沒有亂用語言的自由。不爭取規範化就是落後。我們應要求在文章裡
不犯錯誤。編輯有責任糾正稿子，讓它規範化一些。
語音是以北京音為標準了，詞彙、語法的標準在哪兒呢？這是個問題。關於詞
匯，我們急需一部詞典。語法的書也迫不及待。就是北京音也有不同的念法，如
「波」字、「捨」字都有不同的讀法，所以科學院成立了語言審查委員會，來確定
字音。至於詞彙，我們說了一輩子的話還不知道漢字有多少詞。以玉蜀黍一名詞來
說，即有玉米、棒子、包谷、珍珠米等不同的說法。統一詞彙是艱巨的工作。
我以為寫小說、詩歌、戲劇等等應該力求語言通大路——普通化。我們從人民
那裡取得語言，然後去加工。我們支持普通化，幫助普通話發展。我們不應隨便運
用歐化語法，這不通大路，一般人不那樣說話。我們要求怎樣寫怎樣說，書面與口
語一致。當然這要求太大，可是我們應該這樣要求自己。現在我們的口語與作品中
的語言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是不好的。我們希望將來每個人說的話寫下來就是一篇
文章，這是我們應有的理想。當然有時寫理論文字，需要參用歐化語法，但要特別
謹慎，要加工再加工，讓它變成像我們自己的語法，令人讀起來順口，不彆扭。有
時我自己也用一點歐化語法，但因為極留神，所以不感覺太彆扭。假如我能用自己
語法來說明的，我永遠不借重歐化語法。我的作品裡也沒有太長句子，總是把長句
分成一些短句。長句子往往會把作者自己搞糊塗，讀者就更難明白了。
我們的語言是世界上最簡練的語言，這是我們語言之美。古詩五言七言、多的
到九言，即是按著語言本質而發展的。若一下子寫五百字才找到一個句點，即不符
合我們的語言本質。我們的語言精煉、有勁，說起來痛快，不拖拖拉拉的。我們要
發揚這簡勁之美。現在有些作品有這個缺點：語言很不簡練，念起來沒有勁兒，新
詩即吃了這個虧。我不輕看新詩，新詩有好的成績，但在語言上卻吃了不夠精煉的
虧。
我們要在新事物中選擇詞彙，把老的詞彙拋棄，如「老米」現在已沒有這種東
西了，這個詞應該廢棄。在選擇詞彙時，我們應該注意審美，例如：還是「玉米」
美，「棒子」美呢，當然玉米美一點。我們也該注意選擇哪個詞彙能獨當一面，哪
個含混，比如：「棒子」就不明確，因為打狗的也是棒子（木棒）。我覺得玉米好，
誰也不拿玉米打狗。
土話中的詞彙還有應該保存的，那就要找來推薦給普通話。規範化不是把語言
簡單化，而是使語言更加豐富。我們要用各地好的詞彙來豐富普通話，發展普通話。
所謂地方色彩，並不專靠土語來支持，如越劇用的是地方話，可是它的服裝、
唱法、音樂，都與別的地方戲不同，它不一定是因為用了當地土話才成為地方戲，
它還有更多的特色。
用方言土語容易妨礙宣傳教育，舉個例說：曾經有好幾個地方要排演《龍鬚溝》，
但因劇本中土語多，沒法「翻譯」，就作罷了。
我曾到工地去體驗生活，工人把鋪樓板說成支樓板，我覺得我們有權力考慮，
到底是「鋪」好還是「支」好。不該別人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寫。在我的一個報告
裡，我用了「一邊大」，趙樹理同志給我改為「一般大」。「一邊大」是北京話，
但不如「一般大」明確，我就照改了。這些小的地方我們應該注意。
我們應當避免用方言土語，避免用違背我們語法的說法，力求我們的語言符合
民族語言的法則。我們在語言上要加工再加工。推廣普通話，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
責任。同時也不要害怕，什麼字都不敢用了。特別是編輯，且莫草木皆兵，拿到了
一篇稿子便手足失措。不要看見一個兒化的字，如「幹活兒」，便認為是北京土話。
事實上很多普通的詞也是兒化的。有些編輯未免太拘謹了，如「天到二月十五，還
這麼冷，真奇怪！」便改為「天到二月十五，還這麼冷，這真是奇怪」。《西望長
安》裡有一句「他把文件什麼的……」有人即要改為「……文件之類的」。這個
「什麼的」是北京話，是否不規範化，我不知道。不過，它的確不同於「之類」，
「什麼」包括的很廣，不必都是文件一類的東西，而「之類」是指文件一類的東西，
如印刷品。又如我們經常說「我哥哥的帽子」，一定要改為「我的哥哥的帽子」，
反倒累贅了。
最後我說，規範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們作家所負的責任很大，希望大家努
力去推廣！
載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
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