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藝作家的最大努力處，恐怕就在人物的創造上吧。因此，即使他不必一
定懷抱著益世教民的志願，可是他可以成為教育家的最好的朋友。一個文藝家在創
造人物之前，必定由社會、家庭、遺傳、心理等等方面，去認識人物，而後由這各
方面的複雜錯綜的關係中，找到他所欲創造的那個人的生活條件與方式，從而決定
了他的命運。他是由觀察與分析，進而為具體的創造。他是借用許多人來幫忙造成
「一個」想像的人。在另一方面，一個教育家，卻是由於對社會，心理等等方面的
認識，而去以身作則的教育許多人。他是由觀察與分析而提出教育的理論，或者承
認別人家的理論，而後以這種理論去決定教育的實施：他要怎麼樣削減他所看出的
人類的缺點，和培養他所相信的人類所應具的美德。這樣，文藝家的成敗大半是因
著他所創造的人物而定，創造得成功，他便藉著這想像的人得到左右群眾的威權，
成為大家的導師。反之，創造得失敗，他便一無所得，白費了工夫。教育家的成敗
呢，比這還有更直接的關係。他心目中的想像的人也就是他朝夕所接觸的那群活潑
的青年。他失敗不得！一失敗，他便毀了許多人。這倒並非是說，教育者應比文藝
者，或文藝者應比教育者，更當努力，絲毫不可敷衍隨便。這是說他們都應當同樣
的努力，雖然他們的事業不同，工作的方法不同，可是他們都以人為對象，人是他
們的先生，他是他們的弟子。所以他們應當常常到一處談談，結為朋友。一位律師
也許很喜歡植物學，交結幾位植物學家為友。但這是他自己的事。只要他不把植物
標本都貼在訴狀上，代替了法律的第幾條第幾款，就不會出什麼毛病。反之，他若
是不喜歡植物學，也不至於損失了他的威嚴，或不便於他的事業。教育家與文藝家
可並不這樣。他們為了事業，為了民族，都應當攜起手來。只有教育家能最親切的
批評文藝者的產品，因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類心理的。只有文藝家能最親切的批評
教育家的工作，因為文藝者是最關心人類幸福的。他們兩家若能成為朋友，教育家
必須貢獻給文藝家以關於人的知識，文藝家必能貢獻給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見。這種
交換與互助無疑的是極可寶貴的。
一般的說來，文藝者比教育者更大膽，因為他較為自由。他可以不顧一切的寫
出他心中的話，聽不聽在你，寫不寫在我。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是前進的，他想一
下子把人們都引領到新的世界去。這種自由與熱誠使他冒險，有時候也就偏激不實。
教育家呢，無論怎樣，他不能把昨天用的方法與工具完全放下，今天忽然另換一套。
事實上的限制使他不得不慎重，不得不漸進。今日新興的教育理論，也許在十年八
年後，或幾十年後，才得到實際試驗的機會。他的熱誠也許與文藝者一樣，可是他
不能無所顧慮；在他的良心上他也覺到急進會有危險，而不能隨便拿教育當作兒戲，
隨時改換。文藝者的大膽使他前進，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進，往往忽略了事
實上的困難，或有時候以極脆弱的論證支持著極沉重的結論。慎重，往往趨於保守；
把事業看成職業，率由舊章的作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於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處，
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後慎重的人才能見到最新的思想，雖然不能馬
上採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時全盤變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
與新時代接近，可能明白新時代的青年的心理與問題。每個教師都當成為「師之時
者」，不當成為教書匠。所以，他必須以文藝及文藝者為友。同時，文藝者若能與
教育者往來，便也知道這些事實的真困難在哪裡，而不至於抱著個虛無的理論與理
想，創造出虛無的人物與事實。這是兩有益的事。
在神聖的抗戰中，這種友誼更成為必要的。一般的說，今日青年學生的苦悶，
實由情緒與理智的衝突而來。在情緒上，哪個青年不想投筆從戎，效命沙場呢。可
是，在理智上，誰也明白抗戰與建國是該雙管齊下，那麼，青年正該努力去讀書，
去得到建國的知識與技能。這二者，一動一靜，一熱一冷，頗難調和。文藝者的作
品，用不著說，是首要的要刺激，要從情緒上感動人的。教育者呢，也用不著說，
自然要按部就班的，不動聲色的，繼續著培植人才的事業。這樣，學生們自己既不
能決定到底往哪裡去，而由文藝與教育所獲到的又是那麼冷熱不同，見仁見智，他
們當然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為使學子們安心，必須給予適當的教育。這就是說，
教育者必當設法在教育中滿足學生的要求。在教學上，在訓育上，都須使學子相信
他們不是怕死貪生，而是積極的預備著救國的知識與技能，和鍛煉著能為國犧牲的
身體與氣魄。在今天，教育者應多從文藝上認識青年，文藝者應從教育上去想實際
解決青年苦悶的辦法。青年的苦悶能漸變為青年的毀滅，這是當前極重要的一個問
題。
載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教育通訊》第二十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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