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七，我還在青島，正趕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東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
載出，作為「長篇連載」，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兩篇共得十萬字，一
篇三萬，一篇七萬。再有十幾萬字，兩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筆。一個刊物，隨平
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著供給稿子；另一個卻還在上海繼續刊行，而且還直催預
定貨件。可是，我不願寫下去。初一下筆的時候，還沒有戰爭的影子，作品內容也
就沒往這方面想。及至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製「太平歌詞」了。
青島的民氣不算壞，四鄉壯丁早有訓練，碼頭工人絕對可靠，不會被浪人利用，而
且據說已有不少正規軍隊開到。公務人員送走婦孺，是遵奉命令；男人們照常作事，
並不很慌。市民去幾里外去找「號外」，等至半夜去聽廣播的，並不止我一個人。
雖然誰也看出，膠濟路一毀，敵人海軍封鎖海口，則青島成為罐子，可是大家真願
意「打日本鬼子」！抗戰的情緒平定了身家危險的驚懼，大家不走。在這種空氣中，
我開始給本地報紙寫抗戰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預約的稿子——報酬，藝術，都
不算一回事了；抗戰第一。一個醫生因報酬薄而拒絕去醫治傷兵，設若被視為可恥，
我想我該放下長篇，而寫些有關抗戰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應齊大之約，搬往濟南。濟南還不如青島。民氣沉寂，而敵軍已陷
滄州。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寫我的，還是供給各報紙。
直到十一月中旬，黃河鐵橋炸毀，我始終活動著我的筆，不管有多大用處。鐵
橋炸毀，敵軍眼看攻到，而當地長官還沒有抗戰的決心，我只好走出來。不能教我
與我的筆一齊銹在家中。
到漢口，我的筆更忙起來。人家要什麼，我寫什麼。我只求盡力，而不考慮自
己應當寫什麼，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麼？自己的文名麼？
都在其次。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筆上，這枝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有一天，
見到一位傷兵，他念過我的鼓詞。他已割下一條腿。他是誰？沒人知道。他死，入
無名英雄墓。他活，一個無名的跛子。他讀過我的書詞，而且還讀給別的兄弟們聽，
這就夠了。只求多有些無名英雄們能讀到我的作品，能給他們一些安慰，好；一些
激動，也好。我設若因此而被關在藝術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無名英雄們，我必
滿意，因為我的筆並未落空。
這一年來的流亡，別離，苦痛，都可以忍受，因為筆還在我手中。想想看，那
該是怎樣慘酷的事呢，設若我的手終日閒著，筆尖長了銹！再退一步講，我依然繼
續寫我的長篇小說，而沒有一個無名英雄來取讀，我與抗戰恐怕就沒有多大關係了
吧？在今日，我以為一篇足以使文人淑女滿意的巨製，還不及使一位傷兵能減少一
些苦痛寂寞的小品；正如爭得百米第一的獎牌，在今日，遠不及一位士兵掛綵那麼
光榮。在這時代，才力的偉大與否，藝術的成就如何，倒似乎都在其次，最要緊的
還是以個人的才力——不管多麼小——而藝術——不管成就怎樣——配合著抗戰的
一切，作成今天管今天的，敵人來到便拿槍的事實。
我是在這裡稱讚自己麼？一定不是！我是來說這一年我的筆沒有閒著，和為什
麼事沒有閒著。我盡了我的力，該當的；只覺得不夠，羞愧；還敢自諛？因為我自
己如是，我便可以切實的說明，文藝界的朋友們多數的是加緊工作，不肯閒起筆來。
大家所寫的不同，可是文藝始終未曾被敵人的炮火嚇得閉口無言。自然，因印刷的，
交通的，分配的，種種不便與疏忽，文藝還未曾深入民間與軍隊中。可是，這不足
證明文藝者的懶怠，而是許多許多實際的困難未能克服，不能歸咎於作家。第三期
抗戰已到，精神食糧必須與武器兵力一齊馬上充實起來，不可稍緩。文藝者，我相
信，是願意把筆作為槍的。那麼，政府社會在實際上能予以便利及與幫助，實在是
必要的。文藝者只有筆，他並沒「一應俱全」的帶著印刷與交通工具。等到文藝者
的筆因客觀的條件而不得不銹起來，那個損失將非僅後悔所能彌補的。
這一年的筆是沾著這一年民族的血來寫畫的，希望她能盡情的揮動，寫出最後
勝利的歡呼與狂舞。有筆的人都是有這個信仰。希望政府與社會幫助。橫掃倭寇，
還我山河！載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漢口《大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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