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講裡，我們略指出中國文士論文的錯誤，是橫著擺列數條，沒管它們在
歷史上的先後。現在我們再豎著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說略微討論一下。
先秦文論：文學，不論中外，發達最早的是詩歌。像《詩序》裡的「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那樣心有所感，發為歌詠，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實。那麼，我們先拿《詩經》
來研究一下，似乎是當然的手續。《詩經》，據說是孔子刪定的，這個傳說的可靠
與否，我們且不去管；孔子對於《詩經》很喜歡引用與談論是個事實。
《詩》中的《風》本是「出於里巷歌謠之作，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
（朱熹）它們的文學價值也就在這裡。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禮樂、好談政治的實
利哲學家——對於《詩》的文學價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終是說怎樣利用它。他用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篇》）定了讀《詩》
的方法；於是惹起後世注《詩》的人們對於《詩》的誤解：「刺美風化」是他們替
「思無邪」作辨證的工夫；對於《詩》本身的文學價值幾乎完全忘卻。這是在思想
方面，他已把文學與道德攙合起來立論。再看他怎從其他方面利用《詩》：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篇》）《詩》的用處是幫助修辭的。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經解篇》）這是以詩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詩》不但可以教給人們以
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當動植物辭典用！
這樣，孔子既以《詩》為政治教育的工具，為一本有趣的教科書，所以他引用
詩句時，也不大管詩句的真意，而是曲為比附，以達己意，正如古希臘詭辯家的利
用荷馬。鈴木虎雄說得好：
「孔子當解釋詩，對於詩的原意特別注重把來安上一種政教上的特別的意義來
應用。……例如述到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評
論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原篇雖是說男女相思，
因居室遠而相背的。對於這下一轉語，可說是相思底程度不夠，倘若真相思便沒有
所謂遠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
語·述而篇》）的意義一樣。政教下的談話成了乾燥無味（之談，而）１由此得救
了。又在《大學》裡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頌·玄鳥》）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小雅·魚藻之什緡蠻》）也說：『於止，
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學》的
『止於至善。』……子夏問到《詩》裡所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是怎樣解釋，孔子答以：『繪事後素。』子夏遂說道：『禮後乎？』（《論語·八
佾篇》）孔子又說子夏是『可與言詩』的。甚至稱讚為『起予者商也。』但這種問
答詩底原意已被遺卻，只是借詩以作為自己講學上的說話而已。」（《中國古代文
藝論史》第一編第四章）
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個創作
家，不是個文學批評家，所以沒有美的欣賞。有孔子這樣引領在前，後世文人自然
是忽略了文學本身的欣賞，而去看古文古詩中字字有深意，處處有訓誡，於是文以
載道明理便成了他們的信條。
周代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們的文字雖然很好，像老子的簡練，莊
子的馳暢，可是他們很少談到文學，而且有些藐視孔門的好古飾辭的，像「仲尼方
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禦寇篇》）之類。正是「老莊之作，管孟之
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文選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幾個門徒是
以由考古傳經而得致太平之術的，於是討論詩文也成了他們的附帶作業。他們是整
理古著從而證明他們的哲學，對於文學的創作與認識是不大注意的。他們的功勞是
保存了古禮古樂古詩，且加以研究；他們的壞處是把禮樂與文學全作了政治思想的
犧牲品。「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關雎序》）詩的用處越來越擴大了！他們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
那用「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
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王逸《楚辭·章句·離騷
序》）來解釋《離騷》的，也是深受孔門說詩的毒——這點毒氣至今也沒掃除淨盡！
漢魏六朝文論：漢代崇儒，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六藝都是文學，
失去獨立的領域。這時候的傳詩的人們，分頭去宣傳自家師說；《關雎》到底是說
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譏刺誰，是他們研究與爭論的要點；《詩》已成了
「經」，它的文學價值如何，沒有什麼人過問了。
這時代的文學作品要算賦最出風頭。對於賦的批評有揚雄的：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馬相如的：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
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前者由作家把賦分為兩等——詩人的與辭人的；後者把賦的形體和作者的資格
提道一下；二者全沒說到賦在文學上的價值如何。
班固便簡直不承認賦的價值，他說：「……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
相如，下及揚子雲，竟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諷諭之義。」（《漢書·藝文志》）
賦本來是一種極笨重的東西，「竟為侈麗閎衍之詞」的判斷是不錯的；但是以
失古詩諷諭之義來打倒它，仍是以實效立論，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所以鈴木虎雄
說：「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
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魏以後卻不然，文學底自身是有
價值的底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底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覺時
代。」（《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第二編第一章）那麼，我們就看一看魏晉六朝的文
說：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學天才，論文也有獨到之處。在曹丕的《典論·論文》裡，
有三點可以叫我們注意的：（一）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
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內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別。說理的文自然以條理清楚為
主，而詩賦便當寫得美麗。他雖然沒有說出為什麼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學的欣
賞，承認美是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們是以體道而摹古，他現在是主張愛美的
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
兢馳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詠。遂復遺理存
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行；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諤上書正文體》）這是後世守道明理者對「詩賦欲
麗」的反攻，仍要把文學附屬在道德之下，但適足以說明曹家父子對文學界的影響
如何偉大了。（二）《典論·論文》裡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
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與王朗書裡也說：「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
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這些話雖然沒有說出文學是認識生命、解釋生命的，可是承認了為文學而生活
是值得的。自然這裡的名利計較還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實足以鼓舞
起創作的興趣與勇氣。
（三）曹丕又說：「文以氣為主。」氣是什麼？很難斷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
從此語看出：為文的要件是由內心表現自己，不是為什麼道什麼理作宣傳。這裡至
少是說文當以什麼為主，不是文當說明什麼；氣必是在文內的，道理等是外來的。
以上三點雖仍未說明文學是什麼，但是對於文學的認識，確已離開實效而專以
文論文了。
以下討論陸機的《文賦》：陸機的《文賦》比近人的一開口便引「文，錯畫也」
真夠高明的多了。他開口便是：「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
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這是說文是感物激情而發的，不是什麼「文者務為有補於世」。有深刻的觀察，
有敏銳的情感，有觸於內心，那創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罷不能的非寫不可；那寫
出來的便是物我的聯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謝朝華於已披，
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癡若狂。想像與思維的聯合，使心靈蕩漾在夢境裡。那方寸之
地，忽然與宇宙同樣的廣大，上帝似的在創造一切；忽然縮斂，像一絲花蕊般細嫩，
在春風裡吻著陽光。於是，
「籠天地於形內，掛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干，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
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我們再看他對技術方面怎樣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
質，誄纏綿而淒愴……」這是體格不同，當配以相當的文字。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這是文辭音聲應求妍美。
「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這是一
些文病。
但是為文到底有一定的規則沒有呢？他不肯武斷的說。他只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
辭輕，或襲古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這似乎是
說：文無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審事達情，必求其適了。
統觀全文，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來：一，文學是心靈的產物，沒有心情的激動便
沒有創造的可能。這個說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為創作的動機確切多了。二，
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聲的調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會美好。
發於心靈，終於技術，這是《文賦》的要義。陸機雖沒能逐條詳加說明（假如
他不用賦體作這篇文章，他一定會解說的更透徹一些；自然，也許因為不用賦體，
它便不會傳流到現在），可是這些指示，對文學已有了相當的體認瞭解。我們可以
替他下一條文學定義：文學是以美好的文字為心靈的表現。
《後漢書》的著者范曄，主張「以意為主，以文傳意」。（《范曄獄中與諸甥
侄書》）同時他拿「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去講究音調。
以意為主是重在講說什麼，便是要分別什麼是該說的與什麼是不該說的；這比
以情為主的文學欣賞又低落了許多，因為文學的成功以怎樣寫出為主，說什麼是次
要的。況且傳達「意」的自有哲學與科學，不必一定靠著文學。但是不論是文以情
為主，是以意為主，他們——陸機，范曄——都由作家的立場來說文的主幹是什麼，
不是替別人宣傳什麼文學以外的東西了；他們也全以為音調的講究為必要的。
音調的講究漸漸成了文學的重要問題。在《南齊書·陸厥傳》裡說：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
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為『永明體』。」
沈約是四聲八病的首創者，這種講究看著雖然很纖巧，但是中國言語本是「聲
的言語」；聲的調配實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當這「盛為文章」的時代，由主義而
談到技術上去，是當然的步驟。這四聲八病的規定，雖叫文人只留意技術方面，可
是這不能不算對言語的認識有了進步；文學本來是以言語為表現工具的，怎樣利用
工具的研究是應有的。沈約答陸厥書裡說：「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
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殊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比秘未睹者也。以此
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這明明是說聲韻的分析與利用是一種新的發
現。
這技術上的講求，自然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證明那時候文學確是成了
獨立的藝術，一字一聲也不許隨便用了。這正像樂器的改善足以幫助音樂進步，光
線顏色的研究叫畫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現。自然，專修美工具是不能產生出偉大作品
的，但這不能不算是藝術進展中必有的一步。
現在我們看蕭統的文說：他是很愛讀書的人，他並且把所見過的文章選出來，
作一部模範讀本——《文選》。這個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決定：「什麼是文」。
他說：「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
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選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這些經藝根本不能算作純文學；於是托詞不敢
芟夷剪截，輕輕的推在一邊。
還有：「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
以略諸。」說理講哲學的著作，不是為愛好文學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
意為主」）。
「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
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
之所集，亦所不取。」這是說事實雖美，毫無統系，而且不是文學上有意的創作品，
也就放在一邊。
「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史書是記載事實的，也不是純粹文學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方能被
選。這個大膽的擇取，便把經，史，子，雜說，全驅到文學的華室之外，把六藝即
文學的說法根本推翻。有想像的，有整個表現的，有辭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
不算。這個規定把「文」與「非文」從古籍裡分析開，使在歷史上與文學上「文」
與「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長牆，牆上寫著：這邊是文學，那邊是文
學以外的作品！這個「清黨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於文學獨立的。
以下我們談《文心雕龍》：我們一提到文學理論與批評，似乎便聯想到《文心
雕龍》了。不錯，它確乎是很豐富，很少見的一部文學評論。看它的內容多麼花哨：
關於說明文學體質的有《原道》、《征聖》、《宗經》、《正緯》等篇。
分論文體格式的有《辨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讚》、
《祝盟》、《銘箴》……討論修辭與作文法理的有《神思》、《體性》、《風骨》、
《通變》、《定勢》、《情采》……但是，我們設若細心的讀這些篇文章，便覺得
劉勰只是總集前人之說，給他所知道的文章體格，一一的作了篇駢儷文章，並沒有
什麼新穎的創見。看他在《原道篇》裡說：「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
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
這又是以「文」談「文學」，根本沒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東西的對象。至於說：
「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便牽強得可笑！動植物有
「紋」，所以人類便當有「文」；那麼牛羊有角，我們便應有什麼呢？
在《宗經》裡：「『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
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經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許發表自家的意見，只許依經闡道了——文學
也便嗚呼哀哉了！不怪他評論《離騷》那樣偉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陳堯、舜
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
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
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辨騷》）
這樣以古斷今，是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創作。《詩》是《詩》，《騷》是《騷》，
何必非把新酒裝在舊袋子裡呢！論到文章的體格，他先把字解釋一下，如：「詩者
持也」，「賦者鋪也」，「頌者容也」等等。然後把作家混含的批評一句，如「孟
堅《兩都》，明絢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論到文
學的價值——賦到底是體物寫志的好工具不是？後者批評作品混含無當，作者執筆
為文時可以有一兩個要義在心中為一篇的主旨；批評者便應多方面去立論，不能只
拿一兩句話斷定好壞。
至於章表奏啟本來是實用文字，史傳諸子本是記事論理之文，它們的能作文學
作品看，是因為它們合了文學的條件，不是它們必定都在文學範圍之內。劉勰這樣
逐一說明，比蕭統的把經史諸子放在文學範圍之外的見識又低多了。
說到措辭與文章結構，這本來是沒有一定義法的；修辭學不會叫人作出極漂亮
的詩句，文章法則只足叫人多所顧忌因沿。法則永遠是由經驗中來的，經驗當然是
過去的，所以談到「風骨」，他說：「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
篇體光華。」這「正式」是哪裡來的？不是摹古麼？說到「定勢」，他便說：「舊
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這
是說新學之銳，有所創立是極危險的。文學作品是個性的表現，每人有他自己的風
格筆勢，每篇文章自有獨立的神情韻調；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龍》
的影響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為它塞住了自由創造的大路。
總之，這本書有兩大缺點：一、劉勰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是把
文與道捏合在一處，是六朝文論的由盛而衰。
二、細分文體，而沒認清文學的範圍。空談風神氣勢，並無深到的說明。
這麼看，《文心雕龍》並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而是一種文學源流、文學理論、
修辭、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處是把秦漢以前至六朝的文說文體全收集來，作個
總結。假如我們看清這一點，它便有了價值，因為它很可以供給我們一些研究古代
文學的材料。假如拿它當作一本教科書，像歐洲早年那樣讀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
與《詩學》，便很容易斷章取義，把文學講到歧途上去。劉勰自己也說：「銓序一
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和「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這
彌綸群言，是他的功勞；雖然有時是費力不討好。這唯務折衷，便失去了創立新說
的勇氣。
和《文心雕龍》的結構不同，而勢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鐘嶸的《詩品》。前者
是包羅一切的，後者是專論詩家的源流，並定其品次。王世貞說：「吾覽鐘記室
《詩品》，折衷情文，裁量時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
恐未盡然。」誠然，鐘嶸對於各家作品強求來源，如李陵必出於《楚辭》，班婕好
又必發於李陵等，何所據而云然？他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本來是極精到的話；可是他又說：「詩有三藝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
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
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然後「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
至也。」（《詩品序》）這分明是說以古體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詩；
於是每評一人，便非指出他的來源不可。而且是來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
品都是源出國風、《楚辭》與古詩的。這個用合古與否作評斷的標準，是忘卻了文
學是表現時代精神而隨時進展的。
至於評論各家也不完全以詩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說：「陵名家子，有殊才；
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這並沒有論到李陵的詩
的好處何在。就是以詩立論的，也嫌太空泛，如說曹植的詩是「骨氣奇高，詞彩華
茂，情兼雅怨，體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如說嵇康是「頗似魏文，過於
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托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們
對於這些詩人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瞭解，只覺得這是些泛泛的批語而已。本來一篇詩
的成就不是很簡單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風，情趣，技術都混合在一處；那麼，只
拿幾個字來評定一個詩家的作品是極難的事，就是勉強的寫出來，也往往是空洞的。
況且，從詩的欣賞上立論，我們讀詩的時候，它只給我們心靈的激動，並不叫我們
隨讀隨想那一點是詩人的人格，那一點是詩人的感情，而且是一個「整個」的。正
如喝檸檬水一樣，如果半瓶是蘇打水，半瓶是檸檬汁，並沒有調勻在一處，又有什
麼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細的分析，把詩人的一切從詩中剝脫出來，恐怕剝完了
的時候，那詩的作用一點也不存在了。
鐘嶸也知道：「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
『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
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如果他始終抱定這個
「直尋」來批評，當然強尋源流的毛病便沒有了，對於詩的欣賞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於把詩人分成若乾等級是極難妥當的事。設若不把什麼是詩人先決定好，誰
能公平的給詩人排列次序呢？同時，詩人所應具備的性格、能力與條件，又太多了，
而且對這些條件又是一人一個看法，怎能規定出詩人到底是什麼呢？就是找出詩人
必備的條件，還有個難題，什麼是詩呢？這是文學理論中最困難的兩個問題；不試
著解決這個，而憑個人的主張來評定詩人與詩藝的等次，是種很危險的把戲。他對
於聲律的講求，有很好的見解：「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
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詩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尋」和「口吻調利」來寫一篇詩論，當比他這樣一一評論，強
定品次強得多了。以情性的自發，成為音調自然的作品，豈不是很好的理論麼。
以上這些論調，無論怎樣不圓滿，至少叫我們看得出：自魏以後，文學的研究
與解釋已成了獨立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大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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