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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

　　離開倫敦，我到大陸上玩了三個月，多半的時間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馬威調過來，以巴黎為背景續成《二馬》的後半。只是想了想，可是：憑著幾十天的經驗而動筆寫象巴黎那樣複雜的一個城，我沒那個膽氣。我希望在那裡找點事作，找不到；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沒法在巴黎久住，他還能在那裡立住腳麼！

　　離開歐洲，兩件事決定了我的去處：第一，錢只夠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於是我就坐了三等艙到新加坡下船。為什麼我想看看南洋呢？因為想找寫小說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說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麼民族高下的偏見沒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東方人是些配角，有時候只在那兒作點綴，以便增多一些顏色——景物的斑斕還不夠，他還要各色的臉與服裝，作成個「花花世界」。我也想寫這樣的小說，可是以中國人為主角，康拉德有時候把南洋寫成白人的毒物 ——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寫的恰與此相反，事實在那兒擺著呢：南洋的開發設若沒有中國人行麼？中國人能忍受最大的苦處，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據的荒林被中國人剷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中國人不怕死，因為他曉得怎樣應付環境，怎樣活著。中國人不悲觀，因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氣。他坐著多麼破的船也敢沖風破浪往海外去，赤著腳，空著拳，只憑那口氣與那點天賦的聰明，若能再有點好運，他便能在幾年之間成個財主。自然，他也有好多毛病與缺欠，可是南洋之所以為南洋，顯然的大部分是中國人的成績。國內人只知道在南洋容易掙錢，而華僑都是胖胖的財主，所以凡有點勢力的人就派個代表在那兒募捐。只知道要錢，不曉得華僑所受的困苦，更想不到怎樣去幫忙。另有一些人以為華僑是些在國內無法生存而到國外碰運氣的，一伸手也許摸著個金礦，馬上便成百萬之富。這樣的人是因為輕視自己所以也忽略了中國人能力的偉大。還有些人以為華僑漫無組織，所以今天暴富而富得不得其道，明天忽然失敗又正自理當如此；說這樣現成話的人是只看見了華僑的短處，而忘了國家對這些在海外冒險的人可曾有過幫助與指導沒有。華僑的失敗也就是國家的失敗。無論怎樣吧，我想寫南洋，寫中國人的偉大；即使僅能寫成個羅曼司，南洋的顏色也正是艷麗無匹的。

　　可是，這有三件必須預備的事：第一，得在城市中研究經濟的情形。第二，到內地觀察老華僑的生活，並探聽他們的歷史。第三，得學會廣東話，福建話，與馬來話。哎呀，這至少須花費幾年的工夫呀！我恰巧花費不起這麼多的工夫。我找不到相當的事作。只能在中學裡去教書，而教書就把我拴在了一個地方，時間與金錢都不許我到各處去觀察。我的心慢慢涼起來。我是在新加坡教書，假若我想到別的地方去看看，除非是我能在別處找到教書的機會，機會哪能那麼容易得呢。即使有機會，還不是仍得教書，錢不夠花而時間不屬於我？我沒辦法。我的夢想眼看著將永成為夢想了。打了個大大的折扣，我開始寫《小坡的生日》。我愛小孩，我注意小孩子們的行動。在新加坡，我雖沒工夫去看成人的活動，可是街上跑來跑去的小孩，各種各色的小孩，是有意思的，可以隨時看到的。下課之後，立在門口，就可以看到一兩個中國的或馬來的小兒在林邊或路畔玩耍。好吧，我以小人兒們作主人翁來寫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個南洋吧！

　　上半天完全消費在上課與改卷子上。下半天太熱。非四點以後不能作什麼。我只能在晚飯後寫一點。一邊寫一邊得驅逐蚊子，而老鼠與壁虎的搗亂也使我心中不甚太平，況且在熱帶的晚間獨抱一燈，低著頭寫字，更彷彿有點說不過去：屋外的蟲聲，林中吹來的濕而微甜的晚風，道路上印度人的歌聲，婦女們木板鞋的輕響，都使人覺得應到外邊草地上去，臥看星天，永遠不動一動。這地方的情調是熱與軟，它使人從心中覺到不應當作什麼。我呢，一氣寫出一千字已極不容易，得把外間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筆放在紙上。這需要極大的注意與努力，結果，寫一千來字已是筋疲力盡，好似打過一次交手仗。朋友們稍微點點頭，我就放下筆，隨他們去到林邊的一間門面的茶館去喝咖啡了。從開始寫直到離開此地，至少有四個整月，我一共才寫成四萬字，沒法兒再快。這本東西通體有六萬字，那末後兩萬是在上海鄭西諦兄家中補成的。

　　以小孩為主人翁，不能算作童話。可是這本書的後半又全是描寫小孩的夢境，讓貓狗們也會說話，彷彿又是個童話。此書的形式因此極不完整：非大加刪改不可。前半雖然是描寫小孩，可是把許多不必要的實景加進去；後半雖是夢境，但也時時對南洋的事情作小小的諷刺。總而言之，這是幻想與寫實夾雜在一處，而成了個四不像了。這個毛病是因為我是腳踩兩隻船：既捨不得小孩的天真，又捨不得我心中那點不屬於兒童世界的思想。我願與小孩們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這就糟了。所謂不屬於兒童世界的思想是什麼呢？是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奮鬥。此書中有中國小孩，馬來小孩，印度小孩，而沒有一個白色民族的小孩。在事實上，真的，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始終沒見過一回白人的小孩與東方小孩在一塊玩耍。這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我願把東方小孩全拉到一處去玩，將來也許立在同一戰線上去爭戰！同時，我也很明白廣東與福建人中間的衝突與不合作，馬來與印度人間的愚昧與散漫。這些實際上的缺欠，我都在小孩們一塊玩耍時隨手兒諷刺出。可是，寫著寫著我又似乎把這個忘掉，而沈醉在小孩的世界裡，大概此書中最可喜的一些地方就是這當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時候。現在看來，我後悔那時候我是那麼拿不定主意；可是我對這本小書仍然最滿意，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我深喜自己還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

　　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淺明簡確。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話的力量；我敢用最簡單的話，幾乎是兒童的話，描寫一切了。我沒有算過，《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給我一點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課的一千個字也能寫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這個，因而越來越恨「迷惘而蒼涼的沙漠般的故城喲」這種句子。有人批評我，說我的文字缺乏書生氣，太俗，太貧，近於車伕走卒的俗鄙；我一點也不以此為恥！

　　在上海寫完了，就手兒便把它交給了西諦，還在《小說月報》發表。登完，單行本已打好底版，被「一二八」的大火燒掉；所以在去年才又交給生活書店印出來。

　　希望還能再寫一兩本這樣的小書，寫這樣的書使我覺得年輕，使我快活；我願永遠作「孩子頭兒」。對過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歷史中沒有比我們正在創造的這一段更有價值的。我愛孩子，他們是光明，他們是歷史的新頁，印著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兒——我們只能向那裡望一望，可也就夠痛快的了，那裡是希望。

　　得補上一些。在到新加坡以前我還寫過一本東西呢。在大陸上寫了些，在由馬賽到新加坡的船上寫了些，一共寫了四萬多字。到了新加坡，我決定拋棄了它，書名是「大概如此」。

　　為什麼中止了呢？慢慢的講吧。這本書和《二馬》差不多，也是寫在倫敦的中國人。內容可是沒有《二馬》那麼複雜，只有一男一女。男的窮而好學，女的富而遭了難。窮男人救了富女的，自然嘍跟著就得戀愛。男的是真落於情海中，女的只拿愛作為一種應酬與報答，結果把男的毀了。文字寫得並不錯，可是我不滿意這個題旨。設若我還住在歐洲，這本書一定能寫完。可是我來到新加坡，新加坡使我看不起這本書了。在新加坡，我是在一個中學裡教幾點鐘國文。我教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歲的小人兒們。他們所說的，和他們在作文時所寫的，使我驚異。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和所要知道的問題，是我在國外的學校五年中所未遇到過的。不錯，他們是很浮淺；但是他們的言語行動都使我不敢笑他們，而開始覺到新的思想是在東方，不是在西方。在英國，我聽過最激烈的講演，也知道有專門售賣所謂帶危險性書籍的鋪子。但是大概的說來，這些激烈的言論與文字只是宣傳，而且對普通人很少影響。學校裡簡直聽不到這個。大學裡特設講座，講授政治上經濟上的最新學說與設施；可是這只限於講授與研究，並沒成為什麼運動與主義；大多數的將來的碩士博士還是叼著煙袋談「學生生活」，幾乎不曉得世界上有什麼毛病與缺欠。新加坡的中學生設若與倫敦大學的學生談一談，滿可以把大學生說得瞪了眼，自然大學生可別刨根問底的細問。

　　有件小事很可以幫助說明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到圖書館裡去找本小說念，找到了本梅·辛克來（May Sinclair）１的Arnold Waterlow（阿諾德·沃特洛）。別的書都帶著「圖書館氣」，污七八黑的；只有這本是白白的，顯然的沒人借讀過。我很納悶，館中為什麼買這麼一本書呢？我問了問，才曉得館中原是去買大家所知道的那個辛克來（Upton Sinclair）２的著作，而錯把這位女寫家的作品買來，所以誰也不注意它。我明白了！以文筆來講，男辛克來的是低等的新聞文學，女辛克來的是熱情與機智兼具的文藝。以內容言，男辛克來的是作有目的的宣傳，而女辛克來只是空洞的反抗與破壞。女辛克來在西方很有個名聲，而男辛克來在東方是聖人。東方人無暇管文藝，他們要炸彈與狂呼。西方的激烈思想似乎是些好玩的東西，東方才真以它為寶貝。新加坡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家中很有幾個錢的，可是他們想打倒父兄，他們捉住一些新思想就不再鬆手，甚至於寫這樣的句子：「自從母親流產我以後」——他愛「流產」，而不惜用之於己身，雖然他已活了十六七歲。

　　在今日而想明白什麼叫作革命，只有到東方來，因為東方民族是受著人類所有的一切壓迫；從哪兒想，他都應當革命。這就無怪乎英國中等階級的兒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階級的兒女除了天下大事什麼也不想了。雖然光想天下大事，而永遠不肯交作文與算術演草簿的小人兒們也未必真有什麼用處，可是這種現象到底是應該注意的。我一遇見他們，就沒法不中止寫「大概如此」了。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不能再寫愛情小說了！這個，也就使我決定趕快回國來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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