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
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
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
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在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
南逃出，直到去年１夏天，始終沒有想過長篇。為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
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只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
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搜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
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
再說，全面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去年
夏天到北碚，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氣極熱，不敢回渝；北碚亦暑，
但較渝清靜，故決留碚寫作。（二）抗戰中曾屢屢試寫劇本，全不像樣，友好多勸
捨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關於軍事者可隨時打聽。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
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
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廿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
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
廿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
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
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氣奇暑，又多病
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
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不
晝夜不分的趕活，而天天把早半天劃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寫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即
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心境好的時候
才能行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像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
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裡亂轉，著急，
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
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
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
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這就是
說，它並不存在，而是由我心裡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
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
便失去讀者連那裡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
己也不認識了它！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
寫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
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裡面填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我以為這個意
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
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麼戰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為什麼不
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後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全都
受著戰爭的影響。歷史，在這一節段，便以戰爭為主音。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
的影響，便是閉著眼過日子，假充糊塗。不錯，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可是，只
有我們能分析它，關心它，表現它，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
滅戰爭與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實
與真理的勇氣，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
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
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
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的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
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即不能因冷
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勝
利；只有「我們」取得勝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醜惡中把美麗奪回，
從破壞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為什麼作家單不喜
歡這個調調兒呢？
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戰爭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們從何處說起呢？
他們不知道戰術與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不曉得運輸與統
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後方一切準備與設施。他寫什麼呢？怎麼寫呢？於是，連
博學的蕭伯納老人也皺了眉，而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可寫的了——我記得他似乎這麼
說過。於是，戰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象威爾基的《天下
一家》與克魯的《東京歸來》——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歷，與一個戰士的日
記，風行一時了。不錯，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
探小說，也能風行一時，銷售百萬，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卻有個分寸，他們會辨
別哪個是天下大事，哪個是無聊的閒書。等到事過境遷，人們若想看看反映時代的
東西，他們會翻閱《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後花園裡的福爾摩司！而且他們會恥
笑戰時的文人是多麼無聊，多麼淺薄，多麼懦弱！
從這一點來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關心戰爭，它要告訴人們，在戰
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它的願望並不能挽救它的失敗。它的
失敗不在於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得太少。我的
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
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麼新的東西。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
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戰爭不是不可寫，而是不好寫。
我曉得，我應當寫自己的確知道的人與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放在
一旁，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兒狗兒。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
我就永遠不想知道它了。什麼比戰爭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
了道，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弱女子變成健男兒，使書生變為戰士，使肉體與鋼鐵相
抗。最要緊的，它使理想與妄想成為死敵。我們不從這裡學習，認識，我們算幹嗎
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藝作
品的目的專是為給人娛樂，那麼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
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
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
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
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
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
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
鈔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廿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
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鈔副本共用了
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麼？我知道它不好，可是
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
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
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
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
去另找出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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