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章竹安在車水馬龍的街頭邂逅相遇，巧得有些俗套，像一個老掉了牙的艷情故事的開頭。
那是一個初冬的下午，我一邊閒逛一邊吃冷狗。我喜歡在冬天吃冷狗在夏天吃熱狗，這樣的飲食習慣最大的好處不是立異標新、超凡拔俗，而是可以少排點隊。
走到南京西路時，我被櫥窗裡陳列的禿頭模特吸引住了。據說禿頭將是在下個世紀上半葉成為時尚。我焦慮地盼望這種髮式早日在上海蔚然成風，我就再也不必翻著一本又一本的《最新髮型薈萃），揪著自己的頭髮犯愁發呆了。這樣想著想著，就和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撞了個滿懷。那個人就是章竹安。
章竹安是余重的朋友。余重是我的男朋友。章竹安和余重也許根本稱不上朋友，僅認識而已。但我和章竹安認識純粹是通過余重的介紹。忘了是在一個熟人家裡的生日派對，還是在什麼人的婚宴。反正只是那種禮節性的介紹，真難得我們居然彼此記住了。章竹安當時穿了一套極挺刮的黑色西裝，結一條鮮紅的領帶，手裡端著一杯鮮紅的紅葡萄酒，滿面春風，笑意盈盈，給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他全身從頭到腳地散發著、洋溢著三十七歲男子獨特的成熟魅力。
章竹安和我，那天下午，站在風中的路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談了幾句天氣，諸如風真大、天不冷、今年怎麼還不下雪之類的，好像英國人一樣。最後他給我留了他的電話號碼，我就也留了我的，兩個人互相說著以後再聯繫，就各走各的路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約而同地留了單位電話，都沒留家裡的。
我捏著那張有電話號碼的小紙片笑了，同時加快了腳步。憑直覺我知道這是一個開頭。
回去以後我沒告訴余重遇到章竹安的事，
我像往常一樣，裹了一條浴巾，濕漉漉地從浴室裡出來，頭髮還滴滴嗒嗒地淌著水。我把乾毛巾扔給靠在床頭看電視的余重，他接過毛巾就沒輕沒重地亂擦一氣，手裡彷彿不是頭髮，而是一把雜草，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電視上的球賽。
我恨死球賽了，恨死電視了。我斷定假如電視機能生兒子，肯定有一大批男人不願討老婆。
把音量放小一點兒。我提出第一個要求。余重摸過遙控器照辦了。
能不能再小一點兒？我惡聲惡氣地提出第二個要求。余重翻著眼睛，看看我，長歎了一口氣。
我的第三個要求是：關掉吧，求求你了。
偏巧馬拉多納不合時宜地跌了一跤，余重火了：女人怎麼這麼得寸進尺、無理取鬧、給臉上鼻樑？
我趕忙噤了聲，去收拾還擺在桌子上的杯碗盤碟。他動氣了，我就不吱聲了。反過來也一樣。在這個屋簷下大男子主義和女權主義比翼齊飛。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老人家當年打游擊那一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正是憑了這條金科玉律，我和余重才吵吵鬧鬧地愛了七八年，無數次地有驚無險或化險為夷，但最終又不可能永保太平。
我捏了捏口袋裡的那張小紙片笑了。因為是余重介紹我認識章竹安的，這就更增加了我對余重的背叛意味。
余重說：你好端端地笑什麼。
我說：咦，好端端地我怎麼就不能笑呢。笑好看呀，還不是女為悅己者容。好呀，你現在根本不悅我，所以才不管我好不好看呢。
我嚕裡嚕索地嘮叨著，一頭鑽進被窩，把一雙冰涼的腳擱在余重的腿上，男人的身體真是冬暖夏涼。
等我完全暖和過來之後，我就一轉身把光光的脊背給余重。余重過來扳我的身體，我用力抓住床沿，執拗地不肯翻過身去。余重曾經告訴我說，對身體的要求是一個男人能給予女人的最隆重的讚美。我沒理睬余重給我的最隆重讚美，背對著他一覺睡到天亮。
從法律的觀點看，我和余重的行為是「非法同居」，因為我們沒有領結婚證。好在我向來視法律如敝屣，余重沒有我這麼偏激，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把結婚證看得和廢紙差不多。我無意結婚，余重也並不勉強。我不結婚不是還想有朝一日另覓高枝兒，只是懶得完成這個儀式。或者說我是害怕用一個儀式鄭重其事地結束快樂無憂、不負責任的青春。
另一方面，我同余重合住也是迫不得已。我是外地留滬的學生，單位不給我分房子。而余重恰恰有一套現成的房子。余重讓我搬來，我就二話沒說地搬了過來。
第二天上班我沒遲到。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很難得了。辦公室的小梅疑惑地看著我，那眼神無非是在問：今天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嗎？
我們主任到底是領導，比群眾到底是覺悟高，不比小梅之流。主任像發現了新生的好人好事一樣，發現了我這個落後青年的進步傾向，並及時地給予肯定和鼓勵。他用那青筋綻露的老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作為表揚，我麻木不仁地衝他做了一個叫做「笑」的表情。我知道他批評我的時候，也會語重心長地拍拍我的肩膀。不過這老色鬼有賊心沒賊膽，最多也就拍拍肩膀而已，夏天還不敢輕易動手。
我拎起桌子上的暖瓶，乒乒乓乓地下一樓去泡開水。老色鬼也拎了個空瓶跟著湊熱鬧，我穿著釘了金屬鞋掌的高跟鞋，走起路來擲地有聲，老色鬼則走得輕手輕腳，走廊是水泥地，又沒螞蟻，他真犯不著這麼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開水房有五個水龍頭壞了三個，剩下這兩個水還特別小，每每早上、中午都排了好幾個人在等。兩個水龍頭就悠悠地用它們的細水長流培養人的耐心。老色鬼耐性這麼好，一定是在這兒年頭呆長了，鍛煉出來了。
也沒個人兒張羅修修。我抱怨著。
就說是呢，修好了大家方便。老色鬼附和著。
中國人還不就這麼著，從來不拿時間當個時間，不拿人當個人。我的發散性思維開始起作用了。
要不咱中國怎麼就不發達呢。老色鬼永遠跟我有同感。
我擱下暖瓶，還沒在桌前坐穩，電話鈴就響了。
是我。那邊說。
我一猜就是你。而且我知道你今天一上班就會打電話來，所以我今天沒遲到。
章竹安聽了哈哈大笑。我有些莫名其妙，我實在是沒說一句令人發笑的話呀。這麼一想，我也跟著哈哈大笑起來。
章竹安約我出來吃西餐。
我們隔著小方桌相對而坐。桌子中間的蠟燭歡快地躥著小火苗，應和著那支著名的蘇格蘭民歌《友誼地久天長》，也叫《一路平安》。我每聽到這支曲子總會有好多聯想，想到我最喜愛的電影《魂斷藍橋》，想到美艷絕倫的費雯麗，我看這部電影時差點魂斷劇院，從瑪拉和羅依的母親會面，瑪拉隨手撿了一張報紙，誤以為羅依已經戰死那一刻起，我的眼淚就沒斷過。我喜歡看纏綿悱惻的愛情電影並容易動情，這和生活中的我可不大相同。我相信生活中沒有那種讓人著了魔的愛情，所以才耽於電影院裡的幻想與滿足。
章竹安用雙手托著下巴，雙肘擱在餐桌上。男人不常見這種姿勢，他是在學我。玻璃罩裡的小火苗映著兩個相對的鼻頭。這場景使我有種錯覺，像《圍城》裡的方鴻漸和唐曉芙。這時候我才明白文學藝術這東西對人毒害多麼深，它使人們往往把現實和藝術創作出來的意境與情緒對照、比擬，混為一談。多年以後，我仍然懷疑我從來就沒有真的愛過章竹安，我們一開始就相會在一個使人產生錯覺的場景裡。
你為什麼要請我吃飯？
跟老婆吵架了。
假如光看字面，這句話頗有點勾引的意味，很像是一個有婦之夫的艷事的開頭，實在俗不可耐，但章竹安講這話的口氣，更像隨機、瀟灑地開玩笑，也就讓人覺得不俗了。
你為什麼肯答應和我吃飯啊？他還是剛才的語氣。
我是跑出來逃婚。我也用了同樣的玩笑口吻。
哦，這倒好。你願不願意同我做一個情人遊戲？現在開始到你結婚。你不想在結婚之前留下單身生活的紀念？
好吧，那就做個遊戲吧。我很無所謂地說。
一言為定！章竹安衝我偏偏頭一笑。我當時驚訝極了，他已經三十七歲了，竟還有一偏頭的天真。
我們吃的是午飯。兩個人都喝了點淡淡的王朝葡萄酒。我懷疑自己會有酒氣，不想回去上班了。在老色鬼主任手下，我很自由自在。其實他對誰都不大管，更何況我，好歹也時不時地拍我兩下子呢。按說我們編輯部原本也用不著坐班，一個月才出一期破雜誌。可能是老色鬼三天見不著我們幾個就會害相思病，所以逼著我們天天來上班，卻說是上面的意思。也難怪我們要這麼想，老色鬼五十多歲了，還是一條瀟灑的光棍，日復一日地往遠方寄著柏拉圖式的情書。除了這種紙上談兵的風流，再也找不出什麼可編派的素材，大家早都對這老頭子的韻事失掉了熱情。
你是不是很有錢？從西餐館出來的時候我問。我們的桌上剩了好多錢，我有點心疼，我不喜歡裝作對金錢很漠視。這使我和章竹安的交往從一開始就很坦白，沒什麼裝模作樣。
有錢意味著他比別人擁有更多的自由。
太陽很好，天甚至是藍色的，這在冬季的上海足以讓人感動了。章竹安在馬路邊伸手攔了部出租車，帶我去了西郊動物園。我一聽他告訴司機去動物園，心裡就樂開了花。倒不是想念那些光吃飯不幹活的狗熊老虎們，而是喜歡兩個大人像逃了學的小孩子的那種感覺。我如果要求余重陪我去動物園，他肯定認為我瘋了，除非是五年前。
動物園人不多，我們像國家元首檢閱三軍儀仗隊一樣，檢閱了這群無所事事又愁眉苦臉的動物們。
你說多不講理，憑什麼猴子看我不要花錢，而我看猴子就要花錢？我憤憤不平地問。
因為你吃飯也要花錢，猴子吃飯也不要花錢。章竹安說得好像頗有哲理。
繞過各色各樣的鳥籠子，就到了一片湖前，湖水中有天鵝怡然自樂，湖心島看來是它們的家。比起那些悲慘的鳥們，天鵝顯得養尊處優。軟禁到底要好一些。
湖邊有一片乾草坡，在陽光底下荒涼又安靜，掉光了葉子的樹枝向天空無奈地伸長手臂。這景色很像一幅十九世紀的印象畫，只是顏色要比透納的作品黯淡許多。章竹安拉了我坐下來。他靠著一截樹幹，我坐在他的對面，抱著雙膝。我給他講在學校時如何偷偷地用300W的電爐煮小排骨，如何把鋼筆水灑在教室第一排靠過道的桌子上，讓教音韻學的老師沾了一手，以懲罰她上學期只給我一個「中」；還有，一個報考古典文學的研究生，看到試卷上有一個「建安風骨」的名詞解釋，就在下面寫道：「天哪，太痛苦了，我從來沒聽說過！」講著講著，我才發現我的學生時代還有這麼多值得留戀的事，那原本是一段我恨透了的單調乏味、冗長又枯燥的日子。
你的廣告公司做些什麼生意？我說了半天才想起來關心一下這個眼前的人。
就是用真假摻半的話編造一些沒有惡意的謊言。章竹安說。
你對廣告的這個定義可以上魔鬼辭典，一點不比安·比爾斯那個洋鬼子差。我真心實意地恭維了一句。
這句話本來就是從魔鬼辭典上看來的嘛。章竹安有些惡作劇的表情。
對了，這才真正體現了中國人的幽默！
我們兩個都笑起來。
這時候有一個聰明的乞丐跑來討錢，竹安給了他一塊錢。後來又有一個乞丐來了，竹安還是二話沒說給他一塊錢。不一會兒，我們這裡就乞丐絡繹不絕了。我很不高興地拉長了臉。我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從來不同情弱者。當我自己是弱者的時候，也不稀罕人家的同情，不過自認倒霉罷了。
二
剛剛開始同余重談戀愛的時候我才十八歲。多年以後我還常常為與余重相遇太早而悵然若失。現在看來，那場戀愛開始得簡直如同瞎貓撞上死耗子一樣偶然，毫無理性可言。後遺症之一就是我最不喜歡給人牽線搭橋、介紹對象。因為介紹對像這種形式免不了雙方要談談條件，每每這種時候我就要承受懊惱的折磨，恨自己沒有經過這份挑挑揀掠的快樂。結婚之後，我更加堅信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締結的姻緣是最為合理、最為可靠、最為穩固的。愛情不過是一種臨時性的精神病。就像某一本書上說的，因為愛情而結婚，就像想用罈子把廬山上的雲海裝回家一樣徒勞無益又荒唐可笑。我很想用指腹為婚的方式為我的兒子訂個娃娃親，如果他不是堅決反對的話。
我剛開始戀愛的時候有個驚人的決心，要把愛情愛到地老天荒。余重也捨命陪君子，跟我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說著那些發高燒的話，一不小心就說過了夜裡十一點，被女生樓下的老太婆關在門外。每天晚上十一點以後，都會有遲歸的女生在叫門，阿姨長、阿姨短地叫得人肉麻兮兮的。我十八歲時唯一有氣節有骨頭的作為就是從來不可憐巴巴地懇求老太婆開門，我寧肯和余重繞著足球場一直走到天亮。
我早就記不清那時候日日夜夜地在說些什麼，說個不停。我同余重現在對話的主題多半是「你弟弟結婚我們出一千還是兩千？下班回來別忘了捎兩袋洗衣粉，還有衛生紙也快用沒了；要我去接孩子你就去買菜，我做飯你就洗碗，讓我一個人做我可受不了，不愛干你請保姆，我又不是你花錢雇的老媽子；我說過一百遍了，剩菜放進冰箱裡要套個塑料袋，或者乾脆放保鮮盒裡，這麼著東西全都串了味兒！」諸如此類的。但如時候沒有冰箱、沒有孩子、浚有弟弟要結婚，衛生紙分開來用，怎麼還會有那麼多說不完的廢話呢？或許那時候每天走過來走過去的緣故，人比較瘦，細胳膊細腿的，余重一連幾個小時抱著我也不嫌累，我要自己坐著，他就一會兒說地上太涼，一會兒說椅子太硬。韌戀的女孩嬌貴得像紙糊的，傷不得，碰不得。現在就不同了，余重的腿彷彿變成紙糊的了，特別容易壓麻，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因為那時候我從來不對余重說半旬謊話，也就理所當然地要求余重對我赤膽忠心、心無窮騖。
有一天我去男生宿舍找余重，他不在。我坐在他的床上等他。余重把我的一張照片放大了，過塑以後，用透明膠紙粘在床頭，於是我就永不疲基地衝他笑著。余重說他每次受了我的氣回到宿舍，看到牆上的我睜著大眼睛甜甜地對他笑，他心裡就好多了，像是充了電，可以精力充沛地等待下一次的甜蜜或災難。無論如何，這個癡情舉動讓我心裡很滿意。假如我是男的，我自信能打動任何一個我看上的女孩子，哪怕我本人並不夠十分出色，「我對她怎麼樣」完全能夠彌補「我怎麼樣」的缺憾。女孩子就是這種思維方式。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大膽假設，小心追求」，憑她就是個仙女，也不怕她不思凡。
跟余重的床斜對面的床上，還有一位老兄，和女朋友並排靠牆坐著。蚊帳是放下來的，帳子外面並列伸出四隻腳，兩大兩小。先是小的兩隻縮進去了，後來大的兩隻也不見了，帳子裡面靜悄悄的，無聲無息，只剩鞋子們七歪八扭地躺在地上，兩隻大的，兩隻小的。
我不知道該起身走掉，還是繼續等下去。
余重的被子沒有疊，我替他疊了起來，掀起枕頭的時候，發現下面壓著亂七八糟的零錢和菜票，還有一雙沒洗的臭襪子。我把襪子塞到他床底下的球鞋裡去，把菜票理一理放進一個空的硬殼煙盒裡去。他那時候常抽的煙是「畫苑」和「紅梅」，但牆上卻貼滿了「三五」、「萬寶路」、「紅中華」、「紅塔山」等中外各種品牌的香煙盒，花花綠綠的，頗富有創意，看著至少比貼一張半裸的香艷美女要舒服一點。
疊好被子，我又替他理了書架，把書分門別類擺放整齊，我以前也曾幫他這樣整理過一次，可他不久就又弄得一塌糊塗，還說東西越整齊他越找不著，把我氣得七竅生姻。
為了把抽屜來個徹底的大清理，我索性把它抽出來，底朝天地扣在床上。於是，我就意外發現了那個日記本。日記本裡夾著一張女孩子照片。那女孩叫柳吉，也是我們班的，就是說，她是我和余重共同的同學。直到那天，我才如夢初醒，余重最初暗戀的竟是柳吉。
我氣懵了！最氣的還不是他在我之前愛了別人，而是他竟會對我瞞得風雨不透，而我連高中時喜歡過我的體育老師都告訴了他。我早就問過余重我是不是他愛的第一個女孩，還一再強調我不在乎事實，我只想他告訴我真話。當時我伏著他的膝頭，仰著臉，眼巴巴地看著他，他堅定地說，當然，你當然是我的第一個。可見他實際上對我說了多少假話！
第一個衝動就是抓起那個小賤人的照片撕得粉碎扔到廢紙簍裡去。我撕了照片還不解氣，又接著撕日記本，一邊撕一邊哭，想著余重說過的那些甜言蜜語，那些海誓山盟，越想越傷心，後來索性撲倒在我剛才柔情蜜意地疊起來的被子上，放聲痛哭。
哭聲驚走了斜對面床上的一對鴛鴦。
余重回來的時候，那個日記本只剩下一個撕不動的水粉色塑料皮，廢紙簍內外滿地都是碎紙片。我眼睛紅腫，頭髮也弄亂了。一隻抽屜還底朝天地扣在床上，零七碎八的紙張、鋼筆、小剪刀、膠布、風油精、茶葉盒、磁帶、打火機等東西散落一床、一地，好像剛剛遭了劫。
萬萬沒想到的是，余重非但沒有唯唯諾諾或痛心疾首地向我賠禮道歉、低頭認罪，反而暴跳如雷地吼起來：你怎麼可以偷看我的日記，你怎麼可以撕我的東西！你！你怎麼可以趁我不在偷看！
我反而平靜下來，抹了抹眼淚冷笑：是呀，我就偷看了，我偷看了你的秘密，我撕了你的心上人的照片，你心痛死了，快去跪在人家面前再討一張吧。
那是我的過去，我自己的，你沒有權利——余重紅著眼睛盯住我嚎叫，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真讓我不寒而慄。那眼光太陌生了，讓我再也流不下一滴眼淚。
我當然沒有權利，你把你神聖的權利給她去吧。
我挑釁地用眼角斜睨著他，悠悠地說完，揚長而去。
我們整整一個禮拜沒說話。剛開始在圖書館、在自修室偶遇，兩個人仇人似的怒目而視。幾天以後就沒了嘔氣的心思，碰了面趕緊扭過去，匆匆地走開。
他有好幾天沒來上課。再見到他時，頭髮彷彿一下子長得好長，亂蓬蓬像一堆枯黃的雜草，穿一件沒系紐扣的格子襯衫，人顯得失魂落魄。我放慢了腳步，他迎面向我苦笑了一下就掉頭走了。
歐洲文學史是大課，近百名學生上，教室是五級的階梯教室。我坐在靠近後門那一排的邊上，離老師的講台遠遠的。這個課是上午的三、四節，中途休息的時候總是溜掉好多人。歐洲文學老師喜歡拖堂，等她下了課食堂多半快收工了，連免費湯都打不上了。最後一節課教室裡顯得空蕩蕩的。後面忽然哼起細細嚶嚶的歌，自從相思河畔遇了你，無限的痛苦埋在心窩裡，我要悄悄地告訴你，不要把我忘記……我不回頭也知道那是誰在唱！
下課時我動作特別慢，等我收拾好書包，教室裡人都快走光了
鐘夏！他在後背小聲喊我。
我沒理，背起書包去了教工小吃部。以前我和余重常常一起在教工小吃部吃飯。我把書包放在靠牆的老位置，就去窗口排隊買飯買菜，端過來的時候，余重果然已經坐在了我的書包的對面。我放下飯盆兒，騰出一隻手來背上書包，再端起飯盆兒就要走。余重拉住我的書包帶，低聲叫：別走！
我端著飯菜，僵站在那裡不動，眼淚終於掉了出來。
七年以後，我總算成長得落落大方了。柳吉上我這兒來玩，我也能毫無芥蒂地熱情款待。她倒是常常來我們這裡玩。我不再把余重和柳吉的交往放在心上，只是柳吉當著我的面和余重打情罵俏，一點不避嫌疑，讓我頗有幾分不快。
柳吉讀大學時曾經談過幾次戀愛，都比曇花一現長不了多少，一度男朋友換得像走馬燈，後來就再也沒有過固定的男朋友。當然她不會讓自己生活得很寂寞。畢業後，柳吉也留在上海工作，在一家大酒店做商務公關，這個工作讓她的長處和短處都發揮得淋漓盡致，結果是上司得意她偏寵她，同事討厭她孤立她。錢倒沒少賺。柳吉愛吃愛穿，愛玩愛樂，鈔票在她手裡是源頭活水，大進大出。只要換一種觀念看，柳吉也無可厚非。她時不時地就跑來，嬉皮笑臉地問我「借」余重去陪她看晚場電影，她倒守信用，每次都是兩三個小時就「完壁歸趙」。我開玩笑說：又借又還的多麻煩，白送給你得了。她卻又連連擺手說：幫幫忙，饒了我吧，這輩子最不想要的東西就是老公。
後來我又纏著余重，問他拿我跟柳吉換換怎麼樣。余重說你這個人真無聊，就繼續看他那萬惡的電視，不再理我。我過去用身子擋住電視機，要挾說，你不告訴我我就讓你看不成。他最後被我纏得沒有辦法就說：最多做個相好吧，討來當老婆可是萬萬不行的。
紅顏知己嘍。我說得有點酸溜溜。
隔了一會兒，我又說：就算真討到家，料你也是有本事請神沒本事送神。就她，你侍候得了？
好老婆呀，光你一個我都侍候不過來呢。余重說著啪地關掉電視機，轉身把我抱到床上，充滿激情地吻住我的嘴，急促得讓我不得開口。
三
我對章竹安這個人實在是知之甚少，但我根本無意多瞭解什麼。
我們打電話，通信，一道喝咖啡，在上海的每一個公園散步，從恐龍到外星人，從海灣戰爭到關貿總協定，從中國古代算命術到諾斯特拉達姆斯大預言，我們談得海闊天空，漫無邊際，聽和說很容易取得共鳴和默契，沒有一個幽默或獨具匠心的小花招、小圈套會如泥牛入海，這使我們的相處充滿了妙不可言的興致與快樂。
這份意外的喜悅與快樂我是秘而不宣的。就像一個小孩子在荒野裡發現了一個精彩的寶貝又無法搬回家，只好每天趁人不注意時偷偷跑去看看，想說又不肯說，痛苦而歡喜地在心裡藏著一個小秘密。
你是我的秘密。我對章竹安說。你對我也是個秘密，你什麼都不對我說。你是我的謎。章竹安這麼對我說。
我和章竹安之間有個無言的默契：都不過問對方的私事。我們談得那麼多，談得那麼開心，但都是與己無關的話題，除了第一次在西餐館吃飯時開玩笑，他說跟老婆吵架了，我說要逃婚之外，我們再也沒提起過這類事情。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老婆，因為他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住在酒店裡，不像個有家累的男人。我從來不問他，甚至也不願往這方面猜測。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既然我們均無婚姻嫁娶的意思，既然我們只是虛擬一個愛情遊戲，一個不做壞事的、可長可短的愛情遊戲。
他帶我去波特曼酒店。
站在三十七層的房間窗前，他指著外面渺小的馬路對我說：我們就是在波特曼的摩天大樓下撞了個滿懷，當時你在看商城櫥窗裡的模特，頭髮被風吹到一邊，有一縷兒高高地翹起來了。你恍恍惚惚地東張西望，走得磨磨蹭蹭拖泥帶水，像一個逃學的小學生。
我馬上像上當受騙了一般地跳起來：這麼說你看了我好久嘍，你是故意撞的我嘍。哇呀，不得了，還是一出活生生的《陰謀與愛情》！
竹安抱住張牙舞爪的我，貼著我耳朵說：別叫了，傻孩子，故意和不故意又有什麼分別？
竹安就是有這個本事，他能讓煩躁或焦慮的我很快安靜下來，馴順地依在他的懷裡。他不急躁。他永遠不緊不慢、有條不紊、從從容容，好像撫慰一個受了驚嚇的狂亂的孩子。
波特曼有古色古香的傢具、厚厚的地毯、舒適的大床、纖塵不染的衛生間和落地長窗，只要拉上窗簾，就足以阻斷所有的世事塵囂，我喜歡這種與現實隔絕的、有幾分失真的感覺，好像在生活之外憑空又多出一重生活，又好像厚重的幕布圍起來的一齣戲。
我們關上房燈，拉開窗簾，讓都市的萬家燈火和滿天的繁星一道，靜靜地流瀉進來。我們泡好咖啡，搬了椅子坐在窗前。
竹安說，你的臉看起來真像細膩光潔的瓷器，不，更像那種溫潤的玉。
直到落月西沉，我們才張羅洗澡睡覺。
我給你講個笑話。他的眼波閃著一絲狡黠。
是不是黃色的？我不要聽。我捂起耳朵叫著。
竹安不由分說地掰開我的手，握在手裡，開始笑嘻嘻地講：
從前有一隻大象，被一團繩子纏住了腳不得脫身，她正煩惱著，被一隻路過的小老鼠撞見了。小老鼠有著尖利的牙齒。咬斷繩子對他來說實在是舉嘴之勞。但是，精明的小老鼠不願白白出力氣，就提了個條件，要大象答應跟他做愛，大象起初不肯，後來被他又纏又磨弄得沒辦法，只好同意了。於是，小老鼠替大象咬斷了繩子，跳到大象身上同大象做愛。大象無奈地閉上眼睛，任憑小老鼠十分賣力地上躔下跳，也無動於衷。樹上的猴子看見了這滑稽的一對兒，就拾了一塊石頭，惡作劇地扔下去。大象冷不防被石頭正砸中了腦袋，不禁「哎喲」一聲。小老鼠趕忙體貼地問：darling，是我弄痛了你嗎？這個笑話的題目就叫——《人小志氣大》。
我聽得笑彎了腰。那個講笑話的人也笑得瞇沒了眼睛。多年以後，這個笑話還記憶猶新。我一直想把它在一篇小說中記錄下來，以饗讀者，也以此紀念那段溫馨又傷感的愛情。
竹安把我擺放在雪白的床上，替我蓋好被單。
那一瞬間，我的腦子擠滿了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我像小時候被老師逼著做速算一樣著急，越急腦袋越像一團漿糊，想不出一丁點兒清晰的對策。余重的影子在眼前忽悠忽悠地閃過來、閃過去。又好像在飄忽動搖，在各種念頭之間搖擺，拿不定主意，如同站在一條心愛又昂貴的裙子前面，下不了掏錢買它的決心，卻又不忍棄之離去。
迷迷糊糊地感到口渴，身邊的竹安起來去倒了杯涼開水，遞給我。
我驚異於竹安的那份安寧平靜，驀然感到自己的緊張慌亂真可笑。那確實是一個孤男寡女、瓜田李下的夜晚，然而當真什麼都沒有發生。多年以後，我仍然忍不住要想：假如那天晚上是另外的一種情形，我還會這樣滿懷著溫馨與感激地回憶起章竹安嗎？
我眼巴巴地望著竹安。
竹安坐起來，俯身看著我說：快睡覺，你明天還要上班的。
我閉了一會兒眼睛，又偷偷地睜開，他的目光還在，我便很安心地睡著了。
四
在我來說，對余重說謊是很容易的事。我早已不把誠實看作一種美德。誠實有的時候不過是任性、一種不負責任的任性。我相信善意的隱瞞比說出全部的事實更好。而我和余重能夠戀愛這麼多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都已學會了在交談時，巧妙地將原始材料加以剪裁。再像十八九歲時那麼個海枯石爛的愛法，我們恐怕早就分道揚鑣了。
但是，和余重的同居生活卻愈來愈使我煩惱，相應地，也愈來愈使他煩惱。
你怎麼好像一截木頭？你到底怎麼了？余重悲傷地發現他的千般柔情、萬般撫愛都失去了功效。
我在黑夜裡睜大眼睛，目光直呆呆地看著余重，一陣陣悲從中來。我沒法不想到竹安！竹安的眼睛，竹安的眉毛，竹安的音容笑貌，竹安的一舉手、一投足。我睡在一個男人身邊，心裡卻想著另外一個男人。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一樣的想我，我不知道他的身邊是不是也睡著另外一個女人。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眼淚無聲地聚集在眼眶，打了一會兒轉，再婆婆娑娑地紛紛飄落。
你不願意就算了，哭什麼呀？我什麼時候強迫過你？余重有些不耐煩地丟開我，起身披上衣服，點燃一支煙。
我知道男人不喜歡女人在床上哭。在男人的理想中，床上的女人應該是千嬌百媚、喜氣洋洋的。床上絕不是思考或懷念的場所。床只有兩個功效，一個是讓人休息，一個是讓人尋求單純的快樂。所以它是苦難、辛勞的人生的最後家園與樂園。
煙霧無言地瀰漫，在隱約的夜色中，裊裊娜娜地舞蹈，從余重的手中跳到空中，滿是哀婉地訴說著那些遙遠的、快被淡忘了的往事。
我和余重，一起從男孩女孩成男人女人，細細品嚐了每個階段的滋味。
依園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樹，樹的一邊是個種滿了荷葉的小池塘，依園是我和余重第一次相約的地方。他用胳膊倚著的皺巴巴的老樟樹，為我製造了一個擋風氣牆角。在靜夜、在風中、在月下，沒有幾個年輕的女孩子能抵卸這種牆角的誘惑。戀愛往往是這麼開始的。
最初的日子裡，我們幾乎天天晚上去依園，懷著一顆無經純潔的心，去朝拜那棵神聖不可侵犯的香樟樹，倚著樹，指天發誓，對地賭咒，呢呢喃喃地說了一大堆已經記不清、想不起的甜密的廢話，兩節火車皮都裝不下。後來，余重向我提議去靜園，依園在校園的東部，靜園則在西部，人工湖，還有小橋流水，風格式樣都是仿照蘇州園林的，一草一木的安排都苦心經營，每到春天來臨，靜園裡一派鳥語花香，柳綠桃紅。
園中還有座假山，山坡上種了好多樹，密密匝匝的，一級一級上山的台階，是用黃河故道的石頭壘起來的。余重拉著我的手，牽引我拾級而上，不時地分開低矮的枝葉，以免刮著我的臉和頭髮。到了山上，我們靠在一片濃密的樹林裡，悄悄說話。
後來余重說：你閉上眼睛。
我就閉上了眼睛。
余重的手，好像一隻性急的、稚嫩膽怯的小鳥，飛進我的懷裡，不老實地東撞西撞。我的心也好像藏了一隻小鳥，撲通撲通，東撞西撞。
我們去靜園的次數多了，去依園就漸漸地少了。我們同學那時候管談戀愛叫「上班」，不知緣何而起，但確實表達得貼切傳神，在大學校園裡談戀愛真像上班似的，天天見面，一起上課、一起吃飯、一起去圖書館自修、一起看電影、一起跳舞、一起吵嘴慪氣、一起考試作弊（如果作弊的話，男朋友或女朋友當然是最可靠、最忠誠、最默契的合作夥伴）。談戀愛比起上班，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不要工錢不要獎金之外，還經常加班加點，禮拜天節假日全都毫無怨言地義務出勤。上班若有這一半的勁頭兒，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大學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寒假，余重帶我回他的東北家鄉過年。
東北過年很隆重，也很熱鬧。打從臘月二十三小年起，街上的集市就一天比一天人多，菜價也一天比一天貴，大紅的春聯和鞭炮煙花鋪滿一條小街，顯得格外喜氣。水果在露天的攤床上，是蓋在棉被裡賣的，只有一隻孤零零的模特蘋果被犧牲出來，委屈地坐在大棉被上招徠顧主，自己早被零下二十幾度的嚴寒凍傷了。家家都要買上百斤的豬肉、牛肉、羊肉。羊肉是拿來下鍋子測著吃的，豬肉牛肉則用作炒菜、炸丸子、剁成肉餡包餃子、包包子。這麼多肉就用繩子扎一扎，吊在窗戶外面，連冰箱也不用。所有的床單被褥都要趕在年三十兒之前拆洗，所有的餐具器皿都要趕在年三十兒之前涮淨，所有的柴米油鹽都要在年三十兒之前備足，不興大過年的就上街去買米賣面的，直到正月十五之前，過的都是坐吃山空的日子。一切的操勞、忙碌和破費，都是為了迎接那一個輝煌的時刻。
我在南方長大，年向來過得平凡寡淡，直到這時候才曉得年的莊重緊要。除夕之夜，包完餃子，吃過年夜飯，午夜十二點放了鞭炮接了神，電視裡的春節晚會也結束了，一家人就打撲克贏錢，玩到最後人困馬乏，算帳都算不清爽了，才散了去，各回各的房間，總算安靜下來。而我還興奮得睡不著。余重自然不睡覺，陪著我，他也莫名其妙地興奮著。
在那特別的時刻很容易做出出格的事情。
余重看到白色內褲上醒目的幾滴紅花，竟比我還要緊張，還要激動。看到這個毫無準備的既成事實，我才想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之類的話，頓時感到手足無措，為了這個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痛哭一場。余重也很害怕，像一個從父親口袋裡偷零錢被當場抓住的小男孩。他不知該怎麼安慰我才好，但明白無誤地意識到我的損失是重大的、非同小可的，只是反反覆覆地說，小夏，我會對你好的，我會一輩子對你好，我什麼都願意為你做，我絕不讓你受委屈……
初一的早晨，出門望去，夜裡燃放的煙花鞭炮的碎紙屑，紅紅的連成一片，灑落在雪白雪白的雪地上，分外鮮艷、分外炫目。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我和余重，一起從男孩女孩長成男人女人，細細品嚐了每一階段的滋味。
依園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樹，樹的一邊是個種滿了荷葉的小池塘，依園是我和余重第一次相約的地方。他用胳膊倚著皺巴巴的老樟樹，為我製造了一個擋風的牆角。在靜夜、在風中、在月下，沒有幾個年輕的女孩子能抵禦這種牆角的誘惑。戀愛往往就是這麼開始的。
最初的日子裡，我們幾乎天天晚上去依園，懷著一顆無比純潔的心，去朝拜那棵神聖不可侵犯的香樟樹，倚著樹，指天發誓，對地賭咒，呢呢喃喃地說了一大堆已經記不清、想不起的甜密的廢話，兩節火車皮都裝不下。
後來，余重向我提議去靜園。依園在校園的東部，靜園則在西部。靜園比依園更為開闊，佈局設計也更為考究。座落在靜園北面的日本研究中心和美國研究中心，是兩座毗鄰的小樓，看上去不像是研究機構，更像舊時代遺留下來的花園別墅，我總是想像美國研究中心應該在門口養一隻雄赳赳、氣昂昂的純種洋狗。日本研究中心前是一大片草坪，無論是綠草如茵，還是冬天裡那種柔和體貼的枯黃，都讓人想去坐一坐。
我現在總算明白了，男女之間，房事確實足以影響情事。章竹安成了一個無形的陰影，使我難於承受和余重的魚水歡情。余重不願再向我提出要求，即不再給我最隆重的讚美。這使我們的關係有些怪怪的，說話和不說話都透著不自然。晚上上了床，兩人背對背地躺下，無話可說，那是一份說不出的冷漠和疏離。有幾次我真想對他說：你來吧，來要我吧！我不是真的想要他，而是實在受不了這種不遠不近、不痛不癢的隔閡與隔膜。我和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之下，我不知該如何提出搬出去另租房子住。我真快被逼瘋了。
一天晚上吃過晚飯，余重又在看電視，聲音開得震天響，有一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聲音在喊：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學習機；你拍二，我拍二，學習遊戲在一塊兒；你拍三，我拍三……余重不等人家拍完，就開始瘋了似的換台。我在廚房裡洗碗，恨不得他把那個破電視早弄壞早好。
「篤篤篤」，一個理直氣壯的聲音在敲門。我趕緊擦擦手去開門，是柳吉，花枝招展、嗲聲嗲氣的，整個兒一個自我感覺錯了位。我不冷不熱地應酬她，她也就三言不搭兩語地聊了一會兒，末了又是借余重陪她去看電影。
四平電影院，新片子，梁家輝主演的。柳吉的補充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而且令人生厭。發嗲也不分個對象，真是習慣成自然。
她早就滿十八週歲了，有行為自主權，用不著我管。我盡量把語調放得輕鬆無謂，小心不流露出醋味兒，讓她幸災樂禍、自鳴得意呢。
余重換好衣服，屁顛屁顛地跟人家走了。
我像往常一樣把他們送到門口，轉身到陽台上去。不一會兒，就見兩個人拐過來了，肩並肩，靠得很緊，由近及遠，消失在夜色中。
他倆倒像一對般配的情侶，而我則是一個窺視和覬覦人家幸福的多餘人。
我被這個一瞬之間的念頭激怒了。我真是一個又傻又笨的大頭鬼，男朋友拱手讓給人家，自己卻獨守空房，斷然沒這個道理！我忽然開始厭惡柳吉，這個沒臉沒皮的女人，也配做我的情敵。柳吉是那種喜新不厭舊的主兒，老情人捏在手裡一大把，歪瓜裂棗，陳芝麻爛谷子，一個也捨不得丟掉，和誰都有一手、有一腿的，早在大學時，她的傳說就能彙編成牛津大辭典那麼厚的一大本！也虧了她記性好，那麼多親親哥哥也沒張冠李戴。她也就是憑這個本事，憑這份狐媚小氣賺錢、辦事、玩樂、過活，過得有滋有味，活得有聲有色。我忽然意識到對柳吉的厭惡已經開始分流，一股是輕蔑，一股是嫉妒。
天下起雨了。雨點辟哩啪啦地敲著窗戶。順著玻璃一道一道地流下來。我呆呆地站在窗前，看著大馬路一點一點被淋濕了。
女人的臉隔了雨中的窗，總是格外淒苦，不流淚也像在流淚。
我轉身撞到衣櫥前，從櫥子底下翻出雨鞋套上，把腳上的拖鞋甩得老遠。撈起門外的雨傘就往外衝。
雨越下越大。
桔紅色的路燈光，倒映在濕漉漉的馬路上，公共汽車像放大了的有窗戶的沙丁魚罐頭，裝上輪子，一盒接一盒地在水淋淋的帶子上滾過。下班的高峰時間已經過了，馬路上的塞車依然不減。出租車們如紅色的鐵甲蟲，爬爬停停，流動的是自行車，披著五顏六色的雨披。
衝到四平電影院，我的褲管上濺滿了泥水。我收了雨傘，抖抖傘上的水，買了張票進去。
電影還沒正式開演，在亮著燈放廣告短片，又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場內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十個觀眾，我一排一排地打望過去，哪裡有那鬼男鬼女的影子？
電影開演了，見鬼梁家輝！梁家輝的腳丫子也沒有！我的心在冰涼冰涼地下沉，血卻火熱火熱地往上湧。電影是《西雅圖徹夜不眠》，美國的，一個愛情故事。女主角總是在說：愛上一個人，那感覺，就像——著了魔！
哦，著了魔！我頹然地靠在椅子上，茫然地盯著前排緊緊貼在一起的兩顆後腦勺，在無邊的黑暗裡無聲地抽泣，不知為誰而哭。
五
我去上班的時候有些沒精打采，雖然為了提提精神，我特意換了一件鵝黃色的馬海毛長披風，這在灰暗的冬天裡很打眼。我甚至破例地化了化妝，早晨坐在鏡子前面，慢條斯理地描眉畫眼，足足鼓搗了半個多小時。塗上口紅一張臉頓時艷麗起來，在我自己看來不免有些面目猙獰，又聯想到路邊那種香氣熏人的妖冶女人，挽傍著俗氣的半大老頭子招搖而過。我照來照去，最後還是用紙巾擦去了口紅，但粉底撲在明顯憔悴的臉上，真像茄子上面掛了層霜。
今天好漂亮。我出門的時候，余重追在後面喊一句。
謝謝誇獎，牛奶在廚房窗台上。我頭也沒回，冷漠地交代了一句。
到了班上，發現辦公室裡的氣氛似乎特別沉悶。老色鬼居然沒像以往那樣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作為招呼，他也像只霜打的茄子，耷拉在辦公桌前。
憑心而論，老色鬼做人心腸不壞。他不過是對女青年比較熱心，也許天生一副憐香惜玉的溫柔心，動手動腳的越軌行為倒從來沒有過，甚至連黃色笑話都聽不得，更沒有作風問題，白白地給我背後罵作老色鬼，五十多歲的獨身老頭兒，才真正是擔了個虛名呢。至於做官，他也就做到這份兒上到頭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再也爬不上去了。
我百無聊賴地翻著那一小筐的讀者來信，稀奇古怪，什麼樣的都有，好像我是個知心大姐，誰都可以向我倒苦水。我又不是學雷鋒做好事的免費心理咨詢醫生。我有些惱火地把那堆廢紙扔一邊去了。
對面的老色鬼被驚醒了似的抬頭看看我，半天沒說一句話。
我魂不守舍地巴望著電話。電話鈴一響，我就條件反射似的彈起來，每次抓起話筒，都是以一個輕柔的「喂？」開頭，再以一個凶巴巴的「不在」結尾，沒好氣地把話筒摜下去。
我盼著是他的電話，又怕是他的電話。他的電話一完，這一天就什麼盼頭也沒有了。我給這種心情折騰得疲憊不堪，心力交瘁。
中午，小梅硬拉著老色鬼去吃榮華雞快餐，說是說話不興不算數。也不知道他們哪輩子打的賭，到底誰是輸家，誰是贏家。
小梅猶豫地瞥了我一眼，問，你一道去麼？我擺擺手，他們就走了。
剩下幾個人打牌不夠手，又來拉我：三缺一，快來，救場如救火。
我抖抖二郎腿說：沒見本小姐有請吃雞都賴得去，還會陪你們打牌？
他們總算都滾蛋了，辦公室裡只剩我一個人。就這個時候，竹安打來電話。
難得周圍沒有那些小眼睛、大耳朵，我們聊了很久，桌上剛剛還冒著熱氣的羅宋湯早成冷的了。
竹安，你想沒想過，假如我是你的妻子
真不知我怎麼就冒出了這麼一句，鬼使神差的，嚇了自己一大跳。這句話我在肚子裡說過一百遍了，但我不肯當著他的面說。自尊心好像一方白手帕疊著揣在口袋裡。我知道這句話一出口，我苦心孤詣地營造的那份灑脫超俗、輕鬆快樂與心高氣傲，統統將在瞬間土崩瓦解、萬劫不復了。
電話的另一端沉默了一會兒，傳來一個悶悶沉沉的聲音：可能我比你還要想。電話就掛斷了。我呆若木雞地握著話筒，放下時才發現整個手掌都紅透了。
下班時，竹安開著車子在跟編輯部大樓隔了一條馬路的弄堂口等我：我拉開車門，坐在他旁邊。
乍浦路？嗯，乍浦路。
我喜歡華燈初上時分的乍浦路，茶樓酒肆、餐廳飯館鱗次櫛比，花花綠綠的一條街，充斥著花花綠綠的吃客，有一點頹唐、有一點享樂，滿是市井的俗艷，也滿是淺斟低唱的氣息，以及現世人生的快樂與飛揚。
我們在一張鋪著潔白台布的小方桌邊坐定。小姐款款地端茶送水。
隨著見面的增多，那種波特曼的虛幻感，隔絕感與失真感一天天地褪去，話題自然而然地就從那些海外奇談扯回週遭的現實扯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告訴他我大學畢業快三年了，現在一家《好女》雜誌做編輯，我有個已戀愛多年的男朋友，因為戀愛多年，也就變得像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結婚也就結婚了，分手也就分手了。當然話說回來，當真分手的話，也不可能是「無痛穿耳」。
章竹安笑說：那當然，其實，婚姻就像鞋子穿在腳上，漂不漂亮，人家一看就看出來了，但舒服不舒服，就只能是甘苦自知了。不過，鞋子穿久了，不合腳的也慢慢合腳了。
但是，當竹安講訴了他的身世經歷，我還是大大地吃了一驚。
我現在拿的是新加坡護照，在這兒做新加坡福瑞廣告公司駐上海代理人。
竹安呷了一小口酒，悠悠地說下去：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長大的。我父母都是馬來西亞華僑，祖父在吉隆坡做木材生意。五十年代初，父親和母親回國定居，在北師大任教。我是大躍進時生的。文革開始時，我已經上小學了。你可想而知我那樣的家庭在那時候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家裡斷絕了同國外親友的一切聯繫，最後還是給人說成是「裡通外國」。我記得有天晚上我打開家裡的一台舊收音機，無意中調到短波，竟有個和我們的廣播員不大一樣的聲音，雖然噪音嗡嗡的，但還是聽得清，我興奮地想：是不是這就叫「敵台」？這時給我母親聽見了，她嚇得臉都變了色，關了收音機就狠狠地打我屁股，然後又抱住我哭起來。我母親這個人脾氣好，從來沒打過我……
夏威夷果端上來了。緊接著醉泥螺也上來了。
你後來怎麼出國的？
我的聲調平平的。我很少這樣同竹安講話。我總是在興致勃勃地講訴什麼奇聞異事，要麼就是表情誇張地說個笑語，或者愁眉苦臉地發發牢騷，諸如此類的。
讀書出去的。我是打倒四人幫以後最早出去的那批。那時候沒像現在這麼多人拚命地考托福、考GRE，出去也沒現在這麼難。我叔叔在美國給我作經濟擔保。我選了哥倫比亞大學，主修經濟、副修政治。那時候對哥大還沒有什麼深的瞭解和感情，只是心裡很渴望看看紐約這個光怪陸離的「大蘋果」。
「大蘋果」是紐約市的別名。他補充道。
後來呢？我問。
念大學期間，我去馬來西亞看我祖母，我祖父已經過世了，我在馬來西亞認識了一個新加坡女孩，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她那時是新航的空姐，我們認識不到一年就結了婚。
我把玩著手裡的高腳杯，一會兒啜一小口，我喝的不是酒，是耐曲爾山楂果茶。我偏愛酸甜的食品，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大好，胃酸過多。我的餅乾筒裡常備著蘇打餅乾，隨時用以中和多餘的胃酸。
你太太很會燒菜麼？我漫不經心地問。
會燒。他答得不能再簡短。
又是好久，兩人都沒說話。樓上有人在唱卡拉0K，實在是「嘔啞啁哳難為聽」，地地道道的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你太太現在還做空姐嗎？我似乎找不出別的話題，滿腦子都在勾畫「章太太」的形象。
她不工作，是全職主婦。
有baby？
一個女兒。
那你們的婚禮，在中國還是在新加坡？還是在美國？馬來西亞？
別問好不好。竹安打斷我的話。
我嘴巴張在「亞」字那裡，一時語塞。
我紅了臉，有點嚅嚅地說：我只是隨便聊聊，沒別的意思。完全沒有現實意義。隨口說說而已，本來無所謂的。
從那個時候起，我跟竹安說話，就養成了加上前綴或後綴的習慣。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在開頭或結尾加上一句；完全沒別的意思，我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好像我隨時隨地都要向竹安表明，我無意嫁給他，我不想破壞他的家庭，我不會死乞白賴地纏住他不放，只要他說bye一bye，我就說0K。每每想到這一點，我都會感到體無完膚的刺痛和屈辱。
竹安伸出手，放在桌子上，拉過我的手，緊緊地握在手掌裡。
我三月底就要回新加坡了。公司調我回去。鐘夏，我會再來看你的。
三月底，那是江南杏花春雨的時節。我強忍住眼淚，不讓它們掉下來。
我去送你，如果你還要的話。我說。
我也不是沒有想過和余重分手。這樣不死不活地算什麼呢？柳吉不明不白地插在我和余重中間，我不說破，與其說是顧忌他們的臉面，不如說是顧忌自己的臉面。再說我也沒有熱情沒有耐心去說破它，好像要公堂對簿、要興師問罪一樣。就像有人懶得離婚一樣，我也懶得分手。分手也許比離婚要省事一點，沒有孩子判給誰的問題，也不存在財產的糾葛，淨身出戶的，怎麼搬來再怎麼搬走就是了。我不到二十五歲，雖然爹媽沒把我生得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但也不至於離了余重就嫁不出去。但換一個人又怎麼樣呢？指望和他忠貞不渝還是心心相印？少小相識，戀愛了這麼多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說那些萍水之緣了。我愛竹安，但我清楚地知道，縱然竹安肯離婚娶我，我也不見得比跟余重結婚更幸福。我和竹安在一起非常快樂，不過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當它是個虛擬的遊戲，不問人間煙火，不想生老病死。
我剛剛編發了一期雜誌，上面有一篇開導丈夫有外遇的婦女的文章，上面說，這全看你怎麼樣看待自己的婚姻，是想要一個穩定的家庭，還是要打贏一場勝仗，打敗所有的女人，獨個兒霸佔住老公？這文章醍醐灌頂，讓我頓開茅塞。我想我絕沒有精力去打敗所有的女人，我只要在這悲苦無奈的人生路上，有個根據地歇歇腳、喘口氣就足夠啦，至於別人也要搭搭便車什麼的，也只好由她去了。雖然現代社會已不需要你挑水來我澆園，我織布來你耕田，但我畢竟需要結伴而行。
反過來講，或許是我不明不白地插在余重和柳吉之間。
如果余重提出散伙，我絕對與人方便。
然而，余重根本沒有要散伙的意思。他還在熱情洋溢地張羅裝空調、買微波爐，甚至在情人節那天買了一對情侶表回來，自己戴上一塊，給我一塊。
我擠夠了公共汽車，就買了輛新自行車。我們這個住宅小區丟車的風太盛了，車子根本不能放在外面過夜，余重就每天毫無怨言地替我往樓上扛車。陰雨天氣，他總也不忘提醒我帶雨具；如果天一點不給人思想準備地下了雨，余重總會在下班前挾著雨披去編輯部接我，小梅她們總說我好福氣。她們不知道，余重從來不做飯、不洗碗，吃完飯把飯碗一擱，就靠著沙發把一雙臭腳摞到茶几上看電視。
男歡女愛那回事也不是完全沒有。余重不喜歡穿著衣服睡覺，他嫌穿著衣服睡累，也不讓我穿衣服。他只是習慣性地碰碰我，好像對女人的身體熟悉得過了頭，再也沒有一點點好奇，兩個人在一起，彷彿一對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柳吉依舊是我們的常客。好像久治不愈的風濕病，一到陰天下雨就隱隱作痛。
整個冬天就這樣灰朦朦地過去了。
穿上春裝的時候，我去為竹安送行。
我穿著花了兩個月薪水買的美麗的裙子去為竹安送行。就在舉手敲門的一剎那，我強烈地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敲開這扇房門了！
竹安一開門就把我擁入懷裡。我們誰都沒說話。他把我抱到鏡子前面，讓我笑一笑。我怎麼也笑不出來。笑了一下比哭還難看。鏡子裡的竹安，身材修長勻稱，衣飾乾乾淨淨。鏡子邊上的牆邊立著已經裝好的行李箱。竹安的手裡抱著盛妝而沒精打采的我，好像抱著一個生病的公主。
我要喝水。
竹安取了杯水，拿在手上給我喝。
我喝好了水，仰起臉看著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竹安俯下身，深深地吻我。
我再也忍不住眼淚。
我們說好了不許哭的。鐘夏，不要哭，你要我陪著你一起哭麼？
他把我拉到燈下，拿出一個精美的首飾盒，取下鑲嵌在寶藍色金絲絨盒布上的白金鑽戒，鄭重地戴在我的手上。
我不要。好像信物似的。我苦笑著搖搖頭。
你權把它當成一般的裝飾品。你戴著它，我會更高興。
我的眼前忽然出現幻覺：在盛大的婚禮上，竹安穿著一套挺刮的黑色西裝，結一條鮮紅的領帶，在賓客們的簇擁和祝福中，將白金鑽戒戴在新娘的手上。那個披著潔白的婚紗的「章太太」竟是柳吉。而我和余重都遠遠地在人群中望著新人。余重向新娘眨眨眼睛，柳吉就甜甜一笑。婚禮進行曲演奏得驚天動地，根本聽不清人講話。竹安側過臉，微微笑著，優雅地捧起新娘柳吉的臉輕吻……
我五月份就會飛來看你的，給你訂最漂亮的生日蛋糕。竹安一邊系領帶，一邊對我說。
我看到竹安端著一杯紅葡萄酒向我走來。他的領帶像葡萄酒一樣紅。竹安的身後跟著他的新娘柳吉。竹安走到我的面前，好像根本不認識我，柳吉抿嘴笑著……
我會給你寫信，打電話，你想要什麼東西，就告訴我好不好？竹安已經繫好領帶，開始穿外套了。
婚禮進行曲的聲音越來越大，我只看見新娘柳吉抿著嘴笑，竹安的嘴巴一張一合地在動，但我根本聽不清他在說什麼……
鐘夏！竹安叫醒我，你在發什麼呆？
我恍恍惚惚地轉過臉，迷迷濛朦地沖竹安笑著，眼淚婆婆娑娑地往下落。
別胡思亂想了，竹安用力抓住我的肩膀說，別胡思亂想了，你就看它是一場遊戲，像小孩扮家家一樣的，一場遊戲。
不，我沒這麼灑脫，沒這麼現代，我把遊戲太當真……竹安，別走，我受不了了！踮著腳尖，死死地摟著竹安的脖子不放，泣不成聲。
一個人從虹橋機場回來的時候，車子駛過西郊動物園，駛過波特曼的高樓，玻璃窗外移動的景色，都好似了無痕跡的夢一場。
我沒想到的是，竹安這麼快就從新加坡來了信。他簡單地講了公司的工作安排，結尾說他確定五月來上海。信不長，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那種黃鶴一去不復返的隱憂一掃而光。我輕快地唱著歌，想像著美麗的星島，熱帶的陽光、海水和椰子樹，想像著繁華的烏節路，想像著熱鬧的水牛車，想像著雄偉的雪爾斯橋。
然而，接下來的來信也都大同小異，粗枝大葉地說說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也就完了，不談心情，更不談愛情。倒是電話裡相談要熱情許多。當然多數是他打給我。越洋電話太貴了。
我的生活落入了沒有止境的等待和盼望中。
他確切地說要五月三十日抵滬。雖然分別還不到兩個月，我的感覺彷彿已過了兩個世紀。每次從波特曼酒店走過，我都不能相信自己曾經在那三十七層的高樓上住過一夜，而西郊動物園的那個下午，更遙遠得如一個風中的承諾。
過了個「五·一」回去上班，聽到一個驚人的意外消息：我們主任死了！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還不到六十歲呀，「五·一」放假的前一天他還在上班。雖然這些天來他一直沉默不語，鬱鬱寡歡，但畢竟天天按時上班，按時下班，從來沒聽說他請醫抓藥的事。怎麼好端端就來了一個腦溢血？這個可憐的老頭，一輩子沒結過婚，更沒留下一兒半女。
猝死？就這麼容易地死掉了？沒了？我跺著他辦公桌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
什麼腦溢血？是殉情！他分明讓情給害死了！小梅也跺了跺她桌子上的空暖瓶大喊大叫，一反常態。
整個辦公室都像瘋了一樣。沒有一個人去泡開水。後來就死一樣地沉寂，好像這一屋子的人都隨了那老頭兒去了。
事隔很久以後，小梅才告訴我：老頭兒很年輕的時候就愛上了一個女孩子，是班上的女同學，這在他那個年代自然是沒門兒的事。中學畢業後，大家就分頭到廣闊天地鍛煉去了，一會學工，一會學農，一會學軍，受不完的再教育，幹不完的革命，大家天各一方，杳無音訊。直到他死，那女同學都不知道老頭兒這份心思。就在今年春天他們中學同學忽然搞起校友會，七拼八湊的，居然就見到了那女同學。你可想而知，老頭在心裡牽掛了幾十年的當年的女同學，如今是什麼樣了……
我總覺得這故事聽起來太像一個故事了，幾乎讓人難以相信。無論如何，我們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來了，再也沒人用青筋綻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裡閒置著。
就在我們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從南非打來的長途電話。
我在德班，他說。
天呵，你怎麼跑非洲去了？我驚訝極了。
你別問，聽我說。鐘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國使館不給我簽證。
為什麼？你怎麼會被拒簽？
說不清楚。三言兩語說不清楚。電話裡不大好講。
那麼——，完蛋了，我們見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喪到了極點。
我後天就要離開這裡去約翰內斯堡，會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請你把信寄到約堡？
真的沒希望了麼？不能再去試試？我執拗地不肯接受這個事實。
我也沒辦法。聽我說，德班是一塊美麗的土地，有金色的海灘，長空萬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郵局，按竹安說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約翰內斯堡。
這封信發出去了好幾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麼？那裡在搞總統大選，街上整天發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頭爛額，他去幹什麼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廣告公司還會在非洲有業務。
六
雨季長得讓人看不到盡頭。我在這漫長的雨季學著忘記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裡特別沉默。
我們那個用木板釘起來、塗了一層油漆的簡易書架上堆滿了東西，再也沒有能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著頭皮整理，這種事他是不會做的。
我把一大堆書報雜誌攤在地上，然後蹲下分類，不一會兒就腿都蹲麻了，乾脆坐地上了。
你就不會幫幫忙？我一累就離發脾氣不遠了。
余重很識相，他大概寧肯幫我幹活，不願聽我嘮叨。
一個舊的筆記本掉在地上，裡面散落出幾張舊門票。我拾起來看看，那是杜甫草堂的，烏龍寺的還有兩張峨嵋山的纜車票。那是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和余重一起去四川玩，他幫他小舅舅「對縫兒」，從國外往國內倒醫療器材，誰知道是洋鬼子的二手貨還是假冒偽劣，反正低價買進，高價售出，投機倒把的基本法則。但我當時對這位國際二道販子男朋友確實刮目相看，雖然他折騰兩個月賺的錢除了付電話、電傳費，也就夠我們倆不太鋪張地旅遊一趟，去個四川還連九寨溝都沒去。
我犯了—會兒呆，拾起那些長長短短的門票要撕。
別撕！他一把搶了去。
有一天柳吉來找余重看電影，余重沒去。柳吉坐著聊了一會兒，我不太熱心，余重也沒怎麼說話，她有點訕訕地起身告辭。我送她到門口，轉身站在陽台上，看著柳吉美麗而孤單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彎處。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獨自一人撐著傘走在雨裡。而我和余重，坐在乾淨舒適的房間裡，我回頭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
婚禮舉行的前一個禮拜，我猶豫再三，還是打電話告訴了章竹安。他早已經從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現在人在菲律賓。我一直對這位福瑞廣告公司代理人的飛來飛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也許是由於我身為井底之蛙的緣故。竹安每到一地都會打電話給我，聯絡的最大意義似乎就變成了行蹤報告，單純的電話聯繫變得空洞而失真。
竹安在馬尼拉聽說了我的婚訊說：我能理解。
隔了一會兒，他又說：遊戲結束了。我撤退。我絕不糾纏。然後哈哈大笑。
從那以後，我再沒章竹安的任何音訊。我不知道他到底還在不在新加坡，後來還來沒來過上海。在每一個夢醒時分，我甚至懷疑他還在不在人世。我幾次想向余重打聽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們本來就認識的，余重在我認識章竹安之前就認識他了。但想來想去，我還是忍住了。我從來沒向我的丈夫說起過章竹安這個人。
我們的婚禮柳吉是來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這是我的主意。我討厭柳吉，請她來無非是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無芥蒂甚至渾然不覺什麼的，但結果卻適得其反，余重明顯地流露出不情願，又不好說反對，而我已經說出來的決定，也不好無緣無故地收回來，只是暗想，這才叫好心當成驢肝肺呢。
婚禮那天柳吉出盡風頭，弄得她倒成了主角。最可氣的是她喝得搖搖晃晃，舉著酒杯、紅著眼睛大叫：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願你們夫唱婦隨白頭偕老，願你們在地就是連理枝天上就是比翼鳥……柳吉說了一大堆吉祥話，最後鬧洞房時卻吐髒了我新房的床單，若不是顧慮到我是新娘，我當時就想衝上去揪住她的脖領子和她拚命。我怨憤地看看余重，余重比我還要怨憤，蜜月過完了，余重還念念不忘地埋怨：誰要你請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種人。
感謝菩薩感謝上帝，柳吉在我婚後再沒來過我家，那電影約會總算完了。
我的婚禮是在秋天。
第二個秋天來臨之際，我就快臨產了。我原本沒有這麼快就添丁加口的計劃，余重也不願意。我還沒結婚，就得到已婚已育女友的閨中秘傳，告我千萬不能早早要那個小累贅。理由A是兩人世界瀟灑快活，理由B是為了下一代著想要打打經濟基礎，理由C是撫養孩子又費心又費錢，以後什麼也指望不上，實在是一樁蝕本買賣，理由D是萬一兩個人過不來了離婚也利索，梅開二度的時候弄個「拖油瓶」就麻煩了。於是，我初步計劃五年之內不要孩子，但這種事情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和余重採取了各種措施，孩子這東西還是不合時宜地來了。我害怕那金屬器具伸進我的子宮刮下一團模糊的血肉，遲遲不肯去醫院，拖來拖去，肚子一天天地長大。
電影和小說裡面，女人生孩子痛起來時總是大罵男人，我不願流俗，而且我自認為是個知識女性應保持文明，所以再痛也沒有破口大罵，但心裡著實恨透了余重。
余重喊了輛出租車，把我送進醫院待產。
這一個大房間，躺滿了肚子高高，沒腰沒身的女人們，進進出出的則是誠惶誠恐的丈夫們，真是滑稽可笑。
剛住進來不到一下午，我就從七嘴八舌的產婦們口裡得知：我住的這張床剛剛死了一個，和我同歲，也是大學畢業生，是個還沒結婚的大姑娘，難產死的。余重聽了非要調病床不可，嫌不吉利。我無所謂，這醫院的走廊不知推出去多少死人，我們這些活人不是一樣地踏著這印痕走來走去麼？
余重跑到病房辦公室，揣著兩包紅塔山，磨了半天，毫無結果地回來了，臉色鐵青。
夜裡我肚子痛，睡不著，余重就也不睡陪著我。
那一夜，余重像鬼魂附體一樣說個不停，整整陪了我一夜。
七
兒子滿一週歲的時候，我和余重接到一份婚禮請柬。新郎是余重的朋友，一個並不密切的朋友，從來沒到我家來過。
婚禮體面極了，又熱鬧又隆重，滿座來賓都是高官顯貴，富豪士紳，一方賢達，名媛淑女。新郎穿一套非常挺刮的黑色西裝，配鮮紅的領帶，新娘則是一襲潔白的婚紗。新郎極有錢，新娘極漂亮，賓客們懷著艷羨、嫉妒、自卑等種種複雜的心情嘖嘖稱讚著這對新人。
在這盛大奢華的婚禮上，我和余重渺小平凡得簡直分享不到新人的應酬，只是透過人群遠遠地望著這對美男俊女。新郎當眾給新娘戴婚戒。那是一枚閃閃發亮的白金鑽戒，我迷迷糊糊地對余重說：「我也有一枚這樣的戒指，一模一樣的，在五斗櫥的第二個抽屜裡。」
余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說：大白天說什麼夢話呢？人家那是白金鑽戒！
婚禮進行曲的聲音太響了，貼著耳朵說話都聽不大清楚，我和余重就不說了。
那對新人不知敬了多少張桌子的酒，終於輪到我們這邊了。新郎端著血紅的紅葡萄酒，向我們走來。余重趕緊拉了我迎上去，介紹說：「喏，這位就是新加坡對華商務理事會的章竹安先生；這位是我太太；內人；賤內；拙荊。」余重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他的話一點兒也不幽默，我和章竹安面面相覷，不約而同地說：好像有點面熟！
關於新加坡，我實在想不起來任何話題，印象中倒有一個公司，不記得是誰向我提起過的。
我便沒話找話地問：哦，那您知道新加坡福瑞廣告公司嗎？
章竹安很謙恭有禮地笑笑：余太太，我原來倒是做廣告出身，一直做了十幾年，還沒聽說過有個福瑞廣告公司呢？
他稍頓頓又補充道：您知道，新加坡就那麼一點點大的彈丸之地，人口還不到三百萬。
章竹安的新娘搶過話頭，有些嗲聲嗲氣地說：這婚呀，早就該結了，都怪他簽證沒簽下來，從雨季就開始簽的，一直拖到這時候。我們中國辦事呀……
章竹安聳了聳肩膀：中國使館拒簽的理由，竟然是我在南非總統大選時，有過間諜活動。鬼知道，我根本就沒去過什麼南非。過了幾個月再簽，又行了。鬼知道。說著，他又聳了聳肩膀，一偏頭看看他身邊的新娘。
我當時詫異極了！這美麗的新娘不是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柳吉嗎？聽說她一年前就死在醫院裡了。余重的目光裡也滿是狐疑。新人一轉身又忙著應酬去了。我和余重都沒吃好這桌酒席，他一個勁兒地在桌子底下用腿碰我。我知道他心中迷惑，我也迷惑著呢。
因為兒子還在家等著餵奶，我們沒等宴席結束，就匆匆告辭了。
一回家，我就開始翻箱倒櫃。自從有了這孩子，我就像得了健忘症似的，東西放在哪兒轉身就忘。今天「章竹安」這名字就很耳熟，我拚命回憶，是不是有過一個同名的小學同學，或者同宿舍哪個女生的男朋友叫這名字，也說不定是有個叫章竹安的男生在我讀大學時給我寫過求愛信什麼的。
我把五斗櫥的抽屜全部拉出來，終於在第二個抽屜裡找到一個寶藍色的首飾盒。
就是它！
我小心翼翼地打開，裡面穩穩地躺著一個粗笨憨傻的金戒指。原來的那個白金鑽戒呢？明明有一個白金鑽戒，是我做女孩子時一個情人送的。婚後就再沒去動過。
我對著金戒指出神。
別發呆了！兒子在哭聽不見麼？余重在旁邊一面用力地搓著尿布，一面不滿地大叫。
我趕緊站起身，抱起肉嘟嘟的兒子，急急地撩起衣襟，把一隻碩大的奶頭塞進兒子的小嘴裡。
點評
在許多文學作品中，愛情常常同革命、事業、苦難、情操相聯繫。那些反封建、反壓制、反世俗、反商品化的愛情故事曾經以悲劇或者喜劇的審美形式，激動過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愛情錯覺》敘述的卻是另一種愛情，它是一種離開崇高與壯美，與意識形態無關，因而是沒有旗幟的愛情，它既不是悲劇、亦不是喜劇，僅僅是一段生命的體驗。這部中篇出自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姜豐之手。在復旦大學深造時，姜豐曾是代表復旦赴新加坡參賽的著名辯手，畢業後她又擔任了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同時她醉心於業餘創作。她的小說幾乎都是探討九十年代青年人的情愛生活的。較之以往常見的愛情小說，姜豐是換了一個角度來看待愛情和探討人類生活。或許，正是她的這種文學追求，會給讀者諸君帶來時代生活氣息和別樣的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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