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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與我 作者:胡愈之


  從小的時候,我是一個多麼贏弱的孩子啊。記得在中學生時代,我的身體又矮又瘦,顯出額角格外地鼓大,站起來全身失去了支點。又因為小時候多病,頭髮黃短,在額後垂著長不盈尺的捲曲的辮子,恰像一條豬尾巴,老是給身材高大的同學們,當作開玩笑的資料。

  是在一九一一年的春間,我的父親送我去投考紹興府中學堂。那時紹興是革命偉人的產生地,紹興府中學堂是以鬧風潮著名的學校。府中學堂的監督(中學校長當時稱監督)一年中總得換過兩個。據說當時學校當局怕事,以身材短小作為錄取新生的標準,以為人小是一定不會鬧風潮的。而我卻是全校生得最短小的一個,所以便被錄取了。(這還是最近聽魯迅先生──當時紹興府學堂的監督──說的,以前我還不知道。)學校當局的眼光是不錯的。我在府中學堂,是最安分的學生,不但不會鬧風潮,連同學們的欺侮嘲笑,我也從不敢反抗。我是一個多麼羸弱的孩子啊!又是第一次離開家庭,進都市的學校裡。初進校的新生,照例是要受老資格的同學的欺侮的;又何況許多同學們,一個個長得又高又大,我自然只好忍受一切,始終抱著「不抵抗主義」

  這時候離開武昌起義,不過半年,清室的統治,已開始動搖。紹興的革命偉人徐錫麟,行刺恩銘不過是前二三年的事。我們時常經過紹興府城的軒亭口,不免回想到「鑒湖女俠」秋瑾斬首的情形。因此青年的中學生,給神秘的革命情緒籠罩著。我說「神秘的」,是因為當時的青年不像現在的青年那樣,有明白的政治社會意識。不過因為清廷慘殺革命志士,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又因受當時報紙民主思想、種族思想的影響,所以覺得非革命推翻清室不可,而且覺得非犧牲生命去革命不可。當時,我和同學們最感興味的是談革命。雖然學校當局恐惹起外間的注意,勸學生們勿談政治,但是我們都把革命問題,看作比校課更有興味。有幾位教師,是曾經參加過同盟會的,我們都特別對他們表示敬仰。

  到了那年四五月間,這鬱積在青年人心頭的革命情緒,是非表現不可了。而表現的方式,卻是剪辮子。說也奇怪,因為有一二個同學剪去辮子,大家相率倣傚,剪髮竟成了一時的流行病。雖然學校當局為避免外面的壓迫,勸告學生勿剪辮子,但是一大部分的學生卻都變成了光頭。我的堂兄在府中學堂裡,他也是首先剪去辮子的一個,他的家庭知道了這事,告知我的父親,父親著慌了,連忙來一信。叫我萬勿剪辮子。我便寫信去要求,我的父親又來信,申斥了一頓,引了「身體膚髮,受之父母」的大道理。其實我知道我的父親並不反對剪辮子,不過因為當時清廷壓迫甚嚴,凡是剪去辮子的人,往往被稱作革命黨,捉去便殺頭。父親是怕我發生意外罷了。

  究竟我是一個贏弱的孩子。我沒有反抗父親的勇氣,只好暫時把辮子留著,但是因此我卻出了重大的代價。我被同學們當作侮弄的對象。「豬尾巴」變成了我的代名字。自然同學中留著辮子的還很多,但是他們是「大人」,沒有人敢取笑,而我卻只好吞聲飲淚,獨自受著高大的同學們的欺侮。不單是剪髮的同學們,扭住我的小辮子,當作把戲,連那些和我一樣留著辮子的同學們,因為自恃拳頭大,也稱我叫「豬尾巴」,這是多麼難受的侮辱啊。

  這一年暑假,我是拖著小辮子回到家裡,但要求父親下學期轉學到別處,為的是不願受「豬尾巴」之辱,不然父親便應該准許我剪髮。可是這兩個要求,都被父親拒絕了。暑假過後,我只好依舊拖辮子進紹興府中學堂去。

  可是這時候情形卻不同了。捉拿革命黨的風聲突然緊急起來,許多人因為剪辮子,都被捉了去正法。因此本來已剪掉髮辮的同學們,都在瓜皮帽子底下,裝著一根假辮子,回到校裡。我心裡雖然暗暗得意,覺得剪髮的同學們,實在也不見得比我更英雄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卻更深切地感到「豬尾巴」之辱。他們雖然裝了假辮子,比「豬尾巴」到底威風些啊。

  秋季開學以後,不到十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我的病是傷寒症,熱度很高。人們雇了划船,把我送回兩百里路外的家鄉。當我到家的時候,已不省人事,我的父親,祖母。一家人都憂急得不堪。這一病就病了整整四個月,中間有兩個月不吃東西,瘦得只剩了皮包骨頭。醫生都說希望很少了,後來總算是慢慢救活了。這以後的生命,好比中了航空頭獎,可以說是意外得來的。

  快到深秋的時光,我的病已過了危險的時期。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到來了。武昌起義以後,各省紛紛響應。不到幾天,革命的聲浪,震破我們這個小縣城裡的寂靜的空氣。有人說杭州城已掛著白旗了,有人說革命黨已佔領紹興了。這些消息馬上就傳到我的病榻旁。父親來和我說,滿清大概是要推翻了,外間已經有許多人剪掉辮子,天下應該是漢人的天下了。

  在病擔榻中躺了三個月的我,正沒法消除悶氣,聽了這樣的驚人消息,自然喜之不盡。我正自忖著,我這回雖生了一次大病,但我是得到了「新生」了。我至少可以剪掉了辮子,不再受「豬尾巴」之辱。我是多麼快活啊。

  那時我聽到革命軍光復各地的消息,感情的興奮,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遇到來看我的人,我都和他們談論國事。甚至一個不懂事的傭婦來我房裡的時候,我也要問她外面變成了什麼景象,街上有沒有掛白旗。我恨不得立刻跳起來,去看看這大轉變後的新世界,滿足我的興奮的好奇心情。

  我再三向父親要報紙看,父親卻不許可。醫生說我的身體還是十分虛弱,看書看報是應該絕對禁止的。但是在病床上,整日夜閉目想像外部世界的奇異變象,想像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登載著的驚人新聞,我委實是不能忍耐了。有一天,閤家人正在午飯的時候,我的房裡沒有人。我從病床上奮力爬起身,一步一歪地走到了病室對面我父親的書室裡。我在桌上偷了一份《時報》,就折回到病室裡。還沒有回到床上,我已昏迷不省人事了。待母親進房來的時候看見我暈倒在地上,手中拿著一份《時報》,全家都著急起來。忙扶我到床上,請了醫生來,總算又把我救過來了。但是以後就絕對不許我看報,而且不讓我一個人在房裡。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只是瘦弱,沒有氣力,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清廷遜位,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我的父親本也是「新黨」,到這時他再不猶豫了。他選定了一個吉日,叫了理髮師來,替閤家男子剪髮。父親是第一個剪去辮子。自然這一回父親不再主張「身體膚髮,受之父母」的大道理。

  那時我已經能從床上起來,準備在我的父親叔父之後,剪掉我的小辮子。但是當我起來照了一下鏡子,發見那我認為奇恥大辱的豬尾巴,早已不見了。原來一場大病,把我的幾根又黃又短的頭髮,脫的乾乾淨淨,我已成了一個禿頭。因此直到了最後,我還是沒有機會表現我的髮辮的革命。我相信我一生沒有比這一件事失望更大的。

  至今回想,我是一個多麼贏弱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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