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航雲台書屋>>現代文學>>胡適>>說儒

雲台書屋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


  近十年來,有好幾位我最敬愛的學者很懷疑老子這個人和那部名為《老科的書 的時代。我並不反對這種懷疑的態度;我只盼望懷疑的人能舉出充分的證據來,使 我們心悅誠服的把老子移後,或把《老子》書移後。但至今日,我還不能承認他們 提出了什麼充分的證據。馮友蘭先生說的最明白:

  不過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點:就是現在所有的以情予》之書是晚出之諸 證據,若只舉其一,則皆不免有邏輯上所謂「丐辭」之嫌。但合而現之,則《老子》 書之文體、 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 皆可以說《老子》是晚出,此則必非偶然也。 (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報》)

  這就是等於一個法官對階下的被告說:

  現在所有原告方面舉出的諸證據, 若逐件分開來看, 都「不免有邏輯上所謂 『丐辭』之嫌」。但是「合而現之」,這許多證據都說你是有罪的,「此則必非偶 然也」。所以本法庭現在判決你是有罪的。

  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丐辭」』,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 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蟻 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已承認的「丐辭」,究竟是「丐辭」,不 是證據。

  我現在先要看看馮友蘭先生說的那些「丐辭」是不是「丐辭」。在論理學上, 往往有人把尚待證明的結論預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認了那前提,你自然不 能不承認那結論了:這種論證叫做丐辭。譬如有人說:「靈魂是不滅的,因為靈魂 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這是一種丐辭,因為他還沒有證明一、凡不可分析 的簡單物質都是不滅的,二、靈魂確是一種不可分析的簡單物質。

  又如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曾說過:「凡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該殺。」假如有人來 對我說:「你今年四十一歲了你該自殺了」,這也就成了一種丐辭,因為那人得先 證明一、凡過了四十歲的人在社會上都無益而有害,二、凡於社會無益而有害的人 都該殺。

  丐辭只是丐求你先承認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結 論了。

  馮友蘭先生提出了三個證據,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丐辭。

  一、「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於》書是孔子以後的作品。

  你若承認孔子以前果然無私人著述之事,自然不能不承認《老子》書是晚出的 了。但是馮先生應該先證明儲子》確是出於孔子之後,然後可以得「孔子以前無私 人著述」的前提。不然,我就可以說:「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老子》之書是什 麼呢?」

  二、「《老干》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這更是丐辭了。這 裡所丐求的是我們應該先承認「凡一切非問答體的書都應在《論語》《孟子》之後」 一個大前提。《左傳》所引的史佚周任《軍志》的話,《論語》所引周任的話,是 不是問答體呢?《論語》本身的大部分,是不是問答體呢?(批語》第一篇共十六 章,問答只有兩章;第四篇共二十六章,問答只有一章;第七篇共三十七章,問答 只有七章。其餘各篇,也是非問答體居多數。)《周易》與《詩三百篇》似乎也得 改在《論語用孟子》之後了。

  三、「《諸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這更是丐 辭了。這裡所丐求的是我們先得承認「凡一切簡明之『經』體都是戰國時的作品」 一個大前提。至於什麼是簡明的「經」體,更不容易說了。「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是「經」體。那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不是「簡明之經體」了嗎?所以這裡還有一個丐 辭,就是我們還得先承認,「《論語》雖簡明而不是『經』體;《左傳》所引《軍 志》周任的話雖簡明而也不是『經』體;只有《老子卜類的簡明文體是戰國時產生 的『經』體。」我們能不能承認呢?

  還有許多所謂證據,在邏輯上看來,他們的地位也和上文所引的幾條差不多。 我現在把他們總括作幾個大組。

  第一組是從「思想系統」上,或「思想線索」上,證明《老子》之書不能出於 春秋時代,應該移在戰國晚期。梁啟超,錢穆,顧頜剛諸先生都曾有這種論證。這 種方法可以說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我現在很 誠懇的對我的朋友們說:這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的,是 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你的成見偏向東,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東;你的 成見偏向西,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西。如果沒有嚴格的自覺的批評,這個方法的 使用決不會有證據的價值。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優語程有孔子頒贊「無為而治」的話,最明白無疑的是: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歡?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十五)

  這段話大概是梁錢顧請先生和我一致承認為可靠的。用這段話作出發點,可以 得這樣相反的兩種結論:

  一、低語》書中這樣推崇「無為而治」,可以證明孔子受了老子的影響。—— 這就是說,老子和《老子》書在孔子之前。(胡邦中國哲學史大綱》頁七九注)

  二、 顧頜剛先生卻得著恰相反的結論: 「《論語》的話盡有甚似儲子油。如 《顏淵》篇中季康子的三問(適按,遠不如引任靈郵篇的「無為而治」一章),這 與《老子》上的『以正治國』……

  「我無為而民自化』……『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何等相像! 若不是《老子》的作者承襲孔子的見解,就是他們的思想偶然相合。」以史學年報》 第四期,)

  同樣的用孔子說「無為」和《老子》說「無為」相比較,可以證《老子》在孔 子之前,也可以證《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後承襲孔子!所以我說,這種所謂「思 想線索」的論證法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

  錢穆先生的《關於<老子喊書年代之一種考察》(《燕京學報》第七期)(適 按,Jtme,1930),完全是用這種論證法。我曾指出他的方法的不精密(《清華周 刊》卷三七,第九——十期,),如他說:

  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則孔墨當在前,老莊當在後。否則老已先發道為帝先之 論,孔墨不應重為天今天志之說。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我對他說:

  依此推斷,老莊出世之後,便不應有人重為天命天志之說了嗎?難道這二千年 中之天命天志之說,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應該排在老莊以前嗎?這樣的推斷, 何異於說,「幾千年來人皆說老在莊前,錢穆先生不應說老在莊後。何者?思想上 之線索不如此也/

  思想線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無鬼 之論;而一千八百年來,信有鬼論者何其多也!如苟卿已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 不為維亡」,而西漢的儒家大師斤斤爭說災異,舉世風靡,不以為妄。又如《詩經》 的小序,經宋儒的攻擊,久已失其信用;而幾百年後的清朝經學大師又都信奉毛傳 及序,不復懷疑。這種史事,以思想線索未看,豈不都是奇事?說的更大一點,中 國古代的先秦思想已達到很開明的境界,而西漢∼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狀態; 希臘的思想已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歐洲忽然又長期陷入黑暗的狀態;印 度佛教也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淪入很黑暗的迷霧裡、我們不可 以用後來的幼稚來懷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來懷疑後世的墮落。

  最奇怪的是一個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線索去尋求。十餘 年前,我自己曾說人老子》書裡不應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類的話,因為這種 思想「不合老子的哲學!」(《哲學史》頁六一注),我也曾懷疑《論語》裡不應 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一類的話。十幾年來,我稍稍閱歷世事, 深知天下事不是這樣簡單。現代科學大家如洛箕(SirOliverop),也會深信有鬼, 哲學大家如詹姆土(W.James)也會深信宗教。人各有最明白的地方,也各有最措 懂的地方;在甲點上他是新時代的先驅者,在乙點上他也許還是舊思想的產兒。所 以梭格拉底(Socrates)一生因懷疑!回信仰而受死刑,他臨死時最後一句話卻是 托他的弟子向醫藥之神厄斯克勒比(Asclepi。)還一隻雞的許願。

  我們明白了這點很淺近的世故,就應該對於這種思想線索的論證稍稍存一點謹 慎的態度。尋一個人的思想線索,尚且不容易,何況用思想線索來考證時代的先後 呢?

  四

  第二組是用文字,術語,文體等等來證明《老子》是戰國晚期的作品。這個方 法,自然是很有用的,孔子時代的採桑女子不應該會做七言絕句,關羽不應該會吟 七言律詩,這自然是無可疑的。又如《關尹子》裡有些語句太像佛經了,決不是佛 教輸入以前的作品。但這個方法也是很危險的,因為一、我們不容易確定某種文體 或術語起於何時;二、一種文體往往經過很長期的歷史,而我們也許只知道這歷史 的某一部分;三、文體的評判往往不免夾有主觀的成見,容易錯誤。試舉例子說明 如下:

  梁啟超先生曾辨《牟子理惑論》為偽書,他說:

  此書文體,一望而知為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漢賢決無此手筆, 稍明文章流別者自能辨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頁二二)

  然而《牟子》一書,經周叔迪先生(《牟子叢殘》)和我(《論豐子書》,北 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四號)的考證,證明是漢末的作品,決無可疑。即以文體而論, 我沒有梁先生的聰明,不能「一望而知」;但我細讀此書,才知道此書的「文字甚 明暢謹嚴,時時作有韻之文,也都沒有俗氣。此書在漢魏之間可算是好文字」。同 是一篇文字,梁啟超先生和我兩人可以得這樣絕相反的結論,這一件事不應該使我 們對於文體的考證價值稍稍存一點謹慎的態度嗎?

  梁先生論《牟子》的話,最可以表明一般學者輕易用文體作考證標準的危險。 他們預先存了一種主觀的謬見,以為「漢賢」應該有何種「手筆」,兩晉人應該作 何種佳文,六朝人應該有何種文體,都可以預先定出標準來。這是根本的錯誤。我 們同一時代的人可以有百十等級的「手筆」;同作古文,同作白話,其中都可以有 能文不能文的絕大等差。每一個時代,各有同樣的百十等級的手筆。班固與王充同 時代,然而《論衡》與《漢書陽等不同卜論衡》裡面也偶有有韻之文,比起《兩都 賦》,又何等木同!所謂「漢賢手筆」,究竟用什麼作標準呢?老實說來,這種標 准完全是主觀的。完全是梁先生或胡某人讀了某個作家而是想的標準。這種標準是 沒有多大可靠性的。

  假如我舉出這兩句詩: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你們試豬,這是什麼時代的詩?多數人一定睛是明末的歷史演義小說裡的開場 詩。不知道此詩的人決不會猜這是李商隱的詩句。又如寒山、拾得的白話詩,向來 都說是初唐的作品,我在十年前不信此說,以為這種詩體應該出在晚唐。但後來發 現了王梵志的白話詩,又考出了王梵志是隋唐間人,我才不敢堅持把寒山、拾得移 到晚唐的主張了(帕話文學文處,頁二四二——二四九人近年敦煌石窟所藏的古寫 本書的出現,使我們對於文體的觀念起一個根本的變化。有好些俗文體,平常認為 後起的,敦煌的寫本裡都有很早出的鐵證。如敦煌殘本《季布歌》中有這樣的句子:

  季布驚憂而問曰:

  只今天使是何人?

  周氏報言官御史,

  姓朱名解受皇恩。

  如敦煌殘本《昭君出塞》有這樣的句子: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

  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命,

  萬里非(飛)書奏漢王。

  這種文體,若無敦煌寫本作證,誰不「一望而知」決不是「唐賢手筆」。

  總而言之,同一個時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謹與豪放的 不同,還有地方環境(如方言之類)的不同,決不能由我們單憑個人所見材料,是 想某一個時代的文體是應該怎樣的。同時記梭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圖記的何等生動 細緻, 齊諾芬(Xellophon)記的何等樸素簡拙!我們不能拿柏拉圖來疑齊諾芬, 也不能拿齊諾芬來疑相拉圖。

  閒話少說,言歸《老子》。馮友蘭先生說《老子》的文體是「簡明之經體」, 故應該是戰國時作品(說見上人但顧頜剛先生說「《老子》一書是用賦體寫出的; 然而賦體固是戰國之末的新興文體呵!」(校學年報》第四期,頁二四,參看再一 九)同是一部書,馮先生側重那些格言式的簡明語句,就說他是「經體」;顧先生 側重那些有韻的描寫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說他是「用賦體寫出的」。單看這兩種不 同的看法,我們就可以明白這種文體標準的危險性了。

  我們可以先看看顧光生說的「賦體」 是個什麼樣子。 他舉苟卿的《賦篇》( 《苟子》第二十六)作例,《賦篇》現存五篇,其題為禮,知,雲,蠶,箴。總觀 此五篇,我們可以明白當時所謂「賦」,只是一種有韻的形容描寫,其體略似後世 的詠物詩詞,其劣者略似後世的笨謎。顧先生舉苟卿的《雲賦》作例,他舉的語句 如下:

  忽兮其極之遠也,倔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威案也。德厚而不捐,五 采備而成文。 往來後憊,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11。天下失之d滅,得之則 存。

  這是苟子的「賦體」。顧先生說:

  此等文辭實與《老子》同其型式。

  他舉《老子》第十五章和二十章作例:

  豫焉(河上公本作與兮)若冬涉)11,猶兮若畏四鄰,伊兮其芳容(河上公本 作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老子》十 五)

  我獨淚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核;慢慢兮若無所歸。……法令其若海,賭兮若 無止。……以老子》二十)

  這是《老子》的「賦體」。

  顧先生又說,儲子》這兩章的文體又很像《呂氏春秋》的《土容》和《下賢》 兩篇,我們也摘抄那兩篇的一部分:

  故君子之容,……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捨不悅而。C甚素樸。 (《士容》)

  得道之人,艱平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柴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 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下賢》)

  這是《呂氏春秋》的「賦體」。

  顧先生說:

  這四段文字,不但意義差同,即文體亦甚相同,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 同,惟助詞則《老子》用「兮」,《呂書》用「乎」為異。大約這是方言的關係。

  我們看了顧先生的議論,可以說:他所謂「文體」或「型式」上的相同,大概 不外乎下列幾點:

  一、同是形容描寫的文字。

  二、同用有「兮」字或「乎」字語尾的形容詞。

  三、「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

  依我看來,這些標準都不能考定某篇文字的時代。用這種帶「兮』字或「乎」 字的形容詞來描寫人物,無論是韻文或散體,起源都很早。最早的如《春秋》早期 的《都風·君子偕老》詩,《衛風·碩人》詩,《齊風·簡嗟》詩,都是很發達的 有韻的描寫形容。在《論語》裡,我們也可以見著這種形容描畫的散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優語》)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以論語如\)

  我們試用這種語句來比《苟子》的《賦篇》,和《呂氏春秋》的《土容風下賢》 兩篇,也可以得到「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亦甚相同」的結論。你瞧:

  (《論語》)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老子》)渙兮若冰之將釋。

  惺惺兮若無所歸。

  淡乎其無味。(三十五章。《文子·道德》篇引此

  句,作「淡兮」。)

  (《苟子》)忽兮其極之遠也。

  (叮令天下之威筵也。

  (《呂覽》)淳淳乎謹慎畏化而不肯自足。

  乾乾乎取捨不悅而。C甚素樸。

  覺乎其不疑有以也。

  雜乎其必不渝移也。

  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

  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也。

  這些形容詞及其形容的姿態,何等相同!何等相似!其中《論語》與《呂覽》 同用「乎」字,更相像了。

  如果這等標準可以考定《老子》成書的年代,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論語》成 書也該在目不韋時代或更在其後了!

  文體標準的不可靠,大率如此。這種例證應該可以使我們對於這種例證存一點 特別戒懼的態度。

  至於拓拾一二個名詞或術語來做考證年代的標準,那種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 險。顧頜剛先生與梁啟超先生都曾用此法。如顧先生說:

  更就其所用名詞及傷語觀之:「公」這一個字,古書中只用作制度的名詞(如 公侯, 公田等) ,沒有用作道德的名詞的(如公忠,公義等)。《呂氏春秋》有 《貴郵篇,又有「清淨以公」等句,足見這是戰國時新成立的道德名詞。《苟子》 與呂書同其時代,故書中言「公」的也很多。可見此種道德在苟子時最重視。《老 子》言「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正與此同。(《史學年報》四負二五)

  然而《論語》裡確曾把「公」字作道德名詞用: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悅。(《論語》二十)

  《老子》書中有「公」字,就應該減壽三百年。《論語地有「公」字,也應該 減壽三百年,貶在苟卿與目不韋的時代了。

  任公曾指出「仁義」對舉彷彿是孟子的專賣品。然而他忘了《左傳》裡用仁義 對舉已不止一次了(如莊二十二年,如椽十四年)。任公又曾說老子在格秋》時不 應該說「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萬乘之主」等等名詞。然而惆易》 蠱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家辭與離卦象辭都有「王公」了。《論語》常用「天 下」字樣,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讓」。 其實稷何嘗有天下?泰伯又那有「天下」可讓?《老子》書中有「取天下」,也不 過此種泛稱,有何可怪?「天下」「王」等名詞既可用,為什麼獨不可用「萬乘之 主」?《論語》可以泛說「道千乘之國」,《老子》何以獨不可泛說「萬乘之主」 呢?(河上公註:「萬乘之主謂王。」)凡持此種論證者,胸中往往先有一個「時 代意識」 的成見。 此種成見最為害事。孔子時代正是諸侯力征之時,豈可以高談 「無為」?然而孔子竟歌頌「無為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簡」之政治。時代意識 又在哪裡呢?

  五

  最後, 我要討論顧頜剛先生的《從(呂氏春秋) 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 (《史學年報》四,頁一三——四六)的考據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節已討 論過了。 現在我要討論的是他用《呂氏春秋》 引書的「例」來證明呂不韋著書時 《老子》還不曾成書。

  顧先生此文的主要論證是這樣的:

  第一,《呂氏春秋》所引的書是不憚舉出它的名目的。所以書中引的《詩》和 《書》甚多,《易》也有,《孝經》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舉其書名。 又神農、 黃帝的話, 孔子、墨子的話,……亦皆列舉其人名。」這是顧先生說的 《呂書》「引書例」。

  第二,然而「《呂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詞和大義這等多,簡直把 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進去了,但始終不曾吐出這是取材於《老子》的。」

  因此顧先生下了一個假設:「在《呂氏春秋》著作的時代,還沒有個本《老子》 存在。」

  我對於顧先生的這種考據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懷疑。我現在把我的懷疑寫 出來供他考慮。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險的事業,我想是勞而無功的工作。 古人引書,因為沒有印本書,沒有現代人檢查的便利;又因為沒有後世學者謹嚴的 訓練,錯落幾個字不算什麼大罪過,不舉出書名和作者也不算什麼大罪過,所以沒 有什麼引書的律例可說。如孟子引孔子的話,其與《論語》可以相對勘的幾條之中, 有絕對道嚴不異一字的(如卷三,「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有稍稍不 同的(如卷五「大哉堯之為君」一章),有自由更動了的(如卷五「君幕聽於家宰」 一章,又捲六『陽貨欲見孔子」一章,又捲十四「孔子在陳」一章),也有明明記 憶錯誤的(如卷三「夫子聖矣乎」 一段,對話的M論語》作公西華,《孟子》作子 貢,文字也稍不同。又如卷〔『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桃劇作孔 子告樊遲的話,而《孟子》作曾子說的話人我們若論作孟子引書凡例,將從何處作 起?

  即以《呂氏春秋》引用《孝經》的兩處來看,就有絕對不同的義例:

  一、《察微》篇(卷十六)

  雅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寧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以孝經儲煥章》)

  二、《孝行覽》(卷十四)

  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故其親不敢慢人。愛散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 海。此天子之孝也。(《孝經·天於章》)

  前者明舉「樣經》日」,而後者不明說是引《孝經》,《呂氏春秋》的「引書 例」究竟在哪裡?

  第二,顧先生說《呂氏春秋》「簡直把儲子》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進去了」, 這是駭人聽聞的控訴!我也曾熟讀五千言,但我讀《呂氏春秋》時,從不感覺「到 處碰見」儲子》。所以我們不能不檢查顧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真贓實據。

  顧先生引了五十三條《呂氏春秋》,其中共分幾等:

  (甲)他認為與《老子》書「同」的,十五條。

  (乙)他認為與《老子》書「義合」的或「意義差同」的,三十五條。

  (丙)他認為與《老子》書「甚相似」的,二條。

  (丁)他認為與《老子》書「相近」的,一條。

  最可怪的是那絕大多數的乙項「義合」三十五條。「義合」只是意義相合,或 相近。試舉幾個例;

  一艄老》)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四八)

  (《呂》)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精諭》)

  二、(《老》)不自見故明(二二)。自見者不明。(二四)

  (《呂》)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以任

  數》)

  三、(《老》)重為輕根。……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二六)

  以《呂》)以重使輕,從。以《慎勢》)

  這種斷章取義的辦法,在一部一百六十篇的大著作裡,挑出這種零碎句子,指 出某句與某書「義合」,已經是犯了「有意周內」的毛病了。如第三例,原文為

  放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便重,凶O

  試讀全第(《棋勢》篇),乃是說,「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其勢不厭尊, 其實不厭多。」國愈大,勢愈尊,實力愈多,然後成大業愈易。所以勝費小國不如 鄒魯,鄒各不如宋鄭,來鄭不如齊楚。「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此篇的根本觀念, 和《老子》書中的「小國寡民」的理想可說是絕對相反。顧先生豈不能明白此篇的 用意?不幸他被成見所蔽,不顧全篇的「義反」,只尋求五個字的「義合」,所以 成了「斷章取義」 了! 他若平心細讀全篇,就可以知道「以重使輕,從」一句和 《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一章決無一點「義合」之處了。

  其他三十多條『又合」,絕大多數是這樣的斷章取義,強力牽合。用這種牽合 之法,在那一百六十篇的《呂氏春秋》之內,我們無論要牽合何人何書,都可以尋 出五六十條「義合」的句子。因為《呂氏春秋》本是一部集合各派思想的雜家之言。 無論是莊子,苟子,墨子,慎到,韓非(是的,甚至於韓非!)都可以在這裡面尋 求「義合」之句。即如上文所舉第一例的兩句話,上句「至言去言」何妨說是「義 合」於批語》的「予欲無言」一章?下句「至為無為」何妨說是「義合」於優語》 的「無為而治」一章?

  所以我說,「義合」的三十多條,都不夠證明什麼,都不夠用作證據。至多只 可說有幾條的單辭隻字近於今本《老子》而已。

  再看看顧先生所謂「同」或「甚相似」的十幾條。這裡有三條確可以說是「同」 於《老子》的。這三條是:

  四、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呂·樂成》篇)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四一章)

  五、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稻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

  焉知其極?(《呂·制樂》篇)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五

  八章)

  六、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確而知天道。其出彌

  遠者其知彌少。以呂·君守》篇)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

  其求之彌強者失之彌遠。(《呂·論人》篇)

  不出於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平?(《呂

  ·先己》篇)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確,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

  少。(《老》四七章)

  除了這三條之外,沒有一條可說是「同」於《老子》的了。試再舉幾條顧先生 所謂「同」於《老子》的例子來看看:

  七、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 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 太一。(《呂·大樂》篇)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信,故混而為一。其上不敢,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民是為憾恍·,…代老件四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遭,強為之名 日大。(《老》二五章)八、天地大矣,生而弟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利而莫 知其所由始。(《呂·貴公》篇)全平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由始。以 呂·審分》篇)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件二章)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待,長而不率。(《老》十章)

  大道把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 代老》三四章)九、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平?惟不以天下害 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呂·貴生》篇)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托天下。(《老》十三章)(適按,《老子》此章以有身為大患,以無身為無 患,與《貴生》篇義正相反。但《呂》書懷侵》篇也曾說:「天下輕於身,而士以 身為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須有此一轉語,《呂》書之意方可明瞭。)

  這幾條至多只可以說是每條有幾個字眼頗像今本《老子》罷了。此外的十多條, 是這樣的單辭隻字的近似,絕無一條可說是「同」於《老子》,或「甚相似」。如 《行論》篇說: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

  顧先生說,「這兩句詩實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老子》三十六 章說:

  將欲激之, 必固張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因興之。將欲奪 (《韓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兩段文字中的動詞,沒有一個相同的,我們可以說是「吻合」嗎?《呂》書明 明引「詩曰」,高誘注也只說是「逸詩」,這本不成問題。頜剛說,

  若認為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後證前的成見。以史學年報》四,頁二三)

  這是頜剛自己作繭自縛。從高誘以來,本無人『認為取自《老子y』的。

  又如《呂氏春秋·任數》篇引申不害批評韓昭候的話: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 言之當也。

  這是當時論虛君政治的普通主張,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聰明。此篇的前一 篇以君守》)也有同樣的語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 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 事則有不恢矣。

  若以《呂》書引申不害為可信,我們至多可以說:《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 數》篇申不害的話,而稍稍變動其文字,引伸其意義。然而頜剛說:

  這一個腔調與《老子計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育,五音令人耳聾,五昧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C發狂」甚相似。

  這幾段文字哪有一點相似?難道黨老子沖中有了目盲耳聾,別人就不會再說目 盲耳聾了嗎?說了目盲耳聾,就成了《老子》腔調了嗎?

  這樣看來,額則說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呂氏春秋》裡,是 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檢查,《呂氏春秋》的語句只有三條可算是與《老子師相同的 (「大器晚成」條,「禍兮福之所倚」條太君守》篇「不出戶而知天下」條);此 外那四十多條,至多不過有一兩個字眼的相同,都沒有用作證據的價值。

  第三,我們要問:《呂氏春秋》裡有這三條與《老子》很相同的文字,還偶有 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語句,但都沒有明說是引用《老子》——從這一點上, 我們能得到何種結論嗎?

  我的答案是:

  (一)《呂氏春秋》既沒有什麼「引書例」,那三條與今本《老子》很相合的 文字,又都是有韻之文,又都有排比的節奏,最容易記憶,著書的人隨筆引用記憶 的句子,不列舉出處,這一點本不足引起什麼疑問,至少不夠引我們到「那時還沒 有今本《老子》的結論。因為我們必須先證明「那時確沒有今本《老子》」,然後 可以證明「《呂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確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 了「丐辭」了。

  (二)至於那些偶有二句半句或一兩個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夠證明 什麼了。頜剛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訓》「把《老子》的文辭,成語, 和主義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稱『老子曰』。然而他寫到後來,吐出 一句『故老胭之言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以史學年報》四,頁十六),頜剛何不試想,假使《原道》一篇 的前段每用一句《老子》 都得加「老子曰」 ,那還成文章嗎?我們試舉上文所引 《呂氏春秋》的第八例來看看: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

  假定這種裡面真是套了《老子》的『上而不有,為而不待」,請問:如果此文 的作者要想標明來歷,他應該如何標明?他有什麼法子可以這樣標明?頜剛所舉的 五十條例子, 所謂「同」 ,所謂「談合」,所謂「甚相似」,至多不過是這樣把 《老科的單辭隻字「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在行文的需要上,決沒有逐字 逐句標明「老於日」的道理,也決沒有逐字逐句標明來歷的方法。所以我說,這些 例子都不夠證明什麼。如果他們能證明什麼,至多只能夠暗示他們會用了《老子》 的單辭隻字,或套用了《老子》的腔調而已。李俊佳句往往似陰理,他雖不明說陰 鎮,然而我們決不能因此證明陰罌生在李白之後。

  顧先生此文的後半,泛論戰國後期的思想史,他的方法完全是先構成一乍『時 代意識」,然後用這「時代意識」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種方法的危險,我在 前面第(三)(四)兩節已討論過了。

  八八

  我已說過,我不反對把《老子》移後,也不反對其他懷疑《老子》之說。但我 總覺得這些懷疑的學者都不曾舉出充分的證據。我這篇文字只是討論他們的證據的 價值,並且評論他們的方法的危險性。中古基督教會的神學者,每立一論,必須另 請一人提出駁論,要使所立之論因反駁而更完備。這個反駁的人就P4做一魔的辯護 士」 (Advocatusdiahai)。我今天的責任就是要給我所最敬愛的幾個學者做一個 「魔的辯護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文。我攻擊他們的方法,是希望他們的方 法更精密;我批評他們的證據,是希望他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來。

  至於我自己對刊老子產代問題的主張,我今天不能細說了。我只能說:我至今 還不曾尋得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有必須移到戰國或戰國後期的充分證據。 在尋得這種證據之前,我們只能延長偵查的時期,展緩判決的日子。

  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

  

  

  

   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 (SuspensionOfjudgeln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一九三三年元旦改稿附錄一: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們題書(胡。)賓四先生:

  去年讀先生的《向歐父子年譜》,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學報》第七期上讀 先生的舊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我覺得遠不如《向欲譜》的謹嚴。 其中根本立場甚難成立。我想略貢獻一點意見,請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場是「思想上的線索」。但思想線索實不易言。希臘思想已發達 到很「深遠」的境界了,而歐洲中古時代忽然陷入很粗淺的神學,至近千年之久。 後世學者豈可據此便說希臘之深遠思想不當在中古之前嗎?又如佛教之哲學已到很 「深遠」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淪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顯之例。試即先生所 舉各例,略說一二事。如云:

  「說卦」「帝出於震」之說,……其思想之規模,條理,及組織,盛大精密, 皆則老子》,故謂其書出《老子》後,賴老子》語也。以下推斷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認「大宗師」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張了。『妨此推斷」月不 可說『真書出《老子》後,襲《老子》語也」呢?

  又如先生說:

  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則孔墨當在前,老莊當在後。否則老已先發道為帝先之 論,孔墨不應重為天命矢志之說。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斷,老莊出世之後,便不應有人重為天命天志之說了嗎?難道二千年中 之天命天志之說,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應該排在老莊以前嗎?

  這樣的推斷,何異於說「幾千年來,人皆說老在莊前,錢穆先生不應說老在莊 後,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先生對於古代思想的幾個重要觀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頗多牽強之論。如天 命與天志當分別而論。天志是墨教的信條,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義的說法,與 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並存。(後世始有「司令』之說,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 的東西。)

  當時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為天地先之論,建立自然的宇宙觀,動搖一切傳 統的宗教信仰,故當列為左派。孔子是左傾的中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的自然無為的宇宙論,又主『有疑」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則仍是中派。孔孟的「天」與「命」,皆近於自然主義;「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 致」,皆近於老莊。此孔孟老莊所同,而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來擁護那 已動搖的民間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輸入一點新的意義,以天志為兼愛,明天皇為 實有,而對於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論極力攻擊。這是極右的一派。

  思想的線索必不可離開思想的分野。凡後世的思想線索的交互錯綜,都由於這 左、中、右,三線的互為影響。苟卿號稱儒家,而其《無論》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 義。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師》一篇已是純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極右 的路上去了。

  《老子》書中論「道」,尚有「各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強為之名日大」的話, 是其書早出最強有力之證。這明明說他初得著這個偉大的見解,而沒有相當的名字, 只好勉強叫他做一種歷程,——道——或形容地叫做「大」。

  這個觀念本不易得多數人的瞭解,故直到戰國晚期才成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 心見解。但到此時期,——如《莊子》書中,——這種見解已成為一個武斷的原則, 不是那「強為之名」的假設了。

  我並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 先生請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 早出之說。

  匆匆草此,深盼

  指教。

  胡適二十.三.十七

  附錄二:致馮友蘭先生書(胡適)芝生吾兄:

  承你寄贈忡國哲學史講義,多講多講。連日頗忙,不及細讀,稍稍翻閱,已可 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將來如有所見,當寫出奉告,以酬遠道寄贈的厚意。

  今日仍見一點,不敢不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對的作品,自有見地;然講 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第一,「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 此通則有何根據?當孔子生三歲時,叔孫豹已有三不朽之論,其中「立言」已為三 不朽之一了。他並且明說「魯有先大夫回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適按,文件 死在文公十年〔六一七〕。叔孫豹說此話在襄公二十四年〔五四九〕。《釋文風: 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難道其時的立 言者都是口說傳授嗎?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類,難道都是口說而已?至於鄧析 之書,雖不是今之傳本,豈非私人所作?故我以為這一說殊不足用作根據。

  第二,「《老子》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後。』鞏說更不能成立。 豈一切非問答體之書,皆應在《孟子》之後嗎?《孟子》以前的《墨子》等書豈皆 是後人假托的?況且「非問答體之書應在問答體之書之後」一個通則又有什麼根據? 以我所知,則世界文學史上均無此通則。《老子》之書韻語居多,若依韻語出現於 散文之前一個世界通則言之,則《老子》正應在《論語》之前。《論語·擅引一類 魯國文學始開純粹散文的風氣, 故可說純散文起於魯文學, 可也;說其前不應有 《老子》式的過渡文體,則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條更 不可解。什麼樣子的文字才是簡明之「經」體?是不是格言式的文體?孔子自己的 話是不是往往如此?翻開《論語》一看,其問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 令色,鮮矣仁」「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行夏之時, 乘殷之格,服周之冕」……這是不是「簡明之『經』體戶

  懷疑《老科,我不敢反對;但你所舉的三項,無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為它 一辯。推翻一個學術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較有根據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舉證據,張始蘇兄曾有駁文,今不復能記憶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見 到之處,略說於此。任公共舉六項:

  一矛L子十三代孫能同老子的八代孫同時。 此一點任公自己對我說,他梁家便 有此事,放他是大房,與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輩。我自己也是大房,我們族裡的排 行是「天德錫份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輩,少時常同「天」字輩人 同時;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輩了,而別的一支還只到「祥」字輩。這是假定 《史記》所記世系可信。何況此兩個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稱道老子?我已指出《論語》「以德報怨」一章是批評老子。 此外「無為而治」之說也似是老子的影響。

  三/曾子問》記老子的話與《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這是絕不瞭解老子的話。 老子主張不爭,主張柔道,正是拘謹的人。

  四、《史記》的神話本可不論,我們本不根據《史記》。

  五、老子有許多話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時人說的。試問鄧析是不是春秋時人? 做那《伐植朋碩鼠》的詩人又是什麼時代人?

  六、老子所用『猴王」「王公」「王侯」「萬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樣,不 是春秋時人所有。他不記得《易經》了嗎?「蠱」上九有「不事王侯」。「坎』努 辭有「王公設險」,「離」象辭有「離三公也」。孔子可以說「千乘之國」,而不 許老子說「萬乘之君」,豈不奇怪?至於「偏將軍」等官名,也不足據。《漢書· 郊把志》不說「社主,故周之右將軍』鳩?

  以上所說,不過略舉一二事,說明我此時還不曾看見有把《老子》挪後的充分 理由。

  至於你說,道家後起,故能采各家之長。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後的 名詞,司馬談所指乃是那集眾家之長的道家。老子、莊子的時代並無人稱他們為道 家。故此言雖是,卻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寫,匆匆達意而已,不能詳盡,甚望指正。

  近日寫忡古哲學史》,已有一部分脫稿,擬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寫印成 時,當寄一份請教。

  胡適十九·三·二十夜
  b111.net 下一頁
雲台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