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現代文學--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葉，俄國的十月革命繼二月革命之後，同時發生於 1917年，中國的長期革命，迄今則已逾一個世紀，這200年來的事跡，及於遠東與泰西，當中地理環境各不相同，社會背景也千頭萬緒，其成果當然極不一致。可是從長時間遠視界來看，以上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具有大陸性格的國家，也都被強迫放棄過去以農業為國民經濟本位的體制，而採取以數目字管理的趨向。

　　這三個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為準據。法國的舊體制（ancien regime）、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順應環境，也實由於其現存體系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公式和法則，以適應此需要。

　　這三個國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歸咎於過去組織過於簡陋。他們都曾回光反照，表現出官僚組織（bureaucracy）的特長。法國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稱「朕即國家」，可見其享國時之叱吒如意。沙俄之凱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為「開明專制」期間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時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異曲同工。然其號召力量之雄偉，有賴於18世紀及以前的環境與背景。一到資本主義與重商主義，不僅這些國家的組織與結構不能與之抗衡，連其本身之存在都發生問題。甚至過去的行動與設施，反成為今朝的阻扼與障礙。

　　階級鬥爭都曾在以上三種運動中被提出。列寧提倡「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顯然在倣傚法國大革命時「山嶽黨」（Montagnards）利用「無褲黨」（sans－cul ottes）（詳下）的戰略。中國在文革期間組織所謂「造反總司令部」，亦非獨出心裁，因為「造反委員會」（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紀末年的巴黎出現。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艱難困苦，實由於社會上與經濟上的不平等，而階級利益的衝突，是一切問題的重心？反過來說，是否由於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經驗，今後全世界的決策只有朝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因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問題尚不只此。資本主義之為一類組織和一種運動，固然發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但是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卻因法國大革命及其過程而產生（詳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以後的發展，尤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和蘇聯的發展，這名詞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個觀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動，至此也成疑問。本書引用歸納法，主張先將法國、蘇聯與中國進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圖進入這境界的經驗提出。我們從技術的觀點出發，如果能將上述三種運動作切實的解剖，再參照以前各章的資料，應能在下章作結論時，對以上各問題提出一個較客觀卻更具體的答覆。

　　　

法國的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極容易產生爭執是非的題目。史學家勒費弗（Georges Lefe bvre）曾於1932年寫出：「舊體制已將法國農業史擱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將此工作完成。」這種說法不能獲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費弗又在另一書裡提及：「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在這十年之內加速。相反的，環境只使它減低。」其實勒氏的兩種說法雖有矛盾，但仍可同時立腳。因為前者所言系指資本主義為一種制度，所涉及的為組織；後者則系實際存積資本的數量和動員人力與物力之程度。一種是長期間的看法，一種是近距離的論斷。可是這當中的差別極容易引起誤會。

　　從人身經驗寫歷史，糾纏更多。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學第一位任法國大革命專題教授的奧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門徒馬迪茲（Albert Mathi ez）在本世紀初年的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後期，過激派以丹東（Danton）、馬拉（Marat）及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為領導人物，馬拉被女刺客刺殺之後，只剩著丹東及羅伯斯比爾。在奧拉德看來，丹東是英雄好漢，羅伯斯比爾則既虛榮又是書獃子，於是以他個人之好惡，決定革命之途徑。馬迪茲則強調羅伯斯比爾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誠意地為小民謀福利，丹東倒是貪污好貨，隨時可以出賣革命。他們所著的專書不說，又任教職、編輯專刊各數十年。此外撰寫大革命的各種專題著作，也近數千百部，動輒十餘冊，而瑣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棟。本書脫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監獄暴動200週年，法國人士正籌備在紀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預料此時寫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滿目。我們讀他們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繼，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評論？

　　可是歷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境域，我們涉豬其間，各人的目標不同。在我們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共通的題目，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發展。如果我們放棄這段題材不顧，則本書以前各章的事跡無從交代，以後的發展也不便闡揚。在這種國際性的注意力之下，我們所企知的法國大革命，有其示範作用。上章說到美國、日本和德國過去缺乏中央體制，所以新體制之創造，阻攔較少，已給我們預先安排一種假說之中的借鏡，所以我們的觀察集中於18世紀末期，法國突然改組時，技術上所遇到的困難，而不著重人身方面之情節。茲舉一例於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圖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帶傳奇性的一段插曲。本來計劃周密，初步突破難關。只是一離開巴黎，一行人放鬆戒備，國王兩次被識破，車行亦不能保持預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預備接應的人員不得不撤離崗位，馬匹也已遣散。國王抵達華倫內（Varennes）時已黑夜，在此的遲滯是被截獲的一大主因。華倫內已去邊境不遠，也有奧軍準備接應。事之不成，誠然令替國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歷史家內心也不免忖測：若是天假其緣，使路易平安抵達邊境，以後局勢將起何種變化？可是這種空想不僅無益，反而可能產生錯覺。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日法國的問題，已不是加強或甚至改革國家之高層機構所能解決，在這情形之下，國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國大革命有其幕後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複雜又磅礡，當時無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決不會有如此眾多的革命人士與所謂反革命派先後被送上斷頭台。而且這些醞釀的因素出現既突然，在每一階段逗留的時間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勵各人立即爭取主動。勒費弗在敘述1789年10月，巴黎婦人強迫路易自凡爾賽宮遷居巴黎時，寫出：「沒有人能夠夢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見得時人總以為當日的細雨微風已如未來的巨浪與狂飆。

　　路易十六曾被歷史家指摘為意態游離。最初他有機會出走而不願脫逃，因為逃避責任非王老氣概。巴黎不穩定時，他調兵入防，也有壓制議員的情勢，可是他被亂民威脅時，又不肯動武。他多次謀算王后，臨時又改變主意，只有最後喪身於斷頭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細分析後，我們認為，其缺乏決斷，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局勢不能明朗化。而他對各方的責任觀念，互相衝突，亦不可謂之不真。當革命初開始時，各人無法預知其牽涉之廣，即有少數人作大刀闊斧的看法，日後證明其眼光仍過於狹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進而至君主立憲，又前進一步而成立民國，再進一步修改整個人類的文化，上至倫理宗教，下運曆法及度量衡，最後改變而軍事獨裁，又受國際干涉，其餘波振蕩幾十年。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更只能體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綽號「老虎總理」之克裡蒙梭（Clemenceau）所說，「革命是一個整體，一個大方塊」。因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這也等於說集體的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單獨各人的責任重要。也因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與法國無直接關係的國家（如中國）之歷史銜接。

　　責備路易國王之不智不勇，等於責備羅伯斯比爾之不義不仁，更等於責備拿破侖之不忠不信。羅伯斯比爾穿淺藍色外衣，著貴族型馬褲，頭髮敷粉。他的親信同黨聖約斯特（Saint－Just）戴耳環，丹東和外國交涉時滲入個人利害，至少是不誠懇的。可是拿破侖也曾被指責與一個聲名狼藉的女性結婚，靠裙帶關係陞官。至於說到以革命起家發財，則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統統裂土稱王，或帶貴族頭銜。而拿破侖在國外的掠奪也不曾公開交代。總之，道德是真理最後之環節，人世間最高品質，一經提出，即無回轉餘地，故事只好因之結束。以上之評論與指摘，都沒有接近我們企圖審察的主題。大革命企圖重訂人類道德的標準，其記錄不應當先被道德問題分割。我們再引用勒費弗的言辭：他說：「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他不能解釋事故。」

　　以下是我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術的立場，並在議論中追述革命過程中最基本的事實：大革命之發生，一般認為開始於1789年。其實前一年巴黎的議會（pa rlement）否定國王抽稅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著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已在序幕之前，發出了一個貴族及特權階級不受節制的先聲。此中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大革命之發生，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發生致命衝突，而是各階層間、各地區間、各種利害錯綜重複。以後革命者倒能看清階級鬥爭實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以後這樣的作法，也見於俄國與中國。

　　法國之議會與英國之議會（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區設立，不是立法機關，而像高級法庭，也保持類似中國唐朝「門下省主封駁」的作風。所有法令一定要經過議會「登記」，才能生效，於是各行政機關不能置之不顧。而且承封建制度遺緒，司法獨立，非特別強有力之君主無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議會與路易十六的行政機構對立，即釀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時國家的財政也陷入低潮，原來，18世紀法國的軍事政治力量虛有其表，國家靠借債度日，軍隊也靠德國與瑞士之僱傭軍充實行伍。以前幾次的國際戰爭不是慘敗，即是勝負未分；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也算戰勝國，卻又兜上一筆蝕本生意。同時，財政的困難也不能由內部解決，因為宮廷的開銷不及預算6％，而公債攤付的利息即超過預算之半。

　　當日法國的人口，據估計約在2300萬至2500萬之間，巴黎即超過60萬，以法國資源之富，如果經濟組織有條理，其國計民生較之鄰國，如英國、荷蘭，不應相形見絀。而且法國的國民經濟已有起步的基礎。重商政策自17世紀以來，經過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貝特（Colbert）銳意提倡，法國的造船、海外貿易、紡織、玻璃工業和奢侈品的製造，都有長足的進展，股份公司的組織也和其他先進國家大致同時，巴黎的證券交易所經手投機生意，則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時期」被停封為止。可是在法制上，這些新經濟因素未能結合成一個自行調節的結構（在我們的眼光內亦即是資本主義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於官僚組織的呼吸之間。後者可以將各種經營特權公開販賣。現在看來，「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業不能與農業歸並為一元，其財富基層脆弱，利益只澤潤於一部分人口，與德國落後的情形（詳第六章）相比，過猶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級會議，說明法國實有三種體制。其原則有似中國漢初吳楚之亂以前的封建與郡縣並行，複雜則遠過之。第一級（First Estate）為僧侶，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為數不逾10萬。他們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統、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產，很多主教方丈實際上是各村莊的領主。僧侶既視察全部信民的養生送死，也管轄到他們的婚姻與遺傳，兼及教育與慈善事業。第一級不向國王付稅，但是傳統上經過磋商自願地向國庫捐助，有時擔付國債利息之一部分，唯無成例數目。

　　第二級為貴族。總數也不過40萬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原來的武士階級，有些追溯到中世紀前的德國血統，有些則是後來加封。另一種是各級法庭的法官、地方經理的首長，大體出資捐官購買。18世紀末年法國的貴族極為混淆，有些極富，有些極貧。一般爵位由長子繼襲，可是也有新貴族頭銜，只及於受者本身。海陸軍軍官由貴族領先，有時身份即包括特權。過去的觀念凡貴族即為莊園的領主，這種情形已不存在。因為法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時候整個莊園落入平民買主手中。可是封建體制沒有全部取消，有些貴族仍為領主，仍開設莊園法庭。據估計大革命前夕，法國約1／5的士地仍在貴族手中。他們除了向農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堅持其水利權、礦產權與種樹權和狩獵權等。

　　貴族無集體組織的機構，向他們抽直接稅極為困難。一方面這也由於法國地方政府的組織。歷史的發展使法國領土的中央區域早期就屬國王，中央政府派駐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邊疆的各單位，在歸隸時與國王定有契約，內中也各有世襲性質的地方首長和代議性質的地方機構從中主持，稅收還待磋商。而且莊園制度的繼續存在，更是調查統計難以精密的原因。歐洲封建的成規，從不說明何種產業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數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來彼往的享有特權，種地也只好按成規，如此更妨礙農業的增進。此外還有整個一市一鎮享有不同的特權。

　　第三級為平民，據稱佔全國人口94％，其中大多數為農民。法國穡夫制早已廢除，除了東北角少數地區之外，穡夫已不存在。一般農民可以自由購置產業。自耕農與佃農的比例各地千差萬別。一般的困難為耕地分割過小，農業技術無法增進。過去幾十年來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數農民感到生活壓迫。每值天災流行，即有食物匱乏之虞，也影響到市民生活。又據研究，大革命前夕與18世紀初期比較，地租增加98％，物價增加65％，工資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況愈下。17 88年收成欠佳，入冬嚴寒，河水冰凍，食糧既短缺又無法輸送。翌年，城市裡市民失業多至半數，為助長革命聲勢的主因。夏間巴黎的騷動引起各種謠傳，驚擾進入鄉村，而遍及全國。

　　城市裡的資產階級是革命之領導人。他們爭取本身權利，事誠有之，痛恨貴族享有特權，亦是當然。但是單純的階級利益之衝突，並不是使他們忘身捨命發動政潮的主要動機。因為他們事業成功，也可以與貴族通婚，也可以買爵捐官。只是他們在舊體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悶。啟蒙運動以來，種種天賦人權、國民公約的觀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識與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發生距離，是現代社會裡驅使中產階級參加革命最有力之條件，法蘭西此時已具備此背景。以後銀行家和富商出資捐助市民暴動，律師以辯才參與組織，賽亞司（Sieyes）以教團成員參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貴族降為平民代表，丹東與羅伯斯比爾和大多數革命家一樣以律師出身。馬拉由醫生改作新聞記者。以上都不易以他們本身階級利害，解釋他們的心境與行動。同時資產階級（bollfg60isi）是一個極為廣泛而不著邊際的稱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權階級，下至小本經營的工匠，都可稱為資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大革命固然使資產階級抬頭，也使不少資產階級成員被清算。

　　現在讓我們再追敘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時的情形：這種會議自1614年以來，未曾開過。因為過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們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個健全的組織系統。此時國王召集三級議會的目的，無非籌劃稅收方案，解決財政問題。可是下層階級已被重重剝削，既擔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稅（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勞役（corvee），又要負擔鹽稅（gabelle）之絕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無法向他們增稅。而新負擔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級。過去公私財政事宜的疊床架屋，久未改組，何處可增稅、何處應加租，也無從獲悉，所以稅收與租金的收集多來承包制。只有職業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個別間的情形，才能執行任務，而且從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數目字管理，則早已用不著勞駕他們了。同時這時候還有很多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以後風潮加緊，貴族出奔國外，下層階級裡有很多人因之失業。提高糧食的價格，應當對農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種葡萄釀酒的農夫叫苦連天。改進農業生產，首重圈地，才能將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種，但是首先反對即是農民；他們失去了在公地採樵和牧放牲口的權利，立即無以為生。諸如此類的問題，無從規劃，找出對策。

　　所以從各種非人身的因素看來，法國已經無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組。只有將一切投入一個大熔爐之內，聽候歷史之安排，只是這情形當時沒有人看穿。

　　當三級會議在1789年召集的時候，各級與地方的單位，依前例條列他們向國王請願的要求，稱為。ahi6y，我們不妨徑呼之為「陳情表」。當中第二級的要求，有一段要國王固定貴族的地位。各人的勳級要仔細勘明，讓他們如僧侶一般自成一財團與系統，今後朝廷不得再以賣官鬻爵的辦法混淆名位，國王的近臣務必由貴族中遴選，他們的子弟則由王室負責教育。今日我們看來不免驚訝，此類要求可謂不識時務。大革命志在清算貴族，以後步伐一經展開，尚有不少貴族未經審問，即送上斷頭台。那麼當初何以如此跋扈囂張，在應當要求諒解的時候不虛心求願，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強他們的特權？

　　這種舉動也可以引用非人身關係的情形解釋：

　　提出陳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級會議原來是國王與臣民的一段對話。國王固然要各級代表協同決策抽稅，後者趁此機會將下情上達。既有權力則有義務，既有義務則有權力，以上都符合於封建體制。只是會議既分三級，召集會議即已伏下了一個階級鬥爭之陰影。

　　各級代表由各地方單位選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經過初選與復選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單位授權參加，而不是以個人的見解，參加國事的磋商。經過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單位的選舉人也覺得他們已成為一種民意上的機構，除非他們階層裡和地方上的陳情表獲得答覆，他們責無旁貸。於是以巴黎為首，此地既為國都，又有沙龍為時尚人士討論政治之處，產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冊子煽動革命情緒。此後，巴黎的407個「選舉人」，在選出三級大會的代表之後，經常集會，巴黎公社及國民軍（National Guard）由此選舉人的會議而產生。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巴黎政客經常聚會的俱樂部，成為策動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後他們既維持秩序，也策動暴民。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大同小異，1789年巴黎的騷動一開始，舊體制派往各處的省長（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組織已經瓦解，各市鎮大致倣傚巴黎的辦法，除了傳達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詳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國王所轄行政系統指揮。

　　所以舊體制力量脆弱，是局勢脫離掌握之一大主因。這種情形，也使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與德國的統一運動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眾首先衝入傷病軍人大廈，取得滑膛槍32000支，隨後進攻巴士底監獄，其目的在於取得兵器與火藥，解除這要塞對巴黎市民的威脅，並非所謂解放囚人。消息傳到各處，很多市鎮與鄉村群起響應，農民進攻貴族的堡壘。

　　為簡便起見，大革命可以分作兩個階段敘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級會議開幕到 1792年8月，歷時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職權，革命由溫和走向極端，終至恐怖時期（reign of terror，簡稱恐怖Terror），後因「熱月反動」（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結束，時為1794年7月，後期也歷時近兩年。此後迄拿破侖於1799年11月兵變奪取政權為止，其間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頓的時期。

　　三級會議召開時，第三級代表約600人，第一二兩級各約300人。起先國王和議會堅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級分開討論表決，如果某一議案獲得兩級的同意即算通過。顯然的，這樣無法對國家體製作任何更革，即想改變方針與政策也必困難重重。所以第三級的代表主張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體表決，在這主張之下，三級會議變成了「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這組織後來自稱「憲法制定會議」 [Constituent Assembly]，由憲法制定會議參加產生的代議政治機構稱為「立法會議」[Legisla-tive Assembly），於1791年集會。以上都與革命後期的「國民會議」 [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為國王封鎖議會的場所，這些代表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網球場，也鼓動一部分代表下級僧侶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又怕國王以武力壓制，與會的人簽名誓約之上，內稱除非達到目的，決不分散。其中提到國民大會之召開，其目的在「草擬憲法，給國家以新生，並且釐定君主制之正確原則」。

　　這樣展開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勢已無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級和第二級的代表一體參與。他的讓步並非出於開明主見，而是於內外的威脅，而巴黎既感到糧食恐慌，又不知道國王意向所在。他集中軍隊於巴黎內外以防止暴民蠢動，保護國民大會的安全。但是所謂暴民既經組織，實際已是革命的群眾力量，和國民大會裡一部分代表之護身符。

　　三級會議於5月5日集會討論，6月20日有網球場誓辭，6月25日巴黎公社組織就緒，7月14日巴士底監獄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視，希望撫慰眾情， 10月5日仍有巴黎街頭婦女6000多人冒雨手執標槍，又挽兩門炮，跋涉12英里，到凡爾賽宮向國民大會和國王請願，提出「要麵包」的要求。由於她們後面還有國民軍兩萬人的支持，國王與王后被迫由凡爾賽遷往巴黎的特拉裡茲官（Tuileries）。兩周之後，國民大會在巴黎開會，從此彼此都在巴黎群眾陰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揮之群眾或暴民，對以後國事的進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時至今日，這些事跡還找不到確切的解釋。即如巴黎的暴動與婦女的示威，顯然有人策劃主持。他們是誰？當初目的何在？雖說歷史家各有猜測，最可能從中獲利的乃是奧爾良公爵（ducde Orleans），當今國王的遠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憲君主，也可能是賽亞司和米哈波預聞其事，甚至有人懷疑，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成名，今被公推為國民軍司令的拉法葉（LaFayette）。還有幾個辦報紙的主筆，也被指責唆使主動，卻沒有人提出可靠的證據。總之從人身方面的觀察，很難寫出此中確定的歷史。

　　並且1789年收成良好，糧食問題也一度解決，緊張的空氣業已和緩。那麼何以以後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開，而且內戰與斷頭台上之不斷流血，仍在3年以後產生？

　　國民大會決議接收寺院的地產，廢除什一捐，將各種封建義務解除，人身的義務亦無條件廢止，土地的義務則以代價贖取。又通過了「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揚「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統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權力，僅在共同的功利之條件下產生社會上的差別」。此外又列舉這些權利為「自由、財產權及抵抗壓迫的權利」。公民一體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佈，新憲法則將公民分為「現役公民」及「非現役公民」二種，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賦稅，享有選舉權。1791年召開的立法會議，即依這樣的程序產生，其組織為一院制，所以沒有貴族平民的區別，僧侶更不在話下。國王對立法會議通過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決權（立法會議兩年一屆，國王對同一法案可以在兩屆否決，所以否決有效期間共為4年）。應付當前的財政問題，則決議發行一種紙幣，稱為「交付券」（assignats），以沒收寺院之地產作擔保。

　　看來這些條款所包括的改革極為廣泛，其步驟則和緩而帶妥協性，為什麼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為玉帛？其中必有蹊蹺。

　　廢除封建特權，並非在國民大會裡經過詳細審查與考慮而通過，而是少數預謀的人決定在傍晚5時開會（1789年8月4日），會議延長到清晨兩點而獲得表決，其辯論的程序也預有佈置。像這樣一種重要的改革，務須有關的人大部分承認這是眾望所歸，積極進行，才能希望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可是事實上立法時，就希望其行動有如「魔術」，所以宣傳的成分多，實際的功效少。這時候，法國殘餘的封建因素並非整體的可以耳聞目見，而是在農村中滲入各種經濟生活之中，如「聲望」即附帶著特權；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義務與土地義務不可區分；不少封建特權出於霸占，又有一些出於契約。即讓農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價贖清，技術上也困難重重，況且有些土地又經受領人佃讓與人，更不知何人可以佔得便宜，領主則借口除非收有贖金，特權仍保持如舊，並且東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國民大會一紙法案，只產生了千般萬樣的糾紛。有些農民爭取法案給他們的利益，一直糾纏到1793年，其情節即是一種「道地的內戰」。

　　沒收寺院地產、廢除什一捐好像輕而易舉，可是後來牽涉更廣。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們手下的收入，國會就決定對他們發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員成了政府雇員。又因為此時整理全國的行政區域（參照上節法國行省有中央及邊區的分別），全國領土各按境內山河劃為大致面積相等之行政區（depart－ments），於是舊的主教區裁撤，新的主教區與行政區重疊。在政教合一的方針之下，國民會議於1791年通過「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規定主教由選民推舉，不再由教皇認可，並且所有僧侶要宣誓盡忠於國家。一位現代作家認為這一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

　　一般非信徒甚難掌握此中奧妙。羅馬教會由基督授命於保羅而產生，主教千百年來衣缽相傳有天神降命於人的意義。很多宗教人員已經覺得裁減主教人數、更改他們轄區之不當。因為在神學的立場上講，這些措施已經污褻了他們的神聖使命之根源。至於向人間政府宣誓，等於將所有的主教方丈改業為政治指導員。一部分僧侶比較達觀，覺得為主服務和民事管理可以視作兩途，但是贊成宣誓的少。160個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後來教皇斥責「組織法案」，更加深了法國內部的分裂。愛國人士責問，何以堂堂法國人要受命於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囑信民，不要被這種犯天瀆神的政府誤入歧途，甚至主張他們不要買賣寺院之地產，不向政府付稅，自此法國之天主教會分裂為二。路易十六之企圖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兩個月，他曾想參與一位正規神父所主持的彌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撓而作罷。最後他更因否決懲罰違命的僧侶之法案，與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華倫內被截獲，送回巴黎之後，國民大會企圖避免內戰，仍讓他擔任消極的國王，聲稱他被綁票，處決計劃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國高層社會人士紛紛避難他邦，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1789年情勢不穩時，兩個月之內政府批發了20 萬件護照，雖說有些持有者只在國內旅行，但多數流亡國外。這種情形迄未停止。 1792年正規軍內2／3的軍官都已離職。因為這些領導人物之離散，社會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於比利時、意大利各處，但是以在德國萊茵河上的科布倫次（Koblenz）的一個集團最帶威脅性質，他們也和不受命的僧侶聯繫，有引導德奧的王室侵入法國，推翻革命的趨勢。在這情形之下，路易的奧國王后成為他在中外觀感間的一種負擔。旁的問題不說，單是在宗教和流亡者兩種關係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極性的國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眾的蠢動，不是由於年歲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幣貶值，一般農民寧可背糶，不願接受不值錢的交付券。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國自1789年以來的基本問題並沒有解決，即如類似紙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一樣，只能算是一種計劃和一種企圖，不可能立即實現理想。這種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機，就會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國大革命曾被解釋有它本身的邏輯，內中群眾與權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從他們的人身經驗一眼看出，而只能夠在事勢逐漸展開時，理解體會。本書接受這種觀點，並且將之擴大。大革命發生時新聞報紙初出茅廬的煽動群眾，即作者和主編也不免為他們自己的辭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來的進展，卻使我們在社會心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看法，遠勝於18世紀末期。而且像法國大革命這樣偉大的事跡，其包涵既多，內中不少的因果關係可以前後倒置。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以後業已發生的情事和業已證明的史實追溯回去，追究當日醞釀的情形，分析各種行動的動機。

　　可以簡要地說，1789年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乃是環境需要立即採取一個用數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則低層機構中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而此時法國卻分為無數大小圓圈，錯綜重疊。各種人文因素也彼此牽制。經濟改革牽涉到政治體制；僧侶的組織也涉及群眾的安全。表面看來一個簡單的要求，實際有等於一只動物之脫胎換骨。而這動物在改造期間又仍要穿衣吃飯，以致更難。

　　從法國革命之前後看來，這當中產生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範圍大、時間短，當中無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協，有意傚法英國之光榮革命（詳第四章），後期則凡事不妥協。如果國王曖昧不明，其存在足為國事之累，則將國王送上斷頭台。如果外國有干涉之意圖，則索性由法國作主，向奧地利、英國和西班牙宣戰，並轉守為攻地進兵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和德國。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糾纏不清，則將政權特權一律無代價的廢止，直接實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侶不肯宣誓，以致法國的天主教會分裂，則索性不承認耶穌基督，而另崇拜一個自然神論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經濟法規的人物可能影響社會秩序，即宣佈「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連拘禁30萬人，很多不經審判而送上斷頭台。寫到這裡，本書也要倣傚西方的歷史家附帶聲明，敘述這些事之因果，並不是讚揚提倡。只是這一串事跡之邏輯與因果，非常明顯。法蘭西要給自己創造一段新生命。

　　將舊有體制全部解散一切重來，其膽量值得欽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動上沾染著極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會用一兩頁針鋒相對的詞語，重複地敘述當日矛盾。我們試設想：舊的組織制度既已推翻，此時既無尊卑長上，也無合法與否，其合理與否，由各人作主，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時把人類退化至原始時代，是一個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預示此種情況，有盧梭（Rousseau）所謂「高貴之野人」（Noble Savage）。其為高貴，則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剝削旁人之惡習，其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時期巴黎不少婦女邊在編織絨線衣物，邊在觀賞斷頭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對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於所敘解放中人物。再敘述得徹底一點，這時候法國已近於霍布斯的初民狀態（詳第五章），亦即所有人與所有人作戰。除非有「巨靈」（Levia-than）出現，由一個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則每個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監獄行兇，將1000多囚人當場打死，事後到巴黎公社領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學說，則當時聯軍攻下凡爾登（Verdun），法國國都看來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將為聯軍內應，於是對他們行兇，也算是自衛。

　　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追述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形：巨靈既為國家主權人，不能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已無從由舊體制承襲，有待創造。所以其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無需革命了）。以上各種條件注定其組織者為少數人物，首先以陰謀發難。

　　1792的革命，由雅各賓派（Jacobins）領導，他們經常聚會於雅各賓俱樂部，內中又以從吉倫德選出之代表所謂吉倫德派（Girondists）為表率。茲後又有所謂山嶽黨者，大部也屬於雅各賓俱樂部，又參雜其他俱樂部之成員，總因為他們在國民會議席位佔高，又為過激派，所以有此名號。這兩個集團間的來往交流，相當復雜，初非徑渭分明。只是以後鬥爭展開，吉倫德派主張溫和的改革，貸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張地方分權。山嶽黨則和巴黎的市民結合，主張對法國予以一個徹底的大改革，將盧梭所提倡的「社會契約」推化為事實，在過渡期間，當然只有中央集權。他們不僅主動地將吉倫德黨逐出雅各賓俱樂部之外，還在政治上清算他們，引起恐怖之展開。

　　大革命分為前後兩階段，固然以1792年8月國王之失去職權為分水嶺。但是其陰謀和醞釀已在幾個星期之前開始。巴黎城市分為48個區。雅各賓的組織人員無疑受未來的山嶽黨指揮（此時國民會議尚未集會，所以不能徑稱之為山嶽黨），他們將這些區公所一個一個爭取組織妥當，其計劃隱匿周詳，始終無一人單獨露面。他們自稱已經消除了「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也不承認路易十六為國王。 8月9日夜，由這些區公所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會議廳，將原有的公社組織驅逐。國民軍的司令準備干涉，則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稱心，乃因組織者早已將巴黎市井間能持武器者全部籠絡。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國民軍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還保持著資產階級的風格，國民軍也限「現役公民」參加，主要的任務為維持秩序。雅各賓所動員之群眾稱為sans culottes，直譯為「不穿馬褲之人」，以別於18世紀中等以上的裝束。我們無妨稱之為「無褲黨」。巴黎之無褲黨，以小商店老闆及獨立營業之技工領頭。但是他們動輒在街頭聚集數萬人，而巴黎人口以戶計半數為擁工，所以當中不可能沒有長期的傭工與短期的雇工參與行列。他們手執標槍，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為之改換色彩，也使整個大革命為之改觀。

　　凡革命則需要群眾武力。革命期望於他們的是行動多於思想，團結的力量超過個人的色彩。無褲黨提出的要求，首重糧食的價格能與工資配合，即後來提倡限制私人資本，主張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鋪場，沒有任何高深的見解。因為其簡單，所以能構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內部生出歧見，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聲了。這時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們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責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賓人士與無褲黨結合，曾兩次向國王提出問罪之師。6月20日衝入特拉裡茲宮時，路易應付靈敏未生事故，對革命者說來，也算是失敗。8月9日夜他們佔領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後，即馬不停蹄，說服國民軍，於翌日再向特拉裡茲進兵。於是「一大堆愛國者、無業遊民和冒險家，總之就是攻巴士底監獄的同樣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結了2萬人，向保護國王的瑞士僱傭軍作戰。國王一行逃避於立法會議的會場，請求議會保護，並且命令衛隊停止抵抗，可是武裝衝突依然展開，雙方死傷約1200 人。國王王后一行從此失去自由，以後搜出一鐵匣的公文，證明路易對革命實為不利，這證件成為1793年初將他判死刑的張本。1792年9月國民會議開幕時，國王已失去職權，「9月殘殺」即無褲黨到牢獄裡殘殺囚人（詳上。其中不少被害者為不肯宣誓的僧侶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樣的在槍捧之下犧牲），這樣的事已發生，而且法國軍隊在瓦爾米（Valmy）又打了一個勝仗，在短期時間之內，戰事已穩定，民國在此時成立。最初吉倫德派還在國民會議裡佔優勢，只是為著革命至此是否應當緩和，採納眾議，還是隨著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問題，展開了和山嶽黨的鬥爭。此中誰是誰非，經過很多歷史家的爭辯，只因為內中涉及個人動機，迄無定論。

　　今日去當時已近200年，我們有了歷史的瞭解，就可以說，當事人不一定能明瞭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歷史上的真正意義。法國大革命早已展開，機構上各種基礎都已具備，於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時候只有化複雜的情勢為簡單。現實超過抽像，決斷勝於猶豫，於是很少有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邏輯，它亟需隨著實力找到著落。

　　所以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判國王死刑，此後黨爭展開，山嶽黨整肅吉倫德派，將他們推上斷頭台，發動了恐怖政治，各種政敵消失之後，過激派又展開了內部的鬥爭。羅伯斯比爾首先將最激進的赫伯（Hebert）處死，回頭又將主張較溫和的丹東處死，等到「熱月反動」展開，羅伯斯比爾也被前在各省執行恐怖政策的議會代表處死，同出於以上邏輯。在寬闊的眼光看來，法國已面臨著一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局面，巨靈尚未長成，只有煽動性的報紙動搖人心，無褲黨滿街捉人。不問他們的動機如何，都成為助長革命熾熱的燃料。我們與其追究個人品德，不如認識他們的時代。

　　恐怖政治在「大敵當前國賊未除」的氣氛之下產生。法蘭西已有兩個總司令自動投奔敵國，在國內則徵兵30萬，又發生了溫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內亂，土倫（Toulon）則降英，影響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這時候國民會議欲藉著內外軍事政治的危機來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體系，其中牽涉到千縷百條人與人的關係，於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脅通成。1793年9月5日，國民會議提出「當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為恐怖」，只不過公開承認業已展開的一種運動，增加其強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時候，新的組織業已開始。丹東發起組織的公眾安全委員會（Co 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又通過國民會議，也操縱了立法權。它既像戰時內閣有任免將官、總攬軍事外交的能力，也藉著特務人員，監視社會人士，指揮革命法庭。它之誕生，證明非常時期實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實際，也證實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預言，法國過激運動必導引一種軍事獨裁。經過公眾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由丹東而至羅伯斯比爾，又更通過巴拉（Barras）和賽亞司而至拿破侖，無疑是新法國高層結構之根源。

　　革命者此時還有一個有利之條件，是全國各行政區域的組織也大致倣傚巴黎體制。1789年舊體制瓦解之後，各城市也組織了他們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都會裡也有無褲黨，他們從城市裡將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鎮裡去。革命後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義組織，有似於公眾安全委員會的機構，總攬動員治安事宜。當各地呈現分化趨勢之時候，國民會議決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導。反對山岳黨的吉倫德派，認為這是分化政敵的好機會，於是推舉山嶽黨的代表出任。殊不知這些督導員到任之後大權在握，積極增加各個人的聲望，當中半打左右的強人，日後成為「熱月反動」之後法國的台柱。此時，他們整肅各地方組織、加強恐怖政治、執行物價管制、徵集人員物資、組織工廠、設立濟貧所、將稅額配於富人，無褲黨則承命協助他們按戶搜索。用不著說，當中必有無數違規犯法之情事，但是這種種作為，加強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將新高層結構的權力施展到低層結構裡去。因此產生的行動，合乎「山嶽黨的風格」。也有歷史家謂這些中央派出之督導員，有黎希流和柯貝特（詳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幹，其中有些日後成為拿破侖官僚機構裡的能臣。

　　新體制的低層結構，可謂全民平等。大革命後期既已廢除「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別（但是1795年的憲法規定選舉權仍受資產限制），又革除了貴族與平民的差異，更取消了封建特權、什一捐、買官的辦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賦稅和國內內地的關卡，新體制開始脫胎換骨，形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但這種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誠可謂之為理想之機會均等，而不是均分財產或中國「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濟貧式的平等，曾經聖約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諸實施。總而言之，大革命只創造了一個低層機構裡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後以數目字管理的基礎。即山嶽黨人物，有時抱有社會主義之趨向，也無從將這種思想構成一種系統。共產主義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隨即被制壓。歷史家也承認以當日法國生產組織之程度，談不上廢除私人資本。

　　這樣一來，法國只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熱月反動」之後，「五人執政」（Directory）期間，「一個新國家經濟慢慢登場，經濟放任政策，[只]受國家緩和節制」。這時候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結為一元，批發事業開始統轄零售生意，專制政府雖策定大綱，從旁監視，其中各處接頭的情形仍待私人展開。新組織和運動既脫離封建特權的束縛，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還靠什麼作其掌握之南針？那麼也只有機會均等的競爭，一切以金錢為標準了。並且它所造成的結構也只有越做越大。廣泛地展開信用，不受人身關係束縛地僱用經理，和通盤活用的服務——即是我們所認為資本主義的技術上之條件——都因之而日益顯著。設立工廠、集中生產，使獨立工匠經營的小店舖關門，擴大了城市中的無產階級，也只是遲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經過幾十年和幾百年的進程，而私人資本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熱月反動之日）算作法蘭西的出發點。以同樣的眼光看來，事到當日，丹東、馬拉和羅伯斯比爾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任務。他們是好人或壞人，與後人的關係不深，即算他們都不具備做獨裁者的條件，他們所創造的一種高層機構卻是以後組織與制度的基始。

　　這樣的說法，好像近乎宿命論（fatalist）；也好像是說，將要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與各人的存心沒有關係，甚至與人力無涉。其實也並不盡然。雖說18世紀末的法國人無從確悉今日我們所謂資本主義者所包括的瞭解（所以資本主義者這名稱產生於19世紀而不產生於18世紀），他們對近身之事，也並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衝動處置。例如羅伯斯比爾倒台之前，巴黎的無褲黨已先失勢。起先山嶽黨限制最高工資對無褲黨一部分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已經產生了分化作用。以後這種工資與物價的管制又沒有著實地維持到底，則起先受惠的也日漸不滿。羅伯斯比爾在清算丹東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無褲黨的領袖失去憑藉，其他的則藉著機會在政府裡做官，由革命者搖身一變而為職業性的官僚。所以「熱月反動」固然是由於恐怖政治做得太過頭，人心思變，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實上各人都在計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們所謂非人身因素和集體責任，也不是說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眾運動和群眾心理，我們無法從各個人留下的記錄掛一漏萬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盤局勢，以邏輯上之推論，補文獻之不足。

　　同時這樣看來，盧梭之所謂「高貴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種極端。事實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飯，無法完全放棄個人之私利觀。一到對外戰爭轉敗為勝，內外的軍事威脅消除，恐怖政治已無必要時，所標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餘，而且天主教會既已放棄它的地產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為虛。這些條件就已在邀請「熱月反動」出現，五年之後拿破侖因時就勢，只將既成事實確定。總而言之，世間既有經濟則有組織。法國既已否定巴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產社會，則新組織只能從現狀內個人的獲得與佔有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展開，其基本原則為各個人自識指歸，則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可是在短時間內急遽改造，法蘭西付出的代價不算不高。恐怖期間據說犧牲了 17000人性命，而且這數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經審判，草率推上斷頭台的，又何止此數。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將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溝之間，予以炮轟，南特（Nantes）之牢獄被傳染病侵患，也無法給被監禁者食物，實為人間地獄，於是將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讓他們在羅爾（Loire）河中淹沉。專家估計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間，因之喪生人數達35000至40000之間，而間接受害者尚不計，所拘禁之嫌疑犯則可能為30萬。因革命而引起的對外及以後長期的拿破侖戰爭，死傷更多。勒費弗提到革命期間陸軍的死亡失蹤人數達60萬，而另一估計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間戰死及因創傷而死的也近4O萬，在一個人口不到 3000萬的國家，實為一個極大的數目。

　　然則全面動員，驅使法蘭西7％的人口執干戈以衛社稷，其力量不可謂不雄偉，也不可能全為浪費。團結士氣人心的成效不說，經濟動員也是組織新國家的一種步驟。龐大的軍隊極需食糧、被服、兵器、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間組織的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國民會議期間（1792年至1795年）經濟政策著重出賣沒收的地產，管制物價與工資，一部分兵工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但是大體上國民經濟仍保持商業性格，直接向民間爭取物資，限於事勢上的需要，著重將剩餘的糧食輸至前線，若干村鎮亦有地方政府配給食物之情事。總之除非無法避免，政府不願自己動手主持，當中一個主因即是當日經濟消息尚不靈通，局勢難於掌握。因此政府仍對商人作各種讓步，即對外貿易算是國營，政府也仍給商人各種回扣及暗盤，即限制物價時，原則上也將批發商及零售商之正當利潤計入。

　　「五人執政」期間（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棄物價與工資的管制，曾引起物價陡漲，造成通貨膨脹，各級官僚在混亂期間貪污自肥。1797至1798間一年和大陸各國大致保持和平（只與英國仍在戰時狀態），加以收成良好，物價回跌。執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經濟對策，例如加強稅收效率、削減預算、增加關稅、繼續徵用軍事物資。1796年的幣制改革，以紙幣換紙幣沒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幣，從荷蘭、德國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銀，與對外貿易的入超，解決了貨幣來源的問題，並且趁此機會收回公債。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段奇遇則是政權疊次易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賴債。只有1797年宣佈公債之2／3不付息，這2／3的兌換券在市場上無人問，等於被宣佈作廢。另1／3也隨著跌價，從此政府對利息之負擔大為減輕。雖說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進。只是對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後戰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侖的登場。

　　拿破侖加強對佔領各國的搾取，將國內的稅收歸並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絕采取動搖人心的短視政策，又向國外借款及於熱那亞和漢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銀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顯要為股東，雖為私營，也替政府擔任出納，又為公債付息，法蘭西的資本主義體制至此更濃厚了。於是索波爾在敘述大革命的結論時寫出：

　　中小規模之製造分工日詳；農人與都市技工之區別日益明顯，資產階級之重心因而轉移。商人及企業家取得過去遺傳之財富，領有重要地位。投機生意及供應軍需和搜括軍事佔領的土地，給他們以更大的利潤機會。經濟的自由，展開了企業集中的道路。此後這些人以他們敢冒風險和採取主動的精神投資於製造，放棄了投機生意，於是對資本主義之工業化有貢獻。

　　敘述到這裡，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感到惑然。國王王后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性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台拋頭顱灑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後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種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討論，可是也並不是說道德只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術之研討告一段落，仍有將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討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只是新社會這個多面體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內部各種障壁，在新體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種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後，除了長距離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但是他接著又說：「資產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克制），所以他們將國家改造，以群眾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於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

　　在瞭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構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財產之集團，於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財產。同時這種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拿破侖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只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可是在拿破侖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後，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只要恐怖期間的大量流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著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性格。」

　　他們接著又解釋這現代性格首先表示於人口生殖率之降低。雖說當日還不能立即體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於是節制生育。社會裡學術家和軍人抬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標示著奢侈與享樂，也表現著金錢與成功」。

　　當社會上產生一種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後倒置。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舊體制的各種拘束和障礙，人身財產權被固定及標準化，於是所有權和僱傭在民間先構成一個大羅網。嚴格說來，國家與社會不過是這種結構的一種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詳第一章）

　　反過來說：這種體制也給新社會各種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如拿破侖在1804年公佈拿破侖法典，茲後他將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佔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裡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抬頭。為什麼與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感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與約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種流動性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種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 cit con-sent），出於自願。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與「民生」共為一體，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與「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只有在這種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種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產生。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種社會體制裡，當然只有資產階級佔優勢。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資產階級並非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以前的資產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流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產，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機買得政府急於脫手的產業而致富，其他趁著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極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複雜，其牽涉範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隨著有民族主義抬頭。路易十六的法國還只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很多法國人跟隨著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與共。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所產生的道德精神，「與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別」。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擾著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於馬克思，而始於巴貝夫。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侖的戰爭外，以後還接著有1830、18 48和1871年的革命。時至今日仍有很多過激的思想，不出於蘇聯，而出於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極端戲劇性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大革命將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今日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本書作者於1987年經過里昂，此地曾經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日這城市只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裡仍供奉著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俄國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里江珍寶島上衝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9月 16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 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翌年，蘇方外交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內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採取報復行動，並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於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於無政府狀態，決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幾百里，如果中國欲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國雖與中共沒有外交關係，而且技術上尚處於敵對狀態，仍竭力設法與之接觸。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更敘述到幕後詳情。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幾百萬入侵，所以反而真確地討論使用原子武器。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性命立成齏粉，蘇聯境內的安全也成問題。只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據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與蘇聯於1978年與越南宣佈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於1979年初，出兵老街與諒山。經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氣要和中國改善關係，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日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而且本書脫稿之日，正值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交局面千變萬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幾十年成見，衡量今日之事端。然則將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歷史的基點觀察著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於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於11月。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曆法，將當年刪短10天（也就是以歷日計提前10日），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於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後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像力，為人軟弱，皇后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后在後宮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闈的黑幕。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歷史家過度重視。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後，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內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並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佔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萬，高至1億8千萬）約10％，在無數的村莊裡至少已佔壯丁半數。又徵用民間馬20 0萬匹。三年之內死傷及被俘人數，在600萬到800萬之間。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 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萬，被俘者也近百萬。這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擾動。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萬，當中可能有80萬人以各種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於後方。

　　俄國的工業基礎與交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戰時俄國驅趕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幾個月至一年，一切準備都從短時期著眼。根據日俄戰爭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只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幾天之內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只是問題之一面。以後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產生絕大不平衡。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築業和工礦抬頭，銀行業務日益擴大，證券交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如此只使社會階層的衝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性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與愈多，行伍之間則儘是農民。以後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極端的左傾，主要乃由於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爭的影響。

　　據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萬增加至300萬，尚有100萬服役於交通部門。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採取不同的途徑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萬。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以後他們截斷鐵路的交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將兵工廠的武器交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類似的情形也及於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與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著貴族氣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觸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將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併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複雜沿革。原來俄國的穡夫確實有「農奴」身份，領主可以將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體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著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於西伯利亞。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穡夫不能領有財產。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確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複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穡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穡夫每週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廠展開，穡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農奴生產只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只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1861年俄國人口 1／3為穡夫。於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產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產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產方式。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性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價賣領主之士地，但並不直接賜予穡夫，而是責成他們於 49年內以工作或付代價償還。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準備時期即花了20年，並且解放後穡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價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農民生活極少改善。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

　　又因為穡夫雖被解放，而財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並不交與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體保管。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將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與已解放之穡夫。受領土地者只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產不得買賣，也不能逕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逕自挑選。這樣一來，昔日穡夫無異於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內有效。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於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將土地賣與農民，各農戶也可將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斯氏之設計無非製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財產所繫，勢必與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動輒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可是這種法令無法於短時間內生效。事實上斯氏計劃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只有200萬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大抵俄國的亞 400萬農戶之中，只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離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極端的嫉妒與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佔有情況確是五花八門。貴族由於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佔全體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萬人。又有數百萬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穡夫。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於何種體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徵得壯丁1200萬，馬200萬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即算政府已將大批戰俘分發於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徵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極嚴重之問題。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與土地」（land and peace），即代表一般民眾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爭之負擔，並且沙皇與德奧在中歐利害之衝突與他們不相關。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於生活所迫，也由於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種觀念也受著幾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熏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願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並且這兩種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後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交流的影響。而且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並且保存獨立的文化。這些民眾間的願望起先看來虛遠不著實際，以後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於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日期均據新聞）。彼得格勒城內食糧不足，準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麵包，經過好幾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3月8日婦女節，工廠裡的女工舉行遊行。恰巧一座鐵片工廠裡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廠方關閉，也加入行列。工會的組織和政黨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示威遊行持續第二天，據說有50多個工廠關閉，參加遊行示威的近20萬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產生，也只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遊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衝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只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在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致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遊行示威在與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於明日停止首都內的不法行動」。以後衛戍司令說他接著這電報別無話說，也只能命令軍隊向群眾開火。

　　11日為星期日，遊行繼續舉行，衛戍軍隊執行鎮壓，據一個參與其事的士兵稱，兵士都希望部隊臨場，工人即時分散，縱是奉令開火，也只是對上空發射。但是軍官上前即逼迫部隊直射。也有軍官自行操縱機關鎗，當時工人死傷各約40人，遊行的隊伍被驅散。又因為杜馬要求改組政府，設立「負責任之內閣」，沙皇當日接受首相建議，指令杜馬即日停會。

　　當夜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開始嘩變，他們殺死驅散軍官，由推戴的軍士指揮，迄至12日晨從一連到另一連，一團到另一團，士兵開始聚集於街頭，將武器交與罷工的群眾，又率領他們到兵工廠，取出步槍40000支，從此工人武裝與嘩變的士兵同流，他們佔領重要的建築，釋放被監禁的政治犯，並且向杜馬請示，要求活躍的議員領導。

　　杜馬在這時候處於一種非常為難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萬人，衛戍部隊也有16萬人，雖無從分曉有多少人員積極參與政變，只是衛戍司令派著「可信任」的部隊去彈壓嘩變的群眾，不久這可靠的部隊也瓦解。最後他自己統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軍總署，自身難保，遑論發號施令、維持市內治安。沙皇則在500英里之外，杜馬議長的告急電報被他擱置不理。首都的麵包只能供三四日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願將武器施捨與人。無疑的衛戍部隊早經左派分子感化，他們行動時唱馬賽歌、張紅旗。可是這二月革命也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樣，事到臨頭又群龍無首。杜馬沒有發動革命，而是「革命來臨」到杜馬跟前。於是議員決定不接受沙皇停會的指示，並且組織臨時委員會，除了最右派議員拒絕參加，流放於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不能參加外，有了各黨派的合作，當時對外宣佈集會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維持各機構間之聯繫。

　　俄國此時最大之革命政黨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ies，簡稱SR）。社革過去主張土地國有，滿足農民的要求，主張以暗殺作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黨員增多，組織上缺乏以前的一貫性，也包括了不少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二月革命時開始露鋒芒的克倫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即在革命後由工黨改隸社革，以後從這立場主持較溫和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 rat，簡稱SD）為表率。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自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再進而為資產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始終未用「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然後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體制，當然引起社會民主黨員反省。俄國工業落後，民智未開，尚不夠資格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則胼手胝足之不繼，又如何叫他們接受革命之重擔？因此種種問題，社民黨分裂為兩派。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譯為「少數派」。他們雖奉馬克思的思想為正宗，可是認為俄國客觀條件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目前只能聯絡資產階級，促成自由化的改革，爭取言論集會之自由，組織工會，推翻專制皇權，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這些宗旨，他們也樂於為之奔命。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譯為「多數派」，以列寧為領導人物，他也認為俄國先應經過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但這所謂「民主」，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而且列寧對革命黨員的成分，更有他獨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會上之先知先覺，捨己亡命，以革命為職業。所以其組織不能太廣泛，而能夠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陰謀越好」（列寧自己的字眼）的手段達成任務。二月革命初發生時，他們沒有熱烈投入，即至其他黨派召開組織蘇維埃的時候，他們也仍猶疑了幾個小時。一方面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寧自己尚逗留於瑞士。另一方面因兵變是工廠工人與士兵臨時倉卒釀成，難免與他們的革命方針相違。孰料日後他們坐享其成，成為蘇聯唯一政黨。布爾什維克於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週年，由列寧建議改名共產黨。

　　憲政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s，簡稱Cadets）主張君主立憲，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財產，也贊成言論集會之自由，此時擔任了革命期間不少的任務。他們參加杜馬之抗命於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為當日很多人以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後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麥克繼承。

　　3月12日晚間已有兩種革命體製出現：

　　首先工人及叛軍蜂湧到杜馬議事廳，要求議會領導，由左派議員接見，當時決定成立一個「蘇維埃」。蘇維埃為俄語「協會」之意，1905年革命時，工人蘇維埃曾一度出現，這次則包括兵工兩個部門。當時最大顧慮為糧食問題，所以蘇維埃之下設有糧食委員會。又怕反革命軍進攻，所以也設軍事委員會，此外再成立執行委員會。更有文告委員會擔任新聞報道。雖說工廠軍隊派代表參加，主持各委員會的人物大致為有政黨關係的軍官、代表工人之律師、新聞從業員，有些尚是杜馬議員。譬如前述的克倫斯基，此人還要在革命史內留名，過去他曾以律師身份代表工運，現任杜馬議員，當場被推為蘇維埃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蘇維埃倉卒成立時，旨在維持地方秩序，所以其會址即在議會廳13號室，過去預算委員會集會之所。以後又幾歷滄桑，今日之蘇維埃則為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治組織之骨幹。

　　夜半時分，杜馬的議員決定自行掌握政權。杜馬議員前軍事醫學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 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過去為憲政民主黨發起人之一，以後他出任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因為主張繼續作戰，不孚人望，此時與克倫斯基同為自杜馬出面操縱群眾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倫斯基則在臨時政府擔任司法部長。據說當工人士兵來杜馬請示時，他曾指使後者奪取郵政電報局，佔領火車站、拘禁沙皇政府裡的各部長。

　　最初這雙重體制就已發生軒輊。蘇維埃站在「民主」體制的立場，主張推翻皇朝。杜馬議員意見分歧，有些出面維持秩序，既想保持會議合法的立場，還怕尼古拉軍事鎮壓成功，懲罰叛兵，對他們自己不利。蘇維埃既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杜馬也有了一個同樣的組織。以後還是克倫斯基出力調停，將兩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合併，執行命令時以杜馬的軍事委員會為領導。但是3月14日革命軍逐漸掌管全城，部隊歸順更多，蘇維埃通過全體大會，發佈「通令第一號」，成為歷史上的一座裡程碑。

　　通令第一號授權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各部隊得聽令於杜馬之軍事委員會，但以獲得蘇維埃之同意為限。又規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權利，免除向軍官敬禮。所有兵器彈藥由組成之委員會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軍官」。雖說通令乃針對當日沙皇下令彈壓遊行而來，在軍事組織上實為破天荒。一位參與革命的杜馬議員事後說：「看著它的時候，我的血液變成了冷水，這是軍隊的終結。」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為叛亂可以用軍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將領為彼得格勒的「總裁」，抽調前方部隊向首都集結。有些資料強調這將領與杜馬的議員接觸後，逗留於都城郊外，有些資料則強調鐵路工人將運兵的列車停壓，破壞了戡亂的計劃。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軍隊也有向革命者靠攏的趨向。總而言之，總裁始終沒有履土於國都，最後，他接到沙皇和大本營的電令，終止一切軍事計劃。

　　沙皇除了任命總裁之外，於3月13日決定親返首都，他一直沒有抵達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車也受到鐵路員工阻礙，並且謠言疊出，或稱前一站已被叛軍佔領，或稱橋樑已被爆破。他於14日夜晚改道而達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約200英里，也是俄國北方軍總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見杜馬的代表，後者勸他退位，同時大本營的參謀長已與七個高級將領接觸，他們一致勸皇上禪讓。沙皇與杜馬見面時，據稱態度鎮靜，他自稱前一日已下決心，至此讓位於大公爵麥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後，他仍回大本營。5天之後，臨時政府半由顧及他們之安全，將尼古拉一家軟禁，當時的計劃為遣放他們於英國，可是這計劃一直沒有遂行。明年（1918）內戰期間，沙皇等被拘禁在烏拉爾山下歐亞交界處的城市，有陷入白軍手中的可能，本地蘇維埃獲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決。尼古拉夫婦、兒子、四個女兒、一個醫生和三個僕人，於7月16日夜間同時遇害，此是後話。

　　3月16日杜馬領袖聚集於大公爵麥克的寓所內，有人勸進，也有如克倫斯基者嚴辭警告麥克接受皇位之危險。大公爵與杜馬議長商量之後，決定遜位不就。麥克此時手下既無錢無兵，又有鐵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動不得自由的經驗，於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沒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認了臨時政府為合法。事實上俄羅斯在這一天成為民國，只是各界協議之下國體問題留待以後立憲會議解決。於是各地紛紛組織蘇維埃。軍士獨立自主，成立委員會，工人掌握鐵道交通、郵政電訊，成為一般現象。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村鎮委員會，更不受約束。帝俄羅曼洛夫皇朝一向靠傳統與紀律存在，這兩種力量在10天之內，蕩然無存，那麼臨時政府合法與否，也無從掌握大局，事實上它尚須仰承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鋪路。可是俄羅斯究竟是一個橫跨歐亞，包含著億萬人民的大國，與德國的戰爭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間也還有一連串意外發展。

　　歷史資料提到1917年兩次革命之間俄國的社會情形，至今讀來仍令人心寒。簡括說來，就是傳統維繫社會穩定的繫帶，此時全被割斷。農民認為與地主所訂各項合約至此全部無效。地主的產業被他們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獨立小目耕農的產業也無可倖免。7月間臨時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沒收財產，可是禁令自禁令，到頭總是無法執行。傳教士與大學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們與官僚和法官一樣被卑視。大學裡的會議經常有外界分子滲入。學生決議有權修改課程，干預行政，辭退教員。而尤以軍隊失去指揮系統之掌握問題最為嚴重。陸軍近衛第二師的士兵被控在前線違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實，可以視作當時軍令縱弛的極端情形。

　　經過二月革命後，該師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德茲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為主席和團代表。他過去是標準軍官，4月至彼得格勒開會回團之後態度大變，官兵也唯他馬首是瞻。團長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諒解，不能下命令管馭部屬。德中尉檢查官兵的郵件，他主張與敵兵親善。他自己已加入布爾什維克，經常與士兵接觸組織黨支部，卻不讓其他軍官參加。在他看來，俄國與德奧的戰爭為資產階級的戰爭，與無產階級毫不相干。5月，該師奉令攻擊。德中尉與士兵集會，決定逗留不前。事後軍事當局認為，攻擊失敗，系布爾什維克在陣線中破壞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參加是役之五零六團有官兵3000人，陣亡及受傷的達2513人，雖說死傷之多，不由於將士之英勇，而系由於被敵炮集中射擊。此外各部隊逃兵數目之多也駭人聽聞。有人估計80萬，大概他們將官兵赴後方參加蘇維埃的代表算入，另一個估計竟說逃兵有200萬。

　　馬克思主義者常說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俄國工廠裡的工人只有30 0萬，資本家不能出面成為穩定社會之因素。況且俄國各種工礦企業，近乎一半的所有權在外人手中。勞資雙方既缺乏集體談判的經驗，二月革命之後，有關增資問題及八小時工作制（資方認為俄國工人效率低，八小時工作不能與國外競爭），只產生了一串罷工閉廠的糾紛。政府和蘇維埃委員會的調解也鮮有成效。為了生活問題及戰時生產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強制接收工廠自營，或交給國家管理。縱使如此，資本家仍能與銀行接觸，影響訂貨單，則接管亦無實際用場。再進一步，則只有沒收私人企業，褫奪資本家經濟活動的權力，作體制上的改革了。況且鐵道運輸負擔過重，連年缺乏整備，效率顯然降低，供應不及，生產因之減少，資本緊縮，也非接收和取締所能彌補。1917年穀物的生產只有5000萬噸，比一年之前減少了1200萬噸，而且農民大多背糶。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麵包配給，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自每人每日一磅減至每人每日半磅。盧布之購買力貶至以前的1／4。

　　這八個月之間，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響了歷史的過程，其重要者無逾克倫斯基及列寧。

　　克倫斯基由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而軍政部長，而內閣總理，為人慷慨，善於辭令，一時極得群眾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濟地領導民主俄國，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說他有拿破侖的風度。攻擊他的人則說他向資本家靠齊，終必放棄革命的社會色彩。他雖參加蘇維埃，但對這種運動不存信心。列寧17歲時，長兄因參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對他產生絕大的影響。也可以說他之一生從上學、旅行、結婚、著書、辦報及被逐放，其中積年屢月無不與革命有關（雖說這不是否認他也愛好棋琴及各種運動與戶外生活）。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終一致，半由他絕對願意走極端，而且極端地武斷。這種態度在當日沙星與希臘正教統治之下的俄國，知識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氣氛令人窒息，群眾運動也無從展開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過激分子的支持。列寧對資產階級也像對沙皇極權政治一樣的痛恨。歐戰一開始，他就認為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應當立即導引改向為階級戰爭。並且他將這種宗旨寫成宣言，準備叫同志在杜馬會場宣讀，計劃仍在討論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將布爾什維克議員一併拘捕放逐於西伯利亞。列寧本人此時逗留奧國，也一度被捕，出獄後留居瑞士。

　　在列寧看來，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最後之階段。所以他不僅相信俄國之解放不遠，而且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覆沒在即。可是也只有極權政治能代替極權政治。俄國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前仍需經過一段「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他說：「有國家則無自由；有自由即無國家。」他也說現今人類的性格不可缺乏服從。除非人民開始相安於一個沒有暴力及服從的社會條件之下，當前只有「臣服於一個武裝的先鋒隊」。

　　克倫斯基為人不念舊惡，他幫助過去拘禁他的政敵，他以其力之所及保護被推翻的權要，及於沙皇。並且提倡民權，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戰的第一人。列寧則在二月革命爆發之後接受德國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為通敵。20世紀末期的中國讀者看到這些事跡，很可能欽慕克倫斯基的風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時克倫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終身流寓海外（詳下），另一方面列寧被稱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傳戶曉？其間之奧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國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時人只有兩種方式可以對現局作歷史之解釋。一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經驗，一是引用馬克思的歷史觀。克倫斯基被稱為波拿已。革命的隊伍不時唱馬賽歌，被稱為「無褲黨」（sans culottes）（詳上書），又有些參與的人士，自稱為吉倫德派（詳上節），克倫斯基的內閣也有不少實業家與企業家加入。可見得不少俄國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侖三世自此出頭），初看起來，當中不無相似之處。

　　可是俄國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國相較，有很大的差別。法國是一個縱寬均約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國家。俄國的縱長即逾六千英里，當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語言。法國大革命擾亂十年之後，基層組織業已就緒，才有拿破侖者將革命精神人身化。當時產業革命正待展開，第一帝國（拿破侖）和第二帝國（拿破侖三世）才能藉著資本主義作國家的陪襯。俄國在1917年正受到產業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農奴制度的殘餘尚未連根拔去，已有鐵道電信等等現代設備，所以落後的社會部門更趕不上前進部門。而事實上也表現著沙皇之專制皇權，不可能在全民動員之現代戰爭中成為有效的指導力量。況且法國籍著革命產生的新興力量去應付對外戰爭，俄國則因為對外戰爭無法結束，才有革命。在後者的情況下，無法由專制皇權突然改為政黨政治。基本原因如是，與克倫斯基個人品德無關。

　　利用馬克思的歷史觀解釋當時情形，非獨列寧。而且平心而論，前述孟什維克的見解尚比列寧的觀點更近於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論。列寧是否革命天才，仍系歷史家個人之意見。但是他與其他同時人物比較，確是視界較寬。但其所見也不一定正確（如他預期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崩潰在即），我們可以從他傳記中看出，他間常也難免悲觀消極。而若從他的整個言論看來，即可以體會他的革命哲學等於一個無神論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觀有一個「目的淪」（teleological）的佈局。因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無侵略剝削與奴役，有如天堂獲救，標榜著道德力量，使他感覺到只要目的純正，可不論手段。而且列寧的行動非常實際。俄國農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數民族久已不滿於帝俄的統治，這兩點群眾意識之所在，他都盡量掌握。他曾說：

　　我們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縱是所見不同，我們也不能忽視群眾的意向。當農民將法律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會發現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導師，它會表彰誰是正確。讓農民在那一端解決此問題，我們在這一端解決此問題吧。此問題由我們之志趣而解決或是因社會革命黨所訂計劃之志趣而解決，無關宏旨。農民必須堅決的被保證村莊裡不再有地主，這才是重點所在。讓農民解決所有問題，讓他們策劃他們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歷史有了更長的發展，我們可以離開政壇意識，站在純技術之立場，將全局重新檢討。

　　俄國在1917年，近於霍布斯（詳第五章）所說，國體解散，全民恢復到初民之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態。雖說實際並無「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狀態，但群眾各行所是，不聽約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眾之激進，尚超過布爾什維克之意料。在這種情形之下，環境所需要的不是寬大溫和的政治家，而是「巨靈」，一個帶全能性且具有經濟性格的現代政府。列寧毫不謙遜地公開說這是他和黨員的著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認，志在奪取一切權力。不過在這計劃實現之前，他先要獲得群眾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倫斯基和其他人士，並沒有因為事後看來他們的舉措不合時宜即預先銷聲斂跡。他們仍展開了一連串奮鬥。1917年3月至11月8個月之間，因為他們之措施，有時尚是無可奈何，引導著列寧和共產黨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即和臨時政府意見相左，各黨派之間也有無數爭執。經過一段紛亂之後，5月間協議成功，由蘇維埃的領袖人物加入政府，克倫斯基為軍政部長，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當時即決定在前線準備總攻擊。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防止軍隊之繼續瓦解，並且不能戰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獲得盟國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別指導員下達各部隊，軍隊裡官兵成立的委員會也開始受檢束，克倫斯基本人也巡視前線鼓舞士氣，炮兵更給予特別的準備。攻擊發動於7月，最初進展順利，第七軍及第十一軍俘敵18000 人。第八軍又再突破奧軍防線寬20英里，兩天之內也獲俘萬餘。就在此時，德國的精銳部隊投入戰鬥，俄國部隊撤退，潰不成軍。7月底前線再度膠著，但俄國已失去原有陣地，士氣更為不振。

　　7月間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騷擾，最初各部隊抽調兵員參加總攻擊，軍士不滿，組織示威遊行，引起海軍士兵和工廠裡的赤衛隊參加。政黨政治不能產生有效的領導力量，則顯示出臨時政府之無力。7月，憲政民主黨因為意見不合，退出政府。一般軍民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與曲折，看來總是資產階級的詭詐陰謀。布爾什維克一向標榜「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其實蘇維埃也有各政黨參與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廠裡的工人與部隊中的士兵，臨時政府則繼承沙皇統治下杜馬之傳統），於是遊行示威的群眾要求「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Vtsik）代替臨時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與麵包」的要求，才能為他們深切瞭解。可是當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時候，連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亦無法掌握，即蘇維埃負責人也感到棘手。「全城為遊行示威者所宰割」。當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時，在街頭突然遭人襲擊。水兵還手時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對著街頭群眾和若干建築物開火。7月16、17兩日，街頭死傷200人。7月18日恢復風平浪靜，兵士還營，街頭恢復秩序，然而司法部這時公布一份文件，強調列寧是德國間諜，接受德國津貼，有「人證物證」。

　　事後經過各界的分析，所控訴之事並無確切證據；作證之人，也是來歷不明令人懷疑的分子。可是大眾都信以為真，於是這一紙文書也就達到預期的功效。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真理報》被查封，列寧恐怕被拘捕，只好潛入地下，躲在芬蘭邊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為孟什維克，又一度為獨立派，最近才從美國回俄，今後也是布爾什維克台柱，亦被監禁。局勢平定之後，克倫斯基由軍政部長出任內閣總理。他在8月下旬於莫斯科召開一個「全國政協會議」，到會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農工商各業，左至蘇維埃，右至銀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軍人。中有大學教授、市政委員等各色各樣人物，看來克倫斯基欲給俄國一個再造的機會，但9月上旬即發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多年活動於俄屬中亞腹地，擅長亞洲語言，可能有蒙古血統，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總攻擊時，曾在前線立功，克倫斯基拔擢他為俄軍總司令。此人缺乏政治頭腦，倒是有志從一個職業軍人之立場，重整軍中風紀。他的主張，譬如將鐵道交付軍事管理，重新准許在後方執行死刑等，不可能在當日氣氛內行得通。他的態度逐漸明顯，總司令與總理間的摩擦也逐日公開化，於是柯恩尼洛夫成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國是會議給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9月初他開始調動部隊，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結，有肅清蘇維埃，強制執行改組臨時政府的企圖。可是等到他的行動暴露，反叛成為事實的時候，鐵路不為他運兵，電報局不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無意跟隨著他推翻政府。一個星期之內，克倫斯基下令在他的總司令部將他拘捕。此人僥倖事後脫身。以後在內戰期間領導白軍在俄國南部戰死。

　　9月經過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後，克倫斯基除舊布新，重組內閣，自己由總理兼總司令，正式宣佈俄羅斯為民國。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開一個「民主會議」，民主會議與全國政協會議不同，會場代表只有政協會議之半，約1200人。資產階級的分子全部被拒於門外。蘇維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鄉鎮工會和宗教團體、少數民族的代表。可是討論如何組織聯合政府之時候，始終無法找到一個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後組織「民國參議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即決定退出，托洛茨基業已恢復自由，為當時之發言人，列寧仍在藏匿之中，不斷以信件教導他的同志拒絕合作，強調時間業已成熟，可以並且亟須以暴力奪取政權。

　　為什麼我們研究資本主義，要牽扯這些事情？

　　歷史上的資本主義，未曾出面自我宣揚其為一種組織與運動。有幾個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幾百年，還沒有為人稱道。資本主義這名詞之出現，最初純由於反對者的攻擊。經過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言辭上反對的聲浪達到最高潮，而且行動也到達最劇烈的階段。可是從以上事跡看來，難道我們真能相信資產階級的陰謀和資本家的剝削是逼著革命左轉的唯一原因，或甚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們無從作肯定的答覆。

　　和以上各節所述其他國家比較，20世紀初年的俄國與彼等唯一相似之處乃是內外煎逼，亟須將一個舊式農業體制改換為一個新型的商業體制。此外不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國家相提並論，並且時間上之彙集尤為特殊。以沙皇之絕對政權，引發一個全民戰爭，不得不下台，是一切問題的焦點。因此所產生之後果稱為十月革命者，其範圍必廣泛，時間也緊迫。於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與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為桀紂而亡」的宗旨相似。時至今日，我們不敢說同情或贊成，只有反覆參照當日圖片，看到農村婦女到戰場上認屍，腸斷魂移，才能在無言之中瞭解，布爾什維克之成功，不在他們理論之真切正確，而是由於他們在行動中認識整個歷史轉動大方向之所在，而敢於接受此中的挑戰。

　　以上所述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之事跡，很少歷史上的積極意義，況且我們所勾畫的也掛一漏萬。可是即使將當中細微末節全部縷舉，也只能闡明當日俄國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維新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數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見分歧。所以，從協商會議到軍事行動，始終找不到出路，於是只有如列寧者，自認帶有陰謀性的職業革命家之登場，於是也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在技術上講，俄羅斯需要一個強人與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瞭解，我們可以想像布爾什維克在11月7日奪取冬宮（Winter Pala ce）時並不費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國參議會時，痛罵臨時政府，既責備它在帝國主義資本家指使之下延長無意義的戰爭，又怪它賣國，有意將彼得格勒送給敵人，還高呼一切權力交付蘇維埃，土地則給予人民，已等於一通宣戰的文告。事實上自柯恩尼洛夫事變之後，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在各種選舉時，布爾什維克多佔優勢，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蘇維埃中都成為多數黨。又有列寧的鼓吹，暴動已是箭在弦上。最後幾日，克倫斯基認為責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員在冬宮日夜鎮守。而保衛這地方的不過是女兵營、軍校學生和少數哥薩克部隊，總共不過千餘人。布爾什維克部隊由水兵及工廠內的赤衛隊及芬蘭調來的軍隊組成。水上則由一艘巡洋艦和水雷艇數艘策應。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們佔領火車站、郵政局、電話公司和電報局，「一般的情形等於門衛接班」，「克倫斯基可以在這時赤手擒獲」，「當日電影院和戲院仍照常營業」，冬宮的牆上有好幾千顆機關鎗子彈的痕跡，但近距離放射的炮彈沒有一顆命中。這一連串的報道，只證明戰事並不十分激烈。「有時候尚呈現著喜劇之性質」。莫斯科的巷戰反倒繼續了一個星期，布爾什維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體葬在紅場。陸海軍於聖誕節夜裡被正式接收，舊的軍隊已在解體，兵士各自返鄉。新組織的紅軍則在次年出現。所謂十月革命，當日流血不多，大規模的戰事還待以後展開。以上事跡證實克勞塞維茲之論戰爭：有時戰局十分劇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義，有時打得並不兇猛，反而關係深遠。俄國十月革命近似後者。

　　克倫斯基在冬宮被攻擊之前脫走，企圖至前線糾集部隊光復首都，可是只有70 0個哥薩克騎兵聽命。其他成千成萬部隊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領的小部隊也被布爾什維克策反。自此克倫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終身未再履俄境。

　　列寧在11月7日開始露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創。「財政部」所有的1000萬盧布，事實上是由革命者以槍桿劫持銀行在金庫裡取出的，即時放在列寧的衣櫃間中，但是11月7日無線電廣播時，新政府仍稱國體問題有待立憲會議解決，茲後不久宣告立即與交戰國講和。土地問題則如前述，廢止土地所有權，地產不得買賣，地主也無價償，只有種地之人准許持有土地，一概不許僱人耕種。這是社會革命黨的宗旨，也是各地農民協會之決策。列寧心中並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塊的耕種，此時為遷就局勢，而予以認可。實際上這也是讓厭戰的士兵解隊回鄉，任農民分割地產。至此沙皇體制才算全部解除。過去8個月臨時政府之無效，乃因高層人物經常討論方針與政策，抽像而不實際，下級的希望全未兌現。並且軍隊已無戰鬥能力，農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實。列寧此時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交通機構，他們如不大刀闊斧將舊賬濫賬痛快地報銷作廢，則無法展開新局面。

　　可是這是俄羅斯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人類的歷史無法因為革面洗心即可重來，很多背景因素無法避免。在中國抗戰及革命之最高潮時，猶看到農民拖泥帶水地耕田，學齡兒童用毛邊紙一筆一畫地習字。多少英雄人物拋頭顱灑鮮血，仍無法革除社會上的習慣與傳統。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國之辛亥革命費力少而光復迅速，可是事後看來，推翻專制皇權，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國既為橫跨歐亞，包含億萬生靈之泱泱大國，也絕不能因赤衛隊佔領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築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國社會組織原則既已宣告全部作廢，在所有人都能與他人作戰的條件下，也只有促成一個巨靈型政府之出現。

　　1918年3月蘇維埃政府（Sovnarcom）遷都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改名共產黨。從此以迄最近戈爾巴喬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開放（glasnost），仍表現著十月革命之尾聲在70年後仍未完全結束。檢討此中事跡，似屬本書題材之外。可是我們如不掛一漏萬地作一段極簡單的分析，則無法交代何以列寧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謂資本主義已至窮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衝突仍未獲得定局。也只有在檢閱這段史跡之餘，我們才能體會到這些名詞在實踐上的意義。

　　列寧的憲法會議於1918年初召開，選出的議員以反對黨的為多，可是剛一開會，即由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理由為憲法會議「掩飾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實際上俄國此時尚談不上代議政治，我們有民國初年的立憲與約法的經驗，可以想見此中狀況。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為與德奧締和，只是不能戰也不能和。德軍就趁著這機會以大軍壓境，一路勢如破竹。蘇維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賠款，最後逼得無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簽定「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約」。俄羅斯退出波羅的海，放棄波蘭及白俄羅斯，承認芬蘭與烏克蘭獨立，事實上任之為德國的保護國。又割讓了高加索一部分與土耳其。以上地域內有沙皇所轄人口的1／3，帝國所產鐵80％、煤90％，喪權辱國之程度為現代史中所未有。事實上這時德將魯登道夫（Ludendor ff）有意摧毀蘇維埃政府，柏林則以為任之存在可使俄國力量衰弱，反為德國之福。因之布爾什維克才有喘息的機會。8個月之後，德國亦告垮臺，和約無效。

　　俄國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國干涉。他們都以防備援俄軍火落入德國手中為由，派兵佔領重要港口。英國駐兵於白海及黑海沿岸，日本登陸海參威。美國和法國也步兩國後塵，蘇維埃政府已有和他們發生衝突的情勢，隨著內戰也因之展開。

　　白軍之組成主要有兩個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濱及頓河（Don）流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倫斯基治下之高級將領，在烏克蘭獨立時逃至此間。其部隊以哥薩克騎兵為主（哥薩克並非人種的稱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種特殊制度的產物。他們在國防前線組織屯田狩獵的部落，各自推舉首領，以兵員勤王事代替納稅，政府也不問其內部事）。另一個白軍區域在西伯利亞。1918年初有捷克戰俘約35000人擬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遠東及海道，參加歐洲西線的戰事，這些戰俘在途中發難，以後更陸續招引其他反共部隊加入。其他兩個白軍次要地區為白海沿岸，英軍佔領之處，和西部迄波羅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區域之外，東南西三方面的白軍防線可以連成一線，紅軍始終採取中央作戰的方式。

　　蘇維埃政府雖系一黨專政，最初仍承認其他黨派的存在。內戰期間，後者在白軍防線內組織反共政府，自是蘇維埃政府除容許極少數他黨人士公開只有宣傳性質之活動外，實際已封禁其他黨派。

　　紅軍最初由沙皇統治下的拉脫維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小國家之一）部隊為核心組成。當日托洛茨基將各種敗將殘兵收編併合，使之成為勁旅，也可以說整個紅軍出於他的苦心孤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說及尼古拉二世迄克倫斯基主政的幾個月，人人厭戰，布爾什維克更積極從事各種反戰宣傳，又簽訂對德和約，可是又能使怯於禦侮邊疆的軍人勇於內戰，初看甚為矛盾。這當中有好幾個被忽略的因素。

　　紅軍的組成及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出於被動，最初由防備德奧軍進犯而發起，所以吸引不少沙皇軍隊裡的軍官自動加入。他們參加時以為新軍只用於對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調遣而無法自主。以後托洛茨基也強迫徵調，以家屬為人質及派遣政治指導員下部隊的各種辦法來管束。職業軍人又無其他技藝自存，也只好就範。因此紅軍在指揮系統上保全了帝俄的軍事傳統。初創的幾個月內，即有8000 前朝的軍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兩年內戰期間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間內紅軍也徵用沙皇軍隊裡的下士官215000人，內中朱可夫（Geor-gi Zhukov）即由此出頭而在二次大戰中因戰功而升元帥。至於列兵，當初也純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萬兵員，此時重新招募僅5％或甚至只3％的人數，當然不至過於困難。徵兵開始於1918年5月，當中也有無數反抗叛變逃亡及歸順於白軍的事情，有人甚至說紅軍是一隻漏水之籃筐。可是1918年初部隊剛成立時，只招兵10萬人，迄至年底，其總數仍不過50萬至70萬之間。內戰結束前夕，據稱總兵力近乎300萬。與之相較，白軍因所在地區供應困難，行李輜重特多，戰鬥兵員總數始終未逾25萬。

　　第一次大戰期間，沙皇曾供應900萬人以上的軍需，內戰期間工廠礦場大致都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手中，因之供應問題更今非昔比。帝俄時代曾製造及掌握步槍11 00萬支、機關鎗76000挺、野炮17000門。據估計當中5％至10％流入蘇維埃政府手中。白軍所在區域一般無軍需工業，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結局有如今日很多類似場合下的情形。供給者埋怨資財白耗；受者謂言辭上的慷慨多於實際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戰場，英國稱曾供給白軍步槍198000支、機關鎗6200挺、野炮1100餘門、戰車 60輛、飛機168架，又有大量服裝。而實際上除了戰車飛機由英軍駕駛外，其他供應一來太遲，也未及時教導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於白軍，「只有心理功效」。

　　內戰的作戰方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騎兵較炮兵重要，雙方火力低，部隊流動性大，因之逃兵多，較第一次大戰之死傷率低。又因是本國作戰，引起後方無數非正規行動。一般白軍素質較高，曾發動五次大規模攻勢。當日之觀念，以為蘇維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壓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聞風瓦解。其實列寧之政府佔據俄羅斯腹心地帶，地廣人多，戰線暫時後撤，無關大局，只要保障內部不生問題，終可以一再突破難關。反面則白軍各路戰線相去太遠，無法協同動作。同盟軍雖干預戰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國著眼於與俄羅斯在中亞的競爭，雖援助白軍，而無意使俄方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法國則希望一個強大的俄國出現，足以牽制德國。日本覬覦東亞領土，美國旨在監視日本。是以列強既無共通的作戰目的，也難發生干預的實際功效。

　　布爾什維克之反戰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約至1918年初之後，其徵兵徵糧已逐漸引起反感。可是紅軍方面如是，白軍亦無更好的對策。而且社會革命黨及立憲民主，除了反對布爾什維克之外，缺乏鮮明的政治目標，更沒有有力的領導人物。蘇維埃利用特務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專家承認其對防止反叛與內亂確有功效。但俄國為此也付出了代價，茲後成了蘇共之傳統，這一點下節還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軍之進展達到最高潮。此後紅軍的攻勢開始展開，白軍一蹶不振，最高指揮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跡海外。除了俄軍在1920年春夏與波蘭軍在國界一度作拉鋸戰外，內戰已至尾聲。1920年年底，掃蕩戰結束之後，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主人額手稱慶，全國底定。

　　俄國投入歐戰兩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個月之後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後繼續三年內戰，這當中的意義還沒有為中外讀者透徹瞭解。只有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才能體會到蘇聯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產生，而系由三年內戰而產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體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現代的代議政治，代之以一黨專政。然則這一黨專政的模型與尺度全無著落。列寧於1918年初遷居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他不可能有明確合理的藍圖，預籌日後的局面；多方面還是東扯西湊，因時就勢。而且嚴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經營，還是承襲上述7年的戰時體制。否則今日70年後的改組開放就無法自圓其說。

　　列寧於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屆共產代表大會宣佈「新經濟政策」（NEP），此時距二月革命正好4週年。他稱這制度為「國家資本主義」（National Capitalism）。新的經濟政策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將農業生產和小規模工業生產交由私人經營。大規模工業、運輸事業及對外貿易，仍由國家掌握。他又在 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風前教導共產黨員，去「學習貿易」。他說：「我們在集體農場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體農場不是今日之決策。」

　　列寧去世之前，留下遺言，指斥斯大林為人粗暴，集權於一身，應當迫使去職。這些證據可以明瞭日後斯大林之種種政策都與列寧之旨意相違。

　　其實列寧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適的繼承人。據稱列寧曾說：「他（斯大林）抄襲了我的毛病。」舉凡斯大林日後所作所為，如特務政治，殘殺政治犯，和敵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獨裁，都有列寧之先例在前。列寧早已講明，他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為進入共產主義前之一個「轉變階段」，需要「很多年」、「很長久」，可是始終沒有標明確切時間。況且他又鼓吹「社會主義不復為一個遙遠時間的問題」。那麼資產階級的革命既能在八個月內完成其在歷史上的任務（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有時將歷史的發展作「望遠鏡的縮短」），則一個轉變階段經過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過短了。斯大林在列寧去世之後，即於1924年放棄國際共產的重點，提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表面上似乎與列寧的思想相反。可是專家細讀列寧的文件，則覺得這種趨向，列寧早已有之，斯大林不過在局勢明朗後，確切的付諸實施而已。

　　還有一個在以上理論之間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則是蘇共因內戰才能決定它本身的模型與尺度。這也非列寧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預見的。一位哈佛大學的專家曾說：

　　我們已經看出布爾什維克因為奪取政權及保持政權，讓他們的民主原則和一般的顧忌逐漸消失。在現下三年和內外強敵作戰之餘，這種發展不僅持續，而且只有增強，更擴張到政治之外，及於社會生活之任何部門。那被包圍的心理狀態，那種「不和我們合夥就是和我們作對」的情緒，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精神狀態。

　　尚不止此。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內戰結束後駐留於共產黨內的只有此中半數，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組織集體農場之前夕，據稱只有8000人。而共產黨在內戰後期1919至1921年間，黨員數目即由30 萬增至70萬，其中大多數為紅軍軍人。至1928年初，黨員數目已逾130萬。可見得在革命的過程中，其上級所操縱的機構業已變質。當初一個反戰、反侵略、帶國際性格、具有優秀分子之氣魄和理想主義的集團，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條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寧等所控制的不過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機構。新政府之權力，還是要經過內戰，才有效地下達於各村鎮。只有爭取糧食、抽派兵丁，鄉村的人口才切實地感覺到蘇維埃政權力量之所在。「軍隊之成功，通常倚靠於他們進出於出產食品豐富之邊區時，自身之作為。」恐怖政策無疑的使人們對蘇維埃印象更為深刻。1919年蘇維埃政府設立了7500個集中營，另有21700所監獄。經過內戰，各地方下層蘇維埃的權力，由集議政體的單位移到行政單位，而且漸與上層的機構結成一個行政網，失去過去獨立自主的性格，這種發展務必要和十月革命時全部紀律消散的情形比較，才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在鬆緊政策中製造日後蘇聯體制的經過。哥薩克區域及其享有特權的事實，已歷幾個世紀，經過內戰，終告解散取消。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心腹地帶，也正是「大俄羅斯」（Great Ru ssia）所轄區域。主要的會戰既有下落，其他邊區遠處少數民族的地區就等於瓜熟蒂落，所謂自決，也只不過是口頭禪，實際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輻射，紅軍成為各地組織蘇維埃的主宰。

　　總之，共產黨之編成與發韌與軍事行動相始終。它繼續了沙皇統治下的軍事傳統，也掌握了中樞的地盤。三年之內黨員也曾遭到無數險阻艱辛，他們各人的事業成功也無不與內戰有關，因此算是與列寧的革命哲學吻合，因為彼此都沉潛於軍事思想與軍事紀律之間。

　　反面而言，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種「主義」。它沒有預定的計劃，只不過是倉皇應付非常狀態的各種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過是起於動員時的群眾心理，由痛恨資本家，推廣至於前後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針則是由國家主持所有生產，並由中樞分配。因此大至工廠、礦場，小至房舍、金銀、首飾、器皿，無不可以徵收。「自製造火車頭至開公眾浴室」、「自供應面包至蘑菇」，企圖全部由國家主持。積習既久，則索性由武裝部隊進入村莊，挨戶搜索，除了農家本身食用之外，多餘糧食一概拿走，並且主張停用貨幣。

　　戰時共產主義引起生產劇烈降低及停頓和經濟脫節，不足為奇。這時候大城市的人口減少1／3，工人的生產率只有歐戰爆發前的1／4。農業生產也降低約40％。而奇跡是，在各種飢寒交迫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尚能供應紅軍，並且使之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由國家所徵集的煙草，全部交與紅軍，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後兩年內，每年由政府分發紅軍靴鞋，約500萬雙，而只有200萬雙給約6000萬人民。由內戰引導出來的軍需問題固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在戰時已經由共產黨發動對本身的各種整肅，可是共產黨鐵石心腸的紀律仍是不可抹殺，即批評者也不加以否認。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覺得以之作背景，不難用以解釋日後蘇聯之體制。自帝俄1914年參加歐戰，全部發展都是空前的特殊。這當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著蘇維埃的理論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適履的解釋來與馬克思的一般原則符合。並且從一個政治學家的眼光來看，即辯論實況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銜接也是多餘。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兩者之間的理論，另從17世紀霍布斯的學說和20世紀凱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更容易將蘇聯的問題解釋為一個數學上的問題。

　　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可謂將沙皇體制徹底推翻。如果此時這國家還沒有進入一個「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階段，事實上也相去不遠。當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開火，大城市裡麵包供應不及的時候，已經象徵法制完全解散，除舊布新，一切都待重來。根據霍布斯的觀察，在這關頭亟要推舉一個「國家最高主權」，列寧所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符合所說的宗旨。

　　我們務必看清楚：霍布斯書中很多辭語都以集體性（collec-tive）和象徵式（figurative）的方法著筆。他的國家最高主權人（sovereign）可為一人，也可以為很多人，或是一個團體。他所謂推舉，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選出，國家最高主權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舉這最高主權人的用場，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見「以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凝結為單一的意向」。

　　列寧所揭櫫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當然占俄國人口之絕大多數。但是他們的意向不容易徵集。俄國民智未開，人民渾渾噩噩。農民以分得地主的幾畝田為滿足。即是工廠裡的工人，如果讓他們各行所是，他們也未必衷心於工會運動，只要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即已達到目的，不會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產黨員，眼光遠大，又不計較本身利害，才能成為革命的先鋒，不致陷革命於沼澤（列寧實際使用marsh這個字）。本來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覺得治下人民只顧目下利害，無長遠打算，已經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也有同樣的優越感。這種情況也有似盧梭（Rousseau）所說，社會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並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總和，它有集體性，也有高度的道德價值，所以又必待賢哲如盧梭者才能從中發現。這些旁證說法，可以解釋列寧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為主體，而必須集中，則只有優秀分子能瞭解，只有共產黨由上致下的紀律才能掌握。這些說法都不曾出現於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書中說起國家最高主權人有權宣戰講和，只有他（他們）明了怎樣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誰是友國、誰是敵國、軍隊如何編組、如何補給，全由國家最高主權人決定。這種說法施用於20世紀，可以推而廣之，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以來一切作為，也可使列寧和斯大林擺脫生前死後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認為國家主權人不可能做壞事，前已言之（見第五章，他唯一失職之處，乃是不能保護人民）。《巨靈》曾說起：「他不可能傷害任何下屬，下屬的人也不當指斥他不公平，因為他受茲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傷害茲人。」在此我們可以想像霍布斯有時候將他筆下的國家最高主權人形容成有如列寧筆下之職業的革命家，說成一個一塵不染的透明體。他（他們）都只照顧公眾之利害，沒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國在 20世紀初期和英國在17世紀中期一樣，高層的高尚理想無法灌輸到下層社會裡，於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寧之施行特務政治與恐怖政策，亦與霍布斯的意見相似。《巨靈》裡有言，最高主權人以賞罰作為推進政策的工具，可以執行體罰，可以在現行成文法不及之處施恩處刑，由他自訂辦法。這種說法與英國傳統裡「內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的觀念也不相違。所以當列寧等人尚為「巨靈」的時候，倒也與中國更換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與作風可以上溯韓非與李斯。

　　可是蘇聯之體制及其登場，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書之要點，至此而止。霍布斯認為人之富貴貧賤由於天命，所以有贊助資本主義的趨向。他雖接近無神論，仍主張以基督教為國家籠絡人心的工具。列寧是共產黨，他對國家沒有真實的信念。我們企望認識蘇聯的現代性格時，尤其瞭解斯大林的籌謀時，還是先看清凱恩斯男爵的一段說明為宜。

　　斯大林這個「現象」，曾給歷史家不少麻煩。他在1924年列寧死後，以朋黨勾結的方式奪權，放逐托洛茨基。新經濟政策已使經濟復甦，他反其道而行，強迫將民間田地歸並為集體農場，無數富農（Kulaks）被槍殺，家屬被放逐。有些村莊內 15％的農民被稱為富農。村民因不甘心家產被奪，於是焚燒穀物，宰殺牲口，搗毀農具。1928年蘇聯原有馬3200萬匹，至1934年只剩1150萬匹。集體農場之改組於該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間的清黨運動，更是駭人聽聞。他曾使高級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訊問時承認通敵賣國，有些外國新聞記者懷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劑。也有人懷疑被告在秘密審訊時，已受精神挫傷使他們自願與審判官合作，以保證家屬安全。列寧所創的政治局（Politburo）是黨政最高機關，其中所有委員被斯大林一網打盡。初期共產黨之中央委員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托洛茨基則在墨西哥被謀殺。紅軍元帥5人中之3人，上將4人中之3人，中將全部12人均處死。至於中級人物、民間領袖，被清算者更無法確定。見於文件的則經常有一萬人或數千人成批被屠殺。據此估計其全數，當在70萬至百萬人之間。監禁於牢獄及各集中營者，可能逾700萬或甚至超過1000萬。當時蘇聯人口據估計為1億7000萬或1億8000萬，也就是說可能有5％陷於縲紲。

　　清算「人民公敵」運動，發起於第二次大戰前數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進佔萊茵。第三國際（Comintern）的各項活動毫無用場，蘇聯五年計劃雖有成就，但基礎未穩，斯大林提倡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創建，樹敵多而缺乏安全感。這種解釋好像為斯大林脫罪，難能澄清視聽。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如前人一樣寫下一些「人神共憤，罄竹難書」的字句，也不見得於事實有補。而且如此交代，歷史家亦未盡到他自己闡釋事跡之職責。

　　英國之卡爾（E．H．Carr）教授，是研究共產主義及運動的專家。他的《蘇聯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籌備著筆30年，不僅篇幅浩繁，而且公認為英文中對此題目發揮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視斯大林為一種現象，不為之感情衝動，甚至不追究其人身關係。作者指出一個落伍的國家發動革命後的舉止艱難（因為背景上凡事落伍，軍事行動之後，一切規劃就要立即趕上時代）。卡爾說：「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樣明顯地是他們生存之時間與地點的產物。」這樣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個有機體，它既為巨靈，業已打開局面，則要繼續求生存。它的經驗不是每個人的人身經驗．而是在一次大戰甲喪失三四百萬人命，以後又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件，四國干涉，和三年內戰的集體經驗。斯大林一再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之內迎頭趕上．否則只有被他們壓碎。」從這觀點出發，蘇聯一直沒有脫離戰鬥經驗，她不是備戰，就是實際在作戰。

　　斯大林尚不止於清黨及強迫構成集體農場。他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納粹德國針鋒畢露的時候，尚與希特勒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波蘭。戰事始開，他繼續以物資援德，將摩爾曼斯克（Murmansk）的海軍基地供德國潛水艇使用。德軍每一勝利，他都致電向希特勒慶賀。甚至有一說他願意參加三國（防共？）協定。邱吉爾是一個長期防俄反共的台柱，為什麼他會在1940年遣派親蘇的工黨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駐俄大使，並且在蘇聯被德軍侵犯的時候立即主動援蘇？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與言談看出。邱吉爾說：「俄國是一個神秘的謎語，包在一個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個解答，這解答即是俄國國家之利益。」邱吉爾能瞭解蘇聯，因為他自己也一直記掛著大英帝國的利益，在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計小嫌。這些資料使我們看清，凡事包含一種群眾運動，是好是壞不說，其中必有邏輯。讀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贊成與反對之前，先必看清其邏輯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

　　有了這樣的瞭解，我們回頭再看斯大林的「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在邏輯上為合理。本書一再提及，資本主義一行，一定要資金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險等等服務性質之事業共通使用。這當中即有一個基層機構之中各種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然後所有權與僱傭才能自分並離合的程序中構成一個大羅網，而且越做越大。經濟的組織，也是國家軍備後勤的組織。其實社會主義的措施大致亦復如是，只是所有權可能屬於公眾，各人之職責可由官僚機構調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則可換成由上級指令出納受授，應垮臺破產的事業可予以津貼而繼續維持，而且由分配原料、釐定價格、管制交通等等辦法，使國民經濟受政府干預。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也有賴於信用，而信用不能沒有法律支持，執行法制者則為國家機構。在實行社會主義時，政府之干預愈深，只有使官僚機構的活動範圍日益龐大。在這情形之下，如何能說「工人無祖國」？可見得正規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不少布爾什維克在內，以為現代國家純係資本家剝削勞工之工具，因之對國家與軍備存有輕視態度。斯大林無此幻想，他的規劃有實際的功效。雖說他主持對希特勒的戰事時的領導力量受到無數學者指責，蘇聯在第二次大戰時之作為與帝俄在第一次大戰時之作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當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實際建設的時間更短。所以新體制有它的作用，無法一筆勾銷。只是下層之義務全由上級指派，上級只能出現為一種專制獨裁的體制。而中層的官僚機構作風也與原始共產主義理想的自由與解放相去甚遠。

　　卡爾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學演講時，特別提出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統下實施。他提綱摯領地說凱恩斯的設計也是一種干預的政策。因為由私人個人之節省，不一定能擴充資本，有時反會損壞國民經濟。我們體會傳統中國之富家，將金銀製成器皿，又埋窖於地下，實際將一部財富不用於投資，反而逐放於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難瞭解此中意義。凱恩斯主張除了私人自動節省，單獨牟利之外，也可以透過國家機構，以財政政策造成「社團之節省」。再之則是「投資全面社會化」。這種種辦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業。

　　演講者之目的，在闡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後若干經濟措施亦包含不少社會主義色彩，與蘇聯之計劃經濟沒有基本的區別。他的言論我們無法全盤接受。英國戰時和復員政策已由卡爾教授解釋，我們無妨稱之為「雙重預算」。政府除編製傳統預算規劃本身開支外，又用分配資源、調整貨幣、管制物價等等辦法，使民間經濟之人力物力在它領導下，以量入為出的方式達成有計劃的交接收受，總之使之在大范圍中成為一種較為疏鬆、較為非正式的預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間經濟單位不是重點，即工黨政策如此．也只是暫時政策。蘇聯之五年計劃，可謂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資全面社會化」，可是蘇聯政治領導力量與經濟管制力量凝合為一，管制的衙門也兼有執行的權力，所有生產和分配縱使不全由政府領轄，也通過稅收和強迫價買的辦法受其掌握。當然，造成這種制度，俄國人民付出了絕大代價。五年計劃實施之日，半數以上農戶在五個月內歸並於集體農場，有些地方因此而產生饑謹。因此，才造成廣大的農場、農業機械化、勞動者領工資、政府全年以低價收買糧食，而以這節省下來的財富和剩餘的人力擴展工業。

　　然而卡爾教授的分析也給我們另一種瞭解。蘇聯的體制，由戰時處理及戰時狀態造成。這種經濟結構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動員，強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高速地使蘇聯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

　　這種體制迄今沒有重大變更。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死難2000萬，佔其人口10％弱。而戰爭破壞程度之深，則甚於戰敗國。戰後復興未已，即致力於冷戰，一意擴張勢力範圍，與美國作正面的軍備競爭，又花費很多財政預算與經濟的力量作提高聲望的事業，如太空探索。最近這種過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帶戰時意味的經濟組織不能持續，才逐漸暴露。起先有西方學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宮亦自發檢討。

　　溯本歸源，當日斯大林建造現有體制的時候，包含著三個重點：一、不惜人民付出代價，二、飛速完成，三、與國防密切聯繫。所以極力地投資於能源、鋼鐵與機床。發電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體農場平均6萬英畝至8萬英畝，最大的至48萬英畝。所以自始就造成一個龐大而粗線條的結構。其重點如是顯明，其低層機構必被忽視，更無從使之綿密細緻。最近與戈爾巴喬夫接近的一位經濟學家著書聲稱，根據他本身經驗，遲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莊，無電器、交通工具、道路，鄰村才有一家商店，每週開門兩次，所售唯糖與鹽，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實在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參加集體農場所得工資不敷勞動力成本（即所得不能餬口），而純靠私田為生。作者並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農產品供應不繼的報道仍然甚囂塵上，往來於西伯利亞鐵路間的旅客，抱怨沿途無物可購，而且最近描述蘇聯經濟危機的書刊也指出政府財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費品，人民有錢無處花，只好存於銀行，於是信用才為政府挪用，則可見縱有改善，仍只修正枝節，尚未動搖根本。我們可以想見，鋼鐵廠繼續增加其鋼鐵生產，能源又用以增強其能源，機床又用以產生機床，最後則製造大批戰車飛彈、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蘇聯刻下生產量超過1950年全世界生產量總和，究其實，俄國人民並未受其實惠。

　　難道所有蘇聯領袖都坐視如此的成果為當然，而不知改弦更張？專家公認過去曾有好幾次嘗試，赫魯曉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時間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實質上的增進，可是這樣的改進有週期性，不久，功效達到某種程度，改革也停頓，於是又恢復原狀。這當中也有些特殊的技術原因，例如在中亞腹地開墾耕地，無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將拖拉機交集體農場接收，不曾將保養修理的單位同時下放，不久就損害頻仍。然則最大的障礙，還是出於人事與制度。總而言之，就是與蘇聯之體制有關。

　　這些體制上的障礙，如政治上中央集權過甚，缺乏民主精神（蘇聯學者Aganbe gyan已一再提及），生產者和經理者缺乏適當的鼓勵，頭重腳輕，積刁難改，官僚營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兒為例），早已經常被提及，還有一位美國作家批評一般俄國人只畏強權，不顧法律。其指責既如是層出不窮，則後面必有技術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綜結乃由於私人財產權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裝飾門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強權。

　　本書無意以「褒貶」亦即以道德上的名義互相標榜。況且中國傳統的朝代，向來為官僚主義之淵藪，我們即要攻擊官僚主義，也無需顧左右而言他。研究資本主義，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歷史上和非人身關係上的動機旨在將俄國現代化，與各國之維新與所謂進入資本主義之體制無異。這種組織與運動純靠將低層機構裡各種因素，造成一種統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於是農業的生產與分配才能與工商業交流，然後全國的經濟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盤使用。列寧與斯大林並未全部違背這些原則，否則他們無從使俄國除舊布新抵抗強敵，獲得英美支持。但是他們以戰時動員之作風所定互相交換的方針，以大單位在短期間對國家之貢獻為準則，不以個人的私人財產，包括其勞動力之價值為依歸，沿用至今，工資與價格全由官僚按他們的業務方便決定，無需通過內在的公平。況且「民主集中」，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權，缺乏民主，無適當之鼓勵，頭重腳輕、積習難移、營私舞弊，雖說變態多端，而其後面的總原因無法脫離由官方指派之交換方式，這種交換方式限制了生產，因為工資抵不過農工所付出的勞力，所以勞動者只有越做越窮，於是索性不做。俄國大量的人力與資源不能作最高度的發揮，肇因於此。

　　以上蘇聯體制，在學理上無法被承認為實施共產主義，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也需附帶加入保留的條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無非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修正。亦即在私人財產權已在原則上固定之後，針對其原則上的罅隙和不及之處，加以補助和加強。卡爾教授所解釋的凱恩斯經濟，因其能導致全部人民就業，即符合此種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財產權，包括工人勞動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謂已實行社會主義，也容易產生誤會。本書成稿之日，適值報載蘇共中央委員會接受戈爾巴喬夫方案，准許農民獲得私有土地使用權，延長其使用時間，並可以世襲。而且計劃中其他改革將容許農民組織小規模農場獨立經營，自行發賣其產品，至此也算逐漸走上確定私人財產權之初步。我們與其說蘇聯之改組與開放為成熟之社會主義，不如說他是將戰時體制改為平時體制，開始正規地進入社會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作家與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樣承認各人之勞力為其最基本的人身財產，詳第五章。要是連這樣的財產權也缺乏保障，我們無法稱之為何種主義，只好視其為戰時體制）。

　　很多專家刻下正在議論這種重建與開放前途仍是障礙重重。對西方的國家，這樣的發展包括絕好的機緣，也潛伏著實際的危機。揣測未來事項，不是歷史家的本分。況且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深奧複雜的問題，除非學有專長，不當隨便置喙。我們站在研究歷史的立場，只能指出，要瞭解蘇聯今日的重建與開放，至少需將其背景前推約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們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顧慮著核子戰爭的危險時，才有道義上的力量，主張東西兩方都不含舊惡，才可以在群眾運動的積極性中，和本節所敘曲折之事跡中尋求歷史長期的合理性。總之將一個橫跨歐亞，縱長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種語言與文化的國家，從舊型農業管制之方式進為新型商業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輕而易舉，如以暴力主持，倉卒為之，必更增加當中的苦難，只有使人民更為遭殃。無論蘇聯今後的出處如何，我們刻下能掌握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行止在內，已使我們對很多常用語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有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種組織的變態和一種運動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種體制為正宗？其間牽涉過多，容下一章作結論時道及。此時我們檢閱這一段歷史，當前的收穫即是以上的經驗，可以輔助我們對中國長期革命的觀察和瞭解。

　　　

中國的長期革命

　　鴉片戰爭迄今已一個半世紀，即是光緒帝的百日維新，轉瞬間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實為討論的重心，則雖十部本書篇幅的巨著，也難將其中關鍵交代清楚。然則當我們考慮中國命運荊棘改造艱難的總原因，則本書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資料。與之相較，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與西方現代型國家的經濟組織相去甚遠，而且自思想理論至生活經驗，中國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當少。從這主題上發揮，不難將百年來的歷史高度壓縮成一般讀者與專家通能共同研討的一種大綱。

　　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於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譬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領導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們後面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以透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簡化歷史的情況下，縱然將這段事跡大力刪略，也不會產生實質的差異。軍閥混戰的情形亦復如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軍事力量，唯其如此，他們在行動時一定通電全國，表明心跡。實際上各軍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餉招兵，甚至營私和販賣鴉片，其下層結構中不能造成一種公平而互相交換的局面，例如孫傳芳的一個團長不能與張宗昌的團長對調。此外其士兵既是僱傭而來，軍官間的團結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內外的絕大壓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關係，則能瑞想當時的社會狀態。縱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戰爭，縱使遺忘了岑春渲、倪嗣沖諸人的名字，也無妨於大範圍內瞭解歷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錕賄選或張勳復辟，仍不會對歷史的瞭解發生無可補救的缺陷。若忽略傳統中國社會之形貌，閉目而不加思索地以為其功能與結構必與西方社會無異，則可能在討論上層結構時造成嚴重誤解。不久之前有一個例子：伊朗國王巴列維（Reza Sha h Pahlevi）有意將賣石油賺得的錢支持國家現代化。他曾不斷創辦學校、開設醫院、建造飛機場、規劃現代軍隊，甚至因而產生了城市中的新中產階級。只是種種設施未能與內地鄉間的經濟交流，而他的行動亦與傳統習慣相違，引起人民反對，他只好加強特務政治，以後更發展到全國造反，曾受他裨益的軍隊與年輕人也隨著眾叛親離，情願回歸到傳統的社會價值體系中去。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及他的業師蔣廷黻曾說：現代中國人物對西方外在的事物瞭解得明白，而對本國內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類似情形。亦即當時擁有羨慕的對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層結構的位置。在同樣眼光下，不少寫歷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點，氣憤滿胸，也隨著外界的作家將前清的君臣一律指為「故步自封」，在鋪陳現代政治時，不分畛域的以貪污、腐化、無能，作一切問題的解釋。殊不知一個國家之現代化，或如我們刻下所述進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體制，無不需要在低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除非客觀的條件已成熟，除非其財政措施已近於商業化趨向，否則改造必相當艱難。舊體制已解散新體制尚未登場之際，必有前後矛盾，本末顛倒的事態。有了這樣的一種瞭解，我們在分析中國長期革命的時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國社會的功能組織與結構，與上述各國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總之，就是不容易容納一種商業體制。這種特性由來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歷史。我們不妨把歷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時期。

　　宋朝在中國歷史中可算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創業者趙匡胤是一位高級將領。他即位後，較少與儒臣講解經典，反倒經常臨幸造船務、督導水戰、觀炮車碾碨、親黜醫官藝之不精者，各項活動前後不絕。可見他較重視科技，而不重視抽像的理論。他又謂以絹24匹購一契丹首，絹200萬即可以消滅對方的精兵。這也無非說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可以展開而為軍事力量。因之朝代開創以來，即治坑礦、鑄緡錢、組織茶鹽開中，酒麴官賣，民間經濟受到刺激，也隨著突飛猛進。《宋史》稱，宋太宗時（976－997年）「油衣巒幕損破者數萬段」，可見當時軍需規劃者及於軍士之雨衣、行軍之帳幕。歐洲幾個世紀之後尚無此等體制。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時已入12世紀，開封在不久之後淪陷於金。可是畫中所示的都市繁榮景象，在當日的世界裡無出其右，即較之20世紀中國內地的口岸，也無遜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國之拱橋、建築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艙、航海所用的指南針、船艦之裝踏水輪、使用的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鐘和深度鑽地之技術，和極可能存在的煉鋼爐和水力紡織機（此二者之圖解見於13 13年之《農書》，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現。自此之後，中國再無如此傑出表現。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國歷史裡號為「積弱」。一個注重軍事的朝代，作戰時卻常失敗。一個以南方水利為根據地的國家，卻敵不過北方人文簡單、水準遠遜的國家。創業者趙匡胤本身不注重抽像理論，宋朝卻產生了一大群理學家。即和他們同時代的人也稱他們「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為玩玻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為俗吏。其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我們如何能夠解釋看來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變法的一段記錄，才使我們確切的瞭解，中國在11世紀後期（王安石的新法行於1070年間），以農業為組織原則的財富，已在結構和質量上達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後只能在數量上膨脹，使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或者產生少數特殊之情形，使觀察者產生錯覺，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強生產與分配的效率上作實質的改進。其原因誠有如亞當·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及制度早於馬可波羅蒞臨中國之前，在聚集財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極限。

　　究其原因，癥結仍在中國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稅，這樣的設施，開始於產業革命尚未展開，國民經濟尚未現代化之前，為本書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國家所未有。於是傳統政策一直培養成千上萬的小自耕農，而以防制兼併、壓制豪強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這樣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標榜，而不能在技術上進步，亦即無從固定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衙門無從判斷如何獲得財產為合法，何種方式的佃賃典當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歸並與遺傳。這類情事在成文法裡只有極簡陋的原則，更談不上商業習慣裡對特殊風險中各人責任及破產的區處。況且擁有十幾、二十畝地的小自耕農也請不起律師，政府裡的官僚來自科舉，一向以熟習詩書為調派考成之原則，也無法瞭解現代法律的曲折深奧，尤其不能因物產氣候不同，使不同地區的治理更具地方性。於是只有一方面責成鄉里宗族培養一種淳厚息爭的風氣，減輕衙門的工作份量，如韋伯所謂增強了「父系威權」（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萬能的宗旨，憑己意來判斷，又有如漢學家顧理雅（Herrle e G．Creel）所謂「詩的公平」（poetic justice）。兩者都使政治體系下層結構無法嚴格地以數目字管理。

　　於是傳統中國之衙門與現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維持習俗上安定的社會，其本身無組織的穩固（structural firmness），來發揮功能上操縱時的靈活（funct 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視了這些內在的弱點。他的設計主旨在使財政部分商業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種財物統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局面，基本的數字就加不起來，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級權威強迫指使執行，既不自然，遲早必會破裂。

　　我們參考《宋史》的敘述，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說「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在京畿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丈量分配。「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民間征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商人也怕與官府來往而被連累，裹足不前，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賣，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而為皇帝所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1，400作本錢，春散秋斂，收息二分，等於農村貸款，但是沒有銀行主持，又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力義務。有些縣官將整數交與若干農戶，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互保，秋後連本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分被指責並未貸款即向農民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利用貨幣的趨勢；但是新法內的「保甲」及「保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於納稅人，而以集體互責（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於和上述諸法相逆。

　　這樣看來，宋朝雖有比較現代化的經濟支撐，卻不能在討伐契丹和西夏時爭取主動，與女真對峙、與蒙古交兵時，又常失敗。雖然原因很多，其中無法將全部資源有效的運用，是最顯著的弱點。經濟力量在原則上固然可以轉變為軍事力量，可是當中也必須有組織與結構，並不是240萬匹絹即可和對方10萬精兵對比。如果雨衣和帳幕集中到萬計，其後勤設備必須同樣的繁複，而且要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頭重腳輕，在戰場上成為行動的贅疣。反不如契丹之遼、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們以部落的組織供應兵員與馬匹，就地取糧，其內在的成分愈簡單，人員與補給愈易一元化，其平時體制與戰時體制愈為接近，則補給線亦越短，動員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發揮。

　　所以王安石的失敗，象徵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種悲劇。本來在1000年以前，中國的文物已凌駕西歐之上，更較日本剛在各處成立武士團，「源平合戰」尚未展開之前突出遠甚。只是農業上的盈餘無從有系統的積累，進而有秩序地發揮到工商業上，再伸展到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保險及律師之僱用等。因之整個社會無法脫離山林文化之簡陋氣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趙光義攻擊契丹已遭三次失敗，至真宗趙恆，則訂下向契丹納歲幣的先例。神宗趙頊變法圖強，仍敵不過西夏，至徽宗趙佶有「靖康恥」，國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虜，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財政設計仍一直維持由上端統籌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財產權，又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以致抽稅時「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這種方式固然對一般人民不利，長時間內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為抽稅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壓力，負擔最重的人常為無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財源宕盡，各處發生虛冒的現象，一方面只有數字的膨脹，一方面到處發生短缺，南宋紙幣貶值，士氣頹廢，也都基於同樣原因。

　　本書以上數章曾提到，西歐的國王在社會變化時無力抽稅，產生財政上的危機。彼方人士很難想像，中國皇帝抽稅的權力過強過厚，也非他個人之福。從這些事跡上我們看出，現代之金融經濟，有如自來水和煤氣，一定要嚴密地封閉，保存其一定的壓力，才能在開閉出納之間操縱目如。私人財產權在法律面前曖昧不明，等於水壓或氣壓過低，其流轉必至不暢，於是無從使國家現代化，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這些技術上的原因。他們也無從放棄以熟讀詩書的官僚，及星羅密佈管理億萬農民之體制。商人和金融經濟也始終未掌握龐大實力，強迫政府接受適合他們事業的法規。於是他們總以為王安石是壞人，新法之不行，總可以解釋為一個道德問題。宋代理學興起，以上的情形構成背景條件之一。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出任地方官，與呂公著、趙抃接近，受其推薦。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顥因與王安石衝突而被逐放，程頤則系與蘇軾意見不合亦遭外放，死後甚至被奪官。張載則先得罪王安石，後又與有司議禮不合，而稱疾歸。朱熹綜合諸人見解，見稱於南宋。他首先主張北伐，與朝議不合，以後又反對北伐，更與韓侘胄的政策相違，落職罷祠。陸九淵也被監察官彈劾。他們在傳統的官僚政府裡，表現出一種反對派的姿態。我們可以說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沒有出路，才主張唯心。政府既無法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找到一個新方案打開出路，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張反求諸己，本身內向，著重主靜、主敬和慎獨，提倡「人欲」與「無理」相違。這種拘謹閉塞的作風，與今後700年中國社會之保守與桎梏的性格有密切關係。

　　1279年宋亡，繼起的元朝始終沒有提出一個合適的方案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之外，又要對付中亞腹地和東北地區的蒙古人，以保全一個中國式「天子」的職位。他一方面確有將屬下人民予以「超國籍」（su per-national）處置的抱負，可是在實際政治上存在各項對人種的歧視。他的財政稅收也缺之系統，尤以南北之不同最為顯著，如《元史·食貸志》所說：「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其取於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此仿唐之兩稅也。」也就是南北採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繼承人缺乏對國事的全盤決策，可以視作元朝雖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統一中國，才將整個制度重新規定。可是這時的決策不再是擴張和開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斂。朱元璋自己是貧農出身，他徹底看穿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作為財政稅收的基礎，整個國家追隨不及的毛病，於是大規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論符合，是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為全國標準，注重均平。他又實行恐怖政治，打擊高級官僚巨家大族，確定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本位。1397 年，戶部報告全國有田700畝以上的只有14，341戶，他們的名單可以抄呈「御覽」。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全國軍民不許泛海。政府官員的薪給極盡刻薄，一部分吏員的征派是采無給制。其他衙門裡的斗級皂隸，在王安石時即已以錢代役，這時又恢復由民間差派。軍隊所用弓箭，政府裡所有器皿、文具、紙張，也無償地由農村各單位供應。全國的賦稅因之大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來愈多名目繁複的無代價勞役，原則上是由較富裕的家戶輪流承擔。宋朝採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徵兵。但是兵員不由一般民間差派，政府另組「衛所」，下級有「軍戶」，亦即世襲不納稅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戶口。朱元璋又手訂永不征伐的國家15個，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鮮、安南。對外貿易則全部以進貢的名目，由禮部掌管。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節儉。毫無疑問，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視為他對宋朝失敗的一種反動。他訓諭戶部官員時特別強調王安石是壞人，又以「聖諭」概述：「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

　　僅是以上的舉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個人之作風長久影響中國社會體制。在他規劃之下，明政府又減輕本身所應管轄有關服務性質的事業。如各省剩餘之食糧應配於邊軍或納於京師一事，不由政府接辦，也不讓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納稅人千里運送，國家並不居中統籌，當中不設中繼所，沒有倉庫、銀行及接運站，也缺乏醫藥衛生等各項設備。通常一州一縣要承當十多個單位的需要，邊區一個軍事單位的糧食來源可能來自十來個或二十個不同的縣份。因此全國佈滿了如此錯蹤重複的輸送線。雖說15世紀溝通南北的大運河通航使實物交納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當中的會計責任仍落在下級單位。在16世紀很多收支已經用銀，至17世紀之後清取明代之，這樣的補給制度仍沒有改變，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層缺乏後勤的能力與責任，是明清體制最顯著的特色，不僅為世界各國所無，即中國歷史裡也罕見。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國與唐宋帝國不同，它採取「非競爭性」的國際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進，單憑均同而配合著中央集權的制度，就可以用數量上的優勢壓制外夷。而且國家的財富與資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興師造反、背叛朝廷者極不容易發難，總之最符合當日中國的特殊環境。可是從商業之發展，交通通訊、銀行事業、司法制度之展開，和整個社會之進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財產制度產生了巨大的負作用。而且這樣的補給制度，計入錙銖，使每項供應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紗一縷，一經制定，極難擺脫。事實上，其基本設計沿用到本世紀。

　　明清之間一脈相承的組織與結構，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為極度的中央集權，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員與物資，而依賴一種半永久性的預算，保持各省區與地方單位間的對稱與均衡。又注重以科舉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維持社會的流動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於民法。這樣的社會環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質量的改進。政府用不著以特殊的手段歧視商人和商業利益。基於以上各章所得的經驗，我們知道商業資本之存積必須有合適的司法制度積極維持，否則信用無法展開，服務性質的事業無從著手，縱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個人的富裕與一家的興旺不能構成任何社會制度。一個商行缺乏與他交易的對手，資金無法周轉，經理人才依賴血緣關係，則其經營將無從展開擴大。

　　自列強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租界執行領事裁判權以來，影響所及，尤其對中國社會經濟之傷害，至今還是一個專家爭論的題目。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題目。僅將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觀念有系統地輸入中國，這種運動就不可能對中國沒有裨益。要是沒有它的啟蒙功效，中國鐵道之興建、電信之敷設、實業如漢冶萍公司及輪船招商局之開創，必難在短期間成為事實，更用不著提及現代都市科技知識和學校制度。而經由商業交易的接觸，存積資本可能只是外人專利，中國人絲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之其潤澤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與治外法權，即是在當中設立絕緣地帶的一種辦法。如果雙方的體制經過一段接觸之後可能融合，則中國之革命實無必要，而租界與治外法權也必早已廢除，如英國及日本之先例（英國在宗教改革之前，銀行業受意大利人壟斷，他們也在倫敦享有領事裁判權；日本與西方諸國所訂不平等條約於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戰。更且西方所挾持的不僅是雄厚的資本，也代表一種現代的優勢組織。雙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於一個平等互惠的原則。費孝通的攻擊可能過火，只是中國排外的反應有其體制上的原因，並非全系感情作用。一個明顯的例子，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幾十年經營，隔著海灣邊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莊卻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與傳統的神祇並肩存在和花生殼被城市新工業收買之外，當地人民的生活幾乎與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農作的方法與工具仍是千百年的舊習，商業也限於趕集及流動小販往來。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習慣也全未感受新時代的好處，反先感覺動亂的威脅。這種情形說明中國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滲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現代化，而必須經歷相當的折磨，其低層結構必須經過一段重整。一位出生於青島近郊而且熟悉當地情形的作家，曾於抗戰結束時預言：彼間土地佔有，必須經過一番改革，即是採取較和緩的方案，也很難避免暴力。

　　有了這一段的瞭解，再加上面各章資料的對照，我們開始覺悟到中國需要在歷史上通過一次長期的革命，並非偶然。同時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界刺激的反應，不能統以「遲鈍」和「漠不關心」等語詞指斥。總之，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過去社會組織之根深蒂固，有如一個走獸不能令之立即變為飛禽。

　　從上表來看，除了鴉片戰爭結束時朝廷猶以「籌辦夷務」的方針對待西方各國，可算遲鈍外（但仍有有識者如魏源），以後經過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應。造船制械，力求爭取現代科技的改進既無實效，則企圖從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憲法、編列預算。這樣的計劃可能動搖傳統以「聖諭」及「皇恩」統治全國的根本，於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來的君主制度（異於日本作法）。如此再無實效，則發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主張本身的革新，及於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只有法國大革命前之啟蒙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義行動與之稍微類似）。

　　此中很多事跡只因時過境遷，今日有了更長久的歷史發展，使我們能將其中因果關係一語道破。如太平天國初起時，容納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擺在中國的農村裡，就不免張冠李戴，其尷尬局面反給曾國藩一個機會去增強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體制。過去曾有不少讀史者，以光緒帝不能毅然下決心清算慈德太后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並非因籍之以富國強兵；而是君臨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棄了傳統的使命，也等於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問題不在皇帝之決心，而在君主制度。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自願犧牲，他已經看清中國需要改造的地方範圍極廣，歷時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標榜其必然性。這些事跡都只表彰著新舊之間距離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與擺佈尚未涉及大問題的本身，看來也只算展開序幕。

　　如果我們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重新檢閱這段歷史，固然可以覺察當中無數值得批評攻擊的舉動。例如鴉片戰爭時，道光帝曾令揚威將軍奕經收復寧波。當日主將去前線90英里，奕經之幕僚大部分無軍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這群文人以競賽的方式，預草勝利之露布，卻不作敵情判斷，以至進兵時主力驅入英軍鋪設的地雷區，部隊傷亡近千人，而英軍只損折20餘人。半個世紀之後的黃海戰役，中國艦隊違反了最基本的戰法，以一彎新月的陣容迎敵。戰事最激烈時也不知道這艦隊是由提督指揮，或系外國顧問指揮，抑或旗艦管帶指揮，主力炮則只有炮彈3發。戰後殘余的船隻退避於威海衛海灣，反在日軍取得炮台時遭海防炮轟擊。類似荒誕離奇的事情不斷發生，我們不能以「用人不當」、「戰術錯誤」作完滿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貪污腐化，也是沒有掌握問題要點。

　　事實上，奕經的軍費是由各處截挪而來，非出於一般預算。揚威將軍也是臨時設置之官銜，既無固定幕僚，更沒有經常的軍需處，只好在蘇州、杭州、紹興之間設立四個銀櫃，接受各處的撥款。來銀或四處均分或一處總攬，總不敷使用。中日戰爭也可以稱為李鴻章的戰爭，各方將責任推置於李氏。他的艦隊曾接受各省接濟，李卻沒有掌握到這些省區的財政職權。而且各省自購船艦器械，由來已久。這不僅影響到戰時的指揮系統及作戰效率，也反映平時部隊的編制、人事訓練、裝備後勤的全盤狀態。所以武裝部隊只能在他們軍令、軍政和軍需的範圍內表現已賦有之功能。以上兩次戰役並非中國官兵不夠勇猛，可是組織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盡其力，無法在戰場上製造組織與制度不能及的奇跡。

　　既有這麼多踩蹺，為什麼我們還說中國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並非不積極？此時讀者務必將過去三五百年歷史一併對比。如果事關財政，則必涉及稅收，因之也與前述「洪武型」之處置不可區分，並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農、全面稅收的社會體制上。說到法制，則須想像朱熹所謂「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的境界（詳第一章）。提到軍備，則更要顧及朱元璋之設衛所，採取「非競爭性」的制度，不許人民泛海，並且稱琉球與日本為永不征伐之國的影響。總之海陸軍有如膠翼，必須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經系統與全身聯絡。如果他們的存在即和社會與國家之組成原則不相銜接，沒有民間機構作後勤供應之支援，純靠官僚勉強組成，行動時將留下很多貽笑各方的事跡。前人缺乏我們的歷史經驗，他們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盡智，我們看來總不如人意，錯誤因循。然則當中的時間也沒有完全白費。中國若非採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則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敗，就加添下一層之壓力。光緒帝和康梁之百日維新，無疑是在倣傚日本，企圖以發行公債作為新政的開銷，亦有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之模樣。只是清末中國的低層結構仍與王安石時代沒有基本區別，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維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佈，則在慈禧太后專政期間，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時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國初年的志士更發覺以手槍和炸彈發難，實行革命、推翻專制，還是不夠因為亟需改革的不僅是官銜名目，更是下層社會的結構，只能從改革者自己的思想著手。於是激進分子如魯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學家的拘泥束縛為攻擊目標，更提倡全部傳統文化都是「吃人」的禮教。

　　以上或粗枝大葉地處理歷史，或精磨細琢地鑽研歷史，可能得到同樣的結論。讀史著提高警覺，就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無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條約到五四運動已77年，當中多數問題，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圓滿解釋；只有通過歷史的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們才能在大範圍內樹立他們的因果關係。而且這77年的各項活動尚未對中國的社會提出實質上的改革；最多也不過是完成了革命的準備。日後中國開始改革時，其間乾坤顛倒的不僅是法律與政治，也牽涉到經濟與生產，更及於思想、語言、社會組織和生活習慣。自1919年至今又轉瞬已70年，在這70年中，中國的武裝部隊參與大小內爭不算，也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與世界各強國及左右鄰邦作戰。所以稱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為人類歷史中最龐大的一次革命，並不為過。此間經過事跡的背景及發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過各人的人身經驗。

　　這種大變動的起因，可追溯於資本主義的世界化。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以商業之原則完成了他們國家與社會構成的基礎。於是挾著這樣的優勢組織，向海外發展。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都在這背景下展開。中國承受了外界的壓力，才提出各種維新方案。只是維新未成，世紀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範圍更為擴大，時間也更為迫切。20世紀初年，更有蘇聯介入，中國的問題更國際化，也更沾染各種主義的名目。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以上各種方案與主義，都不外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潛伏在他們後面的一個大問題，仍是中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條件為本位所產生的特殊體制，代之以商業條理作主的一般體制，增強她在國際間競爭的地位。

　　從最近的各種跡象看來，這種問題已將解決，整個的改組也近完成。我們作這樣的論斷，並不是說時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滿意，而是指出中國在1980年間和1920年間已有顯著的不同。例如財政上已擺脫向多數小自耕農全面抽稅為基礎的體制，因之規模初具，下層的經濟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換，即將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規範。至於用何種數目字，則尚無定奪。也因為中國問題範圍大，牽涉深，在她改革的過程中，已使19世紀所創原擬適用於西歐的名詞有不合時宜之感。這一點我們還有機會論及。

　　自五四運動至今70年的歷史，不能全用中國歷史的經驗解釋，因為這種發展在中國尚無先例。我們引用本書以上各章資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蘭、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蘇聯，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參考十多個思想家的意見（見第五章），可以想像民國初年的無政府狀態，近於霍布斯所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趨向。中國在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實際上已截斷了高層結構與低層結構間的聯繫。因為傳統所謂「選舉」，以四書五經作取士的標準，既是廟堂裡統制全國的邏輯，也是農村裡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有如憲法。現在這種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棄，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內地的情形還有如蔣廷黻所言於費正清，尚無從獲悉其究竟，那麼中國還靠什麼原則存在呢？剩下來的唯有傳統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更其次的則只有各強人之私人和軍事力量，在歷史上稱為「軍閥混戰」的局面了。這簡短的一段敘述，也可以包括五四運動前後之一般狀態。

　　霍布斯認為，現有的國家體制解散時，人類將恢復到初民狀態。初民狀態中，公眾的權力尚未展開，既無政府亦無法律；既無法治，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在作戰的條件之下，只有強權與欺詐算數。他說：「在此條件之下將不能產生工業，因為其成果毫無保障，於是世界裡也沒有文化，也沒有航海交通、海運貨品，更沒有寬敞的建築物及運輸的工具，因為這些東西需要大規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無從產生地球上的知識，沒有計時的才能、美術、文學、社會。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無邊的恐懼、暴力和死亡的危險中。人類的生命只有孤獨、窮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暫。」（這段前已提及見第五章注[24]）

　　作者著書時著重文字結構的緊湊，敘述不免過激。他未能預料中國就因為傳統的忠恕之道和新時代的愛國精神，仍舊在一個時間內勉強存在，並沒有完全土崩瓦解，淪陷到太平洋的深窪裡。但五四運動前後，魯迅既否定中國傳統的倫理，稱之為「吃人」的禮教，連孫文也稱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則已去霍氏所想像的初民狀態不遠。同時在軍閥割據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也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瞭解，則在檢討中國現代史時，必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後牽涉幾十年或甚至幾百年。即是親歷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釐，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

　　何以中國在1980年和1920年間有此巨大的區別？因為「巨靈」已在我們眼前出現。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裡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

　　中國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裡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業體制，將統領華立羅判死刑，迄至最近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與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後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陳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體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除非中國仍然拒絕與外界的潮流匯合，我們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種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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