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過去了，這是一段並不漫長卻變化飛快的時間。中國向世界敞開了自己的房門，外面的空氣突然間湧進了這間封閉許久的屋子，許多東西都風化或者潮解了，人們在無意有意之間就開始追趕外面世界的精彩，但更多的人體驗到的卻是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足球是個例外。職業化給中國足球帶來的最大衝擊首先是金錢，職業化並沒有繪足球運動水平帶來飛躍，但卻給足球運動員創造了暴富的機會。這是一種並不讓人意外的結果，每個足球小國都不免要走同樣的道路。我們的近鄰日本更加典型，球星的收入讓人瞠目，但足球水平的上升卻落在錢的後面。中國足壇的虛假繁榮和日本相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問題是中國的經濟水平比日本的起點要低。
時代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悄悄地變更。把愛國愛黨愛人民接在嘴上的肯定不是普通民眾。普通民眾的愛國愛黨愛人民就體現在他們的工作中，多餘的教誨只會給沉重的生活帶去更大的負擔。嚴格講，體育在這種時代是人們精神生活中唯一可以放鬆的領域，而足球作為一項集體運動又最容易喚起群體熱情。現代生活疏離了人們的聯繫，人們正越來越走向單獨的世界，足球恰逢其時成了陌生人之間交流的紐帶。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幾乎成了中國人現代生活中唯一可以觀看的運動，球星的表演和球隊的勝利是平凡人月常生活中的調味劑，也是人們忘卻緊張的工作和生活壓力的緩解劑。
這便是當今中國足球運動的背景，也是當今世界足球運動的背景。
足球運動員和教練員的精神內容理所當然不會停滯於年維泗、蘇永舜時代，最大限度地獲取物質利益、最大限度地爭取個人榮譽，毫無疑問成了足球人生活中最高的目標，而成功產生的附加效果才是政治宣傳所提示的東西。
在新的時代中成長起來的球員很難理解咬破手指表決心的前輩，面許多前輩也看不慣年輕人的行為舉止，他們經常是歎息「一代不如一代」。事實上新一代球員並不那麼壞，他們只不過順應了時代的價值觀而已。當然，我們處在一個新舊衝突最激烈的時期，古典的和現代的、傳統的和創新的、保守的和革命的都正在爭奪自己的勢力範圍，和許多事情一樣，中國的足球也要在這種衝突中付出代價。
比如說這一次世界盃外圍賽，中國球員是在新聞媒體上才學到了「世紀末最後一次衝擊」這樣的詞彙，而足球官員更是挖空心思要把'98世界盃外圍賽加上特殊的含義。對於球員來說，每一次參加世界盃外圍賽都是重大的比賽，對於他們個人來說更是難得的自我表現的機會。當外圍賽加上「世紀末的最後衝擊」，又加上「幾代人的夢想」之類的東西時，球員突然間就成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代表，他們的勝負已經暗示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榮辱。對於歐洲職業球員來說，這些壓力他們很容易承受，因為這些職業球員弄懂了個人榮譽和國家榮譽之間的聯繫，他們只須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就可以交賬了。而剛剛進入職業化的中國球員很少有人能像蘇永舜時代那樣單純，他們也會「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他們的不幸在於日常生活塞給了他們更多的東西，而所有的東西還不能教給他們把如此嚴重的大論題化於無形，他們只能帶著自己並不十分理想的思想去參加比賽，所謂心理負擔也因此不能擺脫，正常發揮也不可能，更難說超水平發揮了。
這說明我們的思想工作方式已經落後於日常生活，我們習慣於「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工作方法。從事這項工作的人自己已經不十分自信，卻硬著頭皮去唬別人，當然只能產生相反的心理效應。比賽打不出水平，往往也和球員的逆反心理有關，這便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可悲的是我們依舊死抱著不放，國家隊的領隊似乎還只是球隊的「政治委員」，他的能耐就是喊號子叫政治，就是監督球員的思想，就是動不動說這個意事品質差，那個作風不頑強，起的作用總是相反，無形中和球員演化成一種對立關係，球隊的戰鬥力當然得不到有效的發霉，學會在新的體育觀念中把握人的心理是足球界上層的新課題，但你根本不能指望已經形成了固定思想價值體系的遺老遺少會有所進步，這是一些注定要成為中國足球發展障礙的人，只能寄希望於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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