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海巖的中篇小說《死於青春》講述了一個年僅十九歲的警察的悲壯的故事。當我讀著這部九萬多字的作品時，我的情緒隨著主人公陸小祥的命運的沉浮，重重地被一種早已消逝的對政治生活的提心吊膽的恐懼感所籠罩。慘絕人衰的唐山大地震，勞改農場監改幹部中的複雜鬥爭，使那些無所不在、無所不有、無孔不入的左的人物和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和左的做法更顯出猙獰的面目。一個純厚正直、執拗的追求真理、本該得到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幸福與愛情的青年警察，他在維護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的、純厚的、仁愛的關係中所作的一切努力，所做的一切有益的事情，都成了把他關押起來的罪證，最終死於他的至親好友劉成德的槍彈之下。讀完陸小祥的故事之後，人們能不義憤填膺，仰天長歎：誰之罪？
我沒有全部讀過作者的小說，只讀完了《啄木鳥》編輯部向我提供的〈我不是一個好警察》、《我的孩子，我的故鄉》和上面所說的《死於青春》三部。從我所讀過的這三部小說中，我以為《死於青春》寫得最為深刻，最為成熟，也最耐咀嚼。其所以深刻，是因為作者不僅寫出了青年主人公陸小祥的富於個性的性格和哀婉動人的故事，而且從他的短促而不凡的生活史這一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造成他的人生悲劇的社會原因。這部小說所概括的社會問題，既有當時的時代特點，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小說的全部情節、人物糾葛以及生活畫面，自始至終是通過第一人稱的「我」的回憶、倒敘和內心自白而得以展開的。「我」在十年前曾經是市公安局的一個共青團委書記，年輕的姑娘，地震之後被派往震區——清河農場參加抗震救災工作，在那段生活中結識了與她一起工作的當地的警察陸小祥，兩人在那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萌發了熾熱的初戀。陸小祥雖然缺乏較高的文化教養，但他的心靈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感情、純厚的扶危濟困的道德感、追求真理而達到剛直不阿的精神、不畏險阻而勇於獻身的革命責任心深深地打動了這個從城裡來到農場的姑娘，兩個人在孩兒河畔羞怯地、然而又是熱烈地相愛了。由於社會環境的不正常（在勞改農場這個被認為階級鬥爭的第一線，左的思想不斷升級，以及孔局長一類人物的欺上瞞下獲取個人陞遷的資本的行為，等等），陸小祥的一切作為，一切在常人看來是正當的、有益於革命事業的舉動，都成了構成他破壞抗震救災、同情反革命的罪證。他被關押審查，但他拒絕作檢查，拒絕承認錯誤，惡劣的環境和非人的待遇並未迫使這個雖然入世未深然而卻與環境不妥協的青年改變初衷。他的青春是壯麗的，狂放的，透明的。他雖然死在人民政權和親朋好友的槍彈之下，但他的結論卻不能由孔局長一類人物去作，父親一般仁慈、寬厚、苦幹、為人民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洪場長以及農場的鄉親們深情地、憤怒地安葬了他的遺體。這樣一個警察，他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純厚的鄉情，同當時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對抗性的矛盾，這種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最後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2他的悲壯的死亡，對於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來說，帶有普遍性。陸小樣雖然離開人世已經十年了，我們的社會已經由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轉變到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新時期，「我」對小祥的眷戀依然那樣強烈，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浪滅，並沒有因為生活的改變（大學畢業了，結了婚，生活也好了）而將小樣的期待遺忘，每當對丈夫繼平的庸俗的靈魂產生某些厭惡的時候，這種強烈的眷戀就達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以至於在大年初一，所有的普通人都在家庭裡團聚享受著天倫之樂的時節，「我」卻棄家而出走，來到依然是荒野漫漫的茶澱農場，尋找失落的舊愛，追回甜美而苦澀的記憶，憑悼那個在濕流浪的河灘擁抱了她、親吻了她，從而在那一秒鐘裡享受了一生全部愛情的陳小祥的墳苦頭一
如果把陸小祥的悲劇理解為人道主義思想與不人道的社會政治的衝突還不至於大錯的話，那麼，我還要說，「我」的離棄丈夫、公婆、雙親而出走，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真正的有意義的生活的追求與庸俗寡談人生的衝突。個人與社會的衝突，以至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從而作出出走的決斷，這不是某一社會所獨有的現象，而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的解決。我們也不必諱言在我們這個新的社會制度或新的歷史時期存在著這樣的悲初；也不必把文學作品裡寫了這樣時衝突和悲劇就上綱為為社會主義抹黑。陸小樣的悲劇是容易理解的。他挺身而出要闖三十里長堤，在為迎戰暴動的犯人而組織的敢死隊裡所表現的英勇豪氣，揭露馬盛利醫生在震後見死不救時的血氣方剛，為埋葬劉成德的父親而慷慨地獻出自己準備結婚用的大立櫃，由於揭發了秦文忠而導致秦文忠被捕之後的心理的矛盾與自責··。…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協調的思想、品德、因素、舉動，其核心是正直的做人，是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謬誤的排拒，是人道主義的處世思想；而這些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即以階級鬥爭為綱相牴觸的，最終是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的。十年之後，「我」的出走，也是個人與社會衝突的一種表現，不過，這次的衝突同小祥與社會的衝突，性質是不同的。在作者的筆下，「我」的追求是相當源俄的。但可以看出，「我」時時把現在的丈夫與小祥放在一個感情的和世俗的天平上，把小祥的追求和哲學當作自己的追求與哲學，於是就對繼平的庸俗（亦即社會的庸俗市儈傾向）產生了厭惡，從而使家庭生活出現了斷裂。既使作為肉體的小祥已經在這個現實世界上不復存在了，但作為精神的小樣卻在她心靈中永存。不僅他的忠厚正直，他的勇敢熱情，他的倔強粗野，他的羞澀侷促，而且還有他的不因左的重壓而犧牲人與人之間的純厚的情誼和瞭解，為人民事業而英勇獻身的社會責任感，時刻都成為在「我」胸中湧動著的精神力量。但她在繼平身上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寧可辭掉醫生的職務而到中外合資的大飯店裡做按摩師以獲取更多的錢的委瑣而庸俗的靈魂。也許她是一個心志太高而想入非非的女子，但她對市儈主義的鄙棄卻是正在八十年代一部分青年中誕生的一種時代意民小說在這方面的畜藥顯得太少戶未能充分揭示出「我」出走的更為深刻的原因，這不能不是一個減弱了作品的現實感的缺憾。
（死於青春）所採取的敘事方式，決定了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序列而結構情節的寫法，時不時插入一些敘述者的心靈的剖白。這種敘事方式使故事比較集中，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枝蔓和贅疣，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把敘述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的波瀾公之於眾，溝通了讀者的感應的心弦。作者也注意克服這種敘事方式所帶來的一些局限，在可能的場合和關節擴大自己的畫面，包容更為廣泛的社會關係。小說比較充分地揭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受左的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物，如孔局長、肖科長。孔局長是左的思想和權位觀念合二而ˍ的代表人機在他銷ˍ頭腦裡為人民負責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被歷史的風雲驅趕得蕩然無存了。這種人物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一種市儈，但屬於官僚市儈類型的人物。如果說這種人物還有什麼獨創性的話，那就是對一切事物的判斷與處理要以不損傷他的地位為前提，否則他會翻臉木認人。黃朝英的抗震模範就是典型的一例。陸小祥從群眾中發現了黃朝英的先進事跡，得到了孔局長的首肯，他認為他的轄區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使他臉面增光的先進典型。但當陸小樣經過詳細調查，終於發現黃朝英是個假典型，並大膽地予以否定時。孔局長卻感到這樣一來可能危及他的根本利益。寧可將錢就錯，欺騙國人，以求個人仕途的平安。這還不算，從此而導致了陸小祥被關押審查的悲劇。這個人物在新時期文學中固然不是新的貢獻，但在這部作品中出現，卻是重要的、木可或缺的。肖科長作為一個藝術形氛並不能給讀者留下較為深刻的印氛他是作為陸小樣、「我」和孔局長、洪場長之間的潤滑油的角色而存在的。在考慮自己的陞遷上，他與孔局長是有共同性的，但他還較為通達，木象孔局長那樣陰險到成為一個「政治動物」。洪場長是一個地方幹部，具有實事求是、苦幹實幹、身先士卒、富有人情味等素質，他以一心為公而與孔局長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在轉彎抹角地進行著斡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的「氏族」中的力量。（作者有如下一段敘述：「清河農場的幹部之間，以兄弟姐妹相稱的隨處可見，甚至還有不少呼爹喊媽的；後生對前輩不管是否真有親緣，一般也都稱叔道嬸，使你竟會情不自禁地以為置身在一個血親氏族社會的部落中。」）小祥是老場長的後代，他受亡友委託把小祥撫養成人，如今小祥罹難，洪場長不好當面頂撞孔局長這樣的上司，但總是設法走出困境，筆墨所至，相當動人。小祥埋葬後，「我」被送回北京前發現的那份「簡報」裡稱：「九月二十一日陸下葬時，農場少數幹部、職工約百餘人圍聚木散，其中有農場副場長洪＼＼，農場分局副局長李xx等領導幹部，他們不但未對群眾做疏導工作，反而向陸脫帽致哀。……」洪場長上了孔局長、肖科長們的黑名單。在洪場長身上，被孔局長指控的那些「資產階級人性論」，不言而喻，恰恰是孔局長身上不見蹤跡的。這些不同類型的人物，加上秦文忠、張玉海、劉成德、黃朝美、馬盛利達各色人等所組成的茶澱農場．是一個特殊的人類社會。在這個特殊的社會裡發生的一樁樁見所未見的事情，是十年前社會生活的必然產物，就像那一個個人物是十年前社會生活所造就的一樣。
文學作品不再是政治的簡單的工具。文學作品的任務在於能動地反映社會生活和解剖人的靈魂。因此，文學回到文學的本意上來，不是路子窄了，而是更寬了。作家有權寫他所熟悉的生活，也有權塑造自己筆下的人物。這是外界無法干涉也干涉不了的。海巖賦予他筆下每個人物以社會政治的、道德的、審美的評價，體現了他對社會生活的總體看法。我想，他對個人與社會環境衝突的描寫，儘管並不充分，或並不自覺，總能啟發人們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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