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愛讀故事的人，讀不了廢名的小說，因為廢名的小說裡少有撲朔迷離的故事。
讀慣了一般新文學作品的人，可能也讀不慣廢名的小說，因為廢名小說有時連人物也是隱隱約約的。
一目十行的急性子讀者，更讀不了廢名的小說，因為廢名小說必須靜下心來仔細品味。
這樣說，絲毫沒有故弄玄虛的成分，實在只是我親歷的一種經驗。
記得十五六歲時，曾有機會接觸廢名的部分小說，那時只覺得一個「澀」字，難以下嚥。
十年以後，鑽研中國現代文學成了自己的專業工作，只得硬著頭皮去讀，感受開始不一樣了，覺得廢名作品確有其獨特的韻味，經得起咀嚼。正像江南人稱為「青果」的橄欖，初入口不免苦澀，慢慢漸有一股清香從舌端升起，彷彿甘美無比，久而久之竟連它的硬核也捨不得吐掉。這才體會到《儒林外史》所寫周進評閱范進試卷，讀第三篇始覺出味道，恐怕不只具有諷刺的意義，也可能還是某種實情。
廢名小說其實是供人鑒賞的小品和詩。他寫生活的歡樂和苦澀，靜溫和憂鬱，寂寞和無奈，……咀嚼並表現著身邊的悲歡，間或發出聲聲歎息。作者未必具有反禮教的意圖，真正看重的乃是詩情和意趣。
借日常瑣事來展現生活情趣，這種趨勢在廢名小說創作中似乎一開始就存在。作於1923年的《柚子》、《半年》、《阿妹》等篇，就可以做為這方面的代表。《柚子》通過童年一系列日常瑣事，刻劃了表妹柚子的鮮明形象。「我」糖罐子空了就偷吃柚子的糖，「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戲，但她並不作聲。」溫厚可愛的性格躍然紙上。《半年》寫「我」在城南雞鳴寺養病讀書的數月經歷。與女孩子們揀蘑菇，與新婚妻子芹之間的相互逗樂，成為「我」生活中的極大趣事。「可惱的芹，燈燃著了，還故意到母親裡支吾一會；母親很好，催促著，『問他要東西不。』」婚姻的幸福以及享受新婚之樂的急切心情，洋溢在字裡行間。這裡也有賈寶玉式愛和女孩子廝混的習性，卻並沒有「婚非所愛」的尷尬情境。
廢名早年的小說，藝術上已顯示出多暗示、重含蓄、好跳躍的特點（如《火神廟的和尚》），但這種特點真正能很好發揮，運用自如，要到1927年前後。《桃園》正是最為圓熟的一篇。「王老大只有一個女孩兒，一十三歲，病了差不多半個月了。」開篇的文字，就簡潔到了極點。作者用寫詩的筆法寫小說，提到桃花盛開季節西山的落日，提到照牆上畫的天狗吞日圖像，提到阿毛為「我們桃園兩個日頭」歡呼，正是為了點出明媚春光下女兒心中充溢著的美好感情，以及女兒病後父親憂急如焚的心情。全篇著力表現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問的父女摯愛。阿毛病人但她還是關愛著父親，看到愛酒的父親酒瓶己空，便竭力勸父親去買酒。王老大卻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兒說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產桃季節早已過去，做父親的竟用空酒瓶再貼些零錢，換回來一個玻璃桃子，想讓女兒「看一看」也是好的。小說結尾是：玻璃桃子被街頭嬪戲的孩子撞碎了，王老大與頑皮的孩子「雙眼對雙眼」地於站著——碎的不僅是桃子，更是王老大一顆愛女之心。小說寫出貧民父女間相濡以沫的愛，足可與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王老大一門閂把月光都閂出去了。」這種跳脫的筆法與孤寂的場景，更襯托出父愛的偉大與深摯。對情趣的看重，也進而構成為一種藝術意境。
若論表達的含蓄委婉與靈動跳脫，同樣作於1927年的《小五放牛》，也可算有代表性的一篇。富戶霸佔老實農民的妻子，這樣的題材在一般作家筆下，都會寫得劍拔誇張，憤慨之情溢於言表。但廢名的處理頗為不同。作品通過放牛娃小五的特定視角來寫，以孩子的天真眼光多少過濾了某些醜惡場景。敘事語言則顯得曲折委婉，卻又婉而多諷：「穿紡綢褲子」的闊屠戶王胖子，長期「住在陳大爺家裡，而毛媽媽決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觀敘述之中，暗含對農民陳大爺的同情，全篇只有兩千三百字，就寫了各有性格的四個人物。文字簡潔洗練，富有表現力，如形容毛媽媽之胖：「我想，她身上的肉再多一斤，她的腳就真載不住了。」有些轉折屬跳躍式，簡直有點蒙太奇意味，如以放牛娃自述方式呈現的三行文字：
「打四兩酒。」
王胖子這是吩咐他自己——但他光顧我小五了：
「小五，替我到店裡去割半斤肉來，另外打四兩酒。」
五四時期小說作家中，文字這麼簡省講究的，魯迅而外，恐怕只有廢名了。
還應該說，廢名小說具有某種超前的質素。對於後來的京派作家如沈從文、汪曾祺，廢名作品具有引導意義。
廢名早年在北大讀外文系，學的是英文。除了深深濡染於晚唐詩之外，也許因為大量接觸英國作品的緣故，他的小說在手法和語言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西方現代文學的影響。「五四」時期中國小說採用意識流的並不多，但廢名的某些作品，卻含有意識流的成分。《追悼會》的主人公在紀念「三一八」慘案一週年的會場上那些繁雜的心理活動，就帶有意識流的特點。《桃園》中阿毛「坐在門檻上玩」一段，也有十足的意識流味道：「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過這許多的樹，不，這一棵一棵的樹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澆得這麼大嗎？她記起城外山上滿山的墳，她的媽媽也有一個，——媽媽的墳就在這園裡不好嗎？爸爸為什麼同媽媽打架呢？有一回一籮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個一個的朝籮裡揀！天狗真個把日頭吃了怎麼辦呢……。」廢名小說的某些語言和寫法，還具有現代派文學那種「通感」的色彩。如《菱蕩》中的文字：「停了腳，水裡唧唧響——水彷彿是這一個一個的聲音填的！」「菱蕩的深，這才被她們攪動了。」又如《河上柳》「老爹的心裡又漸漸滋長起楊柳來了。」廢名似乎竭力要將詩和散文的種種因素引入小說。其結果，則使他的小說某些意像極其像詩。試讀《菱蕩》第二段：「落山的太陽射不過陶家村的時候（這時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結果城上人望城下人，彷彿不會說水清竹葉綠——城下人亦望城上。」它使我們想起了卞之琳《斷章》中的詩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這種詩、散文和小說融合的趨向，也正是現代派文學的一大特點，而這一特點在廢名小說中很早就出現了。
廢名的小說是耐讀的：不僅耐得住不同的閱讀空間，也耐得住不同的閱讀時間和閱讀對象。
嚴家炎
1995年11月14日草成
1996年3月17日謄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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