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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苦難意識流


  1966年41歲男

  J市無工作人員

  我是一個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幾百個蒼蠅——我把自己變成一個「○」——追加的定性「極右」的文件——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很充實——世外桃源——我們受這麼多苦難,難道就為了你一聲「對不起」嗎?

  話從哪兒說起呢?昨天夜裡我躺在床上想給你理出個頭緒來,不想還好,一想全亂了。為什麼?我是一個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兒跟哪兒也說不上話,無因無果,全沒道理。我就給你來個「意識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筆」,有的地方「倒計時」,有的地方還可能顛三倒四,糾成一團……好在你是搞文學的,總能弄明白。如果你聽亂了,糊塗了,那可別怪我,我這輩子一直就亂著,一盆漿糊那麼糊塗著。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報》吧!第三版頭條有篇文章《又揪出一個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來,批呀,斗呀,審問呀,逼供呀,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說了。折騰到十月份,把我弄到東郊區F莊勞動改造,一邊聽候處理。我餵豬時,覺得我就像那頭躺爛泥裡的豬,只等著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問我為什麼從五七年開始講。我如果一上來就從六六年文革講,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麼回事了,你會想,我那時怎麼「無工作」呢,唉,我的事實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個月。

  五八年二月,農曆的臘月二十八日,上邊指示讓我們回家過年,我心裡蠻高興,這也是一種民族習慣民族感情吧,回家吃個團圓飯!而且母親住在外地,年年春節我和愛人都去陪母親過年,我們滿心歡喜地買好大年三十的火車票,一時連懸而未決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邊,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這天,正準備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組來了幾個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時非同小可,是工作組組長,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進門就給我宣讀一份決定,什麼「經上級黨委同意,公安部門批准,對你開除公職,送往GG農場勞動教養」。我還比較鎮靜,問他們:「什麼時候走?」B作家很嚴厲,衝我說:「現在就走!」我愛人一下就暈了,仰身「匡當」摔在地上。

  當時,我想求他們通融一下,我是勞動教養,不是犯人,也不會跑,要弄我去勞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還沒開口,B作家的臉就像關嚴的鐵門,冷峻,無情,把我嚇回去了。我說聲「走吧!」就扛起行李。這行李三天前從東郊區F莊扛回來,還沒有打包呢,現在正好原包扛起來就走。原來倒霉竟這樣省事。

  您問我怎麼給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問問您,為什麼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認為,別人都會比我更清楚我是怎麼會成為右派的。

  從大鳴大放到整風反右,我根本沒有在單位。那時,我向我的單位戲曲學校請了「創作假」,住在上海親戚家裡埋頭寫劇本。忽然單位來電報,叫我速回,參加整風反右運動,我還對愛人笑著說:「整個大鳴大放,我都沒在單位,沒貼過一張大字報,沒對領導提過一條批評意見,這次無論怎麼樣也沒我的事了。」誰知回到單位的第二天開大會,一進會場我就傻了,一條大橫標寫著「徹底批判甲、乙、丙反黨集團大會」。甲是戲校校長,乙是副校長,丙是我。我當時是學校主管教學的業務科長。我再一聽,批判我的內容都是空的,除去嚇人的大帽子,就是聲色俱厲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說過一句反動的話,哪怕這話是你們胡編亂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訴你一件,一九七九年——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後了,這真是「意識流」了。時間不連著,事情都連著。這時候,文革結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幹部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驚訝地對我說:「老實對你講,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納悶,憑著這些材料,怎麼會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當時那驚訝的表情,連同他驚訝莫解的口氣,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他把訂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給我看。呀,我驚呆了,這哪裡是什麼罪證和罪行錄,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給一些戲提的意見!藝術方面的意見呀!

  我只問一句:「還有嗎?」

  他說:「全在這兒了!」

  這事如果輪到你,你會有什麼感受?如果說二十二年我受盡了苦難,但都不如這一擊來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塗著。可現在一看,謎底竟是這樣!我不僅更糊塗,一瞬間好像對這世界一無所知了。

  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接著剛才的話說。我愛人大年三十趕到母親那裡,母親對我的情況原來知道一點的。當她聽說我太忙,不能陪母親過年來了,母親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著,忽然抱著我愛人,娘倆失聲痛哭。從此我便沒有再見過母親。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農場勞動,不准探望。直到母親故去,才叫我去兩天,可母親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著的母親,只准看死去的母親,這大概也算一種刑罰。

  幸福不會帶來任何教益,苦難卻能改善人的性格,這是我最積極的生活體驗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衝動,還挺脆弱;現在變了,變得理性、靈活、看得開,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後者是後天的。比方前邊說的脆弱性,那就是對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現得特別強烈,所以我幾次自殺,並且見於行動了。

  我剛給打成右派時,給關在戲校一間儲藏室裡。我在學校一直是業務尖子,人緣也好,很有權威,可這時一些小孩子扒著窗子,像看猴子一樣看我,還往屋裡扔石子,啐唾沫,辱罵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裡空的,連剖靜脈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個法子,因為房子髒,我便放開一點窗子,讓蒼蠅飛進來,再打蒼蠅,然後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蒼蠅,一天最多吃下幾百隻死蒼蠅,蒼蠅菌多,我想得霍亂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這麼多死蒼蠅,卻毫無動靜……直到今天,我愛人也不知道我這樣自殺過。你是第一個知道的。我不願意她知道,因為這事情實在有點悲慘。

  還有一次晚上十點鐘,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認我心裡邊都想過哪些「反動言論」。你說這是不是有點荒唐,「反動言論」,不是說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單沒說過,也沒想過呀。搞藝術的想的不就是藝術嗎?他們這一手真夠毒,弄不到言論,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論一樣了。B作家還嚇唬我說,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進公安局。我一聽,非常害怕,並覺得被抓起來會更受屈辱,便決心自殺。

  轉天我買一瓶白酒,去S公園後邊的運河邊,那裡很荒涼。我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暈暈乎乎,一頭扎進河裡,一了百了。於是在河邊把一瓶酒全倒進肚子裡。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閻王爺仍舊拒絕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無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勁擺腦袋,愈擺愈明白。這時候看到不遠地方有兩三個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殺不成,反落個「畏罪自殺」,「罪加一等」,便放棄自殺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這便是那個時代的荒唐。

  從這次自殺未遂,我這人發生了變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門,就見B作家帶一幫人正等著我。見我就氣勢洶洶地問,幹什麼去了?嘴裡哪來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兒?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衝他叫道:「我沒有反動言論,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一叫,嚇了B作家一跳,也嚇了我愛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麼會如此膽大包天?過後我愛人說我的嗓門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門還大。也許是酒精的放縱作用,也許是因為我剛剛從死亡那裡返回來,人變了。

  在GG農場,有個NK大學的化學系學生,是個矮小文弱的女學生。她也是被劃為右派的。平時幾乎不說話,在農場的實驗室裡負責化驗。一天吃了氰化鉀,一下就完了。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自殺,遺書也沒留下。農場對待這種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開」了結。但這女學生的難友悄悄告訴我,她最近私下裡總說一句話:「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體指什麼,無人得知。我卻明白,她和我過去一樣,太脆弱,太自尊;她還不知道,在這種苦難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變成一個「○」,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還認為自己是個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實說,我能承受這種賤民生活,又是為了我的愛人。她大我六歲,我倆沒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組織培養對象。在我劃成右派後,人人勸她棄我另嫁。但她理也沒理,多少年來只靠著她那幾十塊錢養育我父母,貼補我,一切怨言怨語全部沒有。每隔一周,是GG農場允許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為我準備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點起床,拂曉時搭車,十點鐘到達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達GG農場。只為了撐死了總共二十分鐘的見面。見面在一間很大的筒形的房子裡,中間隔一排長長的矮桌,一邊是探望者,一邊是我們。見了面,說不了幾句話,她便把我的破的髒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趕班車,夜裡回到家。逢到颳風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著這可憐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別的想法。我心裡只有一句話:放心吧,我為你活著!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也很充實。

  求知慾是知識分子的本能。我從小的習慣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獲得的知識,看看自己,各個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時發現今日一無所得,便惶然翻身起來找本書看,若有收穫,倒下再睡。

  但到了農場後,不行了。這裡有規定,犯人之間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錢、訴苦、甚至講故事。一般犯人不會感到特別的難受,我卻覺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換了一種方式,天天晚上,閉上眼,把當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為一種難得的人生經驗,代替書本上知識,把這些視為變相的財富收穫。當然這祥做有時也會感到空茫。一次,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它使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GG農場為了加強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戲,叫我組織一些略通文藝的勞改犯編排小戲。為了寫好戲詞,給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舊的《新華辭典》。我就問管教人員:「我平時可以看看這本辭典嗎?」他說:「這個可以吧!」天呵,我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這本辭典看,一字一辭,一頁一頁,從頭到尾,六年間我看了一遍半。《新華辭典》後邊的附錄部分還有各種歷史、地理、科學的知識,我就背誦,直背得滾瓜爛熟,好傢伙,簡直一部百科全書呢!肚子裡裝下一部字典,會有多大學問?這是不是因禍得福呀,倘若不是被關起來,禁絕讀其它一切書,我怎麼可能成本背誦辭典?可是等我出來後對人一說,朋友都大笑說:「這算什麼學問!」果然,過後能用上的東西並不多,日久天長,那些曾經背誦得精熟的,不知不覺都忘得一乾二淨。這時更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荒廢了。

  在GG農場裡,勞教人員對我說:「你們文化局長怎麼跟你這麼過不去?你已經到這兒一年多了,又被開除了公職,按理說與文化局沒有關係了,為什麼你們局長又親自簽字,追送來一份材料,把你定為『極右』?」

  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們局長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領導下一個藝術學校的業務人員,地位相差懸殊。雖然他有點官僚架子,但每次見到他,待我都特別和氣,似乎還很賞識,究竟為什麼非把我置於死地,還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勞教期滿,GG農場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農場就硬把我的檔案送到文化局,又給我一個戶口條,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報戶口。但我到了文化局報到時,他們說,一,我是極右分子,應該再回到農場;二,他們沒見到我的檔案。我一聽就急了,去找檔案,迫農場、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說沒見到。沒有檔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沒有收入。從那時直到七九年,我總共十六年沒有工作,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無業遊民,靠老婆養著,整天無所事事。是呀,剛才說過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時,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檔案拿了出來。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我會告訴你的。哎,我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聽明白?

  別看我沒有檔案,無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來,「十種人學習班」不要檔案,馬上把我弄進去。學習班並沒有學習,而是天天受批判,挨鬥,挨罵,挨打。

  不過我的情況有點例外,一是他們認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沒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斗資本家和現行反革命時,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來這些年當賤民的經歷,已經使我對付這些事非常有經驗了。我裝得極其老實,絕不刺激他們鬥爭的興趣,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慇勤、太積極、太主動,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動、太不以為然;既要擺出一種「有壓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亂人捶」,這分寸把握得比演戲還難。那些年在GG農場練出來的本事,在這兒全用上了。我像個熟練的大廚師,把自己放在鍋裡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還有兩個優勢,一是我有文化,會寫毛筆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大小標語都由我來寫;二是我有輛破自行車,可以供紅衛兵們隨便使用,騎壞了,我修好,他們再騎。你別笑,那時候只要叫我幹事,我就感恩不盡了,可有個巴結他們的機會了。

  在學習班中打人非常凶,紅衛兵很情緒化,高興打誰就打誰。大概唯獨我沒挨過打。我真得感激在GG農場那段賤民的生活!這叫「在苦難中學習對付苦難的本領」,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最近我在報上看到,有一位年輕人責問我們這些右派:「你們當時為什麼不站出來反抗他們?」我真想對他說,如果現在把你放在老虎籠子裡,你恐怕是第一個尿褲的吧!

  不去譴責專制者,反而去譴責受難者,這真叫人有點擔憂。前兩年我不再擔心中國再有發生文革的可能,現在不了。樣板戲又唱起來了,毛主席又被尊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討個公道」了……當歷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來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寫這本書幹什麼?

  整個文革期間,我就像個玩具。人家來了興趣時,也就是搞運動時,拿我耍一耍;玩膩了就丟一邊,沒人理,也沒人管。

  六九年,鬧著針對蘇聯的備戰,大疏散。街道盾委會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實際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們想要,想分。但我們一家已經在上兩輩就離開安徽,老家沒根回不去。他們就想個辦法,以「幹部下放」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區Z村,我算家屬隨遷。

  我有在GG農場幹活的底子,幹活不吃力;農村搞運動也比較松,我反而愜意多了。常常躺在農場炕上看看閒書,門外有雞啼豬哼,窗前有鳥叫蟬鳴,雖是粗茶淡飯,更有菜清蔬香,此處豈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淵明乎?居然過上一小段田園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罷。

  你說,這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境界嗎?

  七三年,又鬧著下放幹部返城,舉家回遷,我因為是「極右」的右派,報戶口又好費了一番周折;報上戶口,因為沒有檔案,仍是無業遊民。生活依靠愛人,唉,算個什麼男人呀,不殘不廢半輩子靠老婆活著。那些年又折騰得家裡一貧如洗。本來家裡也是物少書多。六八年十三大櫃子的古書被紅衛兵抄走,堆在學校地下室裡。這些書都是父親的寶貝,珍本善本自不必說,名貴碑帖不勝枚舉。地下室很潮,書多霉爛;而且地下室緊挨著廁所,古書紙軟,學生們上廁所就進來撕一疊當手紙用。書全毀了!什麼「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來的文革。斯文是什麼?是五千年文明嗎?你怎麼不想想,一個五千年文明的國家,為什麼下了文革這麼一個野蠻又荒唐的蛋來?

  文革結束前的日子最難熬,那感覺真像文革沒完沒了要進行下去一樣,不是說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長的麼?

  當時鄧小平復出,政協開始恢復了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協知道我的情況,就叫我去幫忙,查資料,抄抄寫寫,跑跑腿,送個信兒,一個月給二十塊錢,總算做點有報酬的事了,心裡美滋滋。一夭,騎車給人送信,看到新華書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聯書店招人,三四千人報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為工作優秀被調到北京三聯的總店;後來搞三反五反時,燕京大學的老教師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聯書店推薦去燕京大學教書。那時只有二十六歲呀!誰年輕時不是躊躇滿志,胸懷遠大。但後來有的才淺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墮落,放棄了;可是我……我不正是興沖沖幹著自己的事業麼,到底為什麼被打翻下來?雖說反右是災難,但別人或是好提意見,禍從口出;或是積極參預,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討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沒有沾一點邊呀,一張大字報沒貼,一句批評的話沒說,究竟是誰一把揪住我,把我扔進井裡,又丟下一塊石頭,再蓋上蓋兒,把我搞得這麼慘,也把我愛人搞得這麼慘,我卻一直給蒙在鼓裡。想著想著,我再騎不動車了,把車靠在道邊,坐下來,捂著臉嗚嗚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想了許久,我想這可能是我悲劇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觀,任憑自己的想像,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悶在肚子裡。今天請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說得簡單明白些——

  當年我們戲校校長是甲,兼任文化局黨組成員,文化局長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黨組副書記,他倆有矛盾。甲校長有才氣,說話尖銳苛刻,A作家怵甲校長,更擔心這個強有力的對手與他爭權,便藉著反右一下把甲校長置於死地。為了加大打擊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長硬捏成一個反黨集團。我一點右派言論也沒有,又整不出什麼東西來,便把我在藝術方面的意見當做反黨材料,而且為了徹底打垮甲校長,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對我落井投石,增加一個「極右」的罪名……你別只看著我,我這分析對不對?你說呀,要不你點點頭或搖搖頭也行……唉!其實你點頭或搖頭能管什麼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過去了,今年我都過七十歲了……

  有時我希望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死也死個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誰下的這一刀就行了;可有時,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這佯,我不成為人家權力鬥爭一個可憐的犧牲品嗎?人只有一輩子,我這輩子豈不是人家打架時隨手拋在臭水坑裡的一個石子兒?憑什麼我這麼慘?想到這裡,我真想再一次自殺!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麼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說亂了。

  那時我正忙著為自己落實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別看A作家在反右時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殘,正拄著枴杖在路邊曬太陽。他見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車過去。我們已經十多年沒見了。他全無當年的神采,已然是一個衰弱無助的老年人。

  他問我:「你現在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正在辦落實政策。

  他問我需不需要幫助。

  我搖搖頭,心想他現在也是需要幫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誠懇地對我說:「我對不起你。」

  我又搖搖頭說:「這都是過去的事,您也別記著了。」我告別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誠懇他說:「我非常非常地對不起你。」

  這叫我說什麼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帶信給我,說他不好意思見我,但他要對我說聲:「對不起!」帶信的人說,B作家還強調他是十分鄭重的。

  說實話,當我聽到這誠懇的、發自心底的道歉時,我心頭一熱,真有點感動。搞藝術的人嘛!總是這樣愛感動和讓感動所蒙蔽,可是等我靜下來,看著我那年近八十、飽經磨難、早已熬白了頭髮的愛人,就忽然想氣沖沖地對他們說:

  「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就能了結我們這二十二年嗎?」

  換句話說:「我們這二十二年的苦難,難道就是為了你們這一句『對不起』嗎?」

  上帝從來沒說懺悔可以洗清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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