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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說不清楚


  1966年 男  32歲

  U市C縣某中學語文教師

  我天生有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祖祖輩輩留給我的兩個字——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菜單」——兩個弟弟被我連累死了——這《家訓》上依然沒有一句話能說清楚

  我是個悲劇性格,就是說性格決定我這個人必然走向悲劇,因為我天生有一種上當受騙的素質。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騙了,還說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彆扭。我恨我的性格,卻又無法擺脫。為這個,我很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

  小時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給她挑水。那時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個鉤兒、兩個環兒嗎?我挑起來,水桶底將將就就不蹭地面。兩桶水壓得我膀子生疼,走起來趔趔趄趄;我必須穿過鄰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搖搖晃晃走過那家時,他們大人就上來說:

  「二兄弟真能幹,還抓時候給我們挑水,快接著,接著……。」

  說著提過水桶,把水倒進他們缸裡。

  我呢?傻站著。不好意思說:「我不是給你們挑的。」照我們地方的土話說,這叫面矮。可是,我心裡明白——他們使這法子佔我便宜。明白為什麼不說呢?這話多平凡、多普通,怎麼就說不出來呢?但我當時就是沒這種語言。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不恨他們,恨我自己。這就是那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吧!以後我在政治上吃虧,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這麼……這麼一種概念,一種語言,一份腦子?究竟缺什麼,我說不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上當,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說不清楚。

  我們村頭停輛獨輪車,一邊架一個筐,賣甜瓜。圍了一些人買甜瓜吃,

  甜瓜五分錢一個,我交了五分錢一張票子,買一個,站一邊吃。正吃著,賣甜瓜的說:「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錢了嗎?」大概他沒記住我交錢了。

  我說我交了。賣甜瓜的指指錢盒子裡的票於說:「哪張是你的。」

  盒子裡都是五分錢的票子,我看一張像我交的,就指著這張說:「這一張。」

  不料旁邊一個吃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覺得滿盒子的錢都一個樣兒,便隨便又指一張說:「這張。」

  要命的是,另一個買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呀,中間還有個裂口,你這孩子咋瞎賴賬呢。」

  這時我就把自己放在詐騙人的位置上了。賣瓜的、買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責我,我說不出話來,好像我真的騙瓜吃,臉燒得慌。

  有個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說話了:「你這賣瓜的,咋不依不饒呢,誰家孩子不想吃個甜瓜?興許大人不給錢,吃個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說的!」

  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詐騙」肯定得更結實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當時我只覺得委屈,倒沒想到名聲什麼的。過幾年,一個鄰居跟我母親吵架,罵道:「你們這家人,吃甜瓜都不給錢。」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著這惡名。我氣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聲聲「呵、呵」地叫,就是說不清楚。急得我一頭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時就完了。這便是我前頭說的,我小時候就有自殺的念頭。就為了這個說不清楚。

  再說一件事。

  秋天裡我背個筐從小河溝路過,看見水裡忽悠悠打渾兒,知道水裡有東西,便撂了筐,脫鞋下水一摸,是個螃蟹。小孩子治不住這傢伙,一逮它就一夾我。這會兒趕車的李大頭路過,我說:「有個磅蟹!」他說:「你別動,我來!」停了車,下水一抓就抓上來。他提著大活螃蟹笑呵呵說:「拿它下酒了!」上車就走了。

  我當時什麼也沒想,也是沒這個概念,沒這種語言——「我發現的,應該是我的!」鄉下孩子就這麼簡單,眼裡沒壞人,可是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很生氣,這不是欺侮一個孩子嗎?我對李大頭有了認識……可是總覺得這裡邊還有更深的東西,是啥東西?我還是說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騙的,你要是騙了他,等他長大一旦明白過來,你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不見得是報復,而是你在他心裡毀滅了。這比你死了還糟!

  祖祖輩輩留給我靈魂裡的東西太多也太少。找來找去只有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幾乎把我的靈魂佔滿。它就是:忍和善。

  什麼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邊一把刀。刀插你心上還不吭聲,就是忍。善呢?祖輩說善是人的天性。

  後來我發現:忍宇很頑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軟弱,有了變化,相反的東西從我身上冒出來了。我清楚地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時我十幾歲,跑到鎮上去玩。空場上搭個大戲台,像要唱戲。下邊賣炸豆腐的、串糖葫蘆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後來機關單位成群結隊地來,鬧個拉歌,這邊唱段《團結就是力量》,那邊就唱段《嘿啦啦啦》。鎮長一上台,氣氛就變了。他頭戴小氈帽,身穿小棉袍,講話像喊,一句一彎腰。我忽然瞧見一邊空地上埋著孤零零五根木樁子,旁邊的告我說,這是預備槍斃人時綁人用的。我馬上想到農村流傳的一本書——《玉歷寶鈔》上邊畫的小鬼綁人的木樁子,把人綁上,再把舌頭拉出來割掉——我心裡就特別恐怖。

  不會兒,大馬車把罪犯運來。五花大綁,後背插著令箭形狀的大簽子,上頭用墨筆寫上名字,再用紅筆點個點兒;也許是畫條槓或打個十叉,看不清楚,只覺得血紅血紅的一塊,頭一次感到紅色恐怖,後來文革搞紅海洋叫我心裡打激靈,那感覺就是從這時候埋下的。當把這些罪犯拉下車時,個個大白臉,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臉比的。頓時嚇得滿場小孩子們亂跑,喊爹叫媽。也許這些犯人罪惡纍纍,該槍斃。可是我挺同情這些人,大概出於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個上台控訴的小伙子解下皮帶抽得他們個個滿臉鮮血時,我更覺得他們可憐。但隨著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場響起一聲聲喊打,聲音愈來愈大,愈齊,愈鼓動人心。拳頭一齊向前揮,身子一齊向前傾,上千人都一個姿勢。我不知不覺也跟著揮拳喊打,打!打!打!喊著喊著,真情緒來了,仇恨來了。一時熱血沸騰,義憤填膺。

  後來反胡風時,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風;聽說胡風被抓起來,我又有點同情他。每次運動都這樣,只要大批判,恨勁就來,都是真情緒;只要一斗人,又同情,總這麼反反覆覆,你說這是咋回事,我說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難說清楚。這原因太簡單,甚至太無聊。那時我上大學一年級。鳴放時,同學們揭發說有個工友人特別好,但後勤主任霸道,丟了東西說他偷的,一天這工友不見了,原來自殺了。學生鬧著要給這工友開追悼會。我首先表示同意,一個好人被逼死,為他伸冤唄!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這工友,他是我入學前一年自殺的,這是我的一種善性,或是一種見義勇為吧!但黨小組不同意,意見發生分歧。沒過些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工人階級說話了!》,開始反右。就為這事,把我弄成個右派。對,就這麼簡單,無聊。可是它成了我幾十年家破人亡的禍根、禍源。

  我不想說當右派這二十多年肉體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麼。精神折磨遠比肉體折磨難受得多。比如說,我在校三年沒有玩笑。沒玩笑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你嘗過嗎?人特別需要玩笑,沒有玩笑,人的關係都處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隊買飯時,說說笑笑,插科打渾,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臉上的肌肉沉下來。有時我特別想奚落奚落別人,也特別想有別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沒人敢這麼對我,我也更不敢這麼對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個人失去自己權利,包括自尊心和尊嚴的表現,你能體會到嗎?你說這痛苦有多深!

  沒人理我,我便愛上小說。小說裡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語地奚落這些人物全沒關係。那時的小說大多寫好人好事,現在看就很淺薄了,可當時看還挺振奮人心。一天晚自習,我看小說入了迷,完全忘記自己是右派了。支部書記來了,他有事要對同學們傳達,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滾出去!」聽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誰。我們幾個右派學生趕緊退出教室,嘰哩咕嚕的,那份狼狽,那份慌張,那種對人的傷害……說到對人的傷害,這是現在的認識。當時並不覺得,好像自己天經地義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張張滾出教室時,就像自己攆自己一樣。

  在我們這些右派學生之間,開始處得還好,同命相憐吧!但人們總傷害這些人,漸漸我們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對自己也放鬆了。學習對對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說話罵罵咧咧,都不在乎。我們打掃廁所,人家進來拉完尿完揚長而去,你就得給人家弄屎弄尿,還拿自己當回事兒?我特別能理解犯人之間為什麼愛打架。

  我不想說他們怎麼折磨我,可我想問,我知道自己怎麼狠起來的,但他們究竟都是怎麼狠起來的,他們自己也知道嗎?他們剛生下來總不會這麼狠吧。我料他們說不清楚。

  我有個內疚必須告訴你——

  為了我這個右派,還搭上我兩個弟弟。我們哥兒五個,死的這兩個是三弟和四弟。先說我三弟。

  我後悔本該把右派這事告訴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來過年,背著個右派心裡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這一個大學生,家裡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訴他們;憋不住時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氣很拗,又楞頭楞腦,用我們地方的土話說,叫「惡沖」。他是縣供銷社的營業員。他聽了後情緒不好,以後就總找茬跟領導打架。領導說:「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說:「我不信。」這就抓他幾句落後話,真的給他弄個右派。

  他才十八歲呀。你現在找個十八歲的,啥樣呀?比大人還靈。可那時十八歲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勁了。就跟另外幾個也定成右派的年輕人閒話時說,咱沒好了,弄條小船跑走吧。這幾句話叫人告發了,給揪出來,天天跪在供銷社的桌上大伙鬥,腦袋上頂個大燈泡烤得嘩嘩流汗。後來叫公安局五花大綁捆走了,說他「投敵叛國罪」。啥罪?小孩子們扯淡唄!那小船跑到渤海裡,一個浪頭咋還不掀翻了?再說汪洋大侮,他們知道往哪兒跑?說說洩氣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綁捆走時那形象,就特別受不了。雖然我根本役看見這一幕,但我能想像出當時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為我把右派的事告訴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沒見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縣裡一所小學教書。那時三弟正關在監獄裡,還沒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見了面更糟,互相都會罪加一等。一天母親鬧牙,我接她到縣醫院治牙,在縣城正吃午飯當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從村裡騎自行車趕來說:

  「你弟弟回來了。」

  我心裡一亮,這可是好事呀,放回來了。我母親卻突然臉色劇地變了,說:「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簡單,一個農村老太婆昨有這種判斷力?我當時還疑惑著,給了本家叔叔幾角錢,半斤糧票謝謝他,這在那時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親送上火車,回校請了假,也趕緊往家趕。到了家……兄弟的屍體停在床板上。腦袋像個小骷髏,認了幾眼,才認出他的模樣……

  聽說他是早晨九點鐘,給監獄用驢車運回來的。上邊蓋條破被子,下邊墊些稻草,兩腳露在外邊。身上大棉褲原本是母親特意給他做的,往上齊胸口,往下蓋腳面,,特別長;棉花一層層絮得挺厚,怕他凍著。可是棉褲叫人換了,竟是條小孩棉褲!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著屁股,三九天,咋不凍死。據說抬進家時還有口氣,我弟妹說:「你有啥事,跟家裡人說說。」餵他口熱水,可他水沒嚥下去,就嚥氣了。

  我母親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裡頭竟是脊樑骨,硬的。那麼腸子、胃、肚於裡那些東西都到哪兒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殼,還有紅土面子,紅土面子又是幹啥用的呢?

  對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終身遺憾。終身無法挽回的內疚!

  我父親還從我兄弟屍體身上,發現一封信貼在肚皮上。這封信寫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來。要說文學性,也是最高的。恐伯連托爾斯泰、曹雪芹他們也寫不出來。這封信是寫給他老婆桂英的。你聽,他是這樣寫的——

  桂英:我實在餓壞了,快給我送點吃的來吧!我要饅頭、大米飯、菜糰子、大餅卷油條、肉包子、炸醬麵、炸魚、炸蝦、炸果仁、煮螃蟹、燉肉、炒雞蛋、燒豆腐、鍋貼、餃子、糖包子、炒蝦仁、爆肝尖、蔥爆肉、醬牛肉、豬頭肉、涮羊肉、回鍋肉、麻花、燉雞、燉鴨子、燉肘子、獨面巾、炒肉片、煎餅、燴餅、燴大腸、紅燒羊肉、紅燒牛肉、紅燒豬肉、紅燒鴨子……如果沒有,提兩個糖餑餑來也行。快點吧!快點吧!求求你了!

  下邊寫著他的名字。五六十樣一個大菜單!你能想像出他當時是個啥情況?如今到飯館吃飯我決不看菜單,菜單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訃告。有一次一個朋友情我吃飯,拿菜單叫我點菜,我忽然發神經似地對他說:「你要叫我看菜單,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說到我的內疚是,我弟弟關在監獄時,我母親每次探監,都給他弄點吃的送去。我心裡還有點不願意,心想監獄裡還能把人餓死,那時正是三年度荒,家裡舔鍋舔盆,總這麼送一家老小咋辦?雖然我沒攔過我母親,我也從來沒把這意思說出來,可我心裡有這個想法。看到這封信,我內疚極了。我要知道他落到這一步,餓死我也得叫他吃飽。有這個想法也是對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還清清楚楚記得,我父親念這封信時的情景。我兄弟的屍體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這頭,我母親、桂英,還有兩弟弟站在我身邊;我父親在炕那頭,蹲在地上,扒著炕沿,炕沿上放一盞小油燈。我父親把那信上寫的吃的東西一樣一樣念出來時,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親念過,便把這信用燈火引著燒了,然後腦袋頂著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聳一聳,好像哪兒在疼,卻不吭聲。我們只掉淚,都一聲不吭。咋屈死一個人連聲兒也不吭呢?咋就能這麼忍受呢?你說?

  我哥哥在另一個縣公安局做事,他打聽到我兄弟在監獄裡每天只給一碗高梁飯吃,然後像牲口一樣套上,用鞭子打,拉石頭碾子,軋一種紅土面子,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殼和紅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軋紅土面子幹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給連打帶餓折騰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監獄的看守長,非但沒告動人家,文革一來,就說他為反革命家屬翻案,挨整,挨鬥,被清洗了。我家的禍事一個連著一個,我是災難的總根子。但是我父母,這些兄弟們,從來沒一個人怨怪過我,哪怕一句什麼話都沒露過。他們愈不怪我,我愈內疚。有時我想,他們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別人叫自己忍的,卻受不了自己叫別人去忍。

  忍,是祖祖輩輩教給我的第一條生存法則,但又是誰教給祖祖輩輩的呢?它是哪個祖宗發明出來才一輩一輩傳下來的?究竟從哪個時候開始忍的呢?我問過一個歷史學家,他笑我,好像我這個問題沒有學術價值,太無知。我說,你們的工作難道就是搬來搬去折騰那些死遺產,為什麼不研究研究壓抑我們民族幾千年這個致命的活東西?

  要談說不清楚,這是最大的說不清楚了。

  再說我另一個弟弟,四弟。

  那時家裡太窮,一個壯勞力,好年頭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錢。我這兄弟就偷著拾點雜禾賣。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屬於公社大隊的。這就說他偷。大隊幹部叫他背著這小捆柴禾遊街。為啥這麼整治他,還不是因為他哥是右派。但他這麼窮怎麼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莊,從生產隊房頂上偷了一捆掃帚拿到市裡去賣。他人特別老實,偷東西賣時,眼神兒不對,城市裡的人精明,扣住他一問就傻,再一嚇唬就供出來了。這便給轉到公社派出所扣起來,沒扣上三天,他弄開窗戶跑了。跑了一個小偷人家也沒當回事,可過兩天,有人發現他在鐵道旁的溝裡躺著,身子硬梆梆,上邊爬好多螞蟻蟲子,人死了。有人說他想臥軌,叫火車掛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車躲到外邊去,不小心讓火車撞死的。我心裡明白,他並不想跑,而是想死。家裡窮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個小偷,甭說娶老婆,活著都抬不起臉來,跟父母又怎麼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沒有外傷,奇怪!火車軋的或撞的總得有傷呀,這也是件說不清楚的事。什麼?請法醫來驗傷。你說得輕巧,那時我們這種人家死個人像死條狗,誰還管驗屍,反正死了,刨個坑埋了。

  這樣,我兩個弟弟都叫我連累死。死了還背著罪名: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我父母便有三個壞兒子:一個反革命,一個小盜,一個右派。你說我這是個什麼家?

  「文革」初,學校黨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說實話,請罪,老實交待問題,不應該隱瞞。我想來想去想出個問題:一次給學生批改作文時,寫一句「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筆誤了,寫成「用毛澤東思想批判毛澤東思想。」這同學拿著作文來找我說:「老師,你寫錯了。」我嚇了一身冷汗,趕緊改過。幸虧這孩子老實,沒給我告密。

  我就把這件事對黨支部老實交待了,向毛主席認罪呀。

  其實我不說誰也不知道,他們並不掌握這問題。你說我這人咋回事?又沒人給我壓力,咋我偏要說呢?我還信任他們嗎?我還嫌自己不倒霉嗎?放在心裡犯嘀咕嗎?天生—種賤性嗎……我說不清楚為什麼非說出它來不可。我總懷疑,有種悲劇性的東西潛伏在我血液裡。我有血液病。

  這樣,我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狗膽包天反對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時,我跑回村躲起來。後來兩派大聯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學校接著批鬥。咱不說肉體的痛苦吧,說那些沒用。肉體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裡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頭很多苦你並不知道咋回事,更說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說出來時,就不再覺得苦了。痛苦就因為你沒能力說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們一個縣全震垮了。火車不通,我跑了幾十里路趕到家,已經一片廢墟混著無數死屍。死人都是我鄉親,個個全認得。老天爺、土地爺、城隍爺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別優待,沒收走我家一個人,全都死裡逃生,在村外野地裡搭個棚子不知為了活著還是等死。那會兒最難辦的是找不到東西吃。大隊用大喇叭招呼:

  「貧下中農同志們,現在都到大隊來領救濟物資!」

  救濟物資只有些餅乾。人們都去了,但大隊說救濟餅乾只發繪貧下中農,像我們這種有問題的人沒份兒。我老婆去了被頂回來。人們走回來時,瞧瞧他們的表情吧。貧下中農兩手捧著餅乾,臉上那種優越感呀!而我們這種人不聲不響,垂頭喪氣的樣子!就這點東西就明顯地把人分成兩個階層……那些有餅乾吃的鄉親決不會讓給你一點兒,你就像條狗蹲在一邊。可是他們也不當著你的面吃。你說這為了啥?因為怕你看著饞會向他要?因為自己獨吃心裡過意不去?還是怕忍不住時分給你一點兒,叫大隊幹部發現了挨說?說不清楚。這比餓更難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廢墟找吃的東西。扒來扒去忽然扒出一樣東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時家家都有這麼一個。村裡有個孩子扒他被砸在亂磚下的媽媽時,先把毛主席像搶救出來再扒他媽,這事受到全公社表揚。可是我這尊像砸殘了,掉了一個耳朵,左邊的。怎麼辦?我犯愁了。我就把這毛主席像放在磚上,對著他說:

  「老人家!您說我拿您怎麼辦?我一家人沒吃沒住,把您供在哪兒呢?您又掉個耳朵,要是他們說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慘了嗎?您呀,您說我咋辦呀?」

  我想個賊大膽的辦法,先把它藏起來,再在廢墟裡挖個很深的坑。當天黃昏,我四處偵察,看好那片廢墟一個人也沒有,我就鑽進亂磚堆裡,把它悄悄埋了起來。這要叫別人發現更是個掉腦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當夜,我嚇醒了,一連多少天犯心跳。事後還總後悔,恨自己不該做這件事。很長時間這種犯罪感沉重地壓著我。

  我這個人呀。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問題了結之後,我便為三弟平反的事到處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總背著那罪名,也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對他很深的內疚。但這事被推來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來不下一萬里路,可這件事誰也對我不說清楚。不是「說不清楚」,而是「不說清楚」。特別是有個細節——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時,是六0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點鐘。但「逮捕通知書」上寫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還注著一句「因病暫緩執行」。

  按這句話說,應該是一月十五日檢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長簽字後再去監獄執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決定「因病暫緩執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車往我家裡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點鐘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點鐘就得從監獄抬上驢車,中間沒有時間辦手續呀!這兩件事怎麼可能同時發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誰也不願對那段歷史負責,能說清楚也不願說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這樣兩個弟弟: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當回事,拿死人就更不當一回事了。我母親是病死的,死因當然也有抑鬱成疾的原故。這一切都因為我,我自己卻被平反落得一個好結局。你想我能活得輕鬆嗎?內疚這東西很頑固,它呆在心裡,隨時都會翻騰起來折磨你。誰也不會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寫個《家訓》,留給我的子女。

  我的《家訓》依舊沒有一句能講清楚的話,只是把這些終身難忘的事告訴他們,把這些百思不解的問號留給他們。現在的年輕人畢竟比我們一代人有腦子。如果他們能說清楚這一切,將來就不會再遭罪。如果他們不去搞清楚,難免還會重複我的經歷:吃啞巴虧,上糊塗當,等著挨折騰。依舊是悲劇性格,還要走向悲劇,甚至走向悲劇的深淵。

  ***是性格悲劇,還是悲劇挑選的這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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