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0歲女
S省T地區插隊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個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運壓在我手上——一人一棵「發煙卷」——她和他走時中間隔著兩三尺距離——北京西直門草打廠根本沒有這個新疆業務員——一幅無濟於事、自我安慰的畫
我先說，我得給你的工作來點「突破」。我要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別人的。可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咱別生拉硬扯，非說這就算我的經歷。其實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過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點瘋了。倒不是因為我怕說了受不了，才不說，我這個人心裡呀，往往碰到別人的苦難比我自己記得還清。尤其這一樁。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國這麼大，十億人，你未必還能找到她。我認真尋找過，但沒找到……我說這事行嗎，行，那好，我說。
七四年吧，那時我在一個工藝美術學校教繪畫。那年春天，挺涼著呢，耍外出給學生們上寫生課。我和另外一些老師負責。那老師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帶著學生們先去荷澤，牡丹之鄉呀，在山東。春天牡丹正開花。他先帶學生去那裡，畫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著教山水寫生。他們走後，我接著就自個兒上泰山等他們。我住在中天門一家小旅館裡，風景當然挺棒呀，上邊險峻，下邊幽深，往西邊還可以山前山後轉來轉去，可不巧趕上了下雨，春雨沒有利索的，下起來沒完沒了。我只好截著窗子天天畫雨景，一邊等學生們，可怎麼也等不來。我聽說荷澤那邊雨更大。照理說牡丹遭雨一打，全敗了，怎麼他們也不來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沒電話，寫信一個往返不知要多少天，還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來，那可就沒準兒了。我算給困在山上了。過了幾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兒就出來了。滿山全是泉水聲，瀑布也有了，這在春天是很少見到的，先不說這太美的事情了，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挺慘。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雲彩開了，見到藍天，我趕緊下山。如果不趕緊走，再來場大雨就夠嗆了。我身上沒剩多少錢，必需趕緊走。等我到了山下邊，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車站買了票；車是下午三點的。隨便吃點東西，在車站外找個太陽地歇歇。連日下雨候車室裡又陰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牆的牆跟，搬塊石頭坐下來，太陽一曬挺舒服。旁邊還蹲著幾個等車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撲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車的。還有個賣煙的老頭擺個小攤，挺靜。春天倒是乾淨，沒有蒼蠅跟你搗亂。抬眼瞧，正對著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氣勢，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閒著也沒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畫一畫。只覺得一個人朝我走來。
下意識拾起頭一看，是個女孩子，穿得挺破，頭髮很亂，額前的頭髮把上半張臉蓋住根本看不見，何況她又是低著頭。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來是直奔我來的，我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她「撲通」一下就給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幹嘛給我跪下。我說：「你、你這是怎麼回事呀。」她不說話，也不動勁，跪在那兒。旁邊那個披大棉襖的，看樣子像個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賣煙的，全都怔了，圍過來。我說：「這姑娘，你是不是有難處？是吧。」這話一說，這女孩子頭還是沒抬，可淚珠子就下來了。像下雨的雨點落在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淚滴，一片。但她沒哭聲，好像是憋在嗓子下邊，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可有點受不了這場面，急著說：「這姑娘，你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沒錢，我可以給你，我的車票已經買完啦，剩下錢全都可以給你，怎麼，你說話呀，你需要什麼我可以幫助你。」旁邊那復員軍人開了口，說：「這姑娘人家問你話呢，你別光哭行不行，你有難處我也可以幫你。你的難處未必是我們的難處，你痛痛快快告我們成不成？你不信我們能給你解決問題？」一聽這復員軍人的口音，一聽他說話的口氣，就知是山東這邊人，一股於義氣勁兒，梁山英雄那勁兒，叫人一聽心裡就發熱。另外那幾個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說。這女孩子把臉一揚，挺清秀的一張臉，接著全是淚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臉上沒一點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夠勁，一副受難的樣子。
她說了。說得很簡單。字字句句都像槍子打在我心上。
她說她是濟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沒了父親。母親守寡帶著她。但都受了父親牽連。母親偏偏太直，為死了的父親辯護幾句話，被弄起來。家裡的親戚朋友沒人敢沾她，她就自己過日子。她沒收入，靠賣家裡的東西過日子。一個家叫她快賣空了。她不懂價錢，受了不少騙。直到上山下鄉就報名，被分配到泰安這地方山區裡。後來母親死在牢裡，也不准她回去見一面。單位處理了結後給一張通知單就算完了。感情上雖不叫她和家裡連著，政治上卻把她和家裡拴在一起。她說：
「當地那些人和一塊下鄉的都欺侮我。大隊拿我當四類分子看。我有慢性腎盂腎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隊偏不派我輕活干。在農村能幹活還好一點。我常沒的吃。找人借糧借不上，借了也沒法還。我實在沒法活了，就跑出來。剛跑出來時覺得自己自由。可跑著跑著才知道自己根本沒地方去。回濟南吧，沒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農村去，大隊他們肯定不會饒我，起碼打個「革命的逃兵」今後更沒好。我在車站上碰到一個人。他是個業務員，新疆來的，他說他是北京人，現在父母還都在北京。這人三十多歲。他說他是從北京支邊到新疆，沒娶老婆。他看我可憐，說可以帶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給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帶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沒主意，請你們給我做主，說我該怎麼辦？」
我完全懵住了。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把終身大事隨隨便便交給一個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時候，就這情況。細一想，她無親無故，沒來路也無去路，走投無路。她又沒社會經驗，找誰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個有點頭腦、有點文化的人，選中了我替她決斷。這就叫我非常為難了。這是關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選擇。我的一句話也許就把她推向一條生路，也許推向一條絕路。我一向以為自已有點主意。我的朋友們遇到難處，都喜歡聽我的分析和判斷，但我頭一次感到自己無能。我扭頭看看那復員軍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我，也是一對問號。他那股俠義勁看來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說話。可是她把她的命運壓在我手上了。這份量實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說不出話來。這女孩子直怔怔瞧著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無論我怎麼說她都會怎麼做。再想一想，那個新疆的業務員要是走了，她怎麼辦。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現在要飯都沒地方要去，到處搞階級鬥爭，不知你底細誰敢把東西給你吃？擺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運，又是極現實的問題呀。
我一急，來了靈感。對她說：「你把那新疆業務員叫來，我們看看他再說行嗎？」
復員軍人看我一眼，好像稱讚我這辦法對。這女孩子一聽，臉彷彿都亮了，馬上點頭答應，去了。我、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都蹲在一塊，等那新疆業務員來。我們說好，他來了，咱就好好盤問他，別客氣。別叫這始娘不明不白的毀了。
不會兒，那女孩子就領一個男人來。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離高，腿挺短，有點羅圈，上邊一件藍布大棉襖，提著個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膚給風吹日曬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明，一看就是業務員，沒錯。他說他三十多歲，我看起碼四十二、三。還沒等我們站起身他就蹲在對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煙卷，飛快抽出一根給我，又拿出幾根，一人一根扔過去，這在業務員那行叫「發煙卷」。我們才要謝絕，他齜著牙笑道：「煙酒不分家。」憑我的觀察力，他是業務員絲毫不用懷疑了。不等我仔細打量他。他眼睛在我們個個身上來回掃過兩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們看透。我看這人過分精明，有點不放心，就問：「你是新疆什麼地方的。」我剛一說，他立即從口袋掏出一張證明信，打開，還用手指「嗒嗒」彈落裡邊夾著的煙末子，送給我，又掏出一個紅塑料皮工作證給我。一看，確實是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叫「紅衛印刷廠」的單位工作，證明信上說是來買圓盤印刷機。工作證上還有他的照片，蓋過鋼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僅沒有任何破綻，還叫人心裡踏實了。我們幾個把他的工作證和證明信都傳著看了，這下不但沒有任何疑問，也沒話可說，有點犯傻。他卻說了：
「咱們素不相識，我的話信不信由你們。可還得說一句，我和這姑娘也素不相識，她的話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帶定。我是在這兒等車，看她坐在旁邊哭，哭得挺可憐，我以為她缺錢，要幫她，誰知她一說，是在生產隊受氣跑出來的。人心都是肉長的，對不？我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門草打廠117號。爹娘和一個姐姐現在還住在那兒。我是十年前支邊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車工，廠裡看我能幹，能跑能顛，叫我出來干業務採購這行，吃苦受累唄。我一直沒結婚。你們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內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帶去的，單身女人也不願嫁當地人，都想法嫁到內地，好回內地唄。當地的女人跟咱習慣和不來。我在內地找不到媳婦，誰都明白，嫁給我就等於充軍了。條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也不肯。我就一直沒結婚。可你們別以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樂兒，我也習慣單身生活。要不是碰見這姑娘，我根本沒打算結婚。當時我看她怪可憐，無親無故，生一個想法，帶她回去。可我總不能不沾親不帶故帶一個姑娘回去，算哪門子事？我說是我妹妹行嗎？單位人會說，你哪輩子的妹妹呀，怎麼以前填表從來沒這個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這樣，就說你要嫁我，我管你。說實在的，她一沒戶口，二沒糧食，跑到哪兒也沒法活。我還好，跑這些年業務，地面上關係都熟，再說那邊也沒這邊嚴。起個戶口，弄個口糧，不成問題。我說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對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說她才二十，差著不小呢。我這麼大人了，也不會欺侮這個小姑娘。我這麼好心待她，她將來也不會對不起我。對吧！她說她得找個人問問去，就找到你們了。你們幾位看，這事合適不合適，要是合適我們就走。反正再過半個小時火車就來了。要是不合適就算，我走我的。反正我對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剛說過，我不是非結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說老實話，我也是看這個姑娘是個老實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氣吧，我一口氣把心裡話全掏出來了。成不成你們說，她既然信得過你們幾位，我也信得過你們幾位。我沒話了，你們說吧！」
復員軍人和那幾個都看我，等我說，大概他們聽了這些通情達理的話，也無話可說了。我說什麼呢？我反來復去把那工作證和證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投話說。當然，從形象上看，他們絕對不是一對，完全不合套。一個文氣的、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少女，一個是老練甚至有點油滑的業務員。年齡幾乎差著一代。可是如果我說不合適，這男人走了，這姑娘又該怎麼辦？我們幾個不多會兒也要各奔東西，她一個人沒吃沒喝沒有住處，留在這裡，還不如一隻小貓。難道我們中間有誰可以把她帶回去？吃喝先不說，誰家都是一間屋於半間炕，住在哪兒，戶口又怎麼辦。沒戶口不就是窩藏黑人了？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問那女孩：「你覺得怎麼樣？」她一直低著頭，不言語。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嗎？我只好對這業務員說：
「如果她本人真願意，要是真跟了你，你無論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個女孩子，沒父沒母投親人，那麼老遠跟你去了，一下子幾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對不起她，她找誰去？」
這業務員馬上伸出一隻手攔住我說：「您可別這麼說，您說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同情她只是嘴頭上同情，我得帶回去養著她。要不您帶她走，您要能把她帶走，我佩服您。怎麼樣，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嗆火，是說您甭拿咱好心當別的。您想想，我給她買一張車票回去得花多少錢？到我們那兒也不能馬上工作，她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務。我得管她吃穿。當然我認頭，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誰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氣，我撐的？我放著光棍一身輕的日子不過，找彆扭？咱再把話說遠點，我已經快四十的人了，還指她生兒育女，還得一塊過一輩子呢。尤其在那麼老遠那鬼地方，只有親的熱才是自己的，您說對吧。」
他說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氣了。我給他說得悶住口。不單沒話，一個字兒也沒有了。旁邊那復員軍人把話接過去對業務員說：
「歎，我說，這同志勸你，也是為你好。雖然這始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們倆不是還沒說定嗎？我們不認識她，也不認識你，為什麼管這事，是看這始娘可憐。你要是明白人，就懂得我們這些話不僅為這始娘好，也是為你好。對吧！」
這業務員不大情願地點點頭，他還有點氣哼哼，好像我們冤狂了好人。旁邊那幾位也連勸帶說，那業務員站起身說：「那我謝謝你們幾位了。你們看這事怎麼辦？」眼瞅著我。
我問那姑娘：「你說這麼行嗎？」
那始娘一直低著頭。聽完我的話，輕輕點了一下頭。還直怔怔站著，好像不知該怎麼做。
業務員對她說：「要是說定了，咱就得走了，還得補一張車票去，再晚怕沒票了。」
那姑娘頭還是沒抬，對我說聲：「我總記住您。」轉身跟著業務員去了。這句話可有點撕我的心。我忽然靈機一動，拿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叫住她，跑上去說：「這是我的地址姓名，有什麼需要我幫助，寫信給我。」她接過紙條就哭了，哭著就走了。我一直站著看他們走遠。這姑娘一直跟那業務員保持兩三尺遠的距離，中間空的那塊地方，是遠處的車站。兩個氣質經歷各個方面完全無關的人，就這麼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這個距離，不願和他挨近，大概出於一個少女的自尊，還是出於什麼別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著，心裡不是滋味。
事過之後，一直沒有收到這女孩子的來信，我想她肯定在遙遠的邊疆生活或生存了。也許在操持家務，也許已經生兒育女。但願那個其貌不揚的業務員心地還好，能在這艱難世事中給她一點點溫暖。不知為什麼，偶然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閃過時，我總帶著一點擔心，一點不安，好像還有一點點內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況，想到那新疆業務員在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門內草打廠l17號。我去了，找到草打廠，非常奇怪，那兒根本沒有l17號，我以為我記錯了。再找17號和77號，都不對。我就找到居委會，問一個街道代表老大娘，她說這兒從來沒有這家人，也沒人去新疆支邊，根本沒這個人，我再往深問，她起了疑心，反而問我姓氏名誰，找這人幹什麼，還向我要工作證看。那時到處都搞階級鬥爭，好像到處都有階級敵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會把我帶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應付一下去了。
走出草打廠我才意識到，我受了那所謂的新疆業務員騙了，那姑娘也受騙了。我竟全傻了。已經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賣，可能受到更悲慘的命運，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深的後悔起來，如果當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無奈回到生產隊，也不會落到這處境。都是因為我！在人家把命運壓在自己手上時，自己卻輕易的處置了，這究竟不是一個人問路問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當時不那麼辦，又該怎麼辦。跟著我又覺得這是為自己開脫。我這是沒有人性，夠不上一個男人。每逢此時，我會自己給自己胸脯來上幾拳。
我不想往下說了……我現在只想知道這姑娘如今在哪裡？
我畫過一張畫，從泥濘通向遠處的陽光。這畫是我為這姑娘畫的。但願有一天能把這畫送給她。當然這也是用來安慰自己罷了。
***那時，一個人的命運，往往也是千萬個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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