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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代價


  1967年女21歲
  B市某大學畢業生
  1967年男25歲
  B市作家協會幹部

  托李敏送給毛主席的生日禮物——在兩種崇拜之間痛苦的抉擇——一連十天參加他的批鬥會——結婚之夜抱頭痛哭——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樣板戲救我一命——逃離魔掌——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並不怎麼欽佩作家,作家們都自我感覺很深刻,但常常會寫出很膚淺的話。比如,有位作家寫道:崇拜是一種最無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沒崇拜過誰。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給人家。如果人家拿過去隨手一扔,或在人家手裡丟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個空殼,整個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遠像個空紙盒那樣被遺落在世上,無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頂冒險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愛看書,寧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不信作家們那些假深沉,哎,我這話有沒有冒犯你?什麼,我說得對?你是說真話嗎?反正我顧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話講給你。

  二

  我曾經最崇拜的人是:毛澤東。

  不單是我,你去問問我們一代人二十歲時候他崇拜誰?擔保會板上釘釘子地告訴你——毛澤東!舉個小例子說明那種崇拜有多麼純: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我大學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生日。二十三日晚我們同宿舍九個女同學商量,托李敏送件什麼禮物繪毛主席。有的說織條大圍巾吧,上邊繡「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有的說一起用彩色絲線繡束花吧,每人繡一朵,大家嘰嘰喳碴,興奮得眼睛宣冒光,直議論到十二點多,還是找不到一樣禮物能把我們心中一腔火全捧出來。崇拜是很難表達充分的。

  李敏說:「我們照張像,再寫封信送給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讓毛主席看見我們每一個人,他才會知道我們是怎麼回事呢!

  第二天下課我們一個個溜出學校到照相館集合。為了不聲張,不把事鬧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館不給照快相,但聽說我們這張相片是送給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務一樣,第二天就洗出來。大家叫我起草給毛主席寫信。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封信,幾句話寫了整整一夜,滿地都是寫壞的紙團兒。直到把信交給李敏拿去後,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話全想起來。

  一周後李敏回來告訴我們,毛主席看見照片很高興,還指指我說,這姑娘年齡不大嘛!據李敏說,當時郭沫若去拜壽,毛主席就把這照片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邊。無比幸福的感覺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會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懸掛的毛主席像時,就覺得他那溫和慈祥的目光像陽光一樣照著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問就知道,我大學時學習成績為什麼一直名列前茅。

  三

  這期間我還崇拜過另一個人是:他。

  那是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我們都是派到國棉三廠去搞廠史的學生。去寫資本家的發家史和工人的血淚史,加強大腦裡階級鬥爭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個學校,我在北師大二年級學化學,他在北大,正經八百學中文的,又是畢業班。他個頭不高,穿著樸素整潔,繪我的印象是穩當可靠,頭腦清楚,清瘦斯文,在我這個理工科學生眼裡頗有點文人學士的味道。他是我們這廠史寫作組的組長,言語不多卻很能體貼人。晚上大家寫東西肚子剛有點俄,他不聲不響把早準備好吃的東西擺在面前;週末才覺得有點閒,他笑瞇瞇掏出一疊電影票一人一張。他像個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時摸樣很小,人又單純,為他把我當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寫完廠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告放下肩時,眼神有點特別,忽然說:

  「我還能看見你嗎?」

  我挺奇怪,傻乎乎說:

  「怎麼不能見呀,隨便來嘛。」

  我傻吧!這就是當時的我。

  可儘管我那時把從書本上看到的愛情,當做迷人卻陌生、遙遠、與自己無關的事,不知為什麼,這個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進我的心裡。

  從他談話中,我知道他很窮。他家在蘇北南通,當年陳毅新四軍的老根據地,叔叔們都是老地下黨,父親被日寇殺害,母親守寡把他和幾個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從上中學到念大學都靠著國家助學金,一個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欽敬不已。這家史不但使他特別受重用,一直擔任北大留學生的指導員,還使他天經地義構成一個革命青年純正的抱負和形象。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寫的「畢業生志願書」給我看,都是激奮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沒有人煙的邊疆和草原,去開拓,幹一番事業,獻出一生,真叫我感動呀。我心裡默默地說,你無論去哪兒我都一准跟著你。

  真沒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沒離開我一步。當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還是大西北。他笑了,說:「除去北京哪兒還有王府井?」原來他的單位是王府井的中國作家協會。同學們都羨慕他,後來才知道像作家協會這樣重要的意識形態部門,只能派他這樣政治可靠、業務優良的學生去。

  為了不叫我倆的關係影響自己的學業,我給自己定了規矩,每半個月只見一次面,地點都是在北海。每逢約會,幾乎整整一天都在聽他說話。他知道的東西那麼多,我感覺每次見面自己的知識都在增長,幻想著今後的生活多麼充實。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為自己的幸運而癡醉。

  四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績相當不錯,心裡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鬧起來,學生們都瘋了,喊著「砸爛研究生制度」把老輔仁學校美國教會的大銅盆端到當院,將我們的研究生考卷扔進去燒。我爬在宿舍樓三樓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時農民燒地契,心想完了。這突如其來使我發懵。跟著愈鬧愈凶,開始把校黨委的人一個個揪出來鬥。

  作家協會那邊鬥得更凶了。名作家們全成了黑線人物。一般幹部也都扯上些問題,只有他政治上乾淨,革命群眾組織還選他當頭頭,但他也許由於家庭和經歷的原故,比較沉穩,依舊那樣的斯文氣。他再三對我說:「要相信黨,靠攏組織,注意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看準大方向,千萬別跟著起哄。」不管學校裡各種口號怎麼有誘惑力,自己思想怎麼混亂,只要一見他,立時靜了,清晰了。我想,憑著我們的純正和對黨的忠誠,再大風浪也決不會翻船。

  大串聯時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訴家裡,父母都挺高興。母親給他買了毛衣、棉毛褲、襪子,還有家鄉特產四川桔子,整整裝滿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車擠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學校洗了洗,就提著小箱子滿心高興去找他。他要是見到我父母的這些禮物,臉上會怎樣笑,我都會想到。

  五

  在作家協會宿舍樓前,我碰到他北大一個同學。平時見面他總是非常熱情,必開玩笑,這次卻異乎尋常的冷淡,只說聲:「你來了!」就走了。一種出事的感覺就給我了。後來我想,多虧先有這種感覺作為過渡,否則下一幕我絕對接受不了。我敲門。

  他一開門,人變了一副樣子!那樣子——奇怪?可怕?悲慘?瘋狂?我描述不准,但強烈地刺激我,至今難忘。他頭髮蓬亂,滿臉橫紋,見到我眼淚嘩地下來了!然後遞給我一張油印的小字報。我只看到:「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反革命分子×××!」這是他呀!別的字怎麼也看不清了,頭發昏,身子全軟了,皮箱「光」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會兒他講了情況:

  他大學時讀毛主席著作和詩詞,順手在書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評注,大多是從文學上考慮的,有的注「好,好極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錯了」。寫時沒多想,過後便忘了。他同宿告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語錄時發現了,在作家協會公佈出來。這在當時是件了不得的事,頓時全沸騰起來……

  我聽罷,腦子完全亂了。我只想說:「你怎麼幹出這種事來!」我直瞪著他,恨他!連這句話也沒說,忽然提起箱子很堅決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來送我,用自行車幫我馱著箱子,從東城走到西城,一路無話。連接我倆的那座無比堅固可靠的橋,一下子從中間斷開,兩岸中間是洶湧的激流。我在岸這邊背過身擊,他呢?

  他送我到學校門口,對我說:

  「我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計沒什麼希望了。我雖然喜歡你,但我沒資格再愛你。咱們算了吧,也不再聯繫了。你將來不管分配到哪兒去,把地址留給我南通的大哥,行嗎……」

  他在我面前從來沒這樣狼狽過,老實說,這幾句話我也沒聽進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連三天沒下床,腦子裡全在劇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麼在毛主席著作裡寫這些混帳話!這和他平時對我講的——黨如何培養他呀,對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摯呀,要一輩子忠貞不渝幹好革命文藝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騙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我把他兩年來對我講的話翻騰一遍,仔細回憶,琢磨其中是否有對我潛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內容,但怎麼也想不出來。我真是痛苦極了,難道被他騙得這樣的實在和徹底?不,我要去他單位親自參加他的批判會,聽聽別人對他怎麼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協會。

  六

  當時在我面前擺著兩種崇拜:

  一是對毛主席的,一是對他的。

  對毛主席是對理想偶像、至高無上的崇拜;對他是對一個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對他的崇拜是基於對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對毛主席無邊無際的崇拜之中。這大關係我心裡非常清楚。

  具體說,對毛主席的崇拜是無條件的,對他的祟拜是有條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對毛主席,我只有毅然決然和他分開。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決斷定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從心裡扯出一個血肉相連的人哪有那麼容易?可我又怎麼解釋他做的這件不可饒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協會的五層大樓顯得高不可攀,外牆上懸掛著要打倒他的巨幅標語。我馬上置身一種氣勢逼人的異樣的氣氛裡。我登上五樓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一連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協會的一些人認識我,他們都不理我,卻佩服我尋求真理時表現出的執著與虔誠。我靜靜地坐在會場後排一角,認真聽著每一個批判者的發言,還把樓道中所有關於他的大字報全都仔細看過。我發現除去他告訴我的這件事,再沒有別的內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綱上線、氣勢洶洶的言辭卻不令我信服。在那場合中,我感覺只有我是最神聖的。

  批鬥後他被掛起來,天天在作協打掃衛生。我沒去找過他。因為我還不能判斷他,儘管這件事發生在他大學時代,而且只此一樁,但我仍舊拿不準他的本質。深深的苦惱、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衝突和思想鬥爭,使我一時一刻無法安靜下來。這問題誰也無法幫我解決,誰也不會為我解決,於是我決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兒,是不是也和他對我說的一樣。

  八

  正巧「一月風暴」發生了,學生們都湧向上海串聯。我隨同學們到上海,藉故在上海的姑媽有病留下來,同學們一走,我便買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經給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聯用的「北師大井崗山紅衛兵」的介紹信,說我要瞭解一個人。沒想到他家在當地那麼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幹部馬上說他家是個革命家庭,父親因主張抗日被日寇殺害,兩個叔叔都是新四軍時期資深的地下黨員等等。所講的和他告訴我的好比一塊版印刷的那樣完全相同,我的心便發生了變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學教書,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個純樸老實的人,人比他還瘦,臉形、眼神和有些動作很相像。我不知該說我是誰,大嫂卻馬上認出我,因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對我分外親熱。鄉間人的感情實實在在,沒法兒擋,只有熱乎乎被感動地接受。轉天一早,大哥帶我去見他母親。去往他出生長大的那塊故土。從公社到他老家還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騎車馱著我,在水田中間的羊腸小道橫橫豎豎地穿行,大哥的車術真是高極了,穿呀穿呀終於看到他家。

  他母親大概提前聽到信兒了,遠遠站在幾間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一幕。他母親頭上梳一個小抓髻,穿著一件陰丹士林藍布褂子,肥褲子下露著腳脖子,一雙小腳,瘦高瘦高,直立著,臉頰的皺紋一條條像雕刻上去的。我應該叫她什麼呢?未及細想,情不自禁叫她一聲:「媽媽!」

  老太太兩隻瘦長的手伸上來,直抖呀,把我從頭一直摸到腳。心疼我呵!她五個孩子中只有他一個出息了,還到北京那麼個大城市上大學,工作……但她哪裡知道兒子成了反革命?我當然不敢講,只說他忙,托我回來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從別的地方叫來,殺一隻雞。村裡有點消息就像陣風霎時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枴杖全來看我這個「沒過門的媳婦自己找上門來」。這裡方圓百里,大概還沒有過北京來的女大學生呢。大家因著我看呀,笑呀,問話呀,這時我已經覺得自已是他家的人了。當晚,他母親幾乎摟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講了他小時候所有的事,在母親嘴裡,孩子任何一個細節都裹著濃厚的情感……不知不覺,他這樣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轉天告別時,他母親送給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著這袋子回上海,沒停,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當我把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麼聰明,什麼都猜著了。他哭了,覺得對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親。他從來沒有這樣讓人可憐。

  這樣,我不但決定和他恢復關係,而且堅定地往前邁一大步,我們結婚了。

  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倆抱頭痛哭……。

  九

  婚後,學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鬥不能去報到,閒在家中。他的問題看來得等「運動後期解決」了。文革像迷了路,愈來愈沒有盡頭,那一陣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學院學部看大字報,正是楊成武「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口號出來,到處都是這內容的大標語。那天不知為什麼總感覺特別緊張,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見他回來,忽然門「匡當」打開,作協造反團的兩個人押他進來,其中一個對我說:「我們還要查查他的書。」這就抄家,把書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對我說:「這段時間他不回來了,明天早上開他的批鬥會。」說完就把他帶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沒追,一種大難臨頭的味道這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還真的覺得他這一走,完了。小屋變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協會。

  我登上五樓,坐在會議室參加他的批鬥會。由於楊成武的講話很極端,批鬥的氣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樣一心為了確認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來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見我便感到不孤單,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鬥會上,轟轟烈烈的叫喊聲一點兒也聽不進耳朵,心裡亂成一團。批鬥結束後,我被作協造反團叫到另一間屋談話,他們還把我同班同學們叫來,要給我做工作。我下定決心一句話不說。

  就在這時,忽聽外邊走廊人聲嘈雜,腳步很亂,好像突然發生什麼事。我腦子下意識響起一個聲音:「壞了!跳樓!」不由自主猛地從沙發跳起來要奪門而出。馬上幾個人堵在門口不叫我出去。誰也沒告我什麼事,我像斷然什麼都知道了,木頭一樣戳著不動。大約二十分鐘後,會議室那邊批鬥會又開始,卻變成一種聲討會了。陣陣加劇的呼口號聲竟然變得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一會兒如雷炸腦,一會兒隱隱約約很遙遠,這時我已經沒感覺了,麻木了,腦子完全停頓,不會哭,不會笑,什麼也不會。

  只見進來一幫人圍著我說話,誰也不直說,作協那些人多鬼,誰都怕把我刺激瘋了擔責任,繞著彎子做開導工作。我毫無反應,只見許多雙眼直對著我,許多嘴巴在動。恐怕這是人將死時的一種感覺吧。

  當天他們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愛人家裡。這女人和老作家劃清界線,家裡只有她和一個女兒,作家協會還加派一個女幹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實我不會出事,因為我像傻子一樣已經什麼都不懂了。不會思維,不知道時間,連他死沒死的概念也沒有,恍惚只覺得自己是個動一動都很困難的肉體。

  後來才知道他是從五樓窗戶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許多骨頭都斷了,很慘。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優待,受不了這種歧視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殺這條路了。作協打電報叫他哥哥來處理後事,他哥哥卻不想見他屍體,怕受不了。喪事處理完,已經半個月過去,他哥哥來看我。

  那天的感覺異常奇特。我正渾渾沌沌之中,一見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種刺激,半個月的恍惚一掃而光,一切細節都清清楚楚地一齊湧來,我異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復生,感覺很振奮那樣,卻一下子撲上去抱著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確實沒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頭,眼睛顯得大大的,眼淚嘩嘩流,眼神和他一樣。忽然我感覺他留給我的種種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疊,這一瞬間,我沒瘋了就算福氣;當然,我要是真瘋了就不見得再經受以後那些罪了……。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鍋盆碗筷,所有東西全廉價賣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殺,沒有喪葬費,大哥靠工分吃飯,也沒有返回去的路費。我分給大哥一半錢,揮淚而別。我當時急渴渴只想擺脫,擺脫北京,擺脫他死的地方,擺脫這一切,擺脫得愈乾淨利索愈快愈好。這就背起行李卷兒,孑然一身,去往一無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報

  十

  生活給我的第一個教訓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達大同的燕北專署報到後,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陰縣第一中學教書,立刻對管分配的一位處長說:「我發生了一些事,不能當老師。」跟著就把這些事一五一十地說了。這也是我多年受黨教育的結果——有事不能瞞騙組織,只有對組織說清自己才感到輕鬆坦然。我上午說過,下午就覺得空氣凝固了。來到燕北報到的各地大學生都像看稀奇動物一樣看我。有的扭過臉嘁嘁嚓嚓議論,我感到一種威脅壓來,低頭回到招待所,同屋一個三十多歲挺爽快的當地女人問我:「你愛人死了?」我驚奇地問她怎麼知道的,她說中午時專署那位處長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學生都召集起來,說我是個危險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動。他把我向組織匯報的話全兜出來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著屋頂,飯也不吃,心想我這輩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歲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處長談談,一出招待所大門,一個小姑娘就朝我尖聲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婦!小寡婦!」

  這就促使我對燕北專署不辭而別。我腦袋一熱買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見到姐姐那張標準的黨員面孔就懊悔不該來。我只說山西武鬥沒處報到,便來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頭漫無目的地亂走一氣,直到把身上錢花光,茫茫站在西安來來往往的人群裡,心想哪裡是我的去處?四川父母那裡,不行,父親是石油工程師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給他們。我耳邊忽然響起他大哥離開北京時說過的一句話:

  「你要是實在受不住時就來吧,有我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賣掉身上唯一值錢的手錶,換了七十元,買張去南通的車票。在火車站我給姐姐寫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裝在信封寄給她。

  過後姐姐寫信說,她看見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機會沒有給她……

  十一

  我到達大哥家時,他母親正住在那裡,聽說我來了,從屋裡跑出來,長長瘦瘦的者太太,飄著滿頭白髮,一雙小腳邁著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絆倒,摔了一身土。我撲過去抱住她,娘倆互相緊抓著對方後背失聲痛哭。我們共同失去一個人,但此刻好像失去雙倍的親人呵。

  大哥說:「你要願意在這兒,咱就苦在一塊兒吧!」

  這樣,我便隨母親住到鄉下。

  一住進曾經生他養他那幾間茅草屋,就有種小鳥回巢、遊子歸家的安定感覺。我想,工資、工作、大學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這裡了。我天天跟隨鄉親們幹活,鋤草耙地收麥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親在一起時,常常有種他並沒死的錯覺,覺得我就是他,這錯覺給我很大的安慰。鄉親們都很親近。他們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從不問我。我便像在狂風惡浪出生入死地掙扎過後,躺在沙灘曬太陽一樣,出奇的寧靜,無限的寬解。有時癡望著蘇北煙雲雨樹,水田中淡談的倒影,大片大片濃得化不開的鮮黃的油菜花,我會幻想出他童年騎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這期間,燕北專署發現我失蹤,到處打聽我,電話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後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來最後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農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公安六條》下來,我算反革命家屬,屬於管制對象,情況變得緊急。一天夜裡,大哥從公社騎車風風火火跑來說,村幹部告訴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屬,明天早上要鬥她,你快轉移她吧!」

  母親發火了,她的臉頰直抖說:「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這時候,他兩個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裡的情況不妙。再說農村斗人很野,動不動亂棒齊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處長,怕那些眼神。整個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經沒有出路了,便想到死。乾脆就找他去吧!最無妨礙的去處,只有死亡。但我決不能死在他家,決心下定,我就說我先回上海暫避一時,母親才答應。

  當夜大哥騎車馱我走,為了怕人瞧見,在漆黑的田野裡繞來繞去,天亮才到達南通碼頭。分手時大哥發現我什麼東西部沒帶,他哪裡知道我永訣人間的決心。人本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什麼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十二

  一個人只有要死的時候,才更有求生的慾望。當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別暗,大霧濃得幾乎船都鑽不出去,看不見遠處的海水,只有偶爾看到對方開來的摸模糊糊、鳴著船笛的大船影,還有海鷗突然一閃就消失在濕漉漉的海霧裡……

  愈是沒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條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懼怕自殺的怯弱。在一陣陣死的念頭愈來愈強烈地襲來時,我突然聽到船上擴音喇叭播放的樣板戲《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詞:「我、不、死!我——要——活!」一個個字吐字特別尖利,特別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自毛女遭受到那麼大屈辱,在深山叢林中吃野果子也還要活,我為什麼非要死?陡然我渾身都響著這三個字:

  「我——要——活!」

  雖然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求生」兩個字本身那麼大的鼓舞。我衝動,我激昂,我混亂,也茫然,糊里糊塗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擠來擠去擠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間。

  我這個文革的受難者,反而被樣板戲——這個文革文藝怪胎救了,多荒誕!

  崇拜嗎?這時對於我已經是個很模糊的東西了。

  十三

  到達大同專署後,作為懲罰,他們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個地方——O縣當教師。

  O縣非常封閉。愈封閉,消息傳播愈快。我一到那裡,我的事在縣城幾乎家喻戶曉。定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爛衫的人指指點點議論我。縣軍管會政工組對我說:「我們已經研究過你的問題,你去丁家窯公社教中學。記著,你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許亂說亂動,有事外出必須向我們請假。」我對這種話已不再感到壓力,麻木地點頭稱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窯供銷社—輛拉東西的大車去學校報到。這種大車每兩天由丁家窯來一次,送來山民們挖的草根和農產品,再帶一些可憐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車上,跳上去。車子一出縣城,哎呀,真是美極了的一天。

  這地區處在山西和內蒙交界,全是平緩又單調的丘陵。沒有路,只有大車輪轆軋過草地兩條淺色的印子。趕車的老漢和我言語不大相通,很少說話,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幾乎看不見一個人,有時覺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靜,又舒服,脫離人世其實並不寂寞;前頭是三匹馬和老漢的背影,左右是對我絕無傷害的大自然,長長的草葉刷著大車嚓嚓響得很好聽。在車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覺唱起歌來,唱完一個再唱一個,把我所有會的歌全唱過來,無憂無慮唱了一路……我盡量什麼也不想,享受這一切。真恨不得這條路沒完沒了,一直走下去,幾萬里,幾十年。

  下午五六點鐘到達一個山坳裡。趕車老漢說到了,我大吃一驚。黑濛濛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兩排空磚房,周圍沒有村莊。沒等我問,趕車老漢說:「這是學校了。」就把我交給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這老頭給我拉風箱蒸幾個土豆,一碗鹽水,便是伙食,然後領我到一問陰冷的小房裡叫我住下。這裡沒有校長老師,也沒有一個學生,哪裡叫學校?我驚愕又惶然,好像進了迷宮。當晚在空山空屋裡,我害怕極了,白天脫離人世的快感全沒了,我十分需要一個女人,我跑去拍那老頭的門,說我要找個女人說話,無論我怎麼叫喊,用手比劃,但他又聾又啞,只搖手,不懂。

  都說地獄十八層,我現在哪一層,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層了?我整夜心裡在叫——生活呵,你到底還有什麼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嘗受行嗎?

  十四

  我住的這裡是公社革委會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會主任、副主任、一位秘書、一個抓藥和送信的通訊員、一個獸醫,再一個就是那聾啞伙夫,大都是老頭。後一排房是學校,公社準備辦個中學,從各村小學招收學生,但當時鬧文革,孩子們都無心上學,所以房子全空著。革委會主任說:「你自己到各村去動員吧,動員來一個就教一個,沒有學生來你就沒事兒。」他見我很為難,便說,「你去胡柴溝找一位聯區校長,他姓王,他說咋辦就咋辦吧。」

  我心想找到這位王校長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溝,一見這位王校長,心裡的感覺馬上改變。他個子很矮,下巴滿是胡茬,兩眼凶凶瞪著我,好像對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種透入骨幹裡的仇恨,先給我一個下馬威說:

  「你的情況我早聽說了。你主要任務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捎帶辦一所中學,自己去動員學生。」

  除此他二話沒有,似乎看我一事無成才好。這麼大的公社我怎麼去動員學生?幸虧公社秘書熱心,撕塊紙,拿筆劃個草圖,我就按這圖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個流浪乞丐,挨個村子串,上門動員。沒等我動員來一個學生,縣裡忽來緊急通知,全縣六百多教師立刻都集中到縣裡辦學習班,搞清理階級隊伍。災難又要迎頭重來。

  十五

  清隊運動來勢兇猛,我大概很難逃過這一關,索性去找縣武裝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統的運動。我從頭到尾把我的事說一遍。這次不同於在燕北專署那次天真地向組織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處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無所畏懼,索性好歹全兜給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點。出乎意料地是他眼裡流露出這世上難得的同情。我便問他:「我這些事在學習班裡該不該談?」

  他說:「這不是你個人問題,可以談,也可以不談,但談不談都和我們縣沒直接關係。」

  我明白,他不能不這樣說,實際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說。有這個大人物的態度,我心裡輕鬆多了。但到了學習班如進了絞肉機,我不說那王校長總拿話敲打我,尤其整別人時,打得很凶,故意做給我看,嚇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認真的苦頭了,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這種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拴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接在脖子上,一邊斗還一邊往桶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半個月後在王校長操縱下,矛頭明顯轉向我,氣氛緊張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長突然對我喊一嗓子:「站起來!」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來。

  王校長說:「你敢站得這麼高!好大膽,比牆上的毛主席像還高!」

  我從炕上跳下來,頂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來的!」

  王校長一腳把我踢到門口。不知為什麼,我馬上想躥出門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護人。王校長一把抓住我說,「你想跑?」這就要大開殺戒了。

  我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說:「咱們的最高領導不是武裝部政委嗎?好,你去問他,他叫我說,我就說!」沒想到這一來,他怔住了。他們不摸底,其實我更不摸底,誰知政委會不會保我。我只和他見過一面,他不過流露過一點同情,說幾句模稜兩可的話。那時代同情是種多麼軟弱和不可靠的東西呵。我的命運全押在政委手裡了。

  他們到縣武裝部去問。我更沒想到政委對他們說:「她的材料沒來,能搞出什麼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後來學習班裡一些沒問題的大學生們被派下去勞動,政委也叫我去,這便使我意外地從一個滾滾而來的巨輪下逃脫出來。我當時對這位好心政委抱著無限感恩之情,把他當做天下第一好人,哪裡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窯公社後,天天奔走於荒山野嶺中各個村子間,去動員學生來上學。一個小小女子在曠野獨行,既怕人又怕見不到人,見到人怕是壞人,見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塗從山西一直走到內蒙,被內蒙那邊人當做特務困了一天。冬天大雪蓋地,野獸出來尋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見狼或豹子的腳印。我就不停地大聲唱歌為自己壯膽,有時唱著唱著哭了,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干……可是,也許被我的誠心和辛苦所感動,居然動員到二十八個孩子來上學。他們都住校,立時把我生活的孤單冷落全驅趕走了。我既是校長,又是教師,上課搖鈴也是我。天天早上四五點鐘我召喚他們起床。大山中間的早晨空氣清酗,第一件事是帶著他們站在空場上,高舉小紅書,向著太陽開起的地方對毛主席請示。這感覺也挺神聖的。崇拜?我說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種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裝滿,否則你怎麼活?這段時間我還算快活,眼瞧著這些窮孩子學習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有時批作業,備課,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黃鼠狼下來了「嚓嚓」撕窗紙,嚇得我打哆嗦。孩子們教給我說,只要聽到窗紙響,吹滅油燈,黃鼠狼便會走開。我和孩子們處得感情融洽,他們見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裡挖甜草根時,就拾些野鳥蛋塞進我口袋裡。一次我伸手掏手絹,手指碰到一個粘糊糊、肉乎乎的東西,我驚得大喊大叫。原來一個鳥蛋在我口袋裡孵化了,小肉鳥破殼而出,孩子們全咧開嘴笑了……他們給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悅呵。

  五月端午節;二十八個學生每人從家裡端來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黃糕送給我吃。這時又搞起「急整頓」運動,王校長帶領各材小學教師來我這裡開會,看見這些黃糕,王校長當麵點我說:「現在沒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籠絡學生,搞成他的接班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形勢下的反革命活動!」

  我沒別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裡去教小學,王校長馬上同意,並通知我要去的那村的貧下中農革委會警惕我的一舉一動。

  我再沒勁兒了。我發現,一個人,打起精神也是活著,心灰意懶也是活著;一次我從一面小鏡子裡看見自己滿面灰塵,馬上洗過,再看,依舊灰濛濛,無光,眼睛竟然也沒光澤。可是我這時才二十四歲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從天降,縣裡下調令,調我到縣中學教化學。但到了縣中學不久。武裝部政治科一位幹部對我說,調我來縣中學是政委的決定,然後吞吞吐吐半天才說,政委有個內弟在大同煤礦當工人,一條腿有殘,光棍兒,希望我能嫁給他。一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隊時受到這位政委特殊保護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運中的一切幸運,都是以雙倍的犧牲為代價的。剛剛為自己逃脫開王校長的控制而慶幸,轉眼卻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絕難逃脫。清隊時那次不過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這邊卻早下一道網了。幸虧縣中學校長是山西大學六五屆學生,為人正直,經歷也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義牽線把我介紹給另一個縣的小學教師——也是由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經過許許多多曲折,我嫁給這位大學生並因此調出O縣,去往K縣,雖然徹底得罪了那個政委,卻從此也了結了我這長達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難。

  十八

  我這男人老實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對於前夫的那種感情卻很難再現。那不僅是初戀的純情,更是一種崇拜才有的聖潔,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個人只能有一次這樣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難復生。特別是文革結束後,我前夫被落實政策開追悼會的消息傳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親便死去。我對人生才算真正的大徹大悟,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誰了,因為我經過崇拜的毀滅和毀滅的崇拜。我能在這兩種毀滅中活下來,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當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種心靈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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