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以抗日戰爭時期膠東半島昆崳山區的王官莊為背景，以仁義嫂及其一家的際遇為中心線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抗日根據地軍民在反掃蕩中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鮮明地表現了根據地人民那種英勇不屈的精神，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普通而感人的革命母親的藝術形象。
首先，作品真實而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鬥爭的複雜性，並在這種複雜的鬥爭中表現了人民的覺醒和成長，歌頌了革命人民的崇高品質。抗日游擊隊雖然一下子就結束了漢奸、大地主王唯一對王官莊的統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但鬥爭並未就此結束，而是更深入、更尖銳地展開了。王唯一之子王竹當了偽軍中隊長，充當日寇掃蕩戰中兇惡的劊子手，成為王官莊人民的死對頭。而更陰險、也更兇惡的則是王柬芝。他以開明地主身份獻地、辦學，偽裝進步，騙取信任，鑽入抗日民主政權內部，但暗中卻網羅黨羽，從事特務活動。王官莊的幾次被掃蕩，村幹部的被殺，陳政委的被害，都和王柬芝送的情報緊密相關，而他的這些罪惡活動，又與為他所脅迫的無辜的長工王長鎖的悲劇性的愛情糾纏在一起，這就使他的陰謀更加難以揭露。在侵略者與漢奸地主這兩種勢力明明暗暗的勾結下，王官莊人民的抗日鬥爭就變得更加複雜和殘酷。但是，革命人民沒有屈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受了極其嚴峻的考驗，並在鬥爭的鍛煉中迅速地成長起來，懂得了生命的意義。
作品用飽含激情的筆觸，細膩地描繪革命人民的成長，讚頌他們那種善良而又不屈的崇高精神。在嚴酷的鬥爭中，面臨生與死。革命與個人、幹部與親人之間抉擇的關頭，他們總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來維護黨和革命的利益。副村長、共產黨員七子因傷未能和鄉親們一起轉移，被王柬芝出賣，敵人想活捉他。七子英勇地戰鬥，寧死不屈的頑強意志，使他把最後一顆手榴彈留給了自己和妻子。敵人設毒計讓婦女認親人以捕殺區幹部，花子正向丈夫老起走去，突然發現區委書記姜永泉，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克服了感情上的矛盾，毅無反顧地走向姜永泉，眼睜睜地看著患難與共的丈夫慘死敵手；而老起明白她的心跡，宣佈自己是八路軍，以自己的犧牲保全了黨的領導。就連被玉柬芝脅迫的王長鎖和杏莉母親，也醒悟到「做個好人死了，強似劣人活著」，再也不願屈辱地生活下去，終於在鬥爭中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次，作品所塑造的母親——仁義嫂的形象，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而豐滿的革命母親的英雄形象，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一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同時，也標誌著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懷著無限的深情來塑造母親的形象的，鮮明地刻畫了母親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徵：慈愛心腸和革命意志。作品把母親置於王官莊極其嚴峻複雜的矛盾衝突之中，在公與私、生與死的抉擇面前，充分展示她性格中慈愛心腸與革命意志這兩個特徵，真實地描寫了她的覺醒和成長，具體地寫出她從一個只知愛自己子女的母親到愛革命、愛一切革命的子女，勇於為革命奉獻一切的革命母親的性格發展過程，並注意揭示母親性格發展過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親的形象血肉豐滿，也使得讀者清晰地看到了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怎樣變為靈魂高尚的革命母親的過程。當大女兒娟子拿起獵槍參加革命活動時，母親的一家正處在極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數口被惡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親獨自拉扯著5個年幼的孩子，娟子是她唯一的幫手，母女相依為命，而且，鬥爭的環境又是那樣的險惡，母親怎麼能不為娟子擔驚受怕呢？但是，公審大會和娟子親手槍斃大仇人工唯一的現實教育了她，「有一種東西，像是一把火從她內心裡燒起來」——母親的革命意識開始甦醒了。面對封建家族的傳統壓力，她更加認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持娟子干革命工作。敵人燒燬母親的房子，她咬緊牙根：「這前世的冤，今世的仇，我爛了骨頭也要跟你們算清！」這冤仇，不僅是個人的，而且是階級的，因此，大兒子德強參軍時，母親滿意地「點頭」。隨著鬥爭的深入，在共產黨員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那母親的慈愛和革命的意志在不斷地發展。她從娟子、姜永泉、星梅和八路軍戰士身上，愈來愈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認識到革命才是苦難農民的唯一出路。她把對兒女的愛擴大到對每一個革命戰士的愛，上升到對革命的愛。當敵人逼他說出兵工廠埋藏機器的地點，並以殺害她的小女兒嫚子相威脅時，為了革命，為了保住兵工廠，她忍受了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睜睜地看著心愛的小女兒被敵人殘酷殺害。酷刑，摧毀不了她鋼鐵一樣的革命意志；殘殺，只能激起她更強烈的仇恨。這時，母親的慈愛心腸和革命意志已經昇華到了一種嶄新的境界。她自覺地為革命工作，直到拿起武器親手消滅敵人。母親的覺醒反映了千百萬貧苦農民的覺醒；母親的成長代表了千百萬革命母親的成長。
《苦菜花》還善於提煉生動而富於特徵性的情節，描繪驚心動魄的場面，這對於刻畫人物、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都有重要作用。《苦菜花》的不足之處是，由於對當時鬥爭的歷史背景展示不夠廣闊，致使作品未能涵納更為深廣的社會歷史生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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