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她聽過一個故事，說是有一棵樹上結滿了又圓又紅的果子。如果這棵樹自己能吃到這些又圓又紅的果子，她想，那會是一件多麼有趣而奇特的事……
於是當她有時走在滿街是風的街上，她覺得自己也許有一天會是一棵樹，一棵結出奇特果子的樹；她就一直盼望著自己是一棵樹，一棵隨風聲起伏，枝葉茂密，綠蔭華蓋的樹。
在她緩慢而又簡單的二十多年的成長中，所有的夜晚只送給她兩種夢。一種是清晰的，能夠在醒來也記得，卻永遠是黑白顏色的，像三十年代的默片一樣；另一種是充滿色彩的，卻是怎麼也沒有在醒來時想起來過，只是一團混亂和斑斕的記憶。在所有默片般的黑白色夢境中，有一個夢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以至於在明晃晃的大白天，她也會像是在自己的夜裡一樣，走入到黑白色的夢境裡。
進入到十二月以後，街上的行人驟然間少了下來。尤其是颳風的日子。不是那種徐徐地、迎面吹拂而來的風，而是北方的磚頭一般堅硬的風。人們縮著脖子，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出現在大街上，匆匆地一閃而過。
這個時候她頻頻地出門。她的季節到了。風將她吹得直往後掀過去，掀過去，而另一股風又從她的身後有力地將她頂住。她在風中伸開雙手，風就將她撥浪一個圈。她幾乎不費什麼力氣，就從這條街走到了那一條街。她最喜歡的那家書店，在一條斜斜的窄街上。那兒夏天有濃密的樹蔭，秋天以後樹葉就開始掉了；到了十二月，所有的樹都光禿了，它們轉眼間筆直而嚴肅地站在那兒，枝條直直地指向或明或暗的天空。有風的日於它們和半空中裸體的高壓電線一起，發出尖銳的呼嘯聲。
也許在傳遞著這條街和這個城市裡的一些遙遠的記憶，一些被陌生的腳印踩碎了的故事。她是冬天出生的，二十八年以前。
書店很大，較為寬敞明亮，從外面看有三層，裡面實際上有四層，與店門口斜斜的窄街留給人的暗示十分的不一致。無論颳風、下雨，還是出太陽，書客總是不多也不少散佈在種種書前，專注而悠哉，與高高低低的書形成一體，完成了書店全部氣氛。在二樓樓梯拐角邊上，隔出了一個二十幾座的咖啡吧。
她上樓的步子懶洋洋的。加濕器在樓梯扶手旁的木架子上冒出股股白煙，不停歇地噴射向空中。室內的空氣似乎由此而沉重，她傾斜著身子，圍巾滑落在手臂上，盤旋到了二樓。
她摘下大頭巾，脫下外套，在坐下的時候從兜裡摸出一包白殼的煙。她來書店的目的是先在這喝上一杯燙燙的現磨咖啡。冬日的陽光在她手邊的桌面上投下了一個大大的「曰」。她陷入在這一方「曰」中，心想某種造作此時已經在她的身上形成了。像一層薄薄的殼，將她陌生而又熟悉她嚴密包裹住。她奇怪在她每一次嘗試心裡嚮往的一種生活或浪漫或什麼也不是，把它可憐的、無可奈何的一點點付諸到真實的、每一分鐘都在死亡的時間裡，變成一種形式，她都能感覺到那層嚴密的造作，漸漸將她包裹到她自己的登峰造極。也許人的生命裡本身就具備這種選作。具備的，卻不能面對的，像煞可愛的杜桑將小便器堂皇地搬進展覽廳，眾人為之喧嘩。而這種東西在平常，是每一個人必須要在每一天都是要看到和利用無數次的。自自然然，天經地義的。
她討厭抽煙，但她又離不開煙。像大多數人的愛情，也像噩夢繽繞的睡眠。像胖人手上的冰淇淋。
像一切。
消磨時間的方法有許多種。
她在這個時候走回到夜裡的黑白夢境中。
大方格的木架做成的牆，濃密的黑色，在地下投出同樣濃密的黑色影子。她看到自己坐在這一片正正斜斜的黑格子間，面容嚴肅。黑色的衣裙引人注目。並沒有感到有風。但是裙擺卻在桌邊的空氣中飛舞，像是一個咖啡室。因為手裡端著一杯咖啡。杯子是白色的，像一個小小的太陽托在兩手間發出刺目的光澤。一大束絲絨般妖艷的玫瑰盛開在擱手的桌子上。她在等人。不知道是在等誰。
這個夢重重複復幾年了。每次都在她覺得等的人就要來了的時候醒過來。然後睜開接著想，在等誰呢；抑或在期待著誰？呼機發出微弱的鳴叫，她結了賬，去回電話。「喂，在幹嘛呢？」是黑子。
「沒幹嘛。」
「我說，刮這麼大風，過來坐坐，喝杯酒什麼的。」
「才下午呢，幹嘛喝酒啊？」
「唉得了，都到這麼大風了，不喝酒，瞎呆著幹嘛啊。你在哪兒啊？」
她笑了起來，只要想喝酒，一切都是黑子的理由。
「唉我說你在哪兒啊？」
「在斜街書店。」
「就你自己？」
「就我自己。」
「唉，那真是無聊了，刮這麼大風的，自己一人呆那兒幹嘛。來吧來吧，你二哥四哥六哥都在。」
隔五米以上看黑子，他像是一個沒有完成成長過程的中學生。她從出租車下來的時候，黑子弓著背等在街口的風裡，黑子伸開雙臂迎了上來：
「親愛的，瞧咱倆口子多恩愛！如此兇猛的風，等著！羨慕死他們。」
她笑著跟他像征性地擁抱一下。黑子曾經一再強調過擁抱對於他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嚴肅的行為，是人與其他動物的一種區別方式，所有動物都會交情，但是它們不會擁抱。」
她和他們一起呆到七點多。也沒什麼事。大家都拿黑子開玩笑。說他最近被一個從海外回來做生意的女老闆看上了。「特胖，三個黑子那樣的。」大家就笑，說黑子這回有機會了卻夙願了。黑子假裝無辜地，「其實也沒什麼，見面吃飯大夥兒都是熟人，就她一個外來姐，怪生的，咱不是什麼都沒長好，就一顆心長好了嘛，多照顧了她幾回，多喊了幾聲親愛的。」大家笑，說黑子其實早就心存不軌。黑子說，「沒有沒有對天起誓，我覺得我挺好挺實在的，就是沒想到遇上一位比我還實在的！」大家又笑，紛紛說「沒想到吧！」又問「近況如何？」黑子說：「入冬以來是滿城的躲啊，不敢把她。這位可不是大姑娘，這一把年紀了可不是逗著玩兒的，人家又有錢，是買賣人，急了雇一個殺手全國各地的追殺我，還不是犧牲了我一個，白白給你們譜下一曲城市新武俠故事！」大家笑，說「至於嗎？」「別自個兒逗自個兒了。」黑子說：「好嘛，還真是沒準兒。人家是在一個燭光晚宴上正兒八百地說了，說你別看我長這樣，胖點兒，年齡大點兒，還真是從來沒人敢甩我的。聽聽！」大家又笑，說那你們還是單獨約過會了。你們約了幾次正兒八百的燭光晚宴啊？
她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正說去吃火鍋。刮這麼大風的不吃火鍋幹嘛？颳風了，颳風便是理由；流行感冒了，流行感冒便是理由；更不用說誰磕掉一顆牙的周月紀念、週年紀念；誰失戀了，誰被炒就魚了，誰剃光葫蘆瓢了——一切都是火鍋的理由。她推辭走了。落下身後一片的「沒勁沒勁」。黑子拉著她小聲地說，「你在這兒有助於大家的團結。怎麼樣，去吧？你看你，小小年紀的如此之固執，是不是要準備著提早變態？」
她在風中搖搖晃晃。
黑子彷彿恍然大悟：「這幫人沒勁是吧，改天咱倆單獨聊吧，帶喝黑啤酒的，不說話也行，沉默地喝，不帶這幫子沒文化的。」
街上的人多了一些，風也小了。她兩手插在衣袋裡，不緊不慢地走。大片佈置華麗、明亮的商店櫥窗在她行走的右側徐徐退後，讓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列緩緩出站的列車。
十二月惟一讓她感到不舒服的是，離新年越來越近了。像一個緊箍咒一樣，越念越緊。
回到家裡的時候劉波已經在了，悶悶地在和電腦下圍棋。聽見她掏鑰匙開門的聲音，推開鍵盤跑了過來，一把抱住她。
她聞到他身上濃烈的酒氣。
第二天上午齊鵑從辦公室打來電話，問她為什麼不去上班。她說頭疼乏力。說冬天大多數動物都是需要冬眠的為什麼她不可以冬眠。齊鵑說老總一上午找了她四次，只要老總不冬眠，大家就要擺脫動物的習性，老總是不給冬眠動物發工資的。她問找她什麼事，齊鵑說可能又是什麼不好辦的採訪任務。她說那好啊，正怕呆在北京過新年呢。齊鵑說你出了北京就不是過新年了嗎。她說感覺會好一些，刺激會小一點。
天空藍得沒有一絲雲彩，像一塊寒冷的泛著藍光的冰。她想著自己就像是被結晶在一塊巨大的、藍色冰體裡的微生物，渺小地、不被察覺地生存著。在她抬頭看天的時候，一隻更小的微生物——在落光了葉子的樹枝上曬太陽的烏鴉，衝她大聲地叫喚了兩下。
她突然間想起有個朋友認真地問她，什麼叫禽獸？她說禽獸就是天上飛的、家裡養的，和山上跑的動物；那個朋友想了一想笑著說，還不能說人不是動物吧？說人是高級動物其實就是說人是高級禽獸。
高級禽獸。她想這樣解釋在推理上是不錯的。她想著自己是一隻高級禽獸，與樹杈上的那只烏鴉，那只低級禽獸擦肩而過。
辦公室裡的人比平時多出將近一倍。她想起今天出小樣。還有也許要發年終獎金了。牆前一張年終統計表，統計一年來每個人寫的文章數量。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拖著一年來所寫文章的題目。老總吩咐編輯部依照此尾巴的長短髮放每人的年終獎金。
齊鵑從外面跑進來，摟著她的脖子說：「看看你寫了這麼多的文章，足以說明你的生活是多麼的空虛。」
老總單獨把她叫到小會客室裡，問她怎麼最近顯得心情不大好。她說沒有啊。老總就伸手過來拉她的手，說你一個人在北京的，有什麼困難就告訴我。她說挺好的，沒什麼困難。老總撫著她的手，若有所思地說，每次看見她心裡就會洋溢起一股溫暖，如果幾天不見她來上班就心裡惦念得慌，不知道她有沒有這種感覺。她說她什麼感覺也沒有，我不是年終交稿數量最高嗎，你不用惦念得慌。老總說哪裡哪裡，「你就沒有一點感覺，沒有一種衝動嗎，這兒就像一匹馬在狂奔。」老總微微皺起稀疏的眉頭，指著自己的胸口。她說她從來沒有覺得有東西會在這裡奔跑，這兩天倒是經常想到年終獎金什麼時候可以領到。老總歎一口氣說，唉你們每個人關心的問題都和我關心的不一樣。她說所以你是老總，我們是打工，你決定我們大家，我們大家卻連我們自己都不能決定。老總擰著眉頭說人生啊，孤獨啊。你孤獨的感觸就像一條影子到處跟著你。你無處可逃。能夠理解你的人太少了，實在太少了。總是事不能如願。她說難道連你太太也不能理解你嗎？老總說人是需要交流的高級動物，我回家跟我老婆沒有話說。她說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你到底想要怎樣的交流啊，你跟你太太沒有話說，你太太還會給你養一對雙胞胎嗎，這種交流難道比不上你說的那種交流嗎？老總說你們是不是經常在背後說我，你們這樣真是很無聊，低級趣味，跟你的文章一樣越來越流於庸俗，像你這樣的人如果沒有戰爭、地震、死人，影響你震撼你，你怕只是一台會說話的打字機。交稿量最高有什麼用，越高也許說明越平庸，因為你對生活的理解能力只限於生活表面的平庸，所以你不會是一個天才，天才能夠在和平時期，在瑣碎和平淡中看見不凡的事物，能夠在任何他出現的那個年代活得轟轟烈烈、不同凡響，天才永遠是那種強烈體驗著孤獨感的人。
老總每次跟她談話的結果，都充滿了失望。她從老總手裡抽回了自己的手，並且拒絕了老總提議的在大家都有的臉頰上吻一下。
一天過得像一千天；一千天過得像一天。走出雜誌社的時候她這樣想。
收發室的老姚遞她一個特快專遞，一封平信。
有一點雨絲飄下來。當她的臉感覺到第一點涼涼的濕意，她希望是雪。她抬起頭。暗褐色枯枝上方的天空已經陰雲密佈。但是從這些雲層上飄下來的不是雪，是雨。或者在半空中的時候還是雪，落到她臉上時已經是雨了。
這讓她想念起南方，提醒她某種「客」的心態。而這樣濃密的陰天，就像雨水一樣會將她慢慢地潤化開來。將她在強烈的光線下漸漸硬結、漸漸不知不覺飄遠的心找回來。
信是蕭蔓寫來的。她想起蕭蔓有點蓬鬆的、黃黃的披肩發。半年前蕭蔓終於上了飛往歐洲的飛機，遠嫁了僅一面之交的現在的丈夫。惟一的理由是蕭蔓想走得很遠很遠。因為她在這兒深愛著的男人永遠不可能娶她。如果火星上有人蕭蔓會嫁到火星上去。她要把自己的身體帶到很遠的地方，在那兒讓一顆心死掉，沒有任何希望地死掉。
「……來這裡以後頭髮變得軟軟的，趴在腦袋上，不再像以前那樣蓬蓬的，不知是不是因為吃多了這兒的香腸？加上頭髮掉得很多很厲害，準備去剪個短短的運動式。
「我幾乎每個禮拜天都會隨丈夫去他的父母家。是不是有點像我們中國人？我剛來的時候在院子裡種了一些四季豆，現在已經收穫了。我是一個懶農婦，小小的一塊地裡長滿了雜草，所以收穫的時候必須趴在地上找我的四季豆。不過十分安慰我的是，四季豆和我很像，只需將種子埋在地裡，完全是自生自滅主義。
「我常常取下我的結婚戒指看，懷疑我真的是結婚了嗎？結婚戒指上面刻著我丈夫的名字及結婚的日期。日子是我先生選的，偏偏是那個人的生日。
「應該說婚姻生活是平靜而閒適的，超過了我的預期。我先生的祖輩都是日爾曼血統，我先生也是出生在德國，所以他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大夫，每天準時下班回家，常常會帶回來麵包或水果，但是永遠不會是鮮花。我在努力地逐漸忘掉以前的生活，只是在夢裡還騙不過自己。也常常會在夢裡弄錯，又和以前那個人在一起，完全忘了往日不再，永遠不再了。醒來想想也不知道哪邊才是夢。我還要不要寫信告訴那個人我目前的狀況？這樣也許會給自己一個結束的感覺，要不然總覺得還欠一個結尾，老是會去想。
「秋天如同坐著火車所掠過的風景，一晃就過去了。已經下了三四場的雪，像我們的南方，雪是濕濕的，到地上就極快地化掉了。歲末的腳步已經逼近我，我要和家家戶戶一樣去準備聖誕樹。但我心裡沒有什麼感覺。我們的節日是在陰曆的新年。北京是不是很冷了？
蕭蔓的信往往會引起她對自己生活實質的懷疑。她會覺得整個地球上只生活了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其他都是他們人格裂變後的性格產物。相互懷疑，針鋒相對，勢不兩立，然後又為了一時的利益握手言和，合二為一。這還是一個善良的推測。信封裡面還有一張蕭蔓和她的日爾曼血統丈夫的照片。她將照片輕輕地抽出。蕭蔓的丈夫長得非常帥，很精神，只是個子不是很高。蕭蔓說如果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她丈夫是一隻六三年的兔子。
行人紛紛迎面而過。盲目的蛾蟲們不斷地飛撲過來。她覺得心裡空洞洞的。蕭蔓遠嫁了歐洲以後，似乎這個北方城市裡滯留著的少量屬於南方的東西，又被抽走了許多。更多的白日天更藍了，陽光更刺眼了。
劉波呼她。她發現每一個公用電話都等滿了人。
夜幕低垂。
一個大大的猩紅色的「Ｍ」，在不遠處黑灰的半空中閃亮。
她買了一份麥香魚和一杯熱牛奶。包裡的呼機又叫了，還是劉波。依然問她在哪裡。她想起了下午老姚給她的那份特快專遞，是從湖北的一個什麼鄉什麼村寄來的。落款人姓楊，她不認識。藍色的封套開口處壓了好幾層透明膠帶。
關於湖北省某某鄉政府以資代勞強收農民4O0元錢的情況報告
我們是湖北省某某鄉某某村的農民。今天，我們就某某鄉政府於今年春天向全鄉各村農民、教師、職工強收「投工投勞折資」款每人400元的情況向您們做個反映，請首長速派人來核實調查，並請新聞媒體給予曝光，以消湖北省某某鄉全體人民的怨氣。
厚厚的一疊，詳情敘述，該鄉政府的收費文件複印件，滿滿八頁紙當地鄉民的簽名。
她走向她所看到的第一個公用電話。外面等著倆人。她想中國真是地大物博、事雜人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會衍生出多種出人意料的正反兩面來。用於判斷事物的所謂合法的正確性和非正確性，這些判斷就像五彩的布條，一截一截地接出了黃河流域兩岸人類的歷史，接出了河姆渡文化遺傳至今的人們高呼的輝煌。
等到熱乎乎的電話聽筒終於握到她的手裡，她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說我很快就要到家了？說接到一份全鄉鄉民簽字的上告材料？
她想到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常常伴隨著的盲目；想到支撐人們生存的信仰。也許存錢的行為是盲目的，但是存錢是人生存的一種信仰。勇氣也許也是盲目的，但是「難道我怕你嗎」卻是一種信仰，一直以來歷代農民起義的信仰，失敗的信仰。麥當勞也是一種信仰。可以盲目地咬著麵包，但是與此同時覺得自己還是可以較好較有消化能力活下去的。支持了大多數人保持穿牛仔褲信心的一種信仰。她和劉波的這種共同生活也許也是盲目的，但是必定要有這兩者的關係，彷彿才能給她一種生活的落實感。信仰，做一件事情的一個理由，但不是宗教。
她想起一個法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寫過的一段話：在離開人世的時候，只有不信宗教的人才是真正不幸的人。對於沒有信仰的人來說，生命之可怕在於它使人感到虛無；如果人根本就沒有出牛，他就體驗不到不再生存的恐懼。
她覺得每一個生命的後面都是一個巨大的深淵。與此同時這個一百年前的法國佬，這個星球上的高級禽獸將宗教和信仰這兩個要命的概念給混淆了。對於今大的人來說信仰只是做一件事的一個理由，它正像難以控制的核彈頭一樣，越來越多地在遍地開花。這個法國人是太老了，不知道他的假髮在當年是什麼顏色的。
風依然冰冷而刺骨地刮著。大街像一條冰凍的河，風在其中肆虐。行人彷彿成了一條條冰凍的魚，僵硬地在裡面走來走去。
她不喜歡劉波的做愛方式。他真是在「做」，充滿自己的樂趣和認真。就像擺弄他的萊卡照相機，細細的，可以無視相機反應的。每當這個時候，她就覺得自己一分為倆，一個變成了劉波手裡的萊卡相機，另一個乏味地站在一旁看，為這個冗長的過程煩躁不已。
這種時候她感到害怕。
她間或地想起她的第一個男朋友。那時候他看上去就像一頭飢餓的駱駝，又瘦又高。他們在同一個新聞系，他高兩屆。現在她有時會在電視上看到他，穿著西裝繫著領帶，嚴肅地分析一些正在發展不斷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現象。經常會作出幾個有力卻看似曖昧的手勢，顯得他的評述煞有介事。他現在胖得都有點鼓了，跟著名的主持人王剛越長越像。就是眼神還不太老練。她想起他的時候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孤島，任憑遠方的潮一浪一浪地漲過來。她想起許多她在上學那個時候不願意去注意的事，想起他們在一起的夏天他經常會買一根冰棍，自己咬一口，餘下的塞到她嘴裡。那時候她覺得他似乎有點不必要的小資情調，多少還有掩蓋他小氣的嫌疑。因為他是山西人。想起放寒假她回南方的家，在北方的寒冷而堅硬的站台，她在車上他在車下，車窗玻璃上蒙滿了水汽。她用手指一點一點地塗開那些水汽。他站在站台上使勁地向她仰著臉，凍得有點僵硬的表情裡藏著些絕望。
他們從來沒有做過愛。他們在彼此最渴望的時候，深深地被自己的渴望感動著。他們都覺得，將要在他們的未來發生的婚姻，像一個神秘的祭臺，等著他們的神聖的祭品。他們盼望著畢業，盼望著畢業以後的「將來的生活」。他們從一開始就認為可以計劃未來的，似乎所有的未來都可以有什麼打算似的。他們準備著和每一個理想、每一個願望，在未來的每一分鐘裡迎面擁抱。
而現在她覺得，如果有未來，那就是下一頓的午飯或者晚飯。一切的計劃和打算對於一頓天天要面臨的午飯來講，顯得太複雜，鄭重其事，和有點無可奈何地沒有必要了。你分明打算著下一頓午飯是三菜一湯或者是四菜一場的，結果非常有可能一個散發著「Ｍ」味兒的麵包，或者幾個路邊的肉包子，或者煎餅什麼的就把你草率地打發了。然後回頭偏西，不知明日怎樣。
半夜劉波的鼾聲經常會讓她想到，人們心裡的許多計劃或者願望，其實大多都是與自己的將來沒有什麼關係的。人沒有多大的能力來使自己的有關未來的設想得以實現，頂多是為數極少的巧合。但是人總得有個什麼願望，有所憧憬什麼的。在掰著指頭能數過來的若干個十年裡像仰望外星人一樣寂寞地仰起目光，位憬不可知的未來。
她常常會想，從出生的那天起，隱藏在大多數人一生裡的終極性目的，就是應付無數個有關自己一生的謊言。有的人可以把自己唬得一生似乎幸福；有的人騙不過自己，像所有事情的知情者一樣，落得個可悲可歎的下場。這一切從大人正經著一張臉彎下腰對孩子說「乖，聽話」開始；從大人用鼓勵的目光望著他的孩子聽他說「我長大了以後……」開始。一代又一代。在這之間，在圍滿了謊言的縫隙間，是人們自視頗大的物質遺產。
可憐的一點夢遺物，還不知道是真是假。
這樣的夜裡，她覺得自己像一顆獨自的行星，踩著尖銳發亮的冰刀，在黑暗中無聲地滑行。
在他們最初的白日，劉波定定地看著她。他那樣專注，堪稱深情的目光，讓她難以承受，並產生錯覺。最開始她是為這目光所感動的。他第一次這樣低下頭來凝神望著她，讓她覺得似乎被風所包圍，周圍的世界在一片呼嘯的風聲中無聲地向後退去。她迷失，被這直對於她的惟一所感動。她就是整個地球，是一棵樹，是沙漠裡的一小片綠洲，是火星，是寂寞的宇宙聲音，是孤獨而完整的全部。她像一個讓家人找到了的迷了路的孩子，在這巨大的被注視面前放聲大哭。
劉波這樣專注於她的時候大多沉默無語。眼神隨風起伏。海浪一般，呼嘯著迎面撲來。半年以後她卻覺得這是一種失卻了靈魂的目光。被自己的錯覺深度催眠了以後的目光。因為她從來沒有在這片目光的深處找到過他。她想人是多麼的不同啊。不要說僅隔半年判斷就發生了變化。就是一早一晚之間，她的喜惡也是大不一樣的。有時他再這樣看著她的時候，她會覺得彷彿一張大大的寬銀幕在她面前徐徐展開。她逐漸被某種距離所隔離，衍生出一種荒誕、滿足、錯覺和迷幻的感覺。有很多次她就是被這種荒誕的感覺所驅使，迎向了他這一片目光。似乎在這種被注視下必須有所迎合，必須有相應的舉動。像一切的銀幕上發生的故事。
角色。
她閉上眼睛，看見自己顯影在一方大大的白色銀幕上。風聲鼓動。長髮飛舞。
她將那份《關於湖北省某某鄉政府以資代勞強收農民400元錢的情況報告》交給了老總。老總皺著眉頭幾下就翻完了，摸出一棵煙點上，問她什麼意思。她說您看這麼多的鄉民簽了字，看來是件有民怨的事。我想能夠做的也就是去調查一下，寫一篇紀實報告。
老總在煙霧後面看著她。
她伸手扇了下煙。
「你不要有你是上級政府的錯覺。」
老總吸煙的姿勢十分複雜。他很在意這個。吞雲噴霧之間他夾煙的右手會翻變出許多轉瞬即變的動作。
「你只是一名記者。一份有著幾十萬雜誌發行量的記者。這點是我們在這個雜誌社的每一個人的幸運。也是大家的功勞。」
老總突然沉默下來，將眼睛緊緊地瞇起來，剩下用來看這個世界的最細小的一條縫隙。他對這個世界的所有歡喜和抱怨，所有的喜怒哀樂在這一刻較為具體地全面集中在他對面的她身上。
隔著一條狹窄的縫隙，像台灣海峽。
「您不要太去設想你的能力，即使你信心百倍，正義感十足，也不會因為你的蒞臨而發生根本的改變。
「明白我的意思嗎，你對他們根本就算不了什麼。而且也許你也並不瞭解事實的真相，我們也可以作這樣的一種假設，就是事情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那些人未必都是豬腦子，他們有他們的治政想法，而這些想法不是一個只關注眼前利益的農民能夠理解的。」
老總銳利地看著她，「我看問題就像爿羊肉一樣，刀刀見功夫，沒覺得嗎？看問題要求全面，要設想各種可能性。也許你會說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輿論工具不靠揭短吃飯，不靠街頭巷尾的小道消息吃飯，這一點你要很清楚。我們弘揚美好的，挖掘善良的。中國很大，十二億的人口。激動人心的好事和讓人義憤填膺的所謂壞事一樣的多。再說所謂的好事和壞事是依據人們的判斷而言，事情的本質並無太大區別。連死了人這樣的事情換個角度都是一件好事，減少人口，生命輪換自然規律。所以如果你沒有能力去看見好的，是你的心靈和人格有問題。」
停頓。
「就像你無法看見我這人及其真誠、簡單、純潔的一面一樣。」』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像一個幽魂纏繞在她的耳邊。她將腳高高地擱在窗台的雜誌堆上。據說將腳提高到頭一樣的高度有助於頭部的血液循環，滋養腦細胞。她想也許老總的提醒是有一點道理的。不僅是考慮問題不全面，也不僅僅是心靈的問題。全部的事情都有一些問題。她像一個年底查賬的老會計一樣，仔細地翻揀起自己這些年來的行徑。她重新將那些已經關閉了的、似乎已經消失的時間打開。她又看見了自己。很不可愛。不活潑。不聰明。不見機行事。不茅塞頓開。不欣喜。不恍然大悟。也不大尊重領導。總是辜負別人的期待。自私。愚笨。做事不但不考慮他人的利益，連自己的利益都沒有去怎麼考慮。愛情也有點敷衍。她一一翻揀，漸漸發現似乎所有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與她心裡的願望相差甚遠。她覺得自己就像一件快餐食品，一切都由簡單、對付、快速所決定和組成了。她覺得應該重寫少年時代的理想。如果時間真能退得回去，依照自大學畢業以來若干年的實際情況，彷彿她成年以後所有對於理想所做的努力，都成了將每一件具體生活中的事按照她心裡願望的相反方向去做。她將腦袋深深地陷入椅背，兩隻腳由此就好像踩到了晶瑩的藍天上去了。襪子太舊了。她想到沒有好看的厚襪子，在這個年代也算是一個對心靈的打擊了，可以寫進流行歌曲裡去唱，傳遍大街小巷，以及各種的卡拉·OK包房。
她又想起在這個樹葉都掉光了的季節，沒有一支深色的唇膏。每天的衣著顏色也完全不符合國際要求。法國人說寧穿破，不穿錯。這是老總去了一趟法蘭西回來以後反覆自勉的話。老總從此咖啡色的上衣咖啡色的長褲，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長褲，米黃色的上衣米黃色的長褲，幾乎就差在胸前繡一隻唐老鴨、小白兔之類平衡他臉上高尚天真的表情了。老總說歐洲人的表情真是絕對的高尚和天真。他們可以那麼快地信任一個人，如果是異性，共同爬上同一張床就是他們最真誠的表達方式。表情是心靈之窗。這些是老總最近所能理解的最新穎的真誠和服裝審美新概念。一個幾十萬份發行量的所謂一流雜誌社裡，每天依照巴黎人的國際審美眼光穿著上下盡可能一致的顏色，然後懷著對自己部下無法像歐洲人一樣表達真誠的深切的遺憾，分析理解當今農村幹部自發文件向農民收費的問題，理解著農村某一個地域的農民們所不能理解的當地發展土政策。
一個聲音在她的胸腔裡面破口大罵起來。用她曾經聽到過的、此時所能想到的、最被普遍應用、最為上口生動的北京話。
黑子很快回了電話。問她怎麼這麼些天了才想起呼他。
她說沒敢呼他，怕他過日子分心。
「哎喲就數你理解我體恤我。這是一種最為深刻的想念了，就數你疼我了。那幫王八蛋天天地找我，不讓我睡覺，不讓我好好地家呆著，把我給煩的！天天去吃火鍋，找肉涮，你說這幫王八蛋怎麼的就跟火鍋結下了不解之緣了呢，什麼肉都涮，除了人肉。最近又跟太平洋裡的海鮮幹上了。我勸那幫孫子，也別這麼著使勁兒的了，咱們到海底架一隻火鍋不就成了嘛，一網下去撈上來就吃，什麼蔥啊蒜啊腐乳韭菜花兒香油什麼的直接往海裡倒，咱們就合著伙兒，努著勁兒地把地球往死裡整！這幫食肉動物！哎你來和我們一起吃涮鍋嗎，今兒晚上？」
她哈哈笑著，說，不參加他們的把地球往死裡整活動了。過兩天要去出差。想問他借一個大的變焦鏡頭。
「哎，哎，這是你看得起我，今兒晚上就給你送去。我恨不能天天給你送稿紙什麼的去，哎喲怎麼給你看我的一顆心哦！」
黑子到的時候是夜裡十點一刻。喝得臉紅紅的，裹著一件軍大衣。直說來晚了來晚了。
「那幫王八犢子不讓我走。我說我跟你有約會，他們不但不相信我還嘲笑我。我忍受著世間一切的嘲諷和凌辱來見你。」
黑子很費勁地從裡邊衣服的口袋裡掏出一個粗大的變焦鏡頭。
「就是把它摔了也別把你自己給摔嘍。」
黑子笑著裹著軍大衣坐了下來。她說把大衣脫了吧。黑子說不脫不脫，這樣顯得貞潔，顯得比較的故事片。
「這個年代多需要貞潔啊，瞧咱倆多棒啊，咱倆，這樣地坐著，儘管心裡都是彼此那麼的思念，啊，給那幫練氣功的，專用眼神穿過磚牆看人家牆裡面生活的人也瞧瞧，這樣的兩個人多麼的貞潔！純潔！這個世界，哎你不覺得太需要貞潔了嗎？得給他們做一些榜樣了，給他們一些沒有污染的情節。」
劉波回來的時候黑子正講到如何和他兒子的老師打架。
「我兒子的老師真是一個渾球，」他邊講邊笑，「才偷不溜的長出個人模狗樣來，就忘了自己是怎麼長大的了。他跟我說你兒子上課不集中注意力，思想開小差，做小動作。我說對啊，這就對了，你說一個七歲的孩子，要他一動不動地坐上四十五分鐘，我兒子要是再不思想開小差，再不做些小動作，這不有病了嗎。」
黑子仰頭哈哈笑了起來。
「你猜猜老師說他做什麼小動作？摸女孩子的辮子。你看看我兒子多像我，才這麼一點兒的就有了性別意識，啊，有了相當水準的審美眼光。」
劉波晃著鑰匙站在了門口。像美國電影裡滿懷深仇大恨的西部人，斜靠在門框上。
她靠著洗碗池堅硬的邊緣。黑子半小時之前是從房子南邊的曬台翻跳出去的。他像沒有看見靠在門框上的劉波一樣，直接就從陽台門出去了。
她是在火鍋聚會上同時認識了黑子和劉波的，幾乎從那時開始，當著她的面黑子和劉波就沒有再好好說過話。她不知道他們是故意在逗，還是真的。但是她不在場的時候他們依然是最好的兄弟。除了她的話題，依然是無話不說。比如剛才黑子來之前，他們很有可能是在一起吃肉喝酒。黑子曾經當眾指著劉波宣佈，「王八蛋擠對我，要顯得比我有魅力，顯得我像過了季的小白菜，不給我留一點兒哪怕是錯覺的機會，到處跟人說按年齡我都該結兩次婚了——他不說別人怎麼看也不會覺得咱像是結了婚的人哪，投井下石，啊，我今兒明說了，從今開始我就在你的對面唱對台戲，本人善於撮合一個新世界，本人也同樣善於解散一個舊世界。走著瞧！」
在黑子從陽台跳到地面的過程中，似乎帶翻了兩個花盆。花盆跟著跳到地面的呢當聲之後是一片寂靜。留下她和劉波在房間裡像兩個默片中的人物。他們一直成功地保持了近二十分鐘的沉默。然後劉波自言自語，說萬一進來的是一個賊呢，明天一定給陽台裝鐵柵欄。一樓真是不安全。寧可便宜了房東。
她直接想到的就是「渙散」二個字。面對鏡子裡清瘦單薄的面容，她就像黑子剛剛借給她的多倍變焦鏡頭一樣，將自己看得就剩下兩個大大的眼睛。渙散。她想起上中學的時候在媽媽的一本很舊的大黑照相簿裡看到的一張外婆的畫像。眉骨深陷，眉毛細淡得幾乎沒有，就像此刻這面鏡子裡的樣子。
目光渙散。
外婆在1933年就故去了。在江蘇的鄉下。那張黑白的了畫像是她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現存的證據。她今天的存在也是一個現存的證據。她用手將蓬亂在兩耳邊的頭髮全部攏集到腦後。於是在這面有水銹的方塊鏡子裡，她與七十多年前外婆的黑白畫像重逢了。也許從靈魂的意義上來講她和外婆根本就是同一個人？沒有人會說是，也沒有人能夠證明不是。循環就是重複，歷史會重複，但沒有人會相信靈魂也會重複。她想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證明她現在每天在過的日子的質量，是和八十年前外婆尚和她一樣年齡時所過日子的質量是不一樣的；沒有人能說出八十年前外婆的盼望和她現在許多盼望也是基本一樣的，沒有根本性的不同。諸多的盼望歸根結底是本性的盼望。她看著自己高突的眉骨，和陷入在渙散中的眼窩想，傳宗接代究竟是生命的無可奈何，不能把握，還是有其深刻的、人難以洞穿的意義的。她望著自己的、也是外婆的這雙黑洞洞的眼睛，想著在很多種意義上，生命的重複其是最大的荒唐和浪費。
也同樣沒有人能證明八十年前坐鎮農村政府的那一班人馬絕不是現在的這一班人馬；沒有人能證明那些寄特快專遞的湖北農民的爺爺奶奶們在八十年前沒有派人騎馬送過特快專遞。
她怔怔地看著鏡子裡。也許時間是一個根本沒有在動的東西。在動在走在遺忘在重複的一直是人自己。她盯著鏡子裡的自己，這裡面也許不僅僅就是八十年前的外婆。是嗎？無人能證明是，或者不是。如果這樣，她想，該結婚了。
所有拍婚紗照片的店裡都擠滿了人。業主和顧客在這個全新的行業面前全都是顯得興致勃勃的。二十世紀末的新一代相機不但重新維護了它在一百年前的尊嚴和體面，還復興了人們在公眾場合的一種一般性的關係。大家都盡可能地微笑著，不失方寸地謙讓著，以一個平和的好心情等待著自己坐在鏡頭前的那一刻，有關於一生重大事件記錄的那一刻。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等著。小姐為她端來了一杯茉莉花茶。劉波靠在取照片的半圓形櫃台上，正與人談得火熱。這是劉波的本事。他招人喜歡的天性是超越時代的。你可以無論站在哪個朝代來看他，都能看到他的完美，他的彷彿永不被淘汰。他一米七八的個子，瘦而結實。一年四季穿各種款式和質地的夾克。腿長而直。笑容就像北方一年四季的陽光，熱情直率。假使他不穿夾克，不穿裡·庫普爾之類的牛仔褲，換上一色的或是印花的商代宋代明代的長袍，他也同樣是熱情，質感，招人注目的，性感的。本世紀這個年代崇尚性感。她想到劉波的父母。兩位都不到一米六零的膽小善良的老人。事情的起因和結果往往是出人意料地毫無關聯，就像一個精子和一個卵子的最初微妙的結合。當它形成一個生命，並且越長越大，往往會越來越游移它最初的本質，就連它的製造者也不得不對它刮目相看了。
她想起劉波的父母仰看兒子的幾乎崇拜的表情。
劉波笑嘻嘻向她走過來，她看著這顆人類結晶的善果笑了起來。她想究竟他的出現誕生是一個無意識，是因借了他小個子父母的一時快樂呢，還是他的善良膽小的父母為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結果性的出現，而做了一切，包括他們自己不廂情願的被出生，被隨波逐流的為人一世？這個世界只是一座巨大的夢幻工廠，脆弱和不自知的生命在其間盲目地飄搖。
她堅持著不讓化妝師畫她的眉毛。她說只有在眉毛上還能認出我自己。我總要想法讓我的兒孫們在將來能夠毫不費力地認出我吧。她說我有權利決定我的眉毛是畫還是不畫。化妝師小聲而堅定地說，這是規定，我們老闆定的。她使勁地向後仰著身子。
她想著花可觀的一筆錢來買一張畫在自己臉上的流行臉譜，加入到消滅每一張臉上五官個性的行列，使其成功混入這個年代大眾認可的審美目光中，混入這眾多未來祖宗的大黑眉毛螺絲卷前額發的隊伍，成為這個年代的一種象徵。像是但凡過年就一定要有的紅燒魚和紅燒肉。她惱火地幾乎快要將自己和坐椅一起仰倒到地上去。化妝小姐及時扶住了她。友好的舉動在她燃燒的心情上面長出了一株嫩綠的小苗。也許她沒有必要太堅持了，也許外婆的那張畫像也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屬於她那個年代的流行。事隔多年之後，能夠留下來的所有外婆們的淡眉毛的照片，也都收藏在各家的私人相冊裡，或者連私人相冊也因為屬於年代的民族集體運動而所剩無幾。
聞聲而來的照相店胖胖的老闆說怎麼了，是不是對化妝品有過敏，沒有關係，我們有抗過敏的，包你滿意。說完親自彎下腰來給她檢查皮膚。她說我不過敏，我剛才不想畫眉毛來著；胖老闆說嗨畫兩根眉毛有什麼可怕的，不畫眉毛那才叫可怕呢，禿了吧唧的像只鸚鵡，人人都有的東西你不要，那多虧得慌啊。說著揀出一根眉筆，化妝師馬上嬌聲地說小姐你真有福氣，我們老闆是從美國學回來的。她笑了，說世界大同將從人類的眉毛開始。胖老闆說你希望畫什麼樣的，她說隨便吧；胖老闆說別啊，別隨便啊，看看，給你選擇的權利你又要放棄了，所以美國人的人權和自由是美國人民自己爭取來的……你就告訴我，喜歡誰的眉毛吧；她想了半天，說那就毛阿敏那樣的吧，威風神氣一些的；胖老闆說毛阿敏那樣的對於你今天是不合適的，你今天是新娘妝，要溫柔秀麗一些的才好。
宋祖英那樣的好不好？她說不行吧，宋祖英的臉是月亮一樣滿滿圓圓的，我的有點像四川盆地，眼窩又這麼深，宋祖英的眉毛如果長到我的臉上來，那我這張四川盆地就剩下這兩撇眉毛了，兩座峨嵋山；胖老闆說「有道理有道理」，幾乎是驚喜地說出了一個流利的英文名字，並問她說這個人的眉毛怎麼樣；她問誰的，誰？胖老闆說就是演《風月俏佳人》，演漂亮女人的那一個，「茱莉亞·羅拔絲」。哦，我說我畫上她的眉毛後會和她一樣那麼漂亮嗎？胖老闆說別的不講，最起碼的你們的眉毛是一樣漂亮了。就是為了把長在別人臉上的好看東西因人而宜地挪用。不要說兩根眉毛了，男人都可以變女人，女人也可以變男人，很平等的。其實說一句實話你的臉要是配上山口百惠那樣的眉毛會顯得更加清純動人的。只不過她的眉毛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胖老闆又給她修了嘴型。說嘴要畫得大而飽滿，像三十年代周旋、蝴蝶那樣具有傳統風格的櫻桃小嘴現在是絕對吃不開了；現在的人講究性感，就是自己的丈夫也希望妻子是性感的。再說在我們這拍的照片是掛在牆上給所有人看的，給未來的那個時代，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看的，直到永遠的。
胖老闆的手一直在她的臉上摸摸索索，說她的臉「底板」真好，這樣的臉他就極有創作慾望。在胖老闆的手終於挪離了她的嘴部之後，她面對鏡子，蓋滿油彩的臉果然是神采飛揚。有一些顧客圍過來看。胖老闆像欣賞一幅油畫一樣退後了三步，將頭歪到左肩的四十五度。他幾乎是在宣佈，說「這是我親手畫的第一萬零二張臉」。
一萬零二張臉不由自主地在心裡做起了算術。如果胖老闆堅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畫三張美麗的臉……
她索然無味地覺得無聊無比。她要去為一個商人做一道數學題嗎？
先前給她畫妝的小姐圍著她「噴噴」稱讚，說畫得真好，上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都綽綽有餘，絕對沒有問題。
她看自己。一對幽長的、緊壓眼窩的美國眉毛，一張飽滿結實的意大利索非亞·羅蘭式的嘴。這張圓潤結實的嘴令她想起掛在牆上的重量級拳擊套。漫出自己嘴線的部分像吃完了油膩的東西之後沒有擦乾淨一樣，繃在嘴邊有點緊張和難受。她頓生一種「重生」之感，幾乎忘了自己現實的生存之煩惱。
她想人類的諸多行徑可能都是人們這樣的臉上塗滿了色彩以後面對鏡子想出來的。她聯想到最早的人們畫在臉上用來保護自己、嚇跑野獸的臉譜。還有用於識別同族同類的臉譜。不知道現代這種流行臉譜的用意與遠占時期祖宗們的用意是否有相吻合相呼應的地方。可能在「保護自己」這一點上用意是相雷同的。還有就是使自己等同於同類。
像獸要有獸味兒一樣。
當她的目光終於回到了她的「眼神」，在它們的輕輕一碰之間，她剎那間又看到了「渙散」，這種飄忽的神志那麼輕而易舉地將她從這堆鮮艷的眉毛嘴唇之間拉了出來。她出神地站在那兒。
胖老闆擦著手又走過來問她，怎麼了；然後圍著她看了一會兒，非常靈智地說，哦沒關係的，呆會兒我會給你打眼神光的。
她依然渙散地站在那兒。鏡子裡，在她渙散的眼神之間，是另外一些鮮艷和微笑的人們，另外一些修長的眉毛，一些飽滿的嘴，白色的婚紗，粉紅色的婚紗，新疆服裝一般的婚紗。
任何問題只要想通了也都未嘗不可。戰爭也罷，再婚也罷，畫兩根美利堅眉毛也罷，被老闆佔點便宜也罷，被時代淹沒也罷。眼神還可以打眼神光呢。說到底個人的力量個人的性格是極其不值一提的。自古以來如此。妥協是邁入人類主流社會最便捷的門。行動是一致的。人類大部分時候是裹挾著前進，奴隸主制度，君主制制度，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任何一切都大家一起來承擔和考慮，一起行動。一起將房子雄偉地建造起來，一起將房子摧毀轟塌……
她挽著劉波的胳膊站在聚光燈下。胖老闆溫柔而充滿感情地指導他們。她面對著劉波靠近再靠近，微笑再微笑。胖老闆告訴他們相視的眼神再溫柔一點，再融化一點。有幾次胖老闆忍不住將劉波推開，自己站到了他的位子，直直地、暖洋洋地望著她，然後又站到她的位子，同樣直直地、暖洋洋地望著劉波。胖老闆反覆示範著，漸漸地弄得滿頭大汗，並且一直表示著對他們模仿的不滿意。反覆提醒他們望著對方時「想心裡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最後胖老闆不無遺憾地說，只能是這樣子了。
之後好幾天，她都想著胖老闆提示她和劉波對望時「想心裡最美好最美好的事」。她問過劉波，他心裡最美好最美好的事是什麼。劉波說不知道。她覺得不識時務的婚紗攝影胖老闆還真是一語驚動夢中人。她一直覺得，或者認為應該這樣覺得，和劉波在一起，被劉波巨大的眼神注視，是最美好最美好的事。看來真的不是。自己都沒有看徹底，或者不願意看徹底的事被胖老闆無意中慧眼識破了，被他毫無遮攔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質，一語道破了。
在劉波這樣望著她，和被她同樣望著的時候，他們被提醒要想著心裡最美好的事……
若干天以後她捧夾著這些照片站在街邊打的，心裡充滿了怪異感。她是捧住了自己也不是太清楚的未來了嗎？每一張都是他們做親密狀地挨靠在一起，或眼神交錯，或胳膊交錯。她不知道這些照片捧回去以後要擺放在哪裡。是主要給自己看還是主要給別人看。她突然地想到那間緊緊密密的房東的屋子裡，是沒有放這些照片的餘地的。
她拿到的是二十七日晚上的火車票。老總指定她去安徽農村採訪，寫一篇關於農民農閒生活的稿子。「我國人口中農民所佔的比例，正如我國人口所佔的世界人口比例。所以農民的生活我們一定要關注，關注他們的勞作，也關注他們的農閒。」老總再也不提這些重要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寄來的那份厚厚的特快專遞。這一天剛好是劉波的三十一歲生日。她給劉波買了一個非常大的生日蛋糕，白色的奶油像北極地的冰川垂滿了蛋糕的四周。
她將衣服，還有幾本書、音樂帶，一股腦兒地塞入大帆布袋。呼機「嘀嘀」地叫起來。她抓過來看了一眼，轉身跑了出去。
門在她身後關上的時候，她聽見劉波在屋裡大喊「穿上外衣！」
好像要下雪。空氣涼絲絲的，低低的沉重的雲好像一伸手就能抓著。這涼絲絲陰沉沉飽含了水分的空氣在她沖身而人的一瞬間，將她激靈得打了一個哆嗦。
「喂，小莫嗎？」
她問。
「嘿，是我。我說快新年了吧，第一祝你新年愉快，第二呢，你也知道，現在外頭房子都不好找，房價都貴得要命，像咱們這個地段的，怎麼的也要兩千左右一個月了，我想呢，你也不容易，我呢，也不大容易，明年咱們是不是漲點兒，大家都說得過去就行了，你說呢？」
冰涼的電話聽筒在她同樣冰涼的手心漸漸地變暖變熱。雜貨鋪的老闆背對著她正吃著方便麵。但即使是這樣，她也能看出那個端碗的後背上面衝向著她的無數只耳朵，像一面長滿了耳朵的牆。
「你看怎麼著，要不咱們面談？」
「你說吧，我今天晚上出差要走。你說吧。」
「這麼著吧，我也知道你挺不容易的，明年開始每個月加三百，就是說一千八百一個月的，你看行不行。」
她把房東的電話告訴劉波。劉波大罵房東王八蛋，說這些王八蛋房東就欠再來一次革命。拿著共產黨的房子白住不算，還這麼黑地掙錢。想了一想又罵自己，說有志氣倒是不住啊，幹嘛還孫子似的到時候乖乖把錢送去；又說「要不你跟我回家住去算了，咱們領證兒結婚吧，證兒一領的，左右街坊也就認了你是我們家的兒媳婦了，也就不受這些王八蛋的氣了。」
她走到他的身邊，輕輕地撫摸他的頭髮，然後是臉，然後是他的茁壯的脖子。他握住她在脖子上緩緩來回游動的手，靠到自己的額頭上。許久，他輕聲說「真的我們結婚好嗎？」她回答「不如就是現在吧。」劉波噗地一聲笑出聲來。她掙開劉波的手，順著他的臉頰撫摸到他的耳朵，又順著耳朵撫摸他的脈搏湧動的脖子，然後倆手悄悄地穿過他松大的毛衣領子，順著肩胛滑入。他的結實的身體溫暖滑潤，心臟有力地跳動著。她啼啼自語著，覺得自己就像剛才門外低懸沉重的雲，在這時就要化作雪花飄下來了。劉波仰頭迎吻她垂伏下來的臉。她說「這些討厭的衣服啊，我飄不起來……」
劉波想要起身去收拾剛才胡亂脫扔在地上的衣服。她抱住他說「別，別。」她說讓它們就那樣呆著吧，讓這兒像一個戰場。人類一旦沒有了戰爭會想念戰爭的。想念中的戰爭比真正的戰爭要好，好得多。不會有人跟這些衣服一樣沒有生命地躺在地上，不需要付出代價。所以這樣的和平年代男人喜歡打遊戲機女人喜歡和男人做愛。劉波依然眼神飄迷。他抱著她自言自語地說為什麼你有時候會像今天這樣做得這麼好，有時候卻又像不是你了；她笑著說怎麼不是我了；劉波說反正不是現在這樣的你；她說你就記著吧，但凡碰到房東加房租啦，雜誌社少給我獎金啦，路上的野貓野狗追我啦，這種無處伸冤的事情，我就是這樣了。劉波說那我以後但凡想了，就先找野貓野狗的等在路上追你，或者假充房東呼你，讓你把增加的房租交給我；她說好啊；又把起身子來看劉波，說讓我看看，你是不是我額上的常青籐……
她那樣看著劉波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顆殘留在傘上的水珠，在最後的一點停留之後毫無希望地向泥土中摔落而去。
劉波卻咧嘴笑了起來，說你是不是有點怕結婚吧，如果你真的不喜歡結婚——我覺得你是不喜歡那種結婚的儀式，我們可以把它搞得不像結婚，可以把它像照片一樣地做舊；如果你覺得那樣有欠於浪漫，那我們就把它弄得像人家的銀婚金婚一樣，莊重而不……她笑著低下了頭，直抵到劉波的下巴上，皺巴巴的頭髮蓋了劉波一臉，讓劉波無法張嘴再說下去。
他們在床上躺了很久。她始終不讓劉波去收拾滿地零散的衣服，反覆地說就這樣吧就讓它們這樣吧。反正你收拾了也等於沒收拾，穿好了也是總歸要再脫掉的。但是為了能夠有東西再讓你去脫掉，你也總是會去把自己重新穿整齊的。那麼多那麼複雜的，一件又一件。她說著說著就迷迷糊糊起來；他們睡著了，醒來又說。他們睡一會兒，說一會兒。在睡著的時候背對著背好像兩顆毫不相干的星球，醒過來又相互地抱在一起像重新又認識了一樣。這樣一直挨到天空濛蒙發黑。
劉波送她去火車站。
無論哪個車站都一樣，徹夜白日地就像一張巨大的嘴張在那兒，永遠食慾旺盛地在吞吐著大量的人流。劉波把她送到檢票口就走了。她回過頭看見劉波一眨眼的工夫就被身後湧上來檢票的人流淹沒了。她想這真是可怕啊，如果現在有人堅定地對她說，關於劉波只是她的一個幻覺，可能最終她也會相信的，這將取決於說這些話的人的堅定的程度。她想這真是什麼都無法確定了，生命的存在與否在某些時候完全地把握在別人的一種語氣之中。
已經有人被她堵在身後了。人們使勁地用那些裝在大包裡面的、鼓鼓囊囊的身外之物撞擠她，大聲地喊走啊走啊，你是不是有病，站在這裡發什麼呆。
她想對啊，好狗不擋道。
她躺在中鋪盡量靠裡面的地方。人們為了放行李的爭吵聲此起彼伏。
她戴上了耳機。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悲壯，無奈，又似乎有一點點透亮的陽光若隱若現在前方。有人終於從她的腿旁拿走了包。總有地方可以不斷地放下這些包。當列車像咳嗽了一下似地開始慢慢向前滑動，柴可夫斯基用他的小蝌蚪音符們帶領著龐大的樂隊，在列車晃動著的昏暗中衝向落日餘暉般的輝煌。
她從枕邊的帆布包裡摸出一本劉波塞在裡面的雜誌。列車向前光光當當。
她覺得人的身體在這種均勻的搖晃之中會多少歸屬於一種片刻的安寧。有一種似乎永遠存在於我們視網膜深處的隱隱約約的橘黃色，一些遠在嬰兒時期的不自覺的記憶，一些已經遠離了我們的平和的溫暖，一種面向前方的莫名的渴望，讓人們會在列車出站後最初的行進中保持相對的沉默和相應的尊嚴。
緩緩向前延伸推動的火車，像是一條被人遺志在街邊的廢棄了的電影膠片，在沉默的夜色中隨夜風徐徐展開。每一個亮著白色燈光的「格」裡都隱藏著人們自己的故事，順著他們各自的現實時空無限向外延長。沒有最佳男主角，沒有最佳女主角。每個人都忙碌而熱切。忘情地扮演著自己。大家忙於相聚，忙於分別，忙於歡笑，忙於掙錢，忙於失去，忙於流淚，忙於奔波，忙於七情六慾。人們管各自的劇情都叫做「命運」。命運像一條船，在各自的航道中拐彎，起伏，停停走走。
她驚訝地在雜誌上看到一則趣聞，說那首極具代表性，也是她自幼十分喜歡的老俄羅斯民歌《三套車》中被人們唱了快整整五十年的那匹老馬，在俄羅斯的原歌詞裡是一個心愛的姑娘。
她反覆地想著那幾句歌詞：「……你看那可憐的老馬，它跟我走遍天涯……只恨那財主要將它買了去，今後，苦難在等著它……」
她清楚地記得五六歲的時候第一次聽到媽媽唱這首歌時，她趴在媽媽的腿上哭了起來，她就像看到了可憐的老馬，無力而越來越遠地在冰天雪地裡走去。很多時候她在心裡將這匹老馬和她童年媽媽的記憶聯繫在一起。但在今天夜裡在這個晃蕩著遠去的車廂中才剛剛明白，這匹老馬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匹往年在八億人嘴上唱了近五十年的老馬，沒有。她再次想到假如人們堅定地告訴她劉波只是她的一個幻覺，假如她現在突然的醒來是在另一張晃蕩的床上，她不知道會認同哪一個現實，是別人告訴她的，還是自己一直認為的。
她想起她小時候要理解的是英勇的自衛還擊戰，而現在她要接受的是兩國友好。她南方的鄰居在一九八三年的自衛還擊戰中英勇犧牲了，而鄰居的弟弟在事隔十年後的九十年代，忙於和越南人做貿易生意，樂呵呵地說著一兩句越南話。一切的是與非似乎都在隨著人們的現實要求和隱藏在遠方的慾望而隨時地變更著。她不知道她在上大學時讀到的達爾文關於人類演變的《進化論》是否是當時那個達爾文闡述的觀點？是否這本書的翻譯者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自己關於人類的觀點？就像《三套車》的歌詞翻譯。
在這樣一個動盪搖晃的夜裡她又夢到了她坐在那間不知道是在哪裡的咖啡室裡，等著不知道是誰。粗木條隔成的牆，投影在地面、桌面，形成大大的黑色方格陰影。裙據在桌邊飛舞。並非感覺到有風。絲絨般的玫瑰妖艷地盛開在黑色的桌上。白色的咖啡杯子捧在手間像捧著一枚閃閃發亮的太陽。她甚至聞到了裊裊的咖啡香。她在夢裡想她在等誰呢，是誰會來，誰會穿過這些黑色的木條投影，坐到她的翻飛的裙裾邊。
她仍是沒有在夢裡見到那個似乎在等的人。夢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重新回到北京的那個傍晚，北京的天空正飄著雪花。曾經骯髒、紛亂的車站在紛揚的雪花中竟然顯得整潔了，善意了，有了那麼一點輕柔美麗的意思。人們擦肩而過的種種撞擊，因為身上更加飽滿的冬衣而顯得溫厚柔軟，像極熟了的朋友迎面而來打了一個熱情的招呼。
她感覺到在心裡悄悄升起的一點怡然，像一片溫暖的火苗，漸漸光亮。空中飛旋飄落的雪花訴說著點點滴滴這個城市和她的。她想人多少還是在本能中保留了一些與自然的親近關係。如果人們能排棄物慾，排除像爬樓梯一樣節節升高的生存需求，也許生命本身還是恰然的，可親的，有所安慰的。僅僅是四季，風。雪、雨、陽光的變化，就能給本質的生命帶來慰藉。
她就在這一片飛揚的雪花中看見了齊鳴。
齊鳴幾乎將要和她擦肩而過。她注視著他的目光終於使他在距離她幾步開外的地方將信將疑地站住了。之後他們就這樣站了有半個多小時。雪花很快將兩個人的頭髮浸染成了白色，像了兩個白髮蒼蒼的垂暮老人。只有在他們濕漉漉的臉上，還是屬於年輕人的短暫的年輕、興奮，和某種必定伴隨著的期待。
劉波沒有在家。她在黯淡的小小過道裡放下行李包，換上拖鞋，心裡隱隱覺得回到空蕩蕩沒有人在等的家，似乎是她在此時此地才發現的一個藏得很遠的希望。在安徽期間只與劉波通過一個電話。她略略約約地覺得，與劉波的生活還沒有一個嶄新的開始就已經像落潮向遠處退下去了。沒有期待，沒有興奮，沒有慾望。她一方面覺得這絕不是她要的生活，一方面又覺得有點說不清她要的生活是什麼。似乎大家都在這麼過。一旦履行婚姻手續結了婚，也無非是把這種沒有激情和盼望的日子公佈於自己的光天化日之下，得到自己明確的承認，像認領一疊陰天拍攝的曝光不足的照片，眉眼含混，色彩曖昧。
她在僅有的兩間屋子裡悠悠蕩蕩。鄰家炒菜的蒜蔥香味兒，從不甚嚴密的樓板牆壁隙間飄散過來。她在臨街的窗台邊靠了一會兒。暖氣管道正好頂在她的膝蓋上，一團含糊的溫暖與她在黃昏這個黯淡的屋子角落裡不期相逢。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玻璃窗外的天空。落下的雪花在屋頂、電線和柏枝上已經像雪糕一樣地積了厚厚的一層，平整的，方的，圓長的，錐形的。冬天就像一個夏天的大冰櫃。落在人行道上的那些，則被行人的雙腳踩成了污泥爛水，一些孩子嘗試著在馬路邊的這些污泥爛水中滑行。那十分努力的動作讓她想到人其實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嘗試慾望的實現了。但是人一旦進入了成年，也就大多將精神上的慾望放棄了，或者盡量深刻地掩藏了起來，就像窗下這些在雪地裡也盡量規規矩矩走路的人。應該人人都有一點盼望，應該有一些故事在這些行走著的人身上發生。一些超出書本上寫的、超出人們的理解的故事。一些屬於成年人的遙遠而似乎永遠不可及的關於生命理想的故事。一些成年人的童話。也許彷彿從來不可能去兌現的，但同樣是與生俱來的一個童話，一個盼望。因為這個故事的出現，使人的表情重新奕奕生輝，人的行為動作敏捷迅速，脈動加快，一切加快。使人聰慧豐富，善解人意，溫情脈脈，自言自語。使人善良，使人勇敢，使人消瘦，消瘦得走在街上就像一隻線頭握在別人手上的風箏，隨時有可能飄離開繁雜的人流，被放飛到或藍或白或陰沉的天空中去。
以整個過程的美好和徹底來看，這個故事應該取名叫做「相愛」。唯相愛而不能如此。
但是在這個年代還會有這樣的故事嗎？是人的相愛，而不是那些掛在櫥窗裡，掛在各種顏色牆上的婚紗照片。是窗外那些行走的，坐車的，騎車的，一個方向匆匆而過的人，和靠在窗裡站著的坐著的閒著的忙著的胡思亂想著的一片空白的人。
他們還有力量去發現隱藏在生命中的新鮮動人的情感嗎？
她靠在窗子邊，壓在窗玻璃上的鼻尖在冰涼中漸漸麻木。窗下那些行走在殘雪中的人似乎都在朝著一個方向運動。前方不僅僅是家，她想，也不是前途，不是新年，不是兒子的名牌大學或者招人矚目的女兒的婚姻大典，不是老人的壽辰，不是十萬元存款的目標。生命短暫到人們只是朝著生命的終點方向在行走。會有人在想這些嗎？似乎從來都無暇旁顧。大家是沒有時間找故事的。也許也沒有勇氣去以身殉故事。可以在書本上，在電視上、銀幕上杜撰人們在生活中無暇關注的故事，沒有力量去發生的故事。就像那些雪花，落在建築上是完美的，落在樹枝電線上也能保持潔白，惟獨落在了地上，就會遲早被踩成污泥爛水。
規則。眾生所致。
雪花依然飄著，無聲無息，牽著她的視線，或落為極致的潔白，掩蓋了冬天的一個長長的夢；或化為污泥，在一瞬間現實地還原為不經任何修飾的根本。一個赤裸裸的、包裹了塵世間骯髒的真理。
很巧，齊鳴打來電話的時候她正好在雜誌社。
心情不是很好。老總三下兩下翻看完了她的農閒期間農民生活調查報告之後，銳利的目光就直直地停留在了她的臉上。她覺得此時自己立刻就變成了一片即將被削割的羊肉，高高地懸掛在了半空中。她知道老總想要說的是什麼。
「應該說我欣賞你這樣獨特的角度和如此快地進入事件中心的能力。但這也是我的懷疑所在，如此快地得到的真實，是一個全面的真實嗎？有沒有偏見？」
她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聽見窗外的積雪被早晨清淡的陽光烙得滋滋作響的聲音。
「我完全有理由這樣來懷疑。你在這次的農村生活中完成了一則新聞，新聞的生命在於它的真實性，基於它的客觀性，但是，真實的生活不是一張平攤在你面前的烙餅，它是有層次的，有隱秘性的，一個真實的後面會隱藏著另一個真實，後面還有一個真實，還有一個真實，無窮無盡，依次類推。你攝取的是哪一個層面的真實？你覺得在你的這次採訪中你有急功近利的傾向嗎？」
她完全張口結舌。很多次都是這樣，她被隔離在老總用詞彙堆積起來的那堵牆後面，觸摸不到話題的核心和關鍵。她覺得自己才像一張烙餅，蒼白地呈現在這一段時間裡。
這時候齊鵑推門進來說，「一個跟我一樣姓齊的人打電話找你。」
擱開的電話聽筒傾斜地躺在一小方淡淡的陽光裡，像一個久違的等待。一小段年代。記憶。從前。夕輝寒鴉。大漠孤煙。一剎那間她似乎覺得整個喧鬧的辦公室寂靜無聲，只有外面積雪在悄悄地融化。簷水滴答。
她彷彿揀起了一個千百年前的約定，那種沉重和盼望讓她像一個觸醒的夢遊者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己的現實，感受著這個飄落到了現實中來的夢。
時間就像一個百丈的瀑布，從她握著話筒的衣袖口飛旋直下。一九九七年剎那間地停留在了她的耳邊。
「喂？」她空空洞洞的聲音穿越了所有不曾想起的記憶。
齊鳴的電話只是一個一般的問候，重訴了一些幾天前在火車站偶然相遇的欣喜。他們說著人人都說得出且聽得懂的話；而另一種東西，不知道是什麼，在這些平淡的對話之下緩緩地游動起來，像有一扇另一個世界的門在徐徐打開。
放下電話回到老總這個世界來的同時，她也突然地找到了她要的表達：
「我覺得是這樣，新聞除了它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以外，還有它的公正性。它基於真實性和客觀性，表達的卻是我們的選擇和良心。比如說我辭職不幹了是一個新聞，晚報刊登了這一則新聞就是客觀地傳遞了這一則信息；晚報記錄了已經發生的事，而不是杜撰的，它就是真實的。但是，我為什麼要辭職，是如何辭職的，像您所說的這一些真實背後的真實是什麼，則需要晚報記者的公正性，需要他們對所有發生的事採取真實的良心性的選擇。所以，我是抱著採訪農民農閒時在做什麼，是準備如何過年的這一採訪目的而去的。但是我到了那兒以後發現，他們的生活中除了準備過年這一件事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事在發生：不信任他們的村幹部，想通過農閒時間重新選舉他們信任的村幹部。不被他們信任的村幹部以村長為首。但是村民們又覺得他們的這個願望是基本得不到滿足的，因為他們發現現任的村長已經買通了鄉幹部，所有的選舉工作都將是一個表面的形式。村長和村幹部對鄉民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明年村裡的耕地要重新分配，還有一條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要通過他們村，面臨著部分耕地的消失，也許還會有一些村民農轉非的問題。而現任的村幹部，只滿足於自己的官欲和物慾，比如誰家跟他們好，是近親或者老是送東西的，明年誰家的耕地就會分得好，即使這家的壯勞力都在外打工，家裡只留下老人，土地面臨著荒蕪，等等等等。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他們領我看了村長住的四大間瓦房，那是村子裡惟一的青磚瓦房，大紅色的厚木頭門。他們又帶我看了村小學，幾乎是殘牆斷壁了，兩大間黑糊糊的，黃泥牆，最裡邊還養了倆母豬，老師說等過年的時候把這倆豬賣了，可以增加一些教學用品，買一些粉筆和孩子們寫字的本子。六個年級的孩子全部擠在這兩間黃泥屋子裡。村民說去年和今年政府給村裡的希望工程都撥了款了，小學校卻沒有變化，小學老師的工資也依然沒有發，村長的四間大瓦房倒是蓋起來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跟上級政府反映情況，他們說反映了，鄉幹部來了幾次，來了就往村長屋子裡鑽，坐炕上喝酒，然後跟他們解釋說村長的瓦房是工作需要，是村裡的對外形象，上面來人了都要在這兒接待。都進入九十年代了，村裡哪能一間瓦房都沒有呢！還派了村裡的人去輪流打掃。所以我寫了這篇採訪文章。村裡也有人家殺豬賣肉準備過年，年總要過，每年也都這麼過了，這也是一種生活的真實，但是我覺得另一種真實更重要，就是我文章中涉及到的這些真實。」
最後的一句話讓老總翻起了眼皮，再一次銳利地掃視了她將近一分鐘。然後低頭看著她拍回來的那些照片，嘴角緩緩地溜出了這一天與她的最後一句對話：「我沒有辦法和你正常交流，由於你的狹隘和片面，你的一個女子的胸懷將嚴重影響你作為一個記者的思維。你的局限將是你永遠無法逾越的，因為這根源於性別。」
走出編輯部以後她突然想到自己有沒有一點「扮」的嫌疑？許多的人在「扮」中滿足和迷失，無論是貪婪和正義，名譽和金錢。不久前她就在電視上看到許多的北京人面對電視鏡頭，抱著不知是真是假的北京舊城磚，激昂地說「我們要為恢復北京城牆做貢獻」，彷彿在從事一項偉大而莊重的事業，但是當年拆毀這些城牆的，同樣意氣風發的，不也是他們嗎？當年他們可能會用更為激昂的語氣說「我們要為建設新中國做貢獻」，然後掄起了大錘。這個時代需要大家多多少少真真假假地扮一下。要不然你就有可能被時代、被你身邊的人甩出去。她不知道自己剛才的激昂是否有「扮」的嫌疑，這樣當真想來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可疑了。
鋪著方格桌布的桌子，低低垂掛的白熾燈，繫著黑色領結的服務生悄悄地貫穿於每一張桌子間。民族飯店的隔層咖啡廳。選擇這兒只是因為這兒離她和齊鳴住的地方都不算太遠。齊鳴的墨綠方格絨布外套掛在高高的椅背上。深灰色的高領毛衣，顯襯出他露在毛衣外面的那一部分，他的臉和手不合潮流地白淨。她低下頭，她一時想不出來，這種膚色出現在一個男人的身上該怎麼來說。乾淨。也許就是乾淨。她再次抬起頭來的時候，齊鳴也正好從杯子的邊緣上抬起目光。
他們相視而笑。
現實很快就像一列准點發放的列車，隆隆地在他們之間穿梭而過。齊鳴告訴她三個月前他就來到了北京，在他們局的駐京辦事處。來北京工作只是因為輪到他了。誰也不願意來北京，尤其是女同事。因為北京一是太乾燥了，再是吃得不好，不，不是不好，是不夠細緻。菜做得太粗糙了一點，除非到很貴的店裡去吃。他的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在桌面上比劃了一下。北方人在很多方面與南方人是不一樣的，齊鳴說。這還用說嗎，她笑起來。齊鳴說北方人挺好的，但是他們好像有地方睡就行，能吃飽了就行。他想了一想又說，這可能是他們大氣的地方，像北方的作家。
齊鳴的手指一直在輔助他語義的表達。他的手指顯得蒼白而修長。這在十幾年前她就注意到了，在他的雙手上流動著的似乎是淺藍色的血液。這樣的手指應該去把握弓弦或者去捉拿手術刀。
由此她問到齊鳴的工作，問他喜歡他現在的工作嗎？齊鳴說現在的工作應該說只是一種職業。職業嘛，已經談不上喜歡和不喜歡。選擇職業的時候已經沒有資格去這樣想了，也沒有必要去這樣想了。他沉默地停頓了一下。她注意到某種比寂寞還要細微的東西緩緩隱現在他的表情裡。很快他又接著說，但也不至於到頹喪的地步。這個工作本身還是很好的，比較清閒，而且公司有很大的前途。她隨口問到有怎樣大的前途，他抬起目光來笑了，彷彿意識到自己說走了嘴一般地微微紅了臉。
很多年以前她還是一個梳了兩辮的高中學生，晚上他們曾經在一個夜校裡學畫畫。在八十年代初，世界像一幅畫卷徐徐地在他們眼前展開的時候，首先跳入他們眼簾的是色彩斑斕的畫家的生活。理想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他們茫然不知的前方指指點點。他們說過總統只能有一個，畫家卻可以有無數個。他們要做無數個幸運而成功的畫家，像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個畫家一樣。要像捉手術刀一樣準確而敏感地解剖躺到了他們畫板上來的這個世界；他們要用畫筆留住他們心裡的世界，留住屬於他們的無論好也無論環的時代。
他們曾經就像一個瓶子裡面的水，清澈地聚在一起，期望著流到一個方向；但是很快瓶子破了，他們不無渾濁地流向了四面八方。
他問到了她在北方的生活。她只是簡單地說，你說的很對，北方人挺好的，好相處，豁達。他們又說起很多當年一起學畫畫的夜校同學，幾乎沒有人再畫畫了，他們選擇了各種各樣的職業，就是沒有一個人重新選擇畫畫，選擇他們嚮往過的畫家的生活。也許這不是選擇本身的事情。就連選擇本身其實也是一種與現實不大相干的理想。凡是他們想到的談到的人都結了婚，有了兒子或者女兒，具體而結實地在生活。
他們突然地在燈影裡沉默了下來。不斷地有人結賬，離去。
不大的咖啡廳裡空曠起來，像一個舞台。最後的燈光和目光都集中在了僅剩的他們兩個人身上。她說這十多年毫不知覺的生活，這麼快就在這幾十分鐘裡說完了。
他們偶爾抬起頭來相視而笑。
第二天晚上她和黑子他們在火鍋邊重逢了，像一個冬天的例會。在她去安徽農村寫調查報告的時候，黑子介入了一個電視劇攝制組。他說一是為了「找點兒感覺」，二：是為了「掙點兒兒子的學費」。但是自從進了劇組以後，據說黑子是日益地義憤填膺。一圈朋友正圍著殘剩的火鍋聽他慷慨陳詞。
「丫以為他幹上了導演就算是藝術家了，進了城也就算是正規軍了，丫差很遠去了！就算丫每天能勾引到十二個少婦，每天都穿過了氣的花花公子，丫也還是農民一個，這是本性，非丫在城裡熬成爺，熬到養出孫子輩兒而不能更改的現實！
「每來一個女演員丫都恨不得能過手，那眼神綠光四射，像鬼火！丫也沒什麼品位，就像一隻永遠處在發情期的爬行動物，只要遇著一個母的，眼睛都會發綠。
「一個對女性對女人沒有品位的人，他對所謂藝術，啊，所謂的藝術，能有感覺，有品位嗎？他能參與藝術的創造嗎？」（就是胡亂糟蹋國家財產和非良家婦女！
「凡是粉飾過的東西，丫都覺得好，無論是女人還是房子。丫經常幹這樣的事，指著一個往往極具時代感文化感的東西說，刷刷乾淨、弄弄乾淨就是可以用的，鏡頭對準它的時候有質感，有光感。他懂得什麼叫質感？丫就是那種經常把孔廟刷成朱紅色的人。在他的眼裡，但凡一切類似過年所作的除塵工作，就是他媽追求的藝術。說他農民情結吧，丫還不具備一個農民的樸實和善良！
「我今兒下午跟丫說了，對不起了，大爺我不幹了！不干許不許？咱不掙你這份錢了！」
她擺弄著桌上的一根筷子，朱紅色油漆都吃到誰的肚子裡去了呢？也許每個人肚子裡都有一點兒。不吃油漆的人，可能也會是被這個社會甩出去的人。
她咳嗽了一聲問黑子，你們實質性的矛盾是什麼呢？她看見黑子像被人推了一把似地倒在椅背裡，燈影中的面孔似乎在剎那間蒼老了。她聽見他吸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般地說，「這麼多年了，我真是都羞於去提，創作啊，操他媽的這個年代了我還在談創作！我就像盼望一次完美的做愛一樣盼望一次真正的創作，奔四十的人了，照我老婆打擊我的話說都快四張了！總還想搗鼓出一些熱情，啊最後的一些熱情、激情，總還想做起碼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又不能重新再去學習數學物理學了，沒有可能再去做第二個阿基米德和牛頓了！嗨……這個戲的本子是不錯的。所以我恨這王八蛋呢！算了。」
齊鳴清瘦的、有點靦腆的面容老是在她的眼前晃動。他修長的十指上彷彿流動著藍色的血液。
劉波很晚才回來。她跟他談起黑子的事。劉波說這點事兒算什麼啊，是不是一會兒就跟沒事兒的一樣了？在意志上黑子他就像一個老共產黨員。轉而也跟著歎了一口氣，說黑子總是不那麼的如意。早先他們住一個大院兒，黑子是全院兒孩子的榜樣。別看他現在這樣，那時候認真著哪，除了上下學的時候，在院兒裡平時壓根兒就看不見他，功課倍兒好，每天還吹單簧管。後來部隊文工團來招收學員，體檢那幾天他不知出了什麼毛病轉氨□升高，人家一走他又正常了。
她突然地就不想說話了。就覺得挺沒勁的。劉波楞了一會兒，問她要怎麼著才有勁？她半天回答不上來。
蕭蔓從荷蘭又來信了。信和報紙一起散亂地扔在辦公桌上。淺淡藍色的信封幾乎是掙扎著從一堆灰色的報紙底下撲過她的視線。她撥開報紙輕輕地抽出了信。老總的聲音在她的身後傳來：
你來一下。
每天例行要發生的事，像秋天飄落的樹葉，將日子漸漸地堆積出一種形狀來。又像冬日的積雪，將另一些形狀的東西漸漸地化掉流走。老一套。老總這一會兒望向她的目光，在最初的幾分鐘裡是一口陳年的老油井，使勁兒地想擠出一點流動的、似乎有用的東西。這一切的起因仍然僅僅是因為她不願意隨從老總的擁抱開始。一個老舊而落套的遊戲。然後老總在指責她的同時大談性觀念和性愛。像一部黑白影片中的革命者一樣頻頻地揮動著胳膊。
性意識的覺醒也是一種革命。在老總這樣的年齡。
她注意到老總今天穿的是上下幾乎一色的咖啡色直筒褲和咖啡色短皮夾克，在北方冬季的室內，就像一朵早開的春花，是「俏也要爭春，非（一定要）把春來報」，只是這條咖啡色直筒褲的顏色稍比夾克上裝偏紅了一點兒。這真是要了命的「一點」了，就這一點微微的偏紅，毫不憐憫地把老總「拎回」到了他原本的階級地位和角色。法國的流行色與他相去甚遠。偏紅的咖啡色直筒褲像一面退了色的旗幟，在有微塵飛舞的小小空間裡不停地來回飄蕩。她想也許是生的壓力使得老總的生理性變化提前到來了。人類進化過程中一個始終沒有被進化掉的尷尬過程。從醫學角度來說，就是更年期柔美的雲霧提早地在他的身上瀰散開來，老總在這片雲霧後面重新發現了年輕、自信、超凡脫俗的自己。她想這也很好，不是有個大鼻子的人說過嗎，只要是存在的東西就是合理的。人總要找到一些機會不斷地來發現自己，再塑自己，在衝上各自暮年的山峰時，總要有機會來他一個「一覽眾山小」，否則，人生就如「蟻生」了。
那是人生最後一杯提神的咖啡啊！這樣想來，她幾乎是兩眼濕泣地來傾聽老總情緒激昂的宏篇論述了。
兩小時之後，老總的闡述性報告終於暫時地告了一個段落，宣佈他要去開會了，「他們離不開我，他們需要我的創意性發言，利用我無私豁達的那一面，但是像我這樣的人是永遠不會和他們一樣有仕途的，我做官是他們害怕的事情。我太前衛了，這是在我這個年齡的人很少具備的一種覺悟！」
告別了有前衛覺悟的老總，她又去了斜街書店。現磨咖啡散發出縷縷讓人清醒的濃香。
她打開小蔓的信。
「……我這個懶於動筆的人，一封信拖了這麼久；不過這一次有一些些值得原諒的理由，我懷孕了。現在走路出門小心極了，真是如履薄冰。」
她潛伏在人類遺傳中最堅固、最善良的溫情，在她的心裡慢慢地舒展開來。小蔓懷孕了，她似乎能看到小蔓向前方抬起的目光，尋找中含著一些期望，好像在北京的時候聽見有人喊她。她看見小蔓一直盼望著的母性的寬容和溫柔，終於在她短髮拂動的臉上浮現。像一片寬闊、荒蕪的沼澤地上冉冉升起的清晨透明的霧。在被可能最終會出現的明媚陽光徹底穿透之前，依然還帶著晶瑩的濕意，那是一些關於北京和她愛過的男人的深刻、頑固的記憶。
但是這一切最終都會消失的。生命的活力不允許一切陳舊的停留。
「你看，我懷孕了，我真的也會要有孩子了，不管她（他）是白皮膚的黃皮膚的，還是混血兒皮膚，巧克力皮膚，她（我希望是一個女孩）是一個正在來的途中的我的孩子。你知道的，這是我一直的盼望和期待。孩子就是某一個愛情事件的結束語，儘管有時候這兩件事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她（他）來了，就會佔據我所有的時間，直到佔滿了我的一生。這樣，我就會安靜地在她的新鮮的成長中等待蒼老，然後，有一天可以坐在一張椅子上坦然而沉著地說，我曾經……」
一滴眼淚遲緩地滑出了她的眼睛。她似乎能夠聽見這滴眼淚重重地在淺藍的信紙上跌碎的聲音。她低下頭去，掩飾著面頰上不能抑制的淚水。她為小蔓終於要做母親了高興，但是更多的是難過。為時間的無可挽回的流逝，為在這流逝中不可避免、勢不可擋地挾裹而去的東西。這些東西曾經是極真誠的，是最有價值的，支撐了生命的。這些東西是裸體一般明澈、簡單、誘人的一些男人，一些女人，和這些男人女人所做出的事情，一起有過的希望。笑聲，和眼淚。人像蠶兒做繭一樣一層層地將自己包裹，最終卻不能化蝶而去，只是完成了其日益堅韌的、堅硬的、日益麻木的過程。
這種堅韌的麻木是為生存所需要的，而非是生命的。這之中聽力日益衰減，視線日益模糊，感覺日益遲鈍。生命的需要最後停留在吃飯、睡眠，和為吃飯和睡眠的種種維持上。停留在現實範圍中的需要和實現中。暮年如期而至。
她覺得自己冰涼的手指就像雨中的汽車雨刷一樣，頻頻地將不斷從眼睛裡冒出來的淚水刷去，刷去。她彷彿看見滿街的黑髮人轉眼間白髮覆面，生命在流向終點，而那一個關於成年人的愛的故事，依然停留在地平線以外。
齊鳴等在南禮士路的地鐵出口，站在緩緩攀援的自動扶梯上。她像一塊被運出地面的煤，冉冉升出地面的時候，她看見他頎長的身影搖擺在人群中，像一棵被風吹得歪過來又歪過去的樹，卻依然堅決地長在那兒。他甚至都沒有回頭張望，在她升到地面，升到和他同一海拔高度的時候，他準確地轉過頭來。
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他敏感的五官融化在這一片白花花的陽光中。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像一列奔騰的火車轟然馳過這一片白花花的陽光。她抬起頭傾聽著、捕捉著，直到雙耳再次被身邊暄鬧的人聲，一切機動、非機動的車輛聲所填滿。
齊鳴握住她的胳膊。她感到面頰的皮膚因為剛才的淚水而變得緊繃繃的，微笑一下子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冬季的風吹乾了剛才麗珠一般滑落的淚水。空氣中又新添了一些新鮮的鹽分。
他們像一對疲倦而熱烈的戀人。像罐子裡的煉乳，不分彼此地黏糊在一起，穿過滾滾的人流。
彷彿一切在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她覺得她有很多的理由來解釋這一切。但是當齊鵑直瞪瞪地來問的時候，她又啞口無言了。齊鵑說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啊？她說我有什麼意思啊？齊鵑說你一個人在北京飄來蕩去的，你嫁個劉波什麼的北京人，還圖個將來有保障，這一個當不當正不正地戳在你的生活裡，你這人是個什麼意思？
她沒有回答上來。在退回到滿街的人流當中來以後，她依然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意思。她並不是怎樣怎樣地思考了，然後才和齊鳴呆在一起。齊鳴是和身邊生存的現實無關的，是一個往事，是一段即使她為此耗盡一生的精力也無法回憶起來的記憶，是一眼水井，是一棵惟一讓她看見了的樹，是在冒火一般的暑日，和被野獸追擊時候不假思索的惟一選擇。如果齊鳴不在這一時刻出現，她就將被某種現實的東西完全徹底地吞食掉了。
齊鵑說我反對你這樣毫無道德感的生活。
她無話可說。
天色明朗，陽光秀亮，灰色的積雪仍然沒有融化完。人如蟻蟲，一旦風和日麗，便幾乎傾巢而出，滿街地躊躇而行。
如果沒有愛，那這個世界太可怕。混亂，嘈雜，一切都慘不忍睹。她似乎能看見自己在人群中不斷地被生存、被傳統的慾望擠得跌跌撞撞。愛就像是最後的一道防洪壩，把疲憊而絕望，而無能為力的人們暫時地隔在了這道壩後面，把我們自身的貪婪、罪惡、卑鄙、陰暗，一切一切的垃圾都攔住了。在這道防洪壩後面，再壞再卑鄙的人都會在自己的戀人面前變得簡單和溫柔，變得像一個人。儘管這個時候可能會很短暫。
也許齊鵑說的是對的，是可以和身邊這許許多多陌生人的觀念達成一致的：我反對你這樣毫無道德感的生活。但是她覺得日日在身邊接踵而至絡繹不絕這麼多人共認的有道德的生活，放棄了愛慾（不是肉慾）的生活，也沒有使生活本身看上去顯出多一點的道德痕跡。人們習慣以放棄自身的愛慾、自身的美好追求來標榜幾乎毫無價值的所謂的道德，也許只是對自己面對生活的無從把握、無可奈何的一個紀念，像舊時的貞節牌坊。與此同時可以漠視各種的敗壞，猶如夏日雨後的野草，隨意鋪天蓋地的蔓延。
這種敗壞在任何一個城鎮的街頭、角落，都可以俯拾即是。
她和齊鳴像煉乳一般地膠纏在一起的時候，她第一次體驗到皮膚像被尖銳的刀片割劃了一樣的痛楚，體驗到了生命彷彿就要轉眼即逝般的短暫和美好。天空佈滿紅色的雲朵，世界安靜得好像回到了幾億年前。蟲兒低鳴。這是她心裡的道德，如果這個世界的確存在道德的話。青春是一枝已經剪下了的玫瑰技，開放在淺水的瓶子裡，很快就會枯萎成一本舊書中的透明書籤，標明逝去歲月中的某一年某一天。她無可選擇，在她爬上了一棵永遠無法回憶起來的記憶中的樹之後，她要看到自己生命的玫瑰花枝在瓶中的似乎無限地盛開，她要像達利畫筆下的那一面扭曲垂落下來的鐘面，將時間滴落成珠，在月光下晶瑩；她要伸展瘋狂的花葉，伸展成太陽光芒一般噴射；她要變成了一股煙，一股上升的氣體；那是她的童年的山，是這個世界的開始；她粉紅的俯視，依然可以看見晚歸的鵝群，看見遙遙的炊煙，看見淡黃色的野菊像迎面而來的火車頭，一直瘋狂地伸入雲端怒放；她在雲中凝聚，翻騰，舒展，湧動，然後化作雨，裹著細微的風，淋漓飄揚而下。
那天下午在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她看到了一張女人的臉。
一張圓圓的、有一個酒渦的臉。某年某月的某一種燦爛的笑容相對永恆地凝聚在這張臉上。她從床上跪起身來，迷迷糊糊，卻又剎那間清醒無比地與這張勝一尺之隔地對視著。
她的手還停留在齊鳴的肩上。
齊鳴像一塊剛被刷洗完的洗衣石，一動不動地展在那兒，等待著乾燥和冷卻。
她說這張照片拍得真好，怎麼我剛才沒有看見。
齊鳴說這是一星期前托朋友帶來的底片，讓我放大明天就要帶回去的。
她說只有在北京才能放大這樣的照片嗎？
齊鳴說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托人把底片帶到北京來放大。
她笑了一下，停頓在那裡。
齊鳴說你可能不會相信我的話，但這件事就是這樣的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莫名其妙。
她說不，我也不知道，可能不相信吧，也可能是相信的，我忘了剛才怎麼想的了，只是，我一直是比較害怕一些現實的，我老覺得有些事情是應該和現實離得遠遠的，我……這些事情好像提醒我了一些現實生活的界限和標準，而我心裡要求的東西是和這些界限和標準毫無關係的……
齊鳴握住了停留在他肩上的手，說不要不要，趕快把你現在心裡的念頭趕走，我們不是在遊戲吧，所以任何負疚的念頭都是不對的，許多事情是無可奈何的，你必須要承認在你沒有出現之前我的生活中已經存在有無數個現實了，你的生活裡也有無數的現實，它們在這一瞬間不可能轉眼間消失，我們不是十年前的年齡了，我們是有判斷和選擇能力的了，我們現在在一起也是一個現實，如果這個現實是不對，那我們沒有在一起也不會是對的，嗯？你說呢？
她不知道，她覺得心酸無比。她想起蕭蔓嫁到了遙遠的歐洲，她想到總是有一些盼望與疲倦的人們接肩而過。像有一陣的鼓聲隱隱約約在太陽落下去的地方響起，傳遞給她這個流傳了千年的心酸故事的歎息。
齊鳴捂著她的手，說你在意我們這樣的關係嗎？
她說不不，我在意的是這樣的關係可能不會長久，在意我們不能總是這樣地呆在一起。
齊鳴望著她，她的眼淚就辟里啪啦地掉了下來，落在了齊鳴的臉上，剎那間彷彿齊鳴淚流滿面。
齊鳴呆了半天，說，你可以流淚，我卻只能流血；但是不管怎麼講，我們現在總是呆在一起，是不是，這個時間是無限量的，如果我們能夠確定我們在一起的意義，我們就能夠經常在一起了。
她說當然能夠確定意義的，只是我們不可能做到全部的在一起，這是我不能想像的……我這個人常常會這樣的，不可理解，顛三倒四的，在我身上發生的事總是和地點和時間發生一些錯亂，像一道做錯了的數學題，但是幾乎沒有什麼機會給你去修改……
齊鳴伸手抹去她不斷湧出來的淚珠；她努力地忍著抽泣，她想除了傷心，我是絕不會覺得後悔和自責什麼的。
所以當她在街上和滿街陽光下的人們湧來擠去的時候，她想她是隨時要接受齊鵑所說的「我反對你這種毫無道德感的生活」這個聲音的，那是她身邊穿流不息的人們隨時會發出的巨大的聲音。
如果她在這個聲音中淚如泉湧，她就是「道德」這件事上的受害者。
但是她不會。如果她淚如泉湧了，那僅僅是因為她無法維持她心裡的那個「道德」了，絕不是人們一直認可的道德。
這個世界由植物和爬行動物、恆溫動物。食肉動物，脊椎動物組成。一個由植物和不同種類動物組成的世界，到目前為止沒有太大的變化。
第二天，冬季的風搶奪了人們對陽光的眷戀，它們重新肆意在灰色的大街小巷，將一直一個方向在陽光中趕來趕去的人們趕進了各種的牆裡面。
她再次獨自與冬季歲未鋪天蓋地的風周旋成一團。風在她的耳邊嘰嘰呱呱，呼呼啦啦，訴說著一個從來沒有人聽懂過的秘密。風用力地掀起她冬衣的衣擺，幾次企圖將她推倒在街面。她像一粒風中的種子。她想多少春天的種子也就是這樣被帶來了。
她在風中跌跌撞撞。「紅燜羊肉」的種種招牌在風中辟啪作響。
她順手推開了一家百貨商場的門。風頂得她喘不過氣來。商場裡空空蕩蕩的，所有櫃台後面的眼睛都在她推門進來的同時從各個角度看向她。她又一次自覺走入的是一個舞台。她老是有進入各種舞台的錯覺。這個舞台的佈景從街上靜默的樓群，移動的車流，閃爍而過的行人，換成了空蕩的商場，櫃台後面的視線，玻璃櫃裡的冷肉，醬成了紅色、紫色、玫瑰色的動物肢體。她穿行其間。櫃台後面或冷或熱的視線，是一束一束藍色白色紅色的舞台追光，始終將她確定在這個移動舞台的中心。她台步準確飄灑。她像一名受過正規訓練的話劇演員，在向舞台深處一無反顧地走了若干步之後站住，回頭環顧。四周鴉雀無聲。她像一個偉大的悲情演員，低頭沉思，轉身，按原路退出商場。
但是她再也無法按「原路」退出齊鳴的舞台，或者讓齊鳴退出她的舞台。東直門地鐵站的自動扶梯，將她像被埋葬多年的煤塊一樣地運出了地面，她就不能再被埋回去，她只有等著被投入火中燃燒的命運。她也無法退回到那個大雪紛揚的車站廣場，早五分鐘，或者晚五分鐘地出來。齊鳴就像街拐角上的那個烤羊肉攤，她注定是早晚要碰到的。是哪個了不起的人說的，選擇是幸福的？好像是了不起的雜誌社老總在一次例會上說的，說你們選擇了這裡，這裡也選擇了你們，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選擇，選擇是幸福的。她在風裡笑了一下。如果真的可以選擇，在為人一世之前就可以像吃自助餐一樣端著盤子四處走動，往盤子裡撿各自的未來。那她首先要選擇自己是一隻鳥兒，或者是一隻到了春天就能做到不回家了的貓。她歎了一口氣，人是根本沒有選擇的能力的，在很久以前她就體會到了，一切的貌似選擇的背後，都是命定的被選擇。
無論你面對的是所謂的一個選擇，還是讓你心亂的無數個選擇。而命運只有一個。
她躺在那兒，牆上的鐘與她迎面相對。她更多的時候是夜裡看書或者寫稿，白天一個人的時候與牆上的鐘面面相對地躺著。閉上眼睛時是它，一睜開眼睛時還是它。鐘告訴她總是在行走，總是在流逝的時間。
這是一面七十年代以後的鐘，當它以橢圓的形狀首次出現在牆上，其風靡的程度曾經一度取代了牆上掛了二十多年的領袖像。鐘的鍍金部分已經被短短二十年人類呼出的二氧化碳所氧化了，泛出了烏塗的黑色。分針趕時針，嚓嚓作響。讓她想起小時候走路鞋底擦著地面的聲音，汽車發動輪胎與地面摩擦的聲音；風吹樹動，無數個夏到冬踮著腳尖從樹梢上一掠而過的聲音，冰雪在無盡無止的企盼中溶化的聲音。一切過去了、消失了的聲音。
她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盯著這面鐘，彷彿辨認一個多年的老友，彷彿仇人相見。鐘聲嚓嚓作響。分鐘有條不紊，按原計劃越過了時針。
一切的開始都要結束，一切的今後都要成為現在，一切的分離都要代替相聚。
只是現在還不到時候。現在是下午一點了。
劉波去河北拍照了。去了兩天。兩天來他們沒有聯繫。昨天下午五點劉波開始呼她。她一直沒有回電話，然後就關了呼機。她想事情總得有個開端，總得要讓劉波有所察覺。與此同時她並不想從中做選擇，她想做的是一些結束。她想到單身的，誠實的，兩腿修長，想要娶她的，無辜的劉波。她想如果調過頭來，那個大雪紛揚的黃昏，她在車站遇到的是劉波，整個事情會調過頭來嗎？她搞不清楚是時間地點決定了一切呢，還是其他什麼。如果《廊橋遺夢》中的佛朗西絲卡是和給美國地理雜誌拍照的羅伯特·金凱瑞共同生活了多年，然後在一個風塵僕僕的下午在陪羅伯特拍照的時候巧遇了原是他丈夫的那個農夫，農夫正帶著他的兩個沒有母親的孩子從學校參加完自養的小牛比賽回來，這個充滿了悲劇色彩的愛情故事是不是會調過來寫了？讓多少人歎惜流淚的就是佛朗西絲卡和那個充滿男人味的農夫的故事了。
但是儘管她並沒有打算投奔齊鳴而去，她在那個大雪紛揚的黃昏遇到的卻是齊鳴。瘦瘦的，十年前一起學過繪畫的齊鳴。
佛朗西絲卡在廊橋遇到的是給美國地理雜誌拍照的金凱瑞。
她不想投奔齊鳴而去是因為她的愛情不可能去接受這若干年來的現實。這是不能相衝突的事，但是它們不幸衝突了。她的不想爭取不想投奔沒有一點點人們認為的道德的含義，只是因為她不能全部地、單純地擁有她心裡的那個道德，對自己的道德。她決不要去和現實撞擊，她要絕對的、單純的、現實以外的東西。可能她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她想不存在是可以的，冒名頂替是不可以的，贗品是不可以的。
從前和過去，以後和將來，生生不息的只是男人女人，和這些女人男人演繹出來的壯觀的單調的，延綿了人類的故事。
下午她坐著二十二路車去西單，車過新街口的時候她看見了蹲在「馬路牙子」上發呆的黑子。他與一排排手寫的、印刷的、彩色的、黑白的大減價廣告牌蹲在一起。她下了車跑過去。黑子沉浸在一種相當自得的表情裡，兩隻眼睛發著賊溜溜的光。似乎從她站在二十二路車上路過的時候黑子就看見了她。她還沒有走到黑子跟前黑子就帶著有點兒崇敬、懷舊的眼神仰頭看著她，然後伸出瘦長胳膊向她招手：來來一塊兒蹲一會兒，特舒服。
她跟著黑子一塊兒在新街口的馬路邊上蹲了下來。各種各樣的車輪和各種各樣的腿在他們眼前以各種速度掠過。
人類擺脫了四肢著地，但是擺脫不了蹲。
蹲著，真是一種很好的姿勢，某種鬆弛和警覺狀態的總和。從這個角度看一切，你總是保持謙虛謹慎的；而且你可以盡情地去看，去仰視，瞇起眼睛，睜大眼睛，眼網恢恢，或者熟視無睹。別人卻未必會注意到你，因為在這個角度你比減價商品還要不是東西，你一動不動地，人們的眼光一般也就停留到減價商品的廣告為止；如果有一隻小貓小狗的跑過了，人們的視線也基本願意追隨它們而去。
我在琢磨著怎麼掙錢呢，黑子說，你看這個世道，嗡嗡嗡嗡地像一個大糞坑，你我也難免人蛆的命運。反正都一樣。咱們掙點兒錢去吧，你看大夥兒都挺忙乎的，顯得咱們太閒，閒得似乎有點兒無聊了。我這麼琢磨著，去買一個特好的錄音話筒，特專業那種的，跑到深山叢林去錄那些青蛙、知了、各種鳥兒的叫聲，五年以後來賣肯定暴發。甭說五年以後，就是現在，這些聲音都聽不到了，有山有林的都變成了縣級市，或者是什麼旅遊開發區了，即使還有老林也是扔滿了衛生紙和各種顏色塑料袋的，隨風飄揚。鳥兒啊，青蛙啊，跑的跑，斷種的斷種。咱們得有點兒先見之明啊，別發財的事兒老輪不到咱們，不能都讓那幫王八蛋去發財。咱們先掙點兒青蛙鳥兒的遺言錢，你說怎麼樣？五年以後不發財，十年以後還不發嗎？十五年以後，二十年以後？其實就咱們這麼著折騰，哪兒用得著五年十年的！這可是一筆財富啊，遲早的事兒。我覺得擠在這個香噴噴的糞坑裡，真是需要一點兒遠見和魄力。
一個星期之後黑子當真離開了北京。聽一起吃涮羊肉的二哥說是去了北京西邊的百花山；吃涮羊肉的五哥說是去了雲南的瀘沽湖。
這是一個適合與自己調情的年代。沒有人在意你活得怎樣，只要你自己覺得有意思，自己覺得好。
春節前兩天，齊鳴的公司放假了，齊鳴隨之要回南方去過年。
頭天晚上，她和劉波約在一家「Ｍ」當勞見面。這段時間他們幾乎沒有過正式嚴肅的見面。劉波知道了她大致的情況，她在電話裡告訴他的。劉波從河北回來以後，她就幾乎沒有在他們一起的家裡住過。那天下午她去家裡取一些東西，發現家裡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陌生的女用品充斥其間，甚至內衣。她在屋裡轉來轉去，自覺像一個偷人私宅的賊。她想臨近新年的這幾天，像是清賬一樣地給了她和劉波一個相互重新認識的機會。她在這間屋子裡重新看到的劉波是令她目瞪口呆超出她的預料的，她看到嶄新地在劉波身上顯示出來的生活的飽滿，和對人生短暫的恐懼。沒有人會留空白的時間來與自己的真實開玩笑。然而轉眼想到她是沒有權利來指責劉波的，哪怕是幾句遙遠的嘲笑。
這一切的變化歸根結底是由她開始的。
她轉到他們曾經的臥房門背後去看了一下，那一堆他們花了幾乎一天的時間去拍攝的婚紗照片依然捆綁在那兒。連拆看一下的時間都沒有了。她想起了那個具有天才洞察力比胖胖的婚紗攝影老闆。她沒有去動那些照片，讓它們原封不動地在那兒蒙塵好了，算是還給日子的一個紀念。劉波也不會去動它的，她知道。
那麼終於有一天去打開它們的那一雙手是誰？
然後她約了劉波見面。這種大街小巷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快餐店，幾乎隱喻了這個世紀末的無數快餐式的人生。她想起偉大的、蒼老的毛姆說的：肉體的偶然因素影響靈魂的形成。那麼，快餐的如此普遍因素將全面影響諸多人生的形成。
無數年輕的臉，和陪伴著年輕的臉。最年輕的只有兩歲的樣子。他們幾乎一到這個世界上來就知道麥當勞了，在認出他們自己爸爸媽媽的同時。不知道是麥當勞的榮幸，還是這些孩子爸爸媽媽的榮幸，抑或是這些孩子們自己直接的榮幸。四周圍洋溢成一片的鬧哄哄的聲音，總是直接地讓人想到快樂，那種麻木木的，像傷口上給了一層殼一般的快樂，不敏感，不疼痛，難以觸覺。麥當勞總是這樣子的，不會是悲傷。她不需要悲傷的氣氛。世界發展到至今，連心情都是可以被製造了，它不再是一種心靈的流露和表達，它漸漸地成了外部環境和氣氛的一種折射，像水面的光線。人就是一面有反光的鏡子。世界不再是人的表象了，人是世界的表象。技術是主人。
劉波進來的時候身邊還跟了一個女孩子。這是出乎她的意料的。女孩子剪著短短的發，一張沒有任何表情的臉，像一把被人隨手牽來的椅子。劉波將這把「椅子」留在了通往她的半途之中。「椅子」側身坐在了一把真正的椅子上。劉波長腿悠揚，一路踱到她的眼前。
剎那間劉波彷彿仇人相見。
身邊人來人往，好像大街上一樣。稍遠一點的一個多人座上有個孩子在過生日，戴著黃帽子的男男女女員工們在那兒圍成了一圈。突然間擴音器裡響起了震天動地的祝生日快樂歌，男女老少一起拍手。天真，和流行音樂一般流行的以拍手代表著的快樂，頃刻間被快速而低成本地製造出來了。
這是一種氣氛。儘管是營造出來的，與心情無關的，但是人在氣氛中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條船，沒有不隨波起伏的。劉波的仇人一般的眼神在祝生日快樂歌中不知該如何保持為好。地垂下了眼睛，一言不發。
「椅子」幾步之遙地坐在一把真的椅子上，與所有椅子的沉默，冷淡，姑且看之，姑且聽之，不看也罷，不聽也罷的風格渾然一體。
她說這是你的女朋友嗎？
劉波似乎無動於衷地「嗨就這麼回事兒唄。」
她想了一想，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她說「下午我把我的東西拿走了，主要是我要用的一些書。我覺得很對不起你，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如果我們在一起是不對的，那麼像現在這種事情總歸遲早要發生的。」
她抬起眼睛，才發現劉波似乎根本就沒有在聽她說話。他以她所熟悉的姿勢，微微地側著頭，與幾步之外的「椅子」發射著俏皮而又輕鬆的眼神，她早就熟悉的巨大的眼神，像一個極具衝擊力的瀑布，水平方向地橫衝出去。她也順著這個瀑布水平方向地橫看出去，「椅子」面無表情地看著劉波，擱在椅子檔上的腿搖搖蕩蕩。
她看見自己堅持了五年的、一直自我安慰還是說得過去的生活啞然無聲地輕輕地合上了。像兩扇早已經空了屋的門。像一本看了一半、卻已經失去了興趣的書。一切都是顯得多餘而無聊。她想起黑子經常掛在嘴邊的話，「聊什麼聊——無聊」。真是無聊。她原本是覺得萬分對不起劉波的，她多少想表達一下這種對不起。她在心裡仍是覺得真誠還是有一些價值的，儘管目前的這種真誠只能用語言來表達。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她是貧瘠的，所有無法用物質來體現的情感，或者精神，在這個年代都是貧瘠的。這種貧瘠給她帶來了動盪的懷疑，懷疑自己盡量想保持的真誠能力。對於本世紀末的大多數人來說，如果在人群的縫隙間還存在這種叫做真誠的東西，那麼金錢幾乎是檢驗它價值程度的惟一的標準了。
願意承認這個事實的人不多。
她垂下的眼睛看見若干米距離之外「椅子」搖搖蕩蕩的腿。她想如果她給劉波帶來了什麼痛苦的話，只是傷害了一個普通男人的自尊心的痛苦，僅僅因為這種分手是她造成和提出來的。
她幾乎想全部取消「她原本覺得萬分對不起劉波」的想法，想連根拔去她心裡旗幟一樣飄飄蕩蕩的關於真誠的念頭。她覺得難都有權利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的，不需要「萬分對不起的感覺」，沒有真誠，沒有誰傷害誰，只有誰先背叛，誰後背叛，誰再背叛的問題。
她聽見雲集而來的風聲穿過頭頂紅紅綠綠霓虹燈閃爍的城市上空，穿梭在種種的廣告牌，種種的猩紅色、橘黃色大型「Ｍ」牌之間，發出尖銳的呼嘯。彷彿是風的笑。風是有知覺的，大地是有知覺的，人們費盡心思豎立到頭頂上去的各種廣告牌也是有知覺的。它們是這個即將整個兒翻掀過去的世紀見證，是留下這個世紀烙印的《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悲慘世界》，和人類發明了蒸汽機的故事。
這些林立風中的廣告牌，和信號樹一般地佈滿各個「山頭」的猩紅色美國快餐標記！二十世紀的部分物質文明遺產。
她低下頭，告誡自己千萬不要以此為自己擺脫的理由，留一點自己心靈深處僅存的對於別人的道德。她極力讓自己相信，她看到的，和自己心裡想做的是完全的兩回事。是世界的兩極，各居一方，相互不產生抵消作用。
她站起身離開了她的位子。她沒有再看劉波的反應。也許劉波還會保持一點吃驚地看著她離去，也許劉波早就把她看成了一粒灰塵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她的飄移，他依然沉浸在他一如既往展開的眼神裡。也許這是他的另一種本質，是他的一個經心或許不經心的報復。但是這已經都沒有關係了，無論是什麼。她似乎微醉般空洞地陷入自己的世界裡，極力保持自己心裡一直以來對劉波對這件事的內疚，與這個下午和晚上她剛瞭解到的劉波不相互抵消的內疚。哪怕這種保持是多多少少帶有虛偽的，那也要保持。
這是頭天下午和晚上發生的事。之後齊鳴充滿了她全部的腦海，全部的時間。
她經常會想不起來與齊鳴在一起時齊鳴的樣子，甚至做不到在腦子拼起一張齊鳴五官的臉。他的五官總是混雜在一片音樂符號中。
此刻她坐在齊鳴的房間裡。對未來沒有一點預感和把握，那是不可能的。
齊鳴準備回家過年的行李只有一個一歲孩子般大小的包，包孤零零地擱在桌子上。延綿了幾千年的悲傷離別即將再次從它開始。所有的明天都是沒有把握的，像一把尚未抓到手的牌，無法預料它們是什麼。她又想起了她曾經總是熱衷於計劃，打算，和設想未來的，彷彿是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都有資格這樣做，彷彿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是她現在不知道春節將如何度過，不知道春節以後的日子將會如何接踵而至。她不知道齊鳴會在什麼時候回來，或者不回來，或者回不回來都是一件與她從此沒有關係的事了……自己對這件事埋藏得很深的希望，像一朵繫在半空中的雲，一朵隨時會飄走，或者落完雨的雲。她覺得自己才是一把不知道底數的牌，不知道會在未來的日子裡如何一張一張被甩出去。
她與行李包面面相覷。此刻在她心裡上下翻騰的遠不僅僅是傷心，更洶湧澎湃的是一種沮喪。
彷彿能感覺到某種顏色的侵襲而來，和正在被這種沉重的顏色重重包圍。一種灰突突像佈滿陰雲的黃昏暮色一樣蔓延開來的沮喪。
齊鳴說你春節不回南方了嗎，如果你也回去……
她呆呆地看著那只行李包。她有過無數種的打算和想像。但是，她呆呆地對著行李包搖頭。
齊鳴猶豫了一下說你堅持的事情肯定會是對的嗎？
她說我不堅持就對了嗎？怎樣都是不對的了，我留在這兒只有一個大難過，你不在的難過；假如我也回南方，那會有無數個難過，再生長出無數個難過……
她聽見齊鳴輕輕歎了一口氣。
她再不知道該說什麼。她意識到齊鳴在她身後緩緩地走動，與冬天屋子裡凝固的空氣摩摩擦擦的聲音，這輕微的聲音裡面也凝聚了和她一樣的傷感和灰心。彷彿每一分鐘在她身邊嚷嚷跌落而去，永不重複，再不回來。下一分鐘就是他們的離別。其實這下一分鐘還沒有來，他們的離別卻早就開始了。
她驚恐地反覆猜測著這樣的離別將會帶來怎樣的一種結果。而心裡的另一個冷冰冰的堅定告訴她，她最為懼怕的結果，是最不可避免地在前方等著她。
她寧可希望要離去的是自己。她害怕被留在原地，彷彿被遺忘一般被留在原地。被時間遺忘。被所有的生活遺忘。
聲音停在了她的面前。待到齊鳴抬手拭去她滾落下來的淚珠，她才知道自己哭了。齊鳴蹲下身來，她看見了齊鳴也是紅紅的濕潤的眼睛。齊鳴不斷地擦著她面頰上落下來的淚珠，說別去想了，嗯？不如意事常八九，這也許就是我們最大的平安，因為我們是常人哪，我們經不起一帆風順的。春節很快會過去的……
她低下頭，聽見自己難言的沮喪正在不可抑制地變成狂奔而來的悲傷，像這個季節冰刺入骨的風穿過無數枯寂無葉的樹枝，在農曆年即將到來的最後兩天發出極大的嗚咽。
春節真的很快就過去了。整個冬天都很快地過去了。歲月如常，太陽日日東昇西落。雜誌讓老總也還是隔一段時間要和她談一次心。一次一次地重申這個世界的冷漠，痛訴一個中年男人內心的孤獨，和對這個道德敗壞、觀念敗壞、一切敗壞的世界的無能為力。彷彿唯他是聖賢。有幾次她真的結搞糊塗了，當她沉默地聆聽老總痛心疾首的高談闊論，她不知道自己的判斷標準是否剎那間地和老總站在了一起。她不知道是自己失重地飄到了老總的那一個戰壕，還是怎麼了。她想起對老總一直的嘲諷，不知這些嘲諷是否與也是自嘲有一些直接、間接的關係。她想人一旦孤獨落魄，似乎就很容易尋找朋友了。她這樣想著，甚至自責著，直到她聽到老總要求雜誌社的記者們要生有倆良心的本領，在面對這個世界人性的無常和混亂時。一顆是保持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判斷的，是襲承人性的本德，與所有的善良、美好，和愛保持一致的，如果這個世界當真有過這些東西；另一顆是面對雜誌社的生存的，是不得不「有時可以面對或揭示另一個事實角度」的，也就是說「換個說法，假若這樣對雜誌社、對大家的未來都有好處的話，某人含冤而死，而我們可以讓人看到，死亡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她如釋重負。她弄清楚了，這個人誇誇其談的時候只是一份世界性的知識剪報，或者觀念剪報，當他走鋼絲一般面臨諸多生存問題，面對他雙胞胎兒子的教育經費，他老婆較為說得過去的吃穿住行，他自己頗為得體的法國式的上下一色，他才從那張世界性的剪報裡跳回到他自己無法抵擋、無法改變的真實裡來。跳得也不乏輕盈，不乏優雅得卑鄙別緻。
而一直在她心裡煎熬著的沮喪和煩亂，讓她無處可藏。她盼望著一種「能夠脫身」，無論從她睜眼就能看到的這個人群世界，還是她心裡的種種念頭。她難以擺脫。最大的痛苦就是難以擺脫。她經常地幻想自己能夠在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一種狀態下昏厥過去，不省人事，然後告別這一切。
永別
她有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架機器，竟然做到了不給齊鳴打電話，不再與他聯繫。她呆子一般按時起床，按時吃飯，打的或步行去採訪不痛不癢的稿子，微笑或面無表情。像老總說的，具備了一個記者倆心的要求。抬頭就是天，在所有房頂的上方。她天天能看到這座城市上空閃閃發亮的猩紅色大「曠』。藍天只是舞台佈景一般的景片，蔚藍色的襯托。麥當勞每一分鐘都是似乎充滿著快樂的人們結了一層癡一般的快樂、撓不著的快樂。他們之中沒有優患，沒有分離，也不需要面對種種可怕的複雜。祝生日快樂歌在這個城市上空此起彼伏。
而她的每一分鐘卻在瘋子一般地想念齊鳴。齊鳴是個鬼，是個影子，她無法擺脫。她想她真是當街昏厥過去了，某天夜裡一睡不醒了，當真永別了這個世界，她也無法擺脫對齊鳴的這種思念。
齊鳴問過她，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去找他？她茫茫然地空白在齊鳴的問話裡，像一個八百年前的木乃伊，她的回憶在剎那間乾枯了。連她的痛苦都和快樂一般轉眼間結了堅硬的繭。
她恍然覺得這是已經與齊鳴無關了的一種思念。齊鳴是一個挖掘者，他挖開她一直深埋著的某種古老的情感，然後他就離開了。她洶湧地思念，她寢食不安地思念，但是假如齊鳴真的出現在她的身邊，她知道也許她也不能夠終止她的這種思念。有時候她覺得在她心裡翻騰著的，具有駭人生命力的，似乎不是記憶裡的齊鳴，而是這種思念本身。
一天一天還在長大的思念。
這是一回事。這又不是一回事。但是帶來這種思念本身的，只能是舉世無雙的齊鳴。
齊鳴！
有天中午她在斜街書店無意中看到了一張梵高的向日葵畫。她從來都是不喜歡梵高的畫的，但是那個中午她一直站在那張畫前，望著梵高筆下的向日葵，花瓣在空氣中的扭曲、舞動，那種無可名狀的痛苦和熱烈，希望被糾纏，又渴望掙脫，像是極度的悲哀，也像是巨大的狂喜……她想這就是我了，就是我，一朵瘋了的向日葵，一朵誕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向日葵。
她站在這幅畫前淒然淚下。
她恨不能天天如此這般地開放在天空下，扭曲著，舞動著，開放在人群中，開放在麥當勞門口的每一個快樂小丑旁，以示眾人。
她覺得自己就是一朵瘋了的向日葵。
齊鳴回家以後她就關掉了呼機。她和雜誌社的同事說不管難找我，公事讓他留言，私事讓他呼我，然後她就關掉了呼機。剎那間她與這個城市的關係脫離開了，彷彿一節悄悄滑開的車廂。她從這個城市消失了，從這個世界上她認為與她最緊密相連的一個人——齊鳴的目光中飄移了。她再不知道有關齊鳴的一點點消息。與她瘋了一般對齊鳴的思念相比，她更懼怕的是等待，對齊鳴傳呼的等待，對齊鳴生活的等待，對齊鳴的等待，以及隱藏在這些等待後面的無數痛苦深淵……但不可理喻、不可抑制的種種等待，將會把她焦灼致炭、致灰。
她寧可是一朵瘋了的向日葵，尚能保持住某種掙扎。
她不需要和齊鳴保持聯繫。在她和齊鳴之間不存在友誼。他們只有與生俱來的愛情，罐子裡的煉乳一般交融在一起的戀情。
她翻來覆去地想所有關於她和齊鳴的一切。這樣的時候她又找到了另一個可以退回一下的缺口：倘若他們一起了，朝夕相處了，她和齊鳴的戀和愛，是否值得與現實生活中的柴米油鹽相交換？假如成交了，交換的結果還能保持他們的戀和愛嗎？天長日久？
這樣想來也是有道理的。她心裡的焦灼和痛苦像循環往復的春草，枯黃了，又氾濫，又枯黃了，又蓬勃。她弓；導著自己，彷彿另一個事實不存在了，齊鳴現實生活的事實。
而這才是真正阻撓她不顧一切和齊鳴呆在一起的原因。她寧可讓她的愛情海闊天空行雲流水地無邊無際地飄蕩，也不要頭破血流地去和現實碰撞。
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偶爾會想到，被眾人的普遍觀念和判斷同化是可悲的；反叛眾人的這一切，也反叛自己，被自己異化也不是可喜的，同樣的是可悲。
於是她努力掙扎著嘗試和過去的每一段日子告別；而記憶卻像是一支尖銳悠長的蕭，時不時地在她出其不意的時候吹響了她費力掀過去了的某一段生活。
她期望的忘卻是永遠不能的。
蕭蔓一直沒有再來信，就像她那個架在粗木條框黑影間的夢，不知在等著誰來的黑白色的夢，一直沒有再來。有時她就在白天想那個黑白色的夢，想她夢中黑色的裙裾如何在無風的桌邊水波一般起伏蕩漾；又在夢中斷斷續續他夢見蕭蔓，醒來後的記憶殘缺不全。
黑子回來過一次，透著徹頭徹尾的失望說無處遁形匿跡。說這個世界熱鬧得已經是如果你不參加你不投入，你就他媽的在別人眼裡成了一個神經病了。她問黑子究竟去了哪裡，黑子說甭說去了哪裡哪裡都一樣，貨幣統治了這個世界，無論它是日元，是法郎，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它們是如今新的統治者，是他媽的一切。連瀘沽湖都將生兒育女喜怒哀樂當做演示，啊表演，啊旅遊團，小喇叭「旅客同志們旅客同志們」……外面的遊客巴不得天天能在有習俗的地區「走親」；這些地區的鄉親們盼望著好像會變戲法一樣的遊客來履行他們的人生，帶他們出來四處打工，唱卡拉·OK。
然後黑子又走了，說他要到「更深入」的地方去，貨幣飄揚不到的地方，他說他完全放棄了種種掙錢的念頭，因為他突然厭惡了這一群群不同膚色的人們發明創造出來的各種不同顏色的貨幣，締造和挖掘出人們的種種劣質的貨幣，迫使全球無辜的人民覺得必須畢生為之拚命的貨幣。他說他人過四張該覺悟了，他就是那一小部分該覺悟的人，連兒子都可以不那麼在乎地放棄了，兒子頂多再過十年就會有人來不要命地愛他，像他自己一度被若干異性不要命的愛；而現在，但凡只要還有一點生命能力的人都去愛錢了。他說他渴望在某個風黑月高的夜晚，被林子裡冒出來的膀大腰圓的女匪首迎面綁架。女匪首目不識丁，更不識貨幣，只要求他去做壓寨丈夫讓她能夠生孩子，那他就高舉著雙手，歡呼著跳上馬，做無可奈何走投無路狀地一路雀躍絕塵而去。
當這個城市禿寂寂的枯枝上爬滿了茸茸綠葉，綠葉又蔓延了成片的綠蔭，長成了即將飄落的老綠，二哥破天荒地來找她，說他們應該給黑子開個火鍋形式的追悼會以資紀念黑子。
剎那間所有的人都知道破天荒的黑子死了。
那是新一年九月中旬的一個中午，太陽在天空中燒成了一個發白的圓球。火鍋店的空調出了故障，她和二哥他們只有圍坐在門口的樹蔭裡。其實門口槐樹的樹蔭根本就不存在，他們只是憑借了一個想像。
以前經常在一起吃火鍋的人，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都來了，劉波也來了，挽著他的手臂和他同來的已經不是去年年底在「Ｍ」當勞見到的那個「椅子」，換了一個長髮女子，濃妝短裙，年齡難辨。短裙女子依在劉波的肩上，彷彿劉波是一個寫錯了的字，不斷地被她的身體和長髮摩摩擦擦。她和劉波熟人般地寒暄問候，無風無浪無潮。他們一度的相親相近，曾經將近五年的朝夕相處共同生活，在事隔九個月後的這個中午，在為紀念黑子來過這個世界的火鍋邊，被正當天空的那個發白的太陽燒灼得無影無蹤了。
沒有人提起黑子。大家較沉默地伸筷子，撈火鍋。大家在白色的太陽下面汗流滿面。彷彿黑子也在他們其中，仍在大家的身邊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對付火鍋，她知道的總是為某一種理由而聚會的火鍋。如果黑子真的死了，那這次火鍋的意義就顯然比紀念某人磕掉一顆牙，某人剃了一個大禿瓢要重要多了。她隱隱地覺得這次火鍋之後大家不會再這樣見面了。起碼她不會了。她是在火鍋邊認識了黑子和劉波的。現在對她而言，真實意義上的黑子和劉波都已經不存在了。
據說確定黑子死亡是在一個月之前。五月在雲南邊境地帶一個人跡罕至的山凹裡發現了一具男屍。屍體已經難以辨認，也許可能還遭受過野獸的襲擊，天長日久的了。但是在旁邊的泥裡發現了一張身份證，根據身份證上的模糊破損的數字和隱隱約約發呆狀的頭像照片，公安人員排列了十多個黑子般的死亡嫌疑人。身份證拿到黑子媳婦手上時，似乎更加的殘破，難以辨認了。但是黑子媳婦還是毫不猶豫地認定這就是黑子的身份證，與身份證一樣殘破不已的殘廢者必黑子無疑。
於是有多種的猜測誕生了。有說死的的確是不幸的黑子，黑子壯志未酬他媳婦還會認錯嗎；有說那張身份證根本就不是黑子的，破成那樣的了，還能認出是誰？能認出是誰了還會有十幾個死亡嫌疑人？他媳婦等的就是這一天，黑子遠走他鄉就是因為他媳婦與他貌不合神也離的難言之苦。他媳婦如何如何……
無論認為男子已死的或者沒死的，有一種相同的傳聞比較一致，即黑子參與了邊境的販毒。據說那個山谷是販毒者的必經之路。
她寧可相信黑子沒有死。她願意相信黑子最終是找到了他想像中的「女匪首」，於是他扔掉了一切他覺得沒有用的東西，包括有他呆傻傻目視前方的照片的身份證。也許那張身份證就此躺在山谷裡，面容不清身份難辨……
無論如何黑子再也沒有在今後的歲月裡出現過。他像蒸汽一般蒸發了，飄散了，無影無蹤。
她有點暈眩。在這個太陽當空發白的中午，她似乎是第一次這麼具體地在想念黑子，設想黑子，有關黑子的來龍去脈，黑子的音容笑貌。黑子說的在海底架一個大火鍋，直接地打撈那些海鮮，撈了就吃；黑子說的去今日尚且人跡罕至明日難保塑料袋快餐盒飄揚的深山老林錄一些鳥兒、娃兒的遺言……
當一個人遠離了，這個人才有可能真正和你呆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想起他，無論是五分鐘，是一小時，或者是一天。人生很短。別人的人生更短。
這天晚上她在睡眠中聽見自己和鄰居家的各種沒有關緊的門窗，被風吹刮得乒乓作響的聲音。她一直想著該起來把它們都關上，但是她一動不能動。她感覺到週身溫暖，軟綿綿的，像是抱在了溫泉裡面。她看見和她料想的一樣，黑子果真是和那個膀大腰圓的女匪首坐在一起。她笑指著黑子說好呀你把我們大夥兒都騙了。黑子不理她，正起勁地和女匪首說著話。她看見黑子蹲在木頭墩子上的腳，襪子破了一個大洞，呼呼的風聲是從這兒發出來的。襪子像一張兜風的帆，正在飄揚著鼓起來。她看著這張飄揚的帆，原來又是那黑色的裙裾。她看見粗粗的木條染成的一個一個方格子，濃黑地投影在四周。她想我又到這裡來了。她聞見了咖啡苦苦的、濃郁的香味。白色的咖啡杯像一枚小小的太陽在雙手間閃閃發亮。桌上盛開著妖艷的黑絲絨一般的玫瑰。風聲退卻了，黑色的裙據卻依然水波一樣在黑色的桌邊蕩漾、起伏。她突然感到巨大的心酸，似有一股力量，壓迫著她酸楚得想放聲大哭。她想怎麼了，怎麼了？然後她看見齊鳴坐在那慣常的黑色衣衫的後面。她驚訝萬分。她每次看到的都是自己坐在那兒，但是這次她看見的是齊鳴，齊鳴那樣地望著她。她就問，齊鳴你是不是又來北京了？她看見齊鳴哭起來，兩隻手不停地揉著眼睛。她突然覺得這是自己五歲的弟弟，每次被別人欺負了，總這樣坐在她的面前操著眼睛哭。但是弟弟早就沒有了。於是她也大聲哭了起來。
這一場病生了有將近一個來月。也查不出什麼，就是一直發燒。她清醒的時候拒絕任何人的勸說去醫院看病。她說她發著燒的時候比平時要舒服多了。她迷迷糊糊的時候就身不由己地被朋友們弄到了醫院。她掙扎著不讓任何人動她，但她還是被依次地打了針、吃了藥。她蒼白、消瘦地躺在各種不同的床上，急診室，觀察室，病房，租來的家裡，朋友的家裡。她似乎在跟所有的人作對，一直低低高高地發著燒不退。似乎她喜歡保持著她發燒的狀態。她迷迷瞪瞪地陶醉於其中。她偶爾醒來的時候沉默不語，迷迷糊糊的時候卻老是笑著。但她還是在慢慢地好起來。她每天清醒的時間越來越長了，有一天她似乎完全地好了。她對在旁邊的朋友說「行了，我度過了成長的煩惱。」旁邊的人笑了起來。她仔細地看了一眼，發現自己不認識。她有點不知所措，說怎麼了，是不是我發燒的時間太長了，我怎麼不認識你。旁邊的朋友就報出了幾個人名，她說她知道其中的一個。旁邊的朋友說你交往的朋友太少了，你病了這麼長時間你這幾個朋友根本輪不過來看你，我們就朋友找朋友地繞著來照顧你。
她睜著眼睛說不出一句話。旁邊的朋友就一下一下地撕著卷紙給她擦眼淚。她突然地又想起春節前兩天齊鳴也是這樣輕輕地給她擦眼淚。她想起齊鳴說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她渾身無力地躺在那裡，任淚水滂沱。
又起風了。都說北京的西北面就是內蒙古草原，冬季的風從那兒長驅直入。風裹著一些細微的砂子，於是人們許多想上街的念頭就被這些裹在風裡的砂子打掉了。
颳風的時候街上行人寥寥無幾。尤其是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冷清了一個漫長夏季的「紅燜羊肉」的招牌，重新在風中發出辟辟啪啪的響聲，像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聲明。
又一個冬季如期而至。年年如此。
她趴在窗口向外看，看一切在風中飄飄蕩蕩的東西。落葉翻飛，馬路像清澈的河，勇敢的行人游曳其中，摀不住的衣擺和整技的頭髮像水草，在風中翻飛起伏。
風聲如鼓。
她一直就這樣趴著看著，似乎慢慢地覺得足下生根，髮梢發芽，覺得細弱的根須正在穿過堅硬的鋼筋水泥，潛入到冰涼的地下；她的乾枯的髮梢像千年的古樹不分季節地開始重新發芽。
「雖然枝條很多，根卻只有一個，穿過我青春所有說謊的日子，我在陽光下拌掉我的樹葉和花朵……」
投有人知道她正在變成一棵植物。一棵可以隨著季節枯敗和茂盛的植物。她覺得她就這樣永遠永遠趴著看下去好了，看到冬日稀薄的陽光重新變得燦爛。她會順著這個窗口蔓延出去，直到又一個的夏日，她就會蔓延成一面綠色的牆了，那麼她就是一棵有一面綠牆的植物了。她平靜地俯視她窗子下的大街，如此這般，世界在她的眼裡將會是簡單和平靜得多了。
〔作者簡介〕
樊馨蔓1966年生於浙江杭州，現在北京從事電視記者工作，有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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