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關於它，我從未為報刊寫過一個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時間，在侮辱和踐踏中寫了許多材料，「交代」自己因為寫了它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些年月裡，我曾千百次在心裡問自己：難道一個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艱苦環境中出生入死，為的是和廣大群眾一道來爭取這樣一種「命運」嗎？
一九四七年夏初，敵人大舉進攻延安之後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即後來的人民解放軍第二軍。跟隨部隊參加了許多次戰鬥，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過沙漠、草原、戈壁，越過數不清的高山峻嶺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進軍至帕米爾高原。這一場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及無數英雄人物所表現的自我犧牲精神，給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難忘的。因而，部隊抵達祖國邊陲，還在硝煙瀰漫中繼續追剿殘敵時，我便著手來寫這部作品了。
這一場戰爭，太偉大太壯烈了。隨便寫一點東西來記述它，我覺得對不起烈士和戰爭中流血流汗的人們。然而要寫一部長篇巨著，並且在我們現有的描寫戰爭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創造，又談何容易！先不說我的閱歷、學歷、對文學的研究、對藝術的理解和寫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養等等，單說當時的客觀條件，就使人望而卻步！那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語言不通，風俗迥異，沒有任何圖書資料可供參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部隊的油印小報，歷次戰役和戰鬥的總結；新華社在各個時期關於戰爭形勢所發表的述評及社論；再就是我在戰爭中所寫的新聞、通訊、散文特寫、報告文學和劇本等。還有在戰爭中所寫的日記，近二百萬字。衷心感謝新華社對我的培養和新聞工作使我得到的鍛煉，因為它要求你努力學習；要求你不僅看到一些具體的戰鬥，以及許多看起來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矚目於西北戰場、矚目於全國各戰場，以至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鑽在遙遠邊疆的剛剛從反動派手中奪取的簡陋營房裡，必然眼光狹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論事，要想寫一部較有份量的長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歲月裡，人們忙於打仗，顧不上寫有關戰爭的規模較大的作品。當時，寫農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長篇，還有幾部，寫民兵和游擊隊鬥爭的作品也有一兩部，而寫我人民解放軍作戰的作品，除了個別長篇和中篇小說之外，還有一些短篇小說及報告文學作品。我反覆讀過這些作品，並且從中獲得不少教益和啟示。但是，這些已有的成就和經驗，是不夠的。這就是說，在描寫革命戰爭方面，既要求助我們當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於以魯迅先生為首的中國新文學，以及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和蘇聯革命初期的文學名著等。
當時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臨的困難。於是決定先寫一部長篇的報告文學作品，從延安撤退寫起，直到進軍帕米爾高原為止，記述西北解放戰爭的整個過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軍營斗室的地上，要想進去，便必須跳來蹦去地「翻山越嶺」。那個時期，白天騎上馬出去採訪，或者發消息，寫通訊，反映我軍打仗和準備開展生產建設等情況；到晚上，就坐下來寫這部作品。九個多月的時間，居然寫起了近百萬字。全是真人真事，按時間順序把戰爭中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稿子都是使用繳獲的國民黨的粗劣報紙和宣傳品的背面來抄寫的。因此初稿抄起來，足有十幾斤。
一九五○年底，初稿剛完成，就接到母親病危的電報。當時，從冰天雪地的邊疆回到黃河岸邊的故鄉，騎馬、坐汽車，至少也得三個月甚至半年。我五內俱焚地拿著電報去找我們的兵團司令——西北戰場一位威名遠震的英雄。他，深表同情，讓我搭乘當時在西北似乎是絕無僅有的一架軍用飛機，趕到西安。然後就穿過我們當年在渭河北岸的作過戰的許多地方，在嚴寒和風雪中步行數日，終於回到了家鄉。十七歲離開這度過我苦難童年的地方，現在歸來了。也許有人以為我背著一大捆東西，一定是給母親帶來的貴重禮物，其實它就是這部稿子；再加上腰裡的手槍，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午夜，我趕到母親住的房前，立刻就止住腳步，熱淚滾滾而下！門前是平漠漠的雪，積了半尺多厚，連一個腳印也看不見；破門閉著；沒有燈光，不見煙火，像一個多少年都沒有人住過的小廟似的。……看到這一切，什麼都明白了！推門進去，只見土炕上，半邊鋪著一片蓆子，母親就躺在上面！
炕角放著一個破瓦罐，那裡頭放著我多年來在戎馬倥傯之中，給母親寫來的一封封蓋著「軍郵」戳記的書信。
生命離開了她以後，身軀竟變得這樣瘦小了……我坐在這捆稿子上，伸出雙臂，抱起了永遠不能回答我的呼喊的母親，放聲痛哭！……她自幼便是一個世代受苦難的貧農家裡的童養媳，二十多歲失去了丈夫，一直守候著我這個獨生子。她這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受盡了壓迫、凌辱、飢餓和舊社會帶給勞動人民的一切痛苦與不幸。她的一生是何等悲慘啊！一九四八年，我的家鄉解放了，她經過長期的顛簸流離，從運方回到了家鄉，看到了故土。剛建立起來的人民政府，對這兒子在前線的軍屬，多方照顧。……她終於盼來了新社會。可是，病魔卻奪去了她的生命！
我少小出門，現在萬里歸來，幾乎和一個舉目無親，沒有棲居之所的旅人差不多了。因此，埋葬了母親，我便搬到縣人民政府去住。接著，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地工作，把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寫作的時候，母親的面容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也經常出現在我眼前！這粗劣的稿紙上，每一頁都澆灑著我的眼淚！從母親身上，我看到了中國人民悲慘的過去；從我所寫的戰士們身上，我又看到了被壓迫、欺凌了千百年的人民奮起抗爭的那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於是，我覺得：眼前的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稿子，雖說也有閃光發亮的片斷，但它遠不能滿足我內心願望。又何況從整體來看，它又顯得冗長、雜亂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終於下了決心：要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搞；一定要寫出一部對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藝術作品。要在其中記載：戰士們在舊世界的苦難和創立新時代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動天地而泣鬼神的豐功偉績。是的，也許寫不出無愧這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誠質樸、視死如歸的人民戰士的令人永遠難忘的精神傳達出來，使同時代人和後來者永遠懷念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作人的楷模。這不僅是創作的需要，也是我內心波濤洶湧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決心既定，我便背起這包稿子，在母親的新墳之前默然站立了片刻，望了望這黃土覆蓋的高原山川，然後又奔向萬里迢迢的祖國邊疆……
……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時序更替，似乎和我無關。調我到大城市學習，我就把稿子帶到大城市；讓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馱到馬背上；外出開會，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電影，便把稿子抱在懷裡，生怕把它燒燬在經常失火的邊疆城市。
寫著，寫著，有多少次，遇到難以跨越的困難，便不斷地反悔著，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國人民苦難的過去；想起了我們腳下的土地；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著的戰友，撫摸烈士的遺物，便從他們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氣來。……鋼筆把手指磨起硬繭，眼珠上佈滿血絲，餓了啃一口冷饅頭，累了頭上敷上塊濕毛巾……寫到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時，筆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熱血衝擊胸膛，眼淚滴落在稿紙上……這樣，在工作之餘，一年又一年，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成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多萬字……在四年多的漫長歲月裡，九易其稿，反覆增添刪削何止數百次。直到一九五三年終，最後完成了這部作品，並在一九五四年夏出版了。那些被我塗抹過的稿紙，可以拉一馬車。才氣橫溢的人，洋洋數十萬言，也許揮灑自如，視若等閒。而我卻是十足的笨人，除了拚命的學習和勞動，別無所長啊！
這部作品，離我自己想像的樣子，差得很遠；離時代的要求，差得更遠。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著我的心血與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結著我的熱愛與憎恨，悲痛與歡樂，思考與追求，憧憬與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為何物，後來又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隊上，並不覺得特別苦，更不需要什麼「適應過程」。相反的，戰鬥的生活每時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給我帶來說不盡的歡樂和內心的充實。戰爭年代，幹部和群眾中的精華，大都集中在部隊裡；在你的前後左右，儘是出類拔萃的人。你和這些人戰鬥在一起，豈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裡不就充滿著崇敬和熱愛之情嗎？總之，我的經歷使我很容易與部隊的指揮員、戰士們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產生強烈的共鳴。也就是說，只要老老實實和他們一道前進，全心全意地跟他們學習，是很容易理解他們的。從而在寫作中刻畫指戰員的形象時，困難也就少些。
但是，由於我在部隊工作的幾年，時常在基層，因而對高級指揮員，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懷將軍的形象，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當時有不少描寫過我軍指揮員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寫營以下幹部的。要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沒有經驗。然而，我當時認定：除了千方百計從各個方面表現黨中央、毛主席的統帥全局、親自指揮西北戰場軍民對敵鬥爭的決定性地位外，要寫出彭德懷將軍這個形象，對體現黨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思想和藝術方面，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寫《保衛延安》以前，在行軍途中或群眾和部隊舉行的會上，當然不止一次見過彭總，但是坐到一塊兒談話，卻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黃龍山的一個窯洞裡，彭總給全體前線記者談話，談了三四個小時，參加的有一二十人，這些人現在活著的還有十幾個。當時，彭總根本認不得我這個普通幹部，怎麼能授意我為他寫什麼書——「樹碑立傳」呢？這是活著的人可以作證的。只是在戰爭年代，我作為部隊的一員，深深地感到：在那與人民群眾和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是生死攸關的嚴重的歷史關頭，他臨危不懼，按照黨的意志，忠誠地執行毛主席軍事路線，帶領我們在那樣困苦的條件下，以少勝多，連打勝仗，最後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時時把人民群眾和戰士們放在心上，覺得他自己就是比群眾和戰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為慚愧的！「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的寫照。這一切，在我心裡產生的不是抽像的意念，而是激動人心的巨大的形象。偉大的中國革命，造就了許多光輝燦爛的巨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包括彭總在內的為人民所敬佩、所愛戴的老帥們，……這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數十年如一日，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私無畏、捨身奮鬥，同人民息息相關，和群眾生死與共。這種崇高品格，整個中華民族都引以為榮地傳誦著。當年，部隊的幹部、戰士和人民群眾中，流傳著關於彭總的許多熱愛黨、熱愛革命事業、痛恨階級敵人，剛正無私、艱苦樸素的事情，這一切都使我深為所動。我是帶著廣大指戰員強烈的崇敬心情來描繪彭德懷將軍的形象的。他是來自現實鬥爭生活，也是來自廣大指戰員的心裡。
我想，塑造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輝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起碼的職責嗎？作者在這方面作各種嘗試和探索，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像「四人幫」之流那樣把戰士們流的血當作污水來看待，是公平的嗎？難道把中國人民精神上優美的東西摧殘殆盡，才甘心嗎？
總之，我寫《保衛延安》的時候，沒有什麼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戰士們，忘不了人民群眾，忘不了那一場壯烈的戰爭，忘不了戰鬥生活對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流血鬥爭的歷史。今天看來，它只不過如實地把那場偉大的鬥爭點滴地記錄下來罷了。但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還非得從中國的大地上掃除出去不可！一個時代的文學，是大家創造的；創作經驗，是大家辛勤勞動而積累起來的。如果連這樣一部反映歷史真實的作品也要剷除消滅，那中國文學還有什麼希望呢？《保衛延安》是最先嘗試著塑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形象的小說之一，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在長篇小說領域裡的這個方面，似乎是停滯不前。這是多麼讓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學狀況啊！後代的人會憤怒地責問我們：
追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戰鬥過的可以執筆為文的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份貧乏的文學遺產麼？
林彪、「四人幫」的邏輯是：我說你寫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說你是「黑幫」，你就是「黑幫」。但是，歷史和客觀現實，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違犯這鐵的法則，誰就碰得頭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書印近百萬冊，比較少見。由此可知，群眾並不厭棄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這本書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到了一九六三年後半年，我在鄉村「社教」，聽說有人下令叫燒燬這本書。要燒燬，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僅當時不通知，就是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人通知我一聲！最近，為了寫這篇「後記」，我才費了一番功夫，請別的同志查出這樣兩份文件。現抄錄如下：
文化部１９６３年９月２日〈６３〉文出密字第１３９４號通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保衛延安》（杜鵬程著）應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閱。……立即遵照執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發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６４〉文群密字２９１號補充通知：……關於《保衛延安》一書……就地銷毀，……不必封存。……立即遵照辦理。
一聲令下，煙火沖天；有的地方還派了保衛工作人員「監燒」，直到看到燒為灰燼為止，生怕有「膽大妄為之徒」，偷走一本，從而謬種流傳，禍延子孫後代！
長夜深思：「焚書」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們今天重演，這表明了什麼呢？它表明中國人民災難深重！後來我們大家經歷的事實，不是極其慘痛地證明了這種看法嗎？
當時，書是悄悄「銷毀」了，可是並沒有找什麼麻煩。這也算是「寬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後，那就大禍臨頭了！抄家、批鬥、遊街、示眾、蹲牛棚、勞動改造……專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過「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現在換了一塊白布，上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年浴血奮戰的地方，現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眾」的場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們吐唾沫，拋石頭，而我們縱然有多少錯誤與弱點，但確是為了使他們能過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戰鬥在這個世界上！說我因為寫此書而「發了財」，其實《保衛延安》的稿費的百分之九十，交了黨費和捐獻給國家。吃每一頓飯，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請罪」，在惡聲辱罵中，夾著碗，低著頭，唸唸有詞地背誦著人家規定好的「請罪詞」……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這還只是在一個城市或一個省的範圍裡鬧騰。緊接著，當時由「四人幫」控制的輿論陣地《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費一個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衛延安〉——利用小說反黨的活標本》。一支毒箭便是號令，接著就萬箭齊發。對這部作品長達數年之久的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殘酷圍剿開始了。
從那時起，我的處境空前惡劣起來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種折磨手段也升級了。在長時期的摧殘下，我的身心幾乎到了被摧毀的程度……
更可悲的是，當年我在的部隊的領導同志和戰友，特別是在邊疆工作的同志，有許多人為此受到衝擊、審查、拷打，沒完沒了。他們流血犧牲為創建這個國家作出了貢獻，因此就「罪該萬死」嗎？有的讀者，和我素不相識，只是由於曾經讚揚過這本書，也受到迫害或者被投到監獄。株連之廣，為害之烈，比起封建社會的殘酷的「文字獄」，來，毫不遜色！圍剿的黑文，用的全是林彪、「四人幫」帽子工廠的破爛貨和法西斯棍棒，不顧事實，不講道理。你明明是在歌頌毛主席，他卻硬說你「惡毒攻擊毛主席」；你明明是要表現彭德懷將軍如何忠實執行黨的軍事路線，他卻硬說你「為彭德懷篡黨奪權作吹鼓手」；你明明是在歌頌人民和人民戰士，他卻硬說你「宣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醜化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你明明是歌頌偉大的人民戰爭，他硬要說你「宣揚戰爭恐怖論」，等等。這些顛倒是非的污蔑，用不著一一批駁，有這部書在，讀者自有明斷。
在「四人幫」一手遮天的時候，我曾痛苦地想過一個問題：一本書，幾年前，報紙上說它如何好，幾年後，還是同樣的報紙，卻又說它如何如何十惡不赦；那麼，後代人看到這些互相矛盾的文字記載，將作何感想呢？這使我感受到：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就是歷史的以及其它記述人類生活的書籍，在某一時期中，可以用強權和欺詐的手段，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塞滿歪曲歷史和生活的骯髒東西，但是人民總是厭棄這類東西的。在他們心裡不容抹煞地存在著另一本書——在那裡歷史和生活保持著它本來面目……這甚至只是一本無文字可考的書，然而，我們要閱讀的，正是這本印在人民心上的書。無數激動人心的事實告訴我們：人民群眾對真理與謊言、正義與邪惡、以及對是非功過的分辨，最有力、最公平、最不可抗拒。人們該怎麼想，還怎麼想；該怎麼說，還怎麼說；該看什麼書，還是照看不誤。因為人民不可能永遠被蒙蔽，而從根本上說，這恰恰使他們的分辨力得到了鍛煉，得到了加強，這也是時代給我們的偉大賜予！也正因為看到了這種「賜予」，我們的心才沒有被摧毀呵！
《保衛延安》的遭遇說明：不能像「四人幫」那樣因為一時的政治需要，而任意修改歷史，從而株連反映有關歷史的作品和作家。作家應當對什麼負責？他只能對人民群眾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他所反映的那個時代負責；對共產主義理想負責。這難道不是普通的常識嗎？可是，「四人幫」之流，把普通常識竟搞得如此混亂不堪，使人哭笑不得。
縱覽我們剛剛經歷過的這一段歷史，使人不能不這樣想：
是的，有人要怎樣亂干就怎樣亂干，要怎麼胡說就怎麼胡說，但是，這樣幹，這樣說，把中國人民置於何地？須知，一切胡作非為的慘痛後果，全都落到人民群眾的頭上——缺吃的，是他們；少穿的，是他們；忍受一切艱難困苦、遭受精神摧殘的，都是他們呵！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
十多年來，我們看到林彪、「四人幫」從頭至尾的一場大表演。雖然我遭受了迫害，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鍛煉：經見豐富得多了，頭腦清醒得多了。我還活著，還在執筆為文，然而許多貢獻很大、被人民所珍視的作家，卻滿懷遺恨過早地離開了我們！現在黨中央給我們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正帶領我們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的長征路上奮勇前進。我們老老少少，都應該奮發起來，努力向前！
我始終忘不了彭德懷將軍在戰爭年代說過的一句話：「我這個人沒有什麼，要說有一點長處的話，那就是不忘本。」照我的理解，這個「本」，就是革命事業，這個「本」，就是人民群眾的利益。是的，如果忘了這個本，我們活到世界上幹什麼？如果忘了這個本，地位再高，權勢再大，與人民何益？與糞土何異？
是的，我們被折磨得內外是傷，但依然昂首挺立，而且滿懷著激情和熱愛，注視著這個遼闊廣大的國家，注視著這塊用我們的血汗和眼淚浸透過的土地，注視著這英勇頑強而多災多難的人民呵！
這本書，一九五四年夏季出版，那是小三十二開的豎排本。印數較多。這是第一個本子。到了一九五六年，我進行過一次較大的修改，刪去數千字，增添了兩三萬字。這是大三十二開的豎排本，算是第二個本子。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又在這個基礎上把這本書作了一些修改，以大三十二開的橫排本出版，這算是第三個本子。最後這個本子，比起前幾個本子，充實得多了。可惜，出版不久即被「燒燬」，因此看到過這個本子的讀者比較少。
現在出的這是第四個本子。出版前，我雖然以一九五八年第三個本子為基礎作了校訂，但是按照許多讀者的意見，基本上沒有動，為的是讓沒有閱讀過此書的讀者看一看，被「四人幫」潑了那麼多污水的書，到底是什麼樣子。
當初，這本書從看初稿、定稿、審查、出版，全是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負責的。總政文化部費了很多精力，設法把我從新疆的工作崗位上借調出來，因而，從一九五三年春到五四年春，我有整整一年時間住在北京，這使我能集中全力，對作品反覆推敲修改。總之，沒有他們的關懷和幫助，這本書根本不可能和讀者見面。《解放軍文藝》在此書尚未出版時，就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分別選發了「蟠龍鎮」和「沙家店」兩章。那種對我國文學事業的熱情的關懷和扶植，是令人難以忘懷的。戰爭中，我在部隊上得到鍛煉，寫作中又得到部隊領導機關的幫助。時至今日，如果說我還能作一點工作的話，那完全是黨、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培養的結果呵！而且不管怎樣折騰，總是活下來，總是不讓那些禍國殃民的惡魔把自己的信念摧毀，那力量也是從這兒來的。
在這第四個本子印行的時候，我把馮雪峰同志在《文藝報》一九五四年的第十四、十五兩期發表的《論〈保衛延安〉》（發表時的題名為：《〈保衛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放在卷首，以表達對這位文藝界的老前輩的深切悼念。他當初寫評論時，看的是一九五四年的第一版。後來出的版本，變動較大，如對彭德懷將軍的描寫，就增添了數千字，比他當初看到的那個本子，可以說，有一定的提高。他如果健在，在有些具體講法上，也一定會根據新的情況，有所補充。但是，總的說，他的文章，高屋建瓴，很有氣魄，他的論斷是獨特的，他的眼光是犀利的，至今讀起來，仍令人激動和敬佩。一九五三年底，總政文化部已經把稿子完全定下來，列為「解放軍文藝叢書」之一，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同志，兼任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他看到這部作品的打字稿。他和我素不相識，只是閱讀中發現此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於是約我談過數次，爽直，精闢而懇切地指出這部作品的長處與不足。那關懷與愛護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他看過打字稿，看過清樣，書印出來又反覆讀了。他為我國文學中有這樣一部作品，而興奮得夜不能眠。想想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戰士，有著光輝革命閱歷的文藝理論家，對我們的文學事業關懷和熱愛，再看看近二十年來他和許多同志曾經為之付出心血的《保衛延安》的遭遇，使人心裡充滿了無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如今，這位忠誠、倔強而耿直的老前輩，與世長辭了，我的悲痛是無法表達的！然而，為我們的文學事業嘔心瀝血的人，為我國人民革命事業鞠躬盡瘁的人，他們的英名和業績是永存的。
前行者，一個個倒下了，放下了他們的工作擔子。我們活著的人，不管怎樣渺小，還是要挑起這擔子，奮然前行。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四個現代化，在向我們召喚。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繼續用血汗和生命來書寫新的歷史篇章。
杜鵬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２日草於西安
１９７９年元月底修改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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