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上說，虹是上帝與人類立約的標記。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橋，只是這座橋未免單薄了些。
在傳教士傳播福音的同時，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們為媒介逐步展開。上帝的使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雙方搭起了一座美麗的虹橋。
最早，唐代景教士帶來過西方醫術，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顱術。他們還曾「廣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無法得知。
元代中國與西方往來的使者，絕大多數是與教務有關的人員。在他們的穿梭下，彼此斷絕已久的關係又再接續起來。西歐一度絕跡的中國絲綢、瓷器，這時又源源而至，成為當地的貴重之物。
中國文化對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的影響也有跡可尋。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廳會議室，有文藝復興初期給下的兩幅大型壁畫，一幅畫的是將軍騎馬巡行寨堡，另一幅是城鄉風光，雖然體裁不同，但構圖都受到中國橫幅畫卷的影響，且置物佈景頗帶中國畫風，從許多細節上也都具有中國繪畫特色。
至於當時中國從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帶著些西方建築特色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馬」了。這是元順帝時，訪華的教廷使團，應元皇室的請求，特別帶來的禮物。此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兩蹄皆白，從皇帝到王公大臣，無不對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天馬贊》、《天馬行》、《天馬頌》之類的詩文紛紛出籠，元順帝還命畫工精繪「天馬圖」一幅。一股天馬熱成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麗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現。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論廣度、深度都前所未有。來華耶穌會士在「學術傳教」的過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兩學雙向交流、互相漸染，而以西學東漸為主流，中國變「出超」為「入超」的格局。
西學東漸惠及中國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學技術方面。雖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許多方面居於領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卻遠落在西方之後。到耶穌會士進門的時候，這種差距已相當明顯。傳教士們首先把西方許多先進的科技知識傳播到中國，同時也帶來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窺天窺日
耶穌會士來華之前，中國人還不知道人類居住的大地是圓的。天文儀器的製造也落後於西方，使用的傳統曆法亦多疏舛。
利瑪竇不但為中國製造了許多天文儀器，而且首先介紹了地圓說。很難想像，在不瞭解人類居住地基本形狀的條件下，人們能夠具有認識宇宙真面目的慧眼。從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說，利瑪竇輩引領中國人，向近代天文科學領域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湯若望則主持制定了「西洋新歷」供中國使用。他的參與，才使洋洋180萬言的《崇幀歷書》得以問世。此書共137卷，其中介紹了西方曆法和天文學、數學、計算工具、測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識。
湯若望還為欽天監製造了渾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遠鏡、觀象儀等天文儀器，寫下了《渾天儀說》、《古今交食考》、《西洋測日曆》、《星圖》、《恆星表》、《測食說》、《測天約說》、《赤道南北兩動星圖》等多種天文著述。南懷仁在主持治歷的同時，也製造了多種天文儀器，寫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佈解除對哥白尼學說的禁令之後，傳教士又對日心地動說予以宣傳介紹。法國籍耶穌會士蔣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說介紹了天體與地球的關係以及恆星和行星的旋轉理論，為日心地動說在中國的傳播最先啟蒙。
對耶穌會士們的天文曆法之術，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明確承認：「有我中華昔賢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１自從洋教士們參與乃至主持宮廷的測天治歷工作，欽天監裡就一直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間也沒有斷絕。
１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73第1223—1225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北京。
五大洲和皇輿圖
在對世界地理的瞭解方面，直到和耶穌會士開始對話的時候，中國人還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對中國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還堅信不疑。利瑪竇首先向中國人展示了世界地圖。他親自摹繪的《山海輿地圖》，附以中文註釋，告訴中國人天下分五大洲，介紹了經緯度理論和劃分方法，計算出地球周長為九萬里，地厚28600餘里（數據與實際略有出入）。此圖在中國多次刊刻，流行之廣幾遍全國，學人著述亦多引其說。
利瑪竇的同事、西班牙人龐迪我（P.Did，de Pantoja），則繪製有世界分洲地圖。每洲一幅，圖的四周附以文字說明，略志各國概況。意大利的艾儒略（P.
Julius AJeni）著有《職方外紀》，更詳細地介紹了世界各地的情況，繪圖立說，「是為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１。
１轉引自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緒言第5頁，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北京。
清康熙年間，法國的耶穌會士白晉、雷孝思（P.Joan－Bapt Reds）、杜德美（P.Petrus Jartoux）等人，與中國學者一道承擔了測繪詳細的中國全圖的任務。他們運用當時先進的經緯圖法、三角測量法、梯形投影法等，測量繪製成《康熙皇輿全圖》，成為當時中國最科學、最優秀的全國地圖，也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１。
１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235頁，科學出版社中譯本，北京。
其後，蔣友仁在乾隆朝繪製了新的世界地圖，把探險家們新發現的地方加了進去，被最新研究所否定的內容則予以刪除，各地位置也採用最新測量出的經緯度標示。他還受命參與繪製《乾隆皇輿全圖》，共104幅，內容較《康熙皇輿全圖》更為豐富詳密。
「女王」的領域
數學素來有「科學的女王」美稱。在她的領域裡，耶穌會士對中國也多有幫助和促進。
最著名的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這是介紹當時流行於歐洲的歐幾里德平面幾何的系統著作。此書大大豐富了中國原有的幾何學的內容，得到當時和後世中外學界的高度評價，梁啟超譽為「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利瑪竇還與徐光啟合譯了應用幾何著作《測量法義》和《測量異同》。與李之藻合澤《同文指算》，這是應用算術方面的著作，其中以系統地介紹西洋筆算的部分為最重要。它突破了中國算術囿於籌算、珠算的框框，引進了自加減乘除法以至開方的筆算方法，並附有練習題。此書中還首次介紹了比例級數。
清順治年間，波蘭籍耶穌會土穆尼格（P.Nicolas Smogolenski）傳授了對數表，他與中國學者薛鳳祥所譯的《天步真源》，有系統地介紹了對數知識。康熙朝講學內廷的會士，進而把代數學介紹給中國。
從望遠鏡到西洋大炮
格物究理中國講求久矣，但與近代物理學結緣，最早也是由耶穌會士牽線的。
湯若望以中文寫成《遠鏡說》，對「鏡之製造，鏡之功用，說解詳明，並有大圖多幅」，是為光學理論傳入中國之始。與利瑪竇工作過的教士熊三拔（P.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泰西水法》，其中介紹了抽水機、蓄水機等水利機械的構造原理。稍後，作為羅馬科學學會成員、並且是伽利略好友的耶穌會士鄧玉函（P.Joannes
Terrenz），與中國學者王征合著有《遠西奇器圖說》，闡述力學的重心、比重、槓桿、滑輪、斜面等方面的理論，並介紹了一些實用機械的構造，書後還附有《自鳴鐘說》，介紹了機械鐘表的構造原理。
隨著耶穌會士的到來，像自鳴鐘、望遠鏡、顯微鏡等物，開始在中國落戶安家。而在器物製造方面，比這些奇巧玲瓏之物對皇朝更顯實效的，乃「西洋大炮」。
明末皇家為了對付滿洲軍隊，從澳門請來了有專長的教士陸若漢（Jean Rodriseaus）等20多人從事鑄炮工作，可真謂立竿見影，挾所鑄出的「紅衣大炮」出關作戰，頓顯神威。努爾哈赤就是在與明軍作戰中被此炮的彈子「咬」傷致死的。湯若望也曾受命主持為明朝鑄炮。他對製造大炮本是外行，只好臨時抱佛腳進行研習，硬著頭皮接受了任務。而成品竟然奇跡般地出來了，計有大炮20多門，還有若干能馱在馬背上的小型炮。為此，崇禎帝特頒金匾嘉獎。
清朝也沒有忽略這項工作，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一年（1674—1682年），由南懷仁主持，共製大小洋炮372尊。康熙還饒有興致地親臨蘆溝橋場地觀看試放情況，嘉其「製造精堅」。及至南懷仁去世，康熙帝的御制碑文中，還特別稱道其「幸運巧思，督大器，用摧堅壘，克裨戎行」１的功績。這種洋炮不僅用於平定藩亂，在雅克薩對俄自衛反擊戰中也發揮了作用。南懷仁還著有《神威圖說》，專門介紹鑄炮技術。
１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123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台北。
西洋樓
在建築技術方面「西洋樓」是最佳範例。
圓明園中著名的西洋樓，是一組帶有意大利洛可可風格，但也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石造建築，從西到東共有諧奇趣、儲水樓、萬花陣、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噴泉）、線法牆（按透視法繪製的佈景畫）等。整個建築是在意大利籍著名耶穌會士郎世寧（F.Josephus
Castiglione）主持下，由蔣友仁、王致誠（J.Denis Attiret）等人配合設計建造的。
據行家介紹，從西洋樓建築表現出的藝術風格的特點看，「在歐洲同時期的建築中，也不失其『尖端』意義，而在中國這塊藝術土壤上，它更成為世界建築史上的一朵奇葩」１。並舉出現存實物為證：遠瀛觀正門花彫雙柱今猶殘存其一。若仔細審視，即可發現它雖名為石柱，實際上是雕成一串垂懸的花環，柱頂以西式環扣交相拼接，整個柱身刻成長葉串聯之狀，因此上寬下窄，與一般西式圓柱完全不同。這根花式柱子不僅為今日整個圓明園遺址最引人注目之物，它在西方建築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１週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9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鄭州。
丹青與書林
耶穌會士中不少人在繪畫藝術方面頗有造詣，郎世寧最為典型。他自康熙末年進宮廷供職，一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以78歲高齡病卒，此間留下了大量畫作。他本承文藝復興的西方畫風，到中國後又精心研究吸取中國的傳統畫風、畫技，作品送能中西合璧，獨創一格。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尚存有郎世寧的若干作品。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在1982年出版過《郎世寧作品專輯》，收畫66幅。
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馬術圖》是其力作之一（王致誠等參加繪畫）。此畫描繪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賜歸降的蒙古部族首領觀賞馬伎的實況。以被接見的11位蒙古貴族居畫幅正中，乾隆帝則騎馬位於右側，文武大臣簇擁於後，左面是表演馬術的騎兵。據行家介紹，此作構圖和中國傳統的天子居中的宮廷接見圖不同，系以側面展開，由右至左，實際上是運用了文藝復興以來常見的，表現聖母和聖嬰接受東方賢士禮拜的構圖形式。
還有郎世寧與別人合繪的一幅《乾隆雪景行樂圖》，「圖中樹林坡石皆取中法，人物頭像則仿西法，建築運用透視。」構圖深宏，用筆工整，著色尤為華麗」１。
１同上書，第294頁。
郎世寧的畫路很廣，從自然景物到人物肖像，從花草樹木到飛禽走獸，在其筆下都頗見特色。他尤善畫馬。留下了《八駿圖》、《十駿圖》、《百駿圖》等精品佳作。
書為學之本。明末清初西方書籍輸入中國的規模頗大。僅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由金尼閣（P.Nicolaus Trigault）率領的教方使團一次就帶來西書
7000部，是為當時西方大學文、理、醫、法、教、道等六個科系主要課程的教學用書。這批書藏於北京天主教北堂。到1937年的時候，還有570部存留。
在華傳教士們也譯、撰有大量著作。自利瑪竇來華後的大約200年間，來華耶穌會上有著作可考的約70餘人，著作370種，具有科學內容的120種。其中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和羅雅谷（P.Jacobus
Rho，意大利人）四人就占75部。
無形的衝擊
這縷縷虹彩色光給神州帶來的，不止於有形的裝點，更在於無形的衝擊——對學術範式和思想傳統的衝擊。
科技水平本來領先世界、有著光輝古代文明的中國，為什麼未能在近代科學方面率先實現突破？諸多原因中，傳統學術範式的限制不失為其內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母子
中西文化是不同母親的產兒。中國文化之母是先秦學術，而西方文化之母是古希臘學術。古希臘學術的代表人物作為哲學家也幾乎都是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首先和著重追尋的問題是自然的本源，因而其學術是以自然主義為基本特徵的。與之相適應，思維上也就容易建立起嚴密的演繹邏輯系統。而先秦學術的代表人物，除個別的對自然科學有所涉獵外，大多可謂「科盲」。特別是對傳統文化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的儒家，與自然科學更是幾乎絕緣，他們所膠著的主要是社會政治、倫理，因而其學術是以人倫主義為基本特點的。與之相聯繫，思維方式未能建立起嚴密的演繹邏輯系統，而鑽入「玄覽」、「內省」的牛角尖。
與西方學術相比，中國傳統學術具有重社會，輕自然；親具體應用，疏抽像思維的偏頗。這影響到一個民族的思維習慣。有的中國學者反省及此，深有感悟地說：
（我）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
語絕於無驗。１
１《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89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北京。
誠然如此。我國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屬於對生產經驗的直接記載或是對自然現象的直接描述，生產、生活需要的實用性很強，但很少能作出理論的概括和分析。
例如古代天文學，是為了農業用歷甚至「觀天象而卜人事」的需要，即使記錄了許多寶貴資料，卻並不善於從中探究其規律。例如關於哈雷彗星的記錄，以我國最早而又系統，從春秋到清末出現的31次，次次都有詳細記錄，但就是未能發現週期的規律，而使此功終為英國天文學家哈雷所居，這顆彗星也就永遠冠以一個西方人的名號了。
地理學也有類似的流弊。中國在地理繪圖方面最早取得成就，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地形圖；繪製的時間比原認世界上最早的地圖（產生於西方）要早300多年，且繪製的精確度頗高。至於宋代繪製的《禹跡圖》，更以其對中國水系和海岸線的準確描繪，被公認是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地圖。然而，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帝國，地圖的繪製是為了皇帝家天下內的土地分配、賦稅徵收、城池防禦、水利交通等方面的需要。這就把中國的地理製圖引入一個小範圍、大比例尺的軌道，老是在自己的鼻尖底下轉圈，所以繞來繞去也總繞不出國門，更談不上繞出個地圓來，在建立和發展地理學知識系統方面更是步履蹣跚。
數學的情況也類似。中國古代數學代表作的《九章算術》，從篇目上就可以看出它實用性的主要目的，如「方田」講田畝計算，「粟米」講谷糧比例交換，「衰分」講比例分配，「商功」講工程計算，「均輸」講運糧和派徭問題等。全書涉及246個關係到當時生產、生活的實際應用問題。籌算和珠算相繼在古代數學中占統治地位，也是因為這兩種算法的特長都是數值計算，能直接用於實際需要。這樣，中國古代數學只是作為實用領域的附庸，未能像西方那樣發展成純理論性的獨立學科。
物理學的不興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病於此。基礎理論發展不起來，器物製造也不求高奇。對所謂「奇技淫巧」惡於談，更不屑於做，視之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之物，甚至妨礙聖賢之道的邪惡之物。
催化出細流
對於這種學術範式和思想傳統來說，號稱「萬能博士」，從事「學術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帶來和譯、撰許多學術著作，帶來和製作許多「奇巧」器物，傳授許多西學知識，並自然而然、潛移默化地施加著其思維方式的影響，這一切，不能不產生衝擊作用，使中國固有傳統再也不是一道凝固的冰河了，它開始被催化出道道細流。
翻檢《四庫全書總目》，不時有耶穌會士和中國學者所譯。撰的「西學」著作。《四庫全書》是由清政府組織纂修的，對中國的古書進行了大量的刪削改毀，而一些西學書籍竟能研身其中，足見其影響力不可小覷。梁啟超就把此期西學的輸入稱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大公案」。他持論：
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
算學便是第二次。在這種新環境下，學術空氣當然變換。１
１《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5第8頁。
的確，在耶穌會士和他們所帶來的西方學術的影響下，中國知識階層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與楊光先輩頑固派形成鮮明對比，出現了一些熱心西學的典型人物，從官紳士子到九五之尊都有其例。
金針度人繡鴛鴦
徐光啟可作為士大夫當中的代表。他在儒家傳統思想的深深熏陶下入仕，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竟勇於衝破舊的思想樊籬，不但自己無顧忌地向洋人學洋學，而且還力倡變革傳統學術風習。他在說明為什麼要譯《幾何原本》時，說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
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
者，又非止金針度與……其要欲使人真能自繡鴛鴦而已。１
１《徐光啟集》上冊第78頁。
由此便更能深切體察出他與傳教士交友合作的深意所在。他翻譯和撰述科技著作，也不是僅止於知識介紹，而是要啟迪國人，將西方科技的「金針」變為己用，達到能「自繡鴛鴦」的境界。他還明確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深刻思想，即不僅立足於學，而且著眼於「超」，為能超則求融會貫通中西。
另有一名王征的士大夫也是典型代表。其人是關中涇陽人，明朝天啟初年中進士，與傳教士交往甚密。他除了與教士鄧玉函合譯《遠西奇器圖說》之外，自己還撰寫了《諸器圖說》一書，不但介紹器物的結構和製造方法，而且重視闡釋原理。
據王征自己介紹，激發起他鑽研製器強烈慾望的，是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中記述的異域奇器，諸如「能盤水直上山城，絕不賴人力，其器自能晝夜運轉」的抽水、揚水機械；「傾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萬莫能運」的巨舶，而由一人「舉手引之」，便能「如山嶽轉動，須臾下海」的船塢設施等。知道西洋有此等事物，王征「爽然自失，而私竊嚮往」，慨然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緣得當吾世而一睹之哉！」他還進而闡發了這樣的看法：
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雖
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１
１同注2書，第298頁。
其中，傳統學術思想的偏見雖然還隱然可見，但與認為「『幾何』者，蓋笑天地之無幾何耳」的人們，與嫉「奇技淫巧」若洪水猛獸的楊光先輩相比，仍是智愚立見。
這類熱心西學的士子，在明末清初已不是絕少的特例，而形成一個群體。
英君的表率
皇帝中要數康熙大帝最為典型。他對「近世之人，事儒學者空談理數，拘守舊聞」不以為然，積極倡導拓廣見聞，學習西洋先進科技。從曆法之爭的事局中，他深切地體會到，自己作為主宰一切的皇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憤而自學焉」１，決心使自己成為科學上的行家。
１《庭訓格言》第51頁，光緒年刻本。
他在日理萬機之暇，下功夫學習西方的數學、天文、曆法、地理、物理、生物、工程技術、美術、音樂、醫藥等諸多學科的知識，聘請了來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國、比利時、德國等諸多國家的耶穌會士作老師。
康熙帝學習之刻苦，令人欽佩。他自己說，為了熟記《幾何原本》一書，至少讀了20遍。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裡，還收藏著這位皇帝當年為學習自然科學科目而特製的炕桌。它的桌面由三塊可自由挪動或取下的銀板組成。中間一塊最大，光潔平滑，用以書寫和繪圖。兩邊桌面分別刻有斜線、直線、橫線等各種線條和大小不一的格子，標著許許多多的數據，還有精密度為千分之一的分厘尺。桌膛內有七個長方形無蓋的捕木屜盒，用以放置各種小件儀器和計算工具。由這張炕桌，彷彿就能看到它當年的主人盤膝而坐、伏案苦學的生動形象。
康熙帝很善於學以致用。譬如，順治帝時曾仿造若干自鳴鐘，因關鍵部件不得其法，故走不准，成了徒有其形的玩物。康熙帝利用所學的有關知識進行修理，使之盡皆完好。
學習和運用科學知識，成了康熙帝隨時隨地的事情。在親征噶爾丹的行軍途中，他還堅持進行地理學的調查研究。每到一處，都記錄下地貌、地質、水利、農業、生物等方面的材料。在浩瀚的沙漠中行軍，面對滾滾黃沙，他能獨具慧眼地發現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例如根據沙漠中有螺蚌甲殼的存在，結合實地調查，記錄下該地曾為澤國，「水退而為親沙」的科學假說。他運用地學知識，根據地形地貌的特點，即可辨別出蓄水的不同情況，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沙漠行軍人馬飲水這一大難題。
康熙帝還親自主編了大部頭的《歷象考成》、《數理精蘊》等多種自然科學書籍。其中《數理精蘊》大部分內容是介紹由耶穌會士傳入的西方數學知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實為從古未有之書，雖專門名家，未能窺高深於萬一」。
為了研究和學習西洋的器物製造，康熙帝仿照法國的國家科學院在宮中特設「藝學院」，集中了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工藝家在此工作。在羅致重用人才方面、禮遇數學家梅文鼎、梅谷成祖孫兩代之事，已成為歷史佳話。
乾隆皇帝也值得一提。他是禁教時期的一位君主，但被耶穌會士們認為是很能從他們那裡「騙取」西洋科學知識的人。這位皇帝在堅決維護中國聖賢之道正統地位的同時，也承認西洋近代科技的優勝，曾在廷臣面前公開說，在這方面「和西洋人一比，中國人不過是個小孩」１。在學習西方科學知識上，乾隆帝表現得相當積極，而且悟性頗高。
１馮作民《西洋全史》第八冊第257頁，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版，台北。
有一次，乾隆帝同蔣有仁討論地動說。蔣友仁向他解釋，雖然從表面感覺上不是「地動」而是「天動」，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聽後恍然大悟地說，朕在坐船或轎時，也有這種感覺，從門或窗猛然往外一看，覺得所有的東西都在動，而我自『己所坐的船或轎反倒一點也不動似的。看來，乾隆皇帝當屬中國最早接受地動說的人物之列。
還有一次，乾隆帝同蔣友仁討論西方地理學方面的問題。他問對方，世界上有些地域西方人並未到過，怎麼能畫出那裡的地圖。蔣友仁解釋說，那是根據已知的相鄰地方推測出的，並舉出一些具體事例來說明。乾隆帝表示很受啟發。這中間，已不只是一般的知識性瞭解，還包含著對西方學術思維特點的體察了。
只是淡虹
明清之際傳教士架起的這座虹橋，應該為關心歷史的人們所注意。
英國的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就特別注意到了它，並給予了這樣的讚譽：
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紀時耶穌教會傳教士那
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為他們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
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發展起來的科學，……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
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
仍相互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
垂不朽的。１
１同注3書，第4卷第2分冊第640—641、693頁。
這一評價是中肯的，並不失實或過分，但它只是一抹「淡」虹。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並不能代表當時西方文化的最高水平，傳輸上也不完全。畢竟是高漲的宗教熱情催動耶穌會士來華的步履，傳播學術只是手段，傳教才是目的。更何況，宗教與科學不免有牴觸，這就決定了耶穌會士在學術傳輸上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
蔥頭和雞、蛋
開啟向中國學術傳教先河的利瑪竇，在西方近代科學方興未艾的當時，傳給中國的天文學知識中，關於宇宙的構圖仍是中世紀的九重天說：天分九重，相包如蔥頭，日月星辰都在相應的位置上固定不移，而只隨著本天之動而動。對當時較為先進的日心地動說故意隱瞞不提。他繪給中國的世界地圖，為了迎合皇帝的虛驕心理，不惜故意違背科學，讓子午線由中國通過，以遷就中國居世界之中的錯誤觀念。他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因目的不同意見也不盡一致。利瑪竇始則要跳過數學部分先譯天文曆法內容，後又阻撓把全書譯完，以致全書十五卷當時惟譯得前六卷。
最先把地動說介紹給中國的蔣友仁，在傳授科學知識方面算得上「激進派」，但他也決不放棄聖經裡的創世說，而且不失一切可能利用的時機和場合「推銷」。有一次，蔣友仁告訴乾隆帝，他來華前曾在大學裡教過哲學。乾隆帝便向他提出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有趣問題，要聽聽這位西洋哲學家的高見。蔣有仁的回答是：關於這個問題，只能根據聖經裡的創世說來解釋。當初天主在第五天創造鳥類和魚類，然後就命令它們自由去繁衍。雞當然也算是鳥類。假如那天天主不創造母雞，以後世界上也就不會有雞蛋了，所以還是先有母雞而後有雞蛋的。至於母雞為什麼會生雞蛋，那是天主在創造母雞時同時賦予它的本能。這是無可懷疑的。
像這種狀況，正如李約瑟也實事求是地指出的，耶穌會士們「具有一種較高級的投機性質」，「他們對宗教的虔誠同他們帶去的科學一般多」。
此天亦溟溟
除了教方的局限性因素外，當時中國這方天地裡的溟溟狀態，也有削弱和沖淡虹之色光的作用。從總體上說，中國方面其時只是被動地接觸著傳教士「有限供應」的西學。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穩固性，再加以在封建社會整體中受著政治、經濟「韌帶」的加固，有限的西學便更不足以使它發生強烈的震盪，舊的思想文化觀念和學術風習仍佔著統治地位，宋、漢之學並為官學禁錮著全國上下。
在士大夫中，沈囗、楊光先輩遠比徐光啟輩人多勢眾。即使徐光啟輩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離經叛道。皇帝們更不可能超越時代和社會限定給他們的活動舞台，堪稱一代英主的康熙大帝畢竟也拖不住清帝國日趨封閉、保守、腐朽的沉淪。
從宏觀的社會背景條件看，明末清初中國對傳教士實行的一定開放，只是閉關鎖國條件下的局部例外。這無異於把一間大廳堂四面的門窗都堵起來，只容從外邊傳進一根蠟燭來點燃。在以關門閉戶為能事的君主的家天下裡，外域的色光自不能順暢地向內流瀉。
聖賢西訪
「來而不往非禮也」。禮義之邦的中國，此番也沒有違拗此一古訓。在自家大院裡關閉了上千年的中國古聖先賢，這時作為最高級的「使者」破天荒地出訪西土。
古典經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源。欲知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就不能不對其有所瞭解。耶穌會士們自己俯仰之餘，也就水到渠成地把中國典籍翻譯介紹到了他們的故鄉。
利瑪竇首先把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加以註釋，寄回本國，其後又有別的會士傚法。白晉、傅聖澤（J.Franciscus Foucquet）、馬若瑟（P.Jee
Maria de
Premare）等法國會士，共同研究翻譯了《易》、《春秋》、《老子》等書。歷獄期間曾一度被關押廣東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柏應理（P．Philippus
Couplet），回歐後出版了西文本的《中國哲人孔子》一書，是為《大學》、《中庸》、《論語》的合譯本，書內附有《孔子傳略》。比利時籍的另一會士衛方濟（P.Franciscus
Noel），則以法文譯出四書和《三字經》、《孝經》，合稱《中國六大經典》，於1711年在比利時出版。
除了經籍的譯、傳之外，來華的耶穌會士們還翻譯或以西文撰寫了許多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其中以法國的幾個人最有成績：馮秉正（P.Jos．－Fr．Moyriac
de
Mailla）的《中國通史》共13卷，是根據《資治通鑒》加工而成，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歷史，同時也表明了他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於18世紀下半葉在歐出版。金民閣著有《中國歷史編年》四大冊。宋君榮（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古史》、《大唐史綱》等。白晉寫了《康熙帝傳》、《中國現狀論》等書、18世紀中葉巴黎還出版有《中華帝國全志》。這樣，中國從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虹橋」播聲西方，名揚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東學西漸」在歐洲竟激起了非同尋常的反響，甚至引起一股「華化」的思潮。一些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歷史文化頗表推崇。這在法國表現得尤其突出。譬如，揆內（Francois
Quesnav）說《論語》都是討論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內容，「此集所載德行原理之言，勝過希臘七聖之語」１。狄德羅（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百科全書》中置論，中國人在歷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對科學的興趣方面，也可和歐洲最開明的人們爭先。伏爾泰對儒學和孔子更是大加讚賞。他自稱曾經認真地讀了孔子的書，發現其中所用的是純粹的道德，而不宣傳神怪；認為中國人用自身道德倫理來協調人間事物，這比歐洲由「上帝」來支配要進步得多。他甚至得出如下結論：
１利奇溫《十八世紀歐洲與中國的接觸》第9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譯本，北京。
作為一個哲學家，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之事，就必須首先注視東方，東
方是一切學術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來的。１
１同上書，第81頁。
中國文化傳請新思潮方興未艾的異域，何以引起這般反應？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經過長期的發展完善，確實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它首次顯示於一個異質文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難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這時候西方啟蒙思想家們正進行新思想體系的偉大創造，他們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資利用的資源。而中國文化正有其可用之處——摧毀中世紀神學殘堡舊壘所需要的理性精神。倫理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與歐洲中世紀神學體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質，可以用來為啟蒙思想家們鼓吹「人是唯一的點」張目。
可以說，伏爾泰輩主要並不是以歷史學家的嚴肅，而是從政治家的需要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頂頂桂冠。實際上，「中學」在他們那裡與其說是原樣借用，不如說是翻新改造；與其說是汲取社會政治內容，不如說是利用非宗教的特質。他們從傳教士手裡接過「中學」的原料，加工製造成理性武器，反轉過來攻擊教會，揭露神學的虛偽和欺騙性。這樣看來，當時中學在歐洲之所以能「一石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學這塊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裡有著深水潭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中學在歐洲引起的這種強烈的積極反響，並未能長久持續下去，並且，即使當時也並沒有成為普遍現象，反對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的盧梭就持論，中國聖賢之教無異於中華民族的落後。孟德斯鳩則認為中國純以專制恐怖立國，其國民道德尤其不足稱許。
特別是在德國，當時輕視儒學、嘲諷孔子簡直成了一種時髦。德文中的「孔夫子」（Kollfuzius）和「糊塗蟲」（Konffusius）兩詞常被諧音混用。包括黑格爾在內的一些學人，堅持「中國的歷史本身並沒有什麼發展」；中國「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的國家」；「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之類的看法。在他們這裡，基於歐洲中心論而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貶低是如此明顯。
儘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還是顯出前所未有的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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