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誕生六百多年以後，他的一批並非嫡傳的門徒來到了中國。不過，
他們的身份，又過了將近一千年才為世人理解。
如果說，龍與上帝的關係史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那麼，它的第一朵浪花發端於何時何地？對此有多種說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權威證者身份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常簡稱「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謂「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個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碼在唐代即傳來中國的確鑿證據。
此碑誕生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沒於地下達數百年之久，到明天啟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機遇，在陝西省出土，重見天日，現藏陝西省博物館。碑高2.36米，寬0.86米，厚0.25米，上端鐫有十字架圖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個漢宇的碑文，碑底和兩側是古敘利亞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錄。這方碑碣猶如一個飽經滄桑的耆老，向人們宣示珍貴的史實。
備受皇家禮遇
古碑告訴我們：唐朝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一位名叫阿羅本（Alopen）的景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都城氏安，被唐遷「賓迎入內」，留在皇宮書殿裡翻譯經文、太宗李世民披閱其譯經之後，「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二年（638年）七月詔曰：「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濟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師義寧坊造大秦寺（初稱「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對人。不久又讓人將自己的肖像畫於寺壁，以示光寵，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門」之譽。
高宗李治，對景門恩澤愈加，不但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而且在諸州遍置景寺，一時間出現了所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的盛況。
武則天執政期間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門雖曾遭到過佛、道兩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們能幹方百計地取悅皇室，使其教維持了下來，並很快時來運轉。玄宗雖說迷戀楊貴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關照景門，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親臨景寺，建立壇場，並將皇家五代祖宗的畫像陳列寺中，又詔令景教士十多人在興慶宮誦經習教。
其後，在安史之亂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肅宗李亨，也還想到在他即位的靈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戰亂破壞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現得更為禮貌，每逢聖誕節，不但賜下幾炷「天香」以示慶賀，還要設宴款待教士們。隨後的德宗李適，傚法先祖，對景門亦頗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誕生於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該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闡九疇以維新景命」１的功德。
１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從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時傳入，一直到德宗時期，其歷程雖非一帆風順，但在大多時候受到皇家禮遇，獲得一定的發展。其後的情況碑文雖未能載及，但有其他史料說明，直到文宗李昂時，請代皇帝一般也還是優容景門的，該教仍頗為興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貞觀初葉，歷時約二百一十載，此間，對景門來說，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運色彩所輝映。
多才多藝的景教士
景教土們並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積極主動的活動也很引人注意。
他們當中有些人從事經典的翻譯，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為景淨（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譯經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資建築和製造奇器來取悅皇室。一位名叫阿羅憾（Abraham）的，在武則天執政期間，曾為「聚錢百萬億」，助成洛陽皇城端門之外名為「頌德天樞」的建築。這是紀念和頌揚武氏功業的一座巨型銅柱，巍峨別緻，高聳雲天。景門為此獻資出力，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時曾「廣造奇器異巧」進呈皇室，為所悅納。對當時景門擺脫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綱」而「維絕紐」，有重要作用。這從唐廷某些官員對其所謂「求媚聖意，搖蕩聖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證明。
有的景教士則善施醫術，亦成為討好皇室的有效手段。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憲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們十分著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診治之後，竟立見好轉，玄宗大悅，「特賜絆袍魚袋，以賞異崇一」。「絆袍」是一種紅色的品官服飾，「魚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員姓名，隨身佩帶，由此可見賞賜之隆。文獻中還有關於景教士善醫眼疾，甚至能施穿顱術的記載。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參與軍政要務，授予高職。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載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肅宗委派在郭子儀帳下襄辦軍務，因功被授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等職銜。
如此看來，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幾分氣勢。但到了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滅佛風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驟然崩散，夭於一朝，體質的脆弱似與外表的氣勢很不相稱。唐朝景教的真正實力究竟如何？
與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羅本的來華，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帶來的景教屬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該教派的創始人聶斯脫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學說與當時通行的基督教義不盡一致，特別是堅持有悖於「三位一體」教義的「二位二性」說，在公元431年舉行的以弗所（Ephesus）會議上被判為異端，聶斯脫利被革職流放，追隨他的信徒遂形成聶斯脫利派。
他們道鎮壓向東逃亡的過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護而得以立足發展。所謂「大秦國」的阿羅本，便是以波斯為基地將景教傳入中國的。所以，就當時這一教派與正統基督教的關係來說，不論是在波斯還是中國，都屬於「政治避難」的性質。其入華，可以說是當時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帶
波斯也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早在西漢時候，中國的使臣就到過那裡，接通了中波聯繫的紐帶。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經由當時作為連接東西方的「咽喉」地帶的該國，最終通達地中海沿岸的。中國與波斯的文化聯繫可謂源遠流長。不過，在景教入華前的一段時間裡，由於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間的交通基本斷絕，及至唐貞觀初年，東突厥被伐滅，西突厥亦聞風降服於唐，中波之間的交通恢復，景教人士才得以東來。
中波文化交流的內容頗為廣泛，宗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為景教獨家所佔。遠在景教之前，屬波斯「土產」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時就已傳入中國。與景教差不多時間，摩尼教也自波斯傳來華夏。還有在阿拉伯半島剛出搖籃的伊斯蘭教，亦蹣跚而來，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虧了波斯人不辭勞苦地攜抱。
此時的中國，對這些外來宗教一概採取來者不拒、禮而待之的態度，並非獨獨偏愛和優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納，全面開放，顯示出一個鼎盛王朝廣闊的胸襟、恢宏的氣度和蓬勃的生機。
強大和繁榮的國勢，使當時的王朝具有足夠的自信心，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並蓄兼收，又更加促進其強大和繁榮的發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環，遂在前已積累的文化基礎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文化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著四方許多國家，從官方使節到民間訪者，從學人墨客到教士僧侶，從商賈遊人到樂工舞士等各種人物來來往往，成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個最繁華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勢
作為基督大本營的西方國家和地區，這時尚處於中世紀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蠻族南侵，把本已相當可觀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嚴重破壞後，從粗野的原始狀態重新發展的，因此造成兩個時代的文化斷層，不像中國文化具有歷史傳承和連續性。這使得它與中國唐朝文化相較，處於明顯的劣勢，不足以對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響。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作為當時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響中國的力度。
此時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和地區，先前與中國曾有過的直接聯繫已基本斷絕，改由西亞地區充當中西聯繫的中介。據有該區西部的東羅馬帝國雖奉基督教為國教，但與「異端」的景教不可能發生密切聯繫；與波斯等國也多有不諧，這就更妨礙了景教與故鄉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區，則正在形成和發展伊斯蘭教，及其獨具特色的地區文化體系。凡此種種，使得景教難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養，它的發育以及在異域的競爭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傳入中國，若單純從龍與上帝的關係史說飛疑是具有肇端意義的大事，但如果將其放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環境裡看，那就有如洶湧大潮挾裹的涓滴細水，缺乏喧騰的力量和聲勢。
柔弱的附庸
處於開放社會環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顯示出一種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這並不等於說各種文化因素都處於平列對等的地位，其中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家。它們緊聯著皇宮御座，吸引著大唐天子們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當著華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著一場打中趨和、熱鬧非凡的活劇。當阿羅本輩帶著幾分陌生和靦腆將景教攜來的時候，已經沒有插足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響的機會，只有側身其間左右依傍，驚異地注視著三家各顯神通。三家為主與兩教盛勢
其時的佛教，傳入中國歷經了數百年的演變發展，已植根於中國的土壤，成為中國化的釋氏，並達到鼎盛的巔峰。其教派並立，寺多僧廣。唐武宗滅佛時，一下子就蕩毀寺院4600餘座，招提蘭若（私立的佛教場所）4萬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釋回寺院奴婢15萬人。由此可見其平時的規模之大。
從更高文化層次上看，佛教經典的搜集翻譯，教義理論的豐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絕後的成果。僅玄類和義淨兩人，就譯成經論136部，計1547卷。特別是禪宗南宗的產生和發展，成為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為與儒學的融合創造了更為有利的基礎。
發展勢頭本來遠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開國也獲得了地位飛躍提高的契機。說來頗有些傳奇色彩，只因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與唐室同姓，太祖李淵便要認他做自家的祖宗。並不是仙化的老子趨炎附勢地來和皇室攀親，而是李淵覺得認這樣一個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給王權套上神聖的光環，對護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將道教的始祖認成了祖宗，那該教的名位稱號就當在佛先，從李淵到李世民都這樣明確宣佈過。高宗時則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錦上添花，加尊其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並廣置道家壇宇，頒令大力傳抄和頌講道經，頗有道教風雨滿天下之勢。
道教於有唐一代得此殊榮，誠然幸運之至。不過，即使其極盛之時，信徒人數和道觀數量也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數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頗懸殊。其名位一朝間躍乎釋門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龍天子」們的抬舉。
然而，在佛道兩家軌為伯仲的問題上，唐朝皇帝們也並非一致認同。譬如，武則天登基之後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顛倒過來，規定佛在道上。這恐怕和她曾置身庵堂，與佛門有特殊緣分密切相關吧？武宗以前的諸帝，對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一件兼容並納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時又承認「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太宗對釋門之事亦不冷淡，他對玄奘的態度即可為一證。玄宗興道中間也宣明「道釋兩門，皆為聖教」。武則天佞佛但也未滅道，甚至還特別保護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深知，佛、道兩教都可以用來做皇權的護符，哪一家都是不能丟棄的，事實上也丟棄不了。
孔門依然居首
面對佛、道兩教鋒芒畢露地激烈競爭，儒家這時表面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凌人盛氣，但實際上仍是穩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和利用它。開國的高祖是這樣，繼之的太宗尤為典型。他明確宣示：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１
１《資治通鑒》卷193第6054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
唐太宗極為推崇儒士，詔令顏師古考訂五經，編纂了標準的五經定本，又命孔穎達等人撰成《五經正義》，從經籍的版本到章句的註疏，都予以統一。自此以後，不論是科舉考試還是傳授經書，都有了標準。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於今握手言歡，心齊力合，使得儒家營伍更加壯大，陣腳愈為嚴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吝嗇地加上了「先聖」、「宣父」、「太師」、「文宣王」等一系列尊銜，較前更風光了許多。
儒家與佛、道之間也少不了明爭暗鬥，不過，在保持絕對優勢地位這一點上卻胸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雖然崇佛者大有人在，但孔門聖學絕對是他們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王權安身立命的靈魂。受佛教影響極深的大詩人白居易所持之論就頗具典型性：儒、佛、道三家鼎立，但治理天下只要儒家一元化；佛教有些內容雖可以「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但決不可以以佛代儒，捨本逐末，因為那些東西儒家本有，所謂「王道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１。
１《白居易集》卷65第1367—1368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北京。
不論是佛是道，對於中國的「王化」來說只起輔助作用。這就決定了以儒學為主體而吸取佛、道的一些成分，乃三家合流的總勢。這在唐代不但不例外，而且表現得相當典型。三家合流正是在它們明爭暗鬥之間不知不覺地逐漸完成的，唐代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期。該朝儒學開創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漢學系統由此逐漸轉入宋學系統，過渡性特徵十分明顯。
小巫見大巫
景教不消說與儒、佛、道三家的總體相比，即使與其中任何一家單獨相比，強弱程度也判若雲壤，遠不能望其項背。
唐武宗滅佛當中，遭受殃及被勒還俗的所謂「大秦穆護祆」，即景教、襖教、回教等信徒，總共不過二、三千人，１大約僅為還俗僧尼的百分之一，從此以後，景教便瀕於滅絕，足見其信徒數量之有限。而且，有跡象顯示，景教的信奉者當中，大多為來華的西方人和少數民族，漢人恐怕很少。
１《舊唐書》、《唐會要》等史籍中記載不一，或說2000餘人，或說3000餘人。
景寺與佛寺的數量相差之懸殊，從下面一條史料便可揣知大概。這是某佛寺碑刻上的一段文字，鐫刻時間是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或稍後，正是武宗滅佛之前景門尚較興旺的時候：
（國朝）亦容雜夷而來，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１
１《全唐文》卷727，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北京。
至於經卷，據唐代景教文獻《三威蒙度贊》後所附《尊經》記載，大秦本經籍凡五百三十部，只中譯三十部卷，其餘存放而沒有翻譯。景教譯經與當時流行的佛經相比，簡直是滄海一粟。並且，從景教這為數寥寥的譯經後來也大多亡佚的情況看，當時的流傳也不會很廣。
景教始終未能像佛教那樣建立起規模巨大、形態完備的組織和設施，沒有自己的神學教育機構，未能盡多地吸引、發展中國信徒和培養出本土化的教牧人材。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云云，誇張性的頌辭而已。
依傍於三家之間
更要緊的是，唐代景教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像儒、佛、道那樣系統而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缺乏從學理、學派上與三家競爭抗衡的基礎條件，這也就等於沒有自己獨立的靈魂。事實表明，景教對儒、佛、道三家都得趨附。
基於同系宗教之屬的關係，景教在語言方面多借助於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稱為「僧」，教堂通稱為「寺」，使徒、天使和聖者則稱為「法王」，甚至稱天父為「佛」，顯然都是襲用佛家稱謂。此外景教文獻中還有像「妙身」、「慈航」、「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等不勝枚舉的大量佛家語。景教士中最著名的文人景淨，竟還直接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與人合譯過《六波羅密經》。
景教也借助道教語言，譬如其譯經中或以「天尊」指稱上帝，便是明顯例證。若不如此，景教的信息傳播都成問題。而這樣做來，就很難不失卻其內容本意。但是佛道兩家並不喜歡景教的混跡和幫閒，起而攻汗景門的事情屢有發生。
儒家對景門的敵意也決不為輕。景門卻不能不極力迎合儒學的「真義」。這從唐景教的《序聽迷詩所（訶）經》中即可以斑窺豹。
該經又名《移鼠迷詩河經》，「移鼠」是耶穌一名的古譯，「迷詩河」即「彌賽亞」。此經前一部分闡釋教義，後一部分敘述耶穌行傳。其所闡釋的教義中，「十願」是為重要內容。這是由聖經中的「摩西十誡」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顯改造。十誡中的前四誠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純宗教規矩，強調獨尊上帝，實際這也是十誡總體內容的核心。而十願中以所謂「人合怕天尊」一項取代了十誡中的前四項內容，余則著重闡釋孝養父母，以此作為十願的核心。並且把「事聖上」而講忠道與「事天尊」、「事父母」並列，作為一體講求、不可割裂的「三事」，倫理化、世俗化的傾向顯而易見，具有濃重的儒學味道。
看來，這種所謂「譯經」。很難說是忠於原文的照譯，有意取捨加工迎合儒家倫理的痕跡很明顯。再聯繫景門傚法習行「跪雙膝，並兩肘」、「拜龍顏，獻聖壽」等中國禮儀，更能說明問題。
景門不但難堪地依傍於儒佛道三家之間，到頭來更得逢迎李氏皇室。上面述及的阿羅憾的集資，及烈的製器，崇一的施醫等事皆不失為例證。即使大秦景教碑的產生，與其說是為本教樹碑立傳，不如說為唐室歌功頌德更合其主旨。碑文連篇累牘地是對唐室的諛頌之辭。將唐帝的偶像陳設於景寺接受禮拜，按說分明是大悖於基督教教規和禮儀的事情，但碑文中卻頌揚備至。
唐武宗以前的諸帝，對景門禮則禮矣，但因為該教對唐室來說並無儒佛道那般重要的功用，所以對其決談不上真正看重，只不過如同長者對遠道而來的一位垂髫小客，捉手撫頭般地做一點親暱的表示而已。
既然景門是這樣一種附庸的身份和處境，平時唐室打個噴嚏，它也要被震得抖上三抖，那麼一旦君王主子的臉色一變，態度一改，真的發起脾氣來，其厄運和災難自然就是在劫難逃了。
風雨飄零
按說，唐武宗祭起的那場風暴，主要是針對佛教而非景教。事實上，憑景教的地位和力量，根本不足以對大唐皇權構成什麼威脅，是不值得其動用牛刀的。那麼，武宗為何在滅佛中間連景教也捎帶同滅？
變因的啟示
武宗滅佛的原因，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因為寺、僧規模過巨，給社會壓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不但影響社會經濟，而且有危害王權之虞；二是作為長期以來唐室導演的佛、道之爭的突發性激變；三是出於排外思想動機。最後一點尤需特別注意。
武宗在滅佛詔中有云：「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行滋多……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１可見，他是把佛教以及連同景教在內的一切來源於外國的宗教，都視為不可容忍的「異俗」，鄙以「區區」二字，排外的狹隘情緒明顯表露。從另一敕令中，有所謂「大秦穆護沃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２之言，可得到更真確的印證。
１《唐會要》卷47第840頁，中華書局1955年版，北京。
２同注2書，卷248第8016頁。
其實，這不僅僅是武宗和個別臣僚思想情緒的反映，而且也代表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心理。這時的國情國勢和社會環境條件，較之唐前期發生了明顯變化。武宗滅佛詔中的「是逢季時」四字，絕非偶然之筆，大有文章可堪揣摩。正如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所論，大抵一個朝代，每當國內混亂，統治動搖的時候，對內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對於外來文化越是頑固地排斥拒絕，不敢有所觸發。
自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舉國動盪，國勢大衰，非能昔比。唐後期的皇帝們已經缺乏唐太宗那般寬闊的胸襟和謙虛的氣度，不論滅佛興道，還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著濃重的宗教偏執與迷狂的成分，而積極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為淡化了。
命運各不同
武宗滅佛後佛教與景教的命運，因為它們勢力上的大小之差，根基上的有無之別，生命力的強弱之異，結果也就大為不同。
佛教雖然是被打擊的主要對象，一時也的確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開始復興。景教則一滅殆盡。景寺蕩然無存；中國的教徒統統被勒還俗；外國教士則多被遣返回國，個別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換門庭，或是講習中國儒術，或是潛入中國教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向道教的委身。以呂洞賓為代表的呂祖道派就融進了景教成分。像《呂祖全書》以及專記呂祖故事的《海山仙跡》等書中，都雜糅進了與景教有關的一些內容。特別是《呂祖全書》中的《救劫證道經咒》篇中，包含著景教讚美詩歌中的許多語句。對此，有的學者作有專門考證。１這說明，景教在唐末被禁絕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還是存在的。
１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36—141頁，香港中國學社1966年版。
但無論如何，景教作為一個教派，自唐末在中國內地就不復存在了。一直到元朝建立，這數百年間，在中原大地上連其幾星殘火也已罕見，惟在邊塞某些地方，它尚有一息相延。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當豐富，而有關景教的記載卻如鳳毛麟角，以至龍與上帝關係史上這第一朵浪花，險些被歲月的長河湮滅。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前，唐代長時間裡有過基督教流傳之事已鮮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爾記載到的「波斯僧」、「大秦穆護襖」，一般都認作是佛教一類的稱謂。直到明末偶然發現大秦景教碑，經過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學者的考釋，才認定了有關史實。後來在敦煌石窟又發現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獻。據此，再結合其他有關資料，我們才得以一睹這本來就不甚顯眼但又有重要意義的「第一朵浪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