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的愛情》所寫的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清隊階段；特殊的環境——林彪、「四人幫」在教育界的頭號打手遲群之流直接控制的全國最高學府；特殊的人物——親歷了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老五屆」大學生；特殊的事件——政治鬥爭與愛情糾葛的錯綜。這是一個迄今為止尚無人涉及的題材。真實地、歷史地表現這個題材的豐富內容，正確地、深刻地挖掘其中的思想意義，本來可以創造出一系列嶄新的人物形象，為那個動盪的時代留下一角獨特的剪影；然而，由於作者不自覺地受了「三突出」的影響，在很多地方背離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小說未能完成這個任務。
彭喚濤是作者全力歌頌的英雄人物。他是一個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堅定的原則立場，老練的鬥爭策略，忘我的犧牲精神的烈士子弟，共產黨員。當許多學生還沉溺於派性而瘋狂地自相殘殺時，他卻明智地置身事外，清醒地分析和判斷出真正的罪魁禍首；當人們都在狂熱地高呼「敬祝×副統帥永遠健康」時，他就準確地看出這個人就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並斷言他必然垮臺；當他深受重用，榮任系大聯合領導小組副組長時，就已看穿了頂頭上司們的吃人本性；當他的戰友要用自己的生命揭露這些魔鬼的真面目時，他指出了正確的鬥爭策略與必勝的前景；當豺狼們要把垂危的勇士拖出醫院時，他又挺身而出代人受罰；可是當他愛慕己久的少女要用最寶貴的愛情來撫慰他心靈的創痛時，他又好意謝絕。他還是個才華橫溢、熱情奔放的藝術家。才貌雙全，人人愛慕的姑娘都情不自禁地為之傾倒，而他一旦獲悉，也就毫不猶豫地獻上自己深邃的睿智與火熱的胸懷。總之，作者幾乎調動了一切藝術手段，精心塑造了這麼個高大、完美的青年英雄形象。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現實生活中真有這樣的「完人」嗎？
我們先來看看他身上最耀眼的光輝——驚人的政治遠見。不錯，文化大革命中確有不少敏感的青年較早地覺察了林彪、「四人幫」及其顧問的野心和陰謀，有些人還奮起鬥爭，作出了壯烈的犧牲。但是，第一，由於歷史條件和個人經驗的限制，他們當時決不可能有我們今天這樣全面、深刻、明白、透徹的認識，可是作者為了拔高彭喚濤，卻讓他在一九六九年就說出了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在報紙上才能看到的話，這是不可置信的；第二，正確的認識總是從實踐中產生的。如果說是全面內戰的惡果使彭喚濤認清了鼓吹「文攻武衛」的險惡用心的話，那麼當遲群之流在一九六八年夏季帶人來校制止武鬥，實現大聯合時，他理應是衷心擁護、積極支持的，正因如此，他才會受到重用。作為系大聯合小組副組長，他也不大可能超然於「清隊運動」之外。這不僅因為遲群之流炮製的「清隊經驗」「已經轉發全國」，具有極大的權威性；而且因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像彭喚濤這樣的頭面人物，不去整人就得挨整。按實際生活邏輯，他應該踴躍參加才對。再說也只有從經辦假、錯、冤案的切身經驗中，才有可能較深刻地、全面地認識「清隊」的真相。可惜，作者生怕玷污了他的高大形象，有意迴避了這個認識過程。這樣一來，作者就根本違背了存在決定意識，環境決定性格這一唯物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使彭喚濤成了先知先覺的超人。這樣的人，高大固然高大，可就是引不起讀者的崇敬，正如萊辛說的那樣：「凡是不真實的東西都不是偉大的。」（《漢堡劇評》）
再看他對戀愛的態度。原先，他真心愛慕乃至「驚歎不已」的是尤浦芳，因為，她「才貌出眾」，而且理解並傾心於「貌不驚人」的彭喚濤的「思想、心靈、精神的美，她深深地懂得這種美的意義。」一句話，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礎。但後來，尤浦芳借牽線之機向他作了「明朗的表態」後「反應敏捷」的彭喚濤卻一轉身，迷上了思想上完全異趣的金惠萍，不是太意外了嗎？作者也許是想證明彭喚濤對各種類型的少女都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和慷慨佈施的熱情，但無意中卻醜化了他所心愛的英雄形象，給人留下彭喚濤「用情不長」的惡劣印象。
尤浦芳顯然是為了突出彭喚濤而設的陪襯。為此，作者著重描寫了她對彭的無限崇敬與為他所作的兩次犧牲。第一次是她在確知女友金惠萍愛上了她原以為「一定會飛到她身邊來的」彭喚濤時，她決定犧牲自己的愛情，成全金惠萍。自然是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引導她戰勝自己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雷鋒。不錯，羅普霍夫確實為了薇拉的幸福而犧牲了自己的，但他是在確知薇拉與吉爾沙洛夫已經相愛之後，而此時的尤浦芳恐怕做夢都設想到志同道合的彭喚濤將會如此迅速地變情；的確，雷鋒同志的名言「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曾經教育了一代青年，但且不說把這話用到愛情上來未免不倫不類，即以幸福而論，尤浦芳又何以斷定精神上大相逕庭的彭喚濤與金惠萍一定會「融合與互補」到「天衣無縫」的「完美程度」呢？所以她這種高尚的自我犧牲不僅是不合情理的，也是毫無意義的。充其量不過是書生氣十足的學生的一次「道德上自我完成」的遊戲罷了。作者把這樣迂腐可笑的戀愛觀放在政治上如此堅定。嚴肅的尤浦芳身上豈不是有點滑稽嗎？
尤浦芳的第二次犧牲是在彭喚濤失去了黨籍、公民權與金惠萍之後。對他的英雄行為感佩得五體投地的尤浦芳決定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再次向他奉獻自己的愛情。這當然是值得敬佩的。然而我們既驚異於她的善忘，又不免為她的未來擔心：誰能保證彭喚濤不會再迷上另一個金惠萍呢？
總之，作者脫離了環境與性格的統一，不顧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一心一意去拔高彭喚濤，結果適得其反，它又一次證明了「三突出」的不中用。
汪子楊是作者全力鞭撻的小丑，是個反面人物。他的形象要比彭、尤真實得多。小說對他那種利慾熏心，狡詐無恥、陰險毒辣的性格刻畫得頗為生動。然而，作為文學作品，不僅止於暴露反面人物的醜惡嘴臉，還應進一步揭示他們的社會根源；亦即是說，要寫出這種性格產生和發展的環境。只有寫出了具體的歷史的環境，人物的行動才不是隨心所欲的遊戲，人物的性格才有深度，人物形象才富於社會意義。可是，在這個問題上，作者又違反了現實主義的原則。
眾所周知，遲群之流在全國最高學府是以殘害知識分子為能事，篡黨奪權為目的。然而，切不可忘記，他們打著「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神聖旗號，掛的是「工人階級」的堂皇招牌，這就使他們帶上了「最最最革命」的靈光圈，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與迷惑力。何況他們進校之初也確實制止了武鬥、實現了大聯合，而且他們的「經驗」，更是成為全國「清隊」的「樣板」。鑒於這種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當時大多數師生不可能也不敢對他們的言行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這是一切悲劇的穩根子。奇怪的是，在小說中竟然連遲群之流的影子都沒有出現過，這還談得上什麼環境的真實性呢？而沒有了真實的環境，人物也就成了「空中飛人。」
看來作者是在迴避某種禁區，為此，他顛倒了校內的階級關係，把當時僅是一個遲群之流的不自覺的僕從與走卒的汪子楊抬高為外語系的主宰，「四人幫」的代理人，遲群之流則不見了，這符合歷史嗎？
也許有人會說，汪子楊不是終究變成了幫派骨幹了嗎？不錯，作者是這樣交待的，但那是好幾年以後的事。在小說描寫的那段時間裡，遲群之流正在學校裡「領導一切」，汪子楊是根本沒有資格參與系清隊領導大權的。這不僅因為他連黨員都不是，更重要的是因為他不久前還是個武鬥干將，在遲群之流進校之初，他還須三番五次地痛哭檢討才能過關哩！按實情，倒是系大聯合副組長的彭喚濤更有資格。
也許有人會說，汪子揚既然是遲群之流的忠實打手，揭批他不就等於揭批了遲群們嗎？這須看他當時是否己成了遲群之流自覺的信徒，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須知遲群一夥搞的「清隊」，其目的固然是為了迫害知識分子，進而篡黨奪權，但他們口頭上卻說是為了「落實毛主席指示」，「打擊階級敵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方延丹、彭喚濤點名攻擊的「中央文革領導」當時還是「響噹噹、硬梆梆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因此，大多數師生，包括汪子楊、金惠萍在內，都必然真誠地相信方、彭確實是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可見汪子揚當時也完全有理由宣稱自己是在「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哩。
為了暴露汪子揚的真實動機，作者剖析了他的惡劣品質：志大才疏，野心勃勃。這樣的人為了往上爬，的確會不擇手段。當時在學生中也不乏其人。就這個意義說，汪子揚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即使作者也不過說他當時的動機只是希望立功、入黨、分配一個好位置和從情敵手中奪取女性。平心而論，這前三項本是每個學生夢寐以求的好事，第四項雖然卑鄙，但似乎還算不上是自覺入幫，儘管這是他野心膨脹的必然歸宿。可我們仍然要問：是誰不僅教會了他實現野心的手段，而且還給了他實現野心的機會呢？為什麼要諱言他墮落的外因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橫行一時，就因為他們給自己的極左路線披上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外衣，蒙蔽和毒害了不少青年，他們中的少數後來成了幫派骨幹。但是，正如多數人的覺醒要有一個認識過程一樣，少數人的墮落也須有一個演變過程，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是有意反黨的。準確地描寫這個演變的過程和根源，對於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幫」，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教育和挽救犯錯誤的人，都有很大的認識價值。小說未能揭示這一過程及根源，而是把汪子揚寫成了一個與生俱來的壞蛋。這樣痛快固然痛快，卻大便宜了真正的罪魁禍首——林彪、「四人幫」及遲群之流。
比較而言，金惠萍乃是小說中最真實動人，也是最令人同情的悲劇形象。可是作者對她的「叛彭投汪」顯然是譴責的。尤浦芳「為她難過，為她痛惜，為她感到深深的羞恥」的心情無疑反映了作者的態度。在小說的末尾，作者還讓她自己感到「愧悔」，即是說，作者認為她是不識明珠，自食其果。但這是不公正的。作者之所以會對她持如此嚴厲的態度，除了他念念不忘突出彭喚濤外，仍然是因為他忽視了她所處的環境。
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金惠萍對彭喚濤的愛是真誠的，熱烈的。然而這一愛情缺乏牢固的基礎——共同的政治思想。這個俏麗嫵媚、溫柔嫻靜的姑娘對彭的遠見卓識那樣的驚慌恐懼，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她的這種循規蹈矩、膽小怕事的政治態度，與其說出於她極端軟弱的天性，不如歸因於她那極端軟弱的政治地位。我們還記得，她的父親是一個小提琴師，在「文藝黑線專政」論與「血統論」猖獗的年代裡，她的處境是不難想像的。這樣的「末等公民」當然是經不起風暴襲擊的。為了永遠擺脫「狗患子」的厄運，求得安全可靠的前程，她不得不以自己僅有的資本——愛情作為代價，在同學中尋找避風港，保護傘和靠山。狡猾的汪子揚正是利用這一點來引誘她的。對於如此可憐可悲的交易，我們能忍心責備嗎？
至於說到她在政治上「出賣」彭喚濤，那麼我們不應忘記：第一，當時在她和大多數師生看來，彭喚濤所支持的方延丹的上告信確實是反革命信件；第二，就當時的情勢看，金惠萍宣佈同彭喚濤「劃清界限」的空洞表態乃是既保存自己又掩護彭喚濤的最好策略。如果彭喚濤能同她通氣，無疑也會指令她這樣做的。那樣的話，這篇稿子的提刀者就不會是汪子揚而是彭喚濤了，因為它無損彭喚濤的一根毫毛。可惜整人經驗極其豐富的遲群之流絕不會蠢到上當的地步。借用小說裡的比喻來說在遲群這樣的嗜血魔王統治的地獄裡，一個人只要落進了血跡斑斑的角鬥場，那就絕不是虛晃幾槍即可以超生的。他必須竭盡全力地和自己的同伴、朋友、親屬乃至愛人自相殘殺，直到有一方終於倒斃在血泊中為止。政治上十分幼稚的金惠萍既己邁出了「劃清站」的第一步，遲群之流就決不會輕易放過她。他們必然會無休止地逼迫這個「知情人」「徹底揭發」「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苦口婆心」地「幫助」這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用「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和群眾對她的挽救」。而軟弱的金惠萍一旦踏上了「反戈一擊」的陡坡，就必然會身不由己地一滑到底。她不但會把彭喚濤有關「副統帥」的高論兜底抖出來，而且在那些立功心切的獄卒永不滿足的威逼下，她甚至不得不違心地簽署偽證，編造假供。即使是汪子揚也幫不了她什麼忙，且不說他根本無力左右關係的「清隊運動」，就算能夠，為了鞏固自己的戰果，他也必然要千方百計地加深金、彭之問的鴻溝。事實就是這樣無情，但如果小說真的這樣寫了，我們又有多少理由去責備她呢？
環境的失真還表現在場面描寫和歷史細節上。例如：小說把那種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下的批判大會的氣氛寫得那麼自由、輕鬆；方延丹臨終前問起彭喚濤時，尤浦芳競敢當眾為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落網而「泣不成聲」；在九大以後還有「敬祝」、「寫請示」、「忠字舞」；汪子揚在對金惠萍「攻心」時竟演說了一番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拋出來的「階級關係新變動論」等等。這些都是不符合史實的。
對於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來說，環境的失真和人物的失真必然導致主題的削弱，瓦解與變形。所以，作者主觀上是要歌頌歐陽平式的青年英雄，但是「三突出」的方法損害和扭曲了他的形象，結果在客觀上宣揚了「天才論」與「英雄史觀」；作者在主觀上是要控訴林彪、「四人幫」，但環境的嚴重失真轉移了批判的方向，結果在客觀上反而放跑了真正的敵人，減輕與開脫了他們的罪責。這可是作者所意想不到的吧？
藝術的生命在於真實。而任何真實的東西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形象的。從抽像的公式、概念出發，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改造」過去的事物，隨心所欲地虛構情節和細節，任意拔高或貶低人物，是決不可能創造出真實動人的作品來的。這就是《失去了的愛情》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
（原載《鴨綠江》197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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