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鳥離巢，百鳥遷窩。
崔振國和王復羊於8月初離京，我們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於該月下旬捲起鋪蓋「打
道回府」。當然，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市區絕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
李裝運到卡車上。向西——再向西——沿著環山的石子兒公路，扎進了大山環抱的潭柘寺。
在寺廟內住了一個多月，當了開山築路的壯工。公路修完，卡車又拉著我們向西——再向西
——進入了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峒。這兒離北京雖然只有百十里路，由於山巒重疊，進了一山
又一山，兩山形成漫長峽谷，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佔領北京之後，他們的足跡也沒有到過這
大山溝溝。我們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個名叫「一擔石溝」的山窪裡，卡車拋錨——我
們又到了一個改造驛站。
別看這兒荒漠寂寥，梯田邊上卻支著幾片棉布帳篷。疙疙瘩瘩的山路兩旁，還堆放著磚
瓦沙石以及雕樑畫柱等雜物。第二天，我們才聽人說，這兒要修築一座市委療養院，我們這
些築路工要改行變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駁的梁木，是擴展天安門廣場時拆下的民房
舊料。
《北京日報》社。新華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農村改造時化整為零了。
此時，又在這兒重新匯合。除了那些在「狀元府」就熟悉了的夥伴之外，又多了從中共北京
市委、團市委以及市工會、市婦聯來的右派。他們中間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誠、葉向忠，
還有市委各部門「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華、粱湘漢、薛德順、鐘鴻、張敦禮；市工會
系統的安福順、蔣濟南、王一成；婦聯繫統的李琦，以及團市委系統的黃慕堯、張永經。王
蒙。右派的人數驟增，足足可編成一個連隊了。
乍見王蒙時，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來就像竹竿般的身子，變得更為頎長。他
被劃為右派，翻了幾次烙餅：劃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劃上了。幾個回合的反覆，精
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間，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見面，是在批判劉紹棠的會上，當時他還在
扮演著正面人物的角色，不過好景不長，厄運很快就降臨到他的頭上。
「怎麼樣，老弟！」我想不到在這大山溝裡和他相遇。
「和你一樣。」他說，「不然咱們怎麼能到這兒聚會來呢？」
「還寫嗎？」
「不幹那行當了。劃右以後，我打報告要求自謀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賣糖葫蘆什麼
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認為他是講笑話，便笑了。他沒笑。
「職業病很難治，我還有創作衝動。」我說。
「算了吧！別自作多情了。我是沒這份心思了！只想當好地球修理工！」
說實在的，我當時雖不認為王蒙的回答是誠懇的，但是我理解這種回答。反右鬥爭之後
許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種奇異的保護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黃，知了的皮和褐色
樹皮同色一樣。我也不例外，在向報社交上年終思想改造總結時，我寫了滿紙的對大躍進的
阿諛之詞，真實的我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連影子都不如的東西，拿給
管理我們的人看。儘管如此，我還是感覺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嚴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
是到這大山裡來大徹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點人的真情。我和他
地鋪曾一度相挨，當他鑽進冰冷的被窩時，常常拿出二兩裝的扁酒瓶，遞到我的手裡，悄聲
他說：
「喂！來一口驅驅寒吧！」
我有時客氣地推辭，有時卻也毫不客氣地接過酒瓶，對著瓶子嘴，咕咕兩口。他似乎也
顧不得衛生不衛生了，用手抹兩下瓶子嘴，一口氣把扁瓶的酒喝光，來而不往非禮也，有時
我也買一瓶酒，如此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澆愁。
記得那是大山溝飄落頭場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滬州二曲，往肚子裡灌了個飽。熱
酒壯肚之後，我說：
「魯迅先生有幾句詩，你還記得嗎？」
「濕（詩）都變成干了，也許還能記起。」
我背誦著：「……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他沒有接上我的話茬，打諢他說：「我也需要告訴你兩句，老弟：樹林子大，這兒什麼
鳥兒都有！」啞謎般的話語結束之後，他扭過頭睡去了。
這就是王蒙劃右後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麼都知道，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貌似
在合眼睡覺，其實在睜眼看著四周，與其說他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說他對這個冷酷
的世界有著相當的警覺。他話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誡我認識客觀環境。說不定，他在當時
已然發現了我潛藏著某種悲劇性的前兆呢？！
（40年過去之後，王蒙告訴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後的一個年節，他的兒子王山曾
問及他：「爸爸，當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寫的那樣？」王蒙一家當時正吃年夜飯，他
一邊喝酒，一邊回答兒子說：「是，就像維熙寫的那樣。」兒子還想詢及他什麼，見他潸然
淚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這兒不單單有幾十號右派，還有輪番來勞動的市委各系統的機關幹部。無數雙眼睛都在
審視我們。
「一天等於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張貼著這樣醒目的標語。
大喇叭還不時唱出十分動聽而又絕對浪漫的歌：
點燈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蘋果撞腫頭
在大躍進的浪潮席捲之下，這偏僻的山窪經常若同鬧市。開山的打釬聲，油錘的破石
聲，隆隆的爆破聲，每日不絕於耳。蓋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縫兒的石灰自己燒，背石上
山用的背簍兒自己編。除去修築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務之外，右派和那些輪換著來勞動的幹部
們，還擔負著把周圍梯田都種上果樹的任務。
挑燈夜戰是家常便飯。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組，夜戰干的活兒，是和梁湘漢（80年代的
中共北京市紀委委員）從溝底拾撿河卵石，並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蓋房的地段，以備第
二天天亮後，用這些卵石充填溝槽。這種勞動的艱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為空手登山還要
氣喘吁吁，抬上幾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頭滿身汗，實在無半點誇張之處。半夜收工穿著
汗淋淋的衣褲，鑽進冰冷的被窩，一合眼就到天亮。
這兒除了下放幹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帳篷。地鋪離地有半尺高，被窩陰冷潮濕。每天
早晨醒來，帳篷頂上凝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們哈的氣凝聚而成。沒有爐火，沒
有防潮設備，帳篷上冰錐懸掛尺半長的隆冬三九天，我們如同躺在冰窩裡。因而我們睡覺
時，幾乎一律頭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圍著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是有著老牛筋般的韌性。到這兒來才發現自己是個文藝天才的張
永經（後任北京廣播局局長），居然編了一首《一擔石溝之歌》。歌詞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一擔石溝石頭多
石頭滿溝滿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徑入雲起戰歌
馬上有人把它譜上曲子，於是這首歌常常在右派開會之前，或在和下放幹部聯歡時，高
唱起來。你唱，他唱，我唱……後來成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這也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畫像。身上背著沉重的黑十字架，頭上戴著無形
——但比有形還要厲害的「緊箍帽子」，肩上抬著超過人體正常負荷的石筐，嘴裡還要唱著
抒情而豪邁的歌。
靜夜深思，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到底是應該歌頌的堅韌不拔氣質呢，還是魯迅筆下的阿Q
這條好漢，把辮子伸延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腦袋上來了，使他們成為頭上沒有辮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銳聯想，也是由於對自己心態的某種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經常連軸轉——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還經常自發地組織
什麼競賽。新年剛過，天冷得滴水成冰，連那不封凍的山間泉水，周圍也結了一層光潔的
冰。這時，我們組織了挑水上山澆灌果樹的勞動競賽。山路彎彎，扁擔顫顫，每個右派都怕
名落孫山，因而個個奮勇爭先。有的為了提高效率，在歸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奪路而
下。當天，刮著五六級的西北風，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單薄秋褲，熱汗仍然從毛孔中
湧出。奇怪的是，當我躺在陰冷潮濕的帳篷中時，居然產生了詩的情感。根據記憶，詩是這
樣寫的：
狂風似虎嘯
落葉滿山飄
巨石凍裂嘴
老樹吹彎腰
三九隆冬恨天熱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澆開冰霜道
一路歌聲一路笑
這首詩被穿插在右派的「詩歌聯唱」中，在晚會上進行了表演。為了表示我們的改造堅
貞之意，我和漫畫家李濱聲還以模擬已故京劇名流葉盛蘭的小生笑腔，顯示我們挑水上山的
不凡氣概。感情是虛偽的嗎？相當虔誠。是為了顯示積極而自我表現嗎？絕非如此，當天右
派幾乎全部上陣，王蒙也概莫能外。但這種虔誠的程度越高，說明潛藏在中國知識分子血液
中的阿Q遺傳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層次的虔誠，那些管理監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階級斗
爭一抓就靈」的法寶來衡量，也認為你的虔誠摻假。就是在右派群體中，由於都想表現這種
虔誠，爭取早點摘掉右派帽子，歸還人民隊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誠詆毀別人的虔誠，或把
別人的虔誠當成墊腳石，以羊群裡跑駱駝來顯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誠。所以，「窩裡反」的事
情層出不窮，而幹這種勾當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頭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
過於漫畫家李濱聲的遭遇。李濱聲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不僅僅會畫漫畫，還是個京劇行家
兼魔術師。其人絕頂聰明，屬大智若愚的類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轟趕一頭毛驢，穿山
過嶺到趙家台去取蔥秧，以移栽到我們的菜園。其愚之一：幾十里山路他只是牽著毛驢韁繩
走，沒有騎上驢背一秒鐘。他認為右派應當苦練腳板功，並無條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
當他從趙家台馱著幾個荊筐的蔥秧，疲憊不堪地返回一擔石溝時，發生了一件使他傷腦筋的
事情，那蔥簍兒一邊重，一邊輕。因毛驢身上負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總是往一邊傾斜。
李濱聲想解開繩子，重新捆綁一下，可是山裡人打的是個牢牢的死結，儘管李濱聲能在舞台
上輕鬆地表演「仙人脫衣」的幻術，卻怎麼也解不開繩扣兒，我們這位老實的漫畫家，無計
可施之際，便用雙手托著那個向一邊傾斜過來的重簍兒。毛驢走正經的山路，他在旁邊蹚樹
棵子橫向移動腳步。山路崎嶇漫長，他甘當毛驢的護衛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嶺，硬是
把蔥秧運回到「一擔石溝」。按道理說，漫畫家這番表現不受到嘉獎，至少也不是什麼改造
中的失誤吧？但是後來在一次批鬥李濱聲的會上，那個姓唐的右派「頭人」向他吼叫：
「你以為這是什麼改造成績嗎？充其量不過是驢道主義！」
「驢道主義是人道主義的變種！」
「你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不改！」
「你面孔獰惡，裝什麼救世觀音！」
那是一個令人悲慟而難忘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批鬥會，起因有二：一、李濱聲第二次
去趙家台為老鄉畫街頭畫時，據說把大躍進年代必然是肥肥壯壯的牛畫瘦了；二、李濱聲為
「一擔石溝」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禮堂）畫宮燈時，宮燈上的水仙花葉用了墨黑色。李
濱聲當時正逢辦理母親的喪事，從京城返回山區奉命立刻提筆作畫，「頭人」說那墨色線條
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慶之意。由此推斷出李濱聲與黨與人民兩條心，非打垮他的瘋狂
氣焰不可。
李濱聲剛剛奔喪歸來，面龐清懼瘦削。他連連解釋，什麼「趙家台的牛本來就瘦」啦，
「水仙花的葉子宜於用褐墨色表現」啦，但他這種虔誠執愚的說明，在暴風雨般的聲討中弱
若游絲，不但起不到解釋作用，反而使會場加了溫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體壯，你畫瘦了是心懷鬼胎！」
「這是立場問題，只說明你反動至極！」
「你母親死了，你在家裡桌上的碗裡插筷子，分明是宣揚封建！」和李濱聲家住同院的
右派「頭人」揭發說，「你在家裡的嘴臉我們可以不去過問；你在我們落成的新禮堂宮燈
上，用墨黑色畫花葉子，我們不能不過問。你對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持什麼態
度？你為什麼不用暖色和艷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顯，你是藉機會發洩你對社會主義制度
的不滿，對在一擔石溝改造不滿，對我們在山區修蓋市委療養院不滿。我告訴你，你對這些
問題要老實交代！」
「頭人」發言，當然有號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議先整他的態度：
「低頭！」
「叫他低頭——」
還沒容積極分子上來強按他的脖子，李濱聲就踉蹌著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
體操運動員表演的「俯臥撐」。可是他沒有再爬起來，蒼白的臉頰上淌著虛汗，嘴唇像牛反
芻一樣嚼動著，一團團自沫從嘴角流了出來。
批鬥會上突然發生的事情，給狂熱的氣氛帶來片刻的冷寂。人們都伸長了脖子，看著蜷
曲著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濱聲，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顯的同情，還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覷不知
所措。很顯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脹，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惡在退卻。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右派「頭人」高聲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濱聲的當。他曾對我說
過，小時候他用這種假死戰術，胡弄過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裝死狗的策略，我們要具有
高度的敵情觀念，萬萬不能鬆懈鬥志！」
這個「頭人」是個湖南鬼。年輕時曾參加軍干校，後來又從軍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
派批判他時，曾說他投機革命。當時，我還對他有所同情，從這次批鬥李濱聲的會開始，我
倒真覺得他有點投機分子的味道了。李濱聲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會在態度上有所
收斂，惟獨這位「頭人」，十足地顯示出獰惡。何況他和李濱聲同住一院，既是報社的同
仁，又是同院的鄰里，何必如此窮凶極惡地欲制人於死地而後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開始後，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機上書當時的一位大
人物，全國滿天飛大造其反。其妻屍骨未寒時，便與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復其黨
籍）。
躺在地上的李濱聲經歷了短時的昏厥後，甦醒了過來。他艱難地站了起來，抹了一把嘴
上的白沫，伸長脖子低垂下頭，虔誠地說：「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鬥會，重新開始。據李濱聲回憶當時在批判他時，一個同類使用的形象
比喻，使他終生不忘：「李濱聲！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塊酵母，時時刻刻在影響和毒化著這個
集體，我們今天批鬥你，就是在消除你的發酵作用！」
「趙家台的牛，真像你畫得那麼瘦嗎？」
「不。」李濱聲有氣無力地回答。
「那你為什麼有意畫成瘦牛？」
李濱聲被輪番批鬥了一個多小時，會議宣佈終場。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
次批鬥會。反右鬥爭告訴我，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十分凶殘；這次會議又啟示了我，右派泯
滅天良地整起右派來，比知識分子之間的傾軋，還要殘酷十倍。我在那次會議上沒有發言，
這倒不是不想去虔誠一番，而實因虔誠的人太多了，沒輪上自己表演虔誠。難怪睡在我旁邊
地鋪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斷編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帳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窩
裡，小聲地咒罵道：「他娘的，這是要干甚哩？難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裡生出來
的？是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
「你是什麼意思？」
「李濱聲都暈倒了，他們還他娘的踩人家，我懷疑他們的心臟不是肉長的。」
我低聲說：「這兒良心不值錢。」
「我日他娘——」王守清說，「我要是李濱聲，跳起來就和那幾個傢伙拼了！拚死一個
夠本兒，弄倒兩個賺一個。」
「別說了。」我怕聽他這些血淋淋的話。
這個當年戰場上的戰鬥英雄，常常對我說他活得過了頭，罵自己沒在解放戰爭中吃了槍
子兒。我毫不懷疑他話中的真誠，因為我們並排躺在地鋪上時，他總是狂吸著煙卷，兩眼直
棍似地對著帳篷頂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篤。在右派群體中他顯得最為窮酸，一件毛褲，一件紅線衣，加上一件草
黃色的破舊棉大衣和一雙大頭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戰歸來，他脫鞋爬上地
鋪時，我發現他竟然是赤著雙足，便拿出10元錢給他，叫他去買兩雙厚線襪子穿上。他沒
有推辭，但我發現他並沒有買襪子穿，而是買煙抽了。我對此十分不滿。他向我解釋說：小
時候受苦慣了，光腳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沒煙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愛人不幫助你嗎？」我問。
「我就是為他娘的這事發愁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最初，他連連搖頭歎息，最後，還是袒露了他的心聲。他告訴我，當初追求他的那口
子，現在提出和他離婚。
「你可是個男子漢！」我建議他揮刀斬斷兒女情。
他說：「我辦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勁拿出來！」
「這是兩碼事，我一切能捨棄，就是難於割捨她。在這方面，我是個軟骨頭！」他表白
得堅定而赤誠。
又是一個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覺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損陰德的——儘管我不欣賞他的
態度，還是對此事表示緘默。說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轉意，因為當時他
倆已經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發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後，幾天沒有歸來，
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總是盼他早早歸來，一天，兩天……十多天過去了，他也沒有返
回山溝。詢問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沒有歸隊的緣由。一天，右派集中學習時，「頭
人」宣佈了王守清的犯罪情節：由於老婆鬧離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組織上對他進行了仁
至義盡的搶救，他甦醒後埋怨組織把他送進醫院並且絕食。
後來，右派「頭人」集中起右派來開會，「頭人」宣佈說：王守清妄圖以死來對抗改
造，是徹底自絕於人民的行為。經王原單位研究決定，送他勞動教養。接著，「頭人」聽每
個右派談認識、談感想。會場上愕然。木然。嘩然。這兒大都是文化幹部，當然不乏對王口
誅筆伐之詞，直到深夜才宣佈散會。
當時已是暮春初夏，一擔石溝的溪水已經潺潺而流，向陽的山坡上，草木萌動，自然界
正賦予萬物以勃勃生機。但是王守清——這個山西大漢，卻像黎明前隕落的晨星一樣，在春
草染翠山谷的季節，從我們這個群體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悵，但也僅僅是惆悵而已，泥牛過河，自身還難保呢！加上1959年大躍
進高潮時期，人體機件的超負荷運轉，常常使人的神經麻木滯呆。可是我更沒有想到的是，
王守清只是一個開端，接踵而來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妻子張滬。
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憶。盛夏的清晨，我剛剛拿上鐮刀和繩子，要去上山割荊給
編筐組的夥伴備料（當時王蒙的勞動任務是編筐），突然被「頭人」喊了去。他說：「你不
要上山了，準備回城！」
「什麼事？」
「張滬出了什麼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會兒王主任會告訴你的！」
沒見什麼王主任，卻看見（北京日報》通信員在隊部辦公室門口東張西望。他身旁停著
一輛摩托車。他發現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說：「喂！快上車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坐上再說。」
「我去找王主任說一聲。」
「不用了，我替你請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遊蕩在山間的濃霧，覆蓋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摟著駕駛員
的腰，用最大的聲音詢問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別著急，不要緊。」其
實，我心裡也揣摸出個八九不離十來了。通信員是清晨抵達這個山溝溝的，沒有十萬火急的
事情，他不會星夜趕到這兒來。這兒離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盤山小徑，十分難
走，想必這位熱心腸的通信員在凌晨就離開了市區。
瞭解張滬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劃右派後她非常悲觀，特別是她父親和弟弟也劃右
後，她的情緒壞到了極點。在一擔石溝編筐組的日子，她對我說過：「維熙，我幹的活兒比
你輕，心卻比你累。我有時真覺得活膩味了，反正為你生下了一個兒子……」我當時總是寬
慰她，叫她想開一點，並用「天無絕人之路」的古語來說服她。她沉默無語，後來她懷了
孕，心情更憂鬱了，從家裡寄往一擔石溝的信中，常常出現「我走累了」一類的雙關語。我
無回天之術，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復她，但我沒有料想到她當真要和這個世界訣別。
山風在耳畔鳴響，彎彎繞的山路顯得比以前更為漫長。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這條盤
山公路上她對我的低語：「維熙！不要緊，縫上兩針就好了！」
「這足以證明我們沒做過虧心事，不然，你就變成獨眼龍了！」
那是一次背運石頭時發生的事情：那天，開山的炮聲剛剛響過，我背著一荊簍石頭，穿
過放炮的地區。為了盡快把石頭運往建築工地，我在亂石叢中疾行。沒想到，剛剛被炸崩下
來的石片淨是虛石，我一腳踏上去就陷了進去，尖尖的利石劃壞了我的腿，同時頭沉重地向
前栽去。還算好，背簍裡滾出來的石頭沒砸著我的後腦，但齜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進了我
的眼窩。我迷迷糊糊站起來時，已是滿臉鮮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車，駛向門頭溝醫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張滬，當時她在編筐組編筐，是王蒙告訴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
的荊條，沒解圍裙就奔向了吉普車，在環山公路上，她一邊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跡斑斑的臉，
一邊對我說著寬心的話。
也真是老天爺開恩，那塊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個獨眼龍。醫生給我
打了麻藥後先剃掉眼眉，後洗淨傷口，最後在眼窩裡縫了四針。右派妻子攙扶著一隻眼蒙著
繃帶的右派丈夫，擠上了進城的公共汽車。
還是這條山路，奔跑著的不是四輪吉普車，而是兩輪摩托。不用問了，張滬的命運一定
是凶多吉少。我緘默著，那位通信員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終於告訴我說：「張滬在前
天夜裡突然休克，在她的枕邊發現了安眠藥瓶，大夫懷疑她是吃了過量的安眠藥而想自
殺！」
「搶救過來沒有？」
「直到我動身來這幾時，她還沒有甦醒。」
「還有呼吸嗎？」
「非常微弱！」
「還有活下來的希望嗎？」
通信員沒有回答。
我哭了，無聲地流著淚。我開始怨恨我自己。因為在兩個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時，她告訴
我她懷孕了。反右派鬥爭後，她幾乎對夫妻性愛失去了興趣，而我卻沒能體諒她的心情，單
方面地要求性愛。她說我越來越野蠻粗暴，是知識分子的蛻化表現。我很同意她對我的評
斷，但是並不認為評斷得十分全面。試想：一個在大山上每天和不會說話的石頭打交道的
人，到家裡再得不到溫馨之愛，心靈將會變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樣枯竭。不是嗎？
摩托車駛進鬧市，穿過長安大街時，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門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畫像
依然像往常一樣，對我微微而笑，莊重而慈祥。他或許沒有想到在1957年的彈指之間，多
少家庭像一顆顆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隨紅旗東征西殺的中華兒女，正在和
平歲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的流彈擊斃！
在市第六醫院的急診室裡，我先是呆若木雞，後是撲向病榻。她躺在一張白白的被單
下，面色青黃，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難以聽到她的呼吸。我像個孩子似地哭了起來。我身
旁的一位白衣護士勸說：「冷靜點、這兒是醫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說：「阿滬心臟還在跳動，還有生的希望。即使搶救無效，你也要理
智地對待生死問題。」
「她懷孕幾個月了，這關係到兩條生命！」
「我知道。」岳父氣色黯然。
「還有希望嗎？」我彷彿在蒼茫大海中尋找救生圈，「傾家蕩產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會兒，把我叫到病房外邊，叮囑我說：「醫院只知道你是在市
郊改造的右派，還不瞭解阿滬的右派身份。一旦他們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醫會診就可能
作罷。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免得節外生枝。」
「我記住了。」
「還有，你要記住『既來之則安之』這句成語。阿滬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過於悲
哀！」
岳父居然還有心思來開導我，我心裡簡直容納不下老人這番心意，因而眼淚頓時泉湧而
出。他掏出手絹塞在我手裡，雙目嚴肅地審視著我說：「小從，這不是兒女情長的年代，要
面對嚴酷的現實。我為了給自己尋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滬在上海地下黨時，已經為革命獻
身了！」
「不，她還有希望生！」我說。
「是啊！遇事要多從最壞處著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這兒吧！」
老人步履蹣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醫院門口。這短短的路程，對我彷彿異常的漫
長，人的生與死，歷史的是與非，在我頭腦裡衝撞著。廝拼著——因為走在我身旁的前輩長
者，衣褶裡或許還殘留著奔赴延安時的風塵，那雙布鞋上還保留著棗園綠色草漿的斑漬——
建國不過七八年，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這人間清濁該如何評說？！
當天下午，留在報社內部改造的梁沙軍和辛大明，趕到病房來看張滬。大家面色如鐵，
彼此相對無言。我從離開一擔石溝，到此時點食滴水未進，精神的傷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饑
渴之感。還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會兒班，我到北新橋附近一家飯鋪吃了碗涼面。之
後，匆匆回家一趟，見到了母親和年僅兩歲的兒子。母親因災禍再次臨門而欲哭無淚；兒子
則不知其內情，連連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兒子臉蛋緊貼，淚水頓時洇濕了他那片小臉。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來。
「爸爸別哭，給我逮院子裡的蜻蜓好嗎？」
我沉默無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緊。
「媽媽病了，你到醫院看她了嗎？」
你也許沒有媽媽了——我心裡暗暗地自語。
「媽媽前兩天給我用彩紙疊了一隻小船！」
她或許在蒼涼的大海裡漂走了——我想。
兒子用滾燙的嫩紅嘴唇，親吮著我臉上的淚：「爸爸！不哭！媽媽說愛哭的不是好孩
子！」
我放下小兒子，又安頓一下母親，匆匆折回第六醫院，第六醫院原名道濟醫院，是解放
前美國長老會（隸屬於天主教會）開辦的——這是多少年之後蕭乾讀過《走向混飩》第一部
之後告訴我的。這裡的醫生護士倒和這個醫院的名字相符，他們在下午組織了對張滬的會
診，確診張滬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藥而瀕臨死亡，搶救的辦法提出了多項，最後一個著名的
中醫宗維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藥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但是醫院沒有此類貴重
藥物，宗老先生親筆為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速去西單北大街的西鶴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該
店有此名藥，憑他的聲望或許能買到一點兒。當時，已是晚上9點鐘了，我給周遊同志打了
個電話，請求報社給以幫助，周遊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馬上派了輛臥車來，以解決我去買藥
的時間問題。大約在午夜前後、我把藥買來，醫生當即煎煮，並撬開張滬緊緊閉著的牙齒灌
進肚子。第二天上午9點許，張滬的呼吸明顯強化，臨近中午12點，她從胸中吐出一聲長
長的歎息：「唉——」接著是不連貫的夢囈般的喊叫：「……我要從百貨大樓上掉下來了！
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儘管心裡充滿苦澀。
我連連向醫生護士們致謝。特別向宗老醫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卻也不無憂愁。據
護士告訴我，張滬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雖然生命是搶救過來了，有可能留下終生的後遺
症，比如癡呆之類。當然，如果她從此成了喪失記憶的人，忘卻了昔日的一切，對她的精神
傷痛倒是個永遠的解脫。但我作為她的丈夫，寧願她帶著又一次的巨大創傷清醒地活下去。
也不願意她變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動物或植物人。而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聽天由
命了……
作為人類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確實比男人要多得多。張滬甦醒的生命還非常虛弱
時，馬上要進行死胎引產。對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產的那個時刻，一定要守候在醫
院的診室門外。這個要求對我來說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顆福星高照之故，張滬拖著瘦
弱的身子居然過了這一道道鬼門關，除去留下時常發作的頭痛之外，還保留下了健康的神
經。
是出於感情，也出於贖罪之願望，我雇了一名特別護士，和我日夜倒班護理著她。當
時，我的稿費雖已快花光，但是再窮也得對得起天良。時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後背長了
褥瘡，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漸康復。在這段日子裡，我每天去醫院時都給她帶一個西瓜解暑。
月餘時間，竟練就了挑西瓜的本領，因而每次用刀切開西瓜，張滬都驚異他說：「這西瓜真
好。」
她身體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緒也水漲船高。但是我們一想到未來，都感到茫茫然而不
可知。是為了逃避對未來的思索之苦，也是為了不虛擲光陰，在看護張滬之餘，我開始了長
篇小說《第一片黑土》的寫作（即歷經了二十多年之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北國
草》原型）。我懷念我的同時代青年朋友，他們為了開墾北國荒原，自願組成了北京青年墾
荒隊，去冰鋪雪蓋的黑龍江三江荒原上開墾荒地。儘管此時的我，已被歷史劃入了另冊，但
對民族和祖國熾熱的火焰，並未完全熄滅，我覺得我應該畫出一幅幅肖像，才對得起這些北
京的兒女們。
我自知看護張滬的時間不會太長，一旦返回一擔石溝就再沒有筆耕時間，所以我在家裡
拚命地寫，然後到醫院去打盹。大約有個把月的工夫，寫滿了3個大本本，估算一下約有
26萬字的樣子。其中，每張紙頁上都有汗水浸濕的水圈斑痕。張滬病癒出院時，我的小說
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張滬一起去向第六醫院的孫院長致謝。哪知，迎面給潑來的是一盆冷
水，我們的心頓時結了冰。她板著面孔說：「說實話吧，當時我們不知道張滬是個右派分
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麼大力氣去進行搶救！」
我倆呆呆地站在院長辦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還記得那令人尷尬的場景，我
倆進退維谷，完全不知所措。後來，我們從護士嘴裡打聽到孫院長是個老處女，只當她是性
格怪癖所致，依然寫了一封感謝第六醫院的信，擲進了信筒。
張滬因身體虛弱，繼續留在報社勞動，我則乘坐公共汽車到門頭溝，爬山過嶺回到群巒
環抱的一擔石溝。當時已是初秋時節，樹葉在秋風中緩緩飄落，我的心也像樹葉一樣，墜落
在大山之谷。因為我歸隊後說了一句：「張滬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僅僅次於我死。」便說我
喪失立場，同情張滬自絕於人民的行為。那位「頭人」組織老右開我的批判會。我在會上據
理力爭，並把沒有虛擲時間寫了開墾北大荒長篇小說一事提了出來，我真是執愚到了極點，
殊不知右派分子沒有筆耕的權利。那位「頭人」說：「你想幹什麼？你想寫出百萬字的大部
頭來，威脅黨組織給你摘帽子！告訴你、那是白日做夢！」如果僅僅是口誅筆伐，那倒也無
所謂，只要給他兩隻耳朵就夠了。但這位「頭人」在後來，編寫我們的「罪行材料」時，把
我寫《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寫到了擲我進「大牆」的結論之中……
批判會開過不久，《北京日報》、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華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開拔令。
我們離開了大山溝裡的人造宮殿，離開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澗中跳蹦著的潺潺溪水（歷史到
了80年代，我和當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類王志誠、白祖成、鐘鴻、李濱聲、張敦禮、梁
湘漢……重訪「一擔石溝」，昔日挑水上山、背糞上山種下的桃樹，都枯死了——「宮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斷流，它成了北京日報存紙的紙庫）。當時，大躍進的謊禍之災已綻露
端倪。鑒於情況嚴峻，我們這些勞動力被抽調回來，開墾一塊農副業基地，以便編輯、記者
們的食堂少一點代食品，多一點口糧。
新的生活驛站名兒很怪——叫「四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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